引言

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世界性的偉大作家，他的文學遺產(chǎn)在俄蘇得到廣泛的研究。不過，陀學方面的權威專家，大多是從整體上探索他的成就。這從他們研究著作的名稱上就可以看出，如Л.П. 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А.С. 多利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長篇小說》、Г.М. 弗里德連杰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xiàn)實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В.Я. 基爾波金的《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道路（1821—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等等。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知名專家從某一角度研究他的小說，這就是Вяч.И. 伊凡諾夫的“悲劇小說論”，Б.М. 恩格爾哈特的“思想小說論”和М.М. 巴赫金的“復調(diào)小說論”等。前兩者雖然只是單篇論文，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闡釋后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則更是膾炙人口，成為陀學，甚至文藝學廣闊領域內(nèi)的一面旗幟。

本書從另一角度出發(fā)，以過去較少涉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為研究課題，這一課題自然涉及所謂“心理小說”的問題。一般認為，心理小說始于17世紀法國女作家瑪麗·瑪?shù)氯R娜·德·拉法耶特（1634—1693）的《克萊芙王妃》（1685），與后繼者法國作家拉比·普萊伏神父（1697—1763）的《曼儂·列斯戈》（1731，別林斯基贊許它以詩意和心理分析成為不朽之作），英國作家薩繆爾·理查遜（1689—1761）的《帕美拉》（1740）、法國作家肖德洛·德·拉克洛（1741—1803）的《危險的關系》（1780—1782，斯丹達爾認為它是自己的先驅）、法國作家本杰明·貢斯當（1767—1830）的《阿道爾夫》（1815，它也在心理描寫方面受到斯丹達爾的贊許）。有人稱貢斯當為“心理小說之父”。^[1]而在俄國則一般認為始于萊蒙托夫。

盡管上述心理小說的先驅都以側重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細膩刻畫人物的情感和激情為創(chuàng)作特色，但界定“心理小說”的概念仍有一定難度，因為在18、19世紀的歐洲小說中，心理描寫逐漸成為小說藝術的一個重要元素。蘇俄學者О.М. 奧斯莫洛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心理小說》中曾試圖這樣界定心理小說的含義：“心理小說中最關心個人存在問題，關心人的個性本身、他同階級和整個社會的關系。其情節(jié)主要不是集中于人物所屬階層的實際生活和他們的社會典型性，而是集中于他們的精神活動，^[2]個人的自我意識和心理。主人公通常是先進的、杰出的、復雜的個性，他處于同環(huán)境的沖突中，在階層觀念之外尋找生活的意義，因此產(chǎn)生內(nèi)心的矛盾，導致他的意識和心理趨于分裂。主要人物的意識結構決定了整個小說的結構?！?sup>[3]這個定義雖說是較全面的，卻有不夠完備之處：它似乎只是比較適用于萊蒙托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而未必適合像屠格涅夫或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因為后兩位作家筆下的人物在同環(huán)境沖突中不完全是在階層觀念之外尋找生活的意義，更極少因內(nèi)心矛盾而導致“意識和心理趨于分裂”，所以可以說這個定義是該書著者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量身定做”的。

與奧斯莫洛夫斯基觀點相左的研究者恰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排斥在典型的心理小說概念之外。例如，文學藝學家Л.Я. 金茲堡在《論心理小說》中對能否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歸為19世紀心理小說表示質(zhì)疑：“如果把心理描寫理解為對矛盾的、深刻的內(nèi)心生活的研究，那么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什么理由能夠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具備這些品質(zhì)。但同樣無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chuàng)作自己的思想小說時，偏離了19世紀經(jīng)典的心理描寫。這種心理描寫的決定性原則是公開的或隱蔽的解釋?！笔裁床攀恰敖?jīng)典的”心理描寫呢？原來，她把托爾斯泰當作19世紀心理小說的“頂峰”，認為托爾斯泰的創(chuàng)作為藝術上的心理描寫理論問題提供了“唯一的（從某方面來說）材料”。這樣，她實際上是把一種心理描寫當作經(jīng)典范式，而不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藝術視為正宗主流。固然她并不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具備這方面的才能，指出在他有如此意愿的時候，同樣“極為出色地掌握了解釋性的心理分析方法”，《死屋手記》就是證明；“《罪與罰》中還有一些經(jīng)典的心理分析的成分。在那里拉斯柯爾尼科夫的作為，他的心靈狀態(tài)、他的行為動機是從內(nèi)部進行觀察的”。而在此后的創(chuàng)作中，作家則發(fā)生了轉變：“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秘小說（роман тайны）的重要性與多面性轉移到對自己人物的心理描述上。對人物行為動機的解釋，在小說的進程中一再改變，每一個新的謎底都不是最終的……”^[4]不過，金茲堡以19世紀“經(jīng)典的心理描寫”的定義把文學家-心理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排除在主流之外，似乎也有其合理性，這剛好說明對19世紀的文學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是不典型的，她的話實際上間接說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描寫上的獨創(chuàng)性，在19世紀心理小說中他的確是獨樹一幟，在許多方面開辟了20世紀心理小說的先河。

需要提到的另一位是В.Я. 基爾波金。這位研究家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xiàn)實主義觀照著全部的現(xiàn)實生活，因此不能被僅僅歸結為心理現(xiàn)實主義?！辈贿^，他又肯定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描寫方面的洞察力、心理分析的力量及深度是眾所周知的。撇開它們，既無法想象他的現(xiàn)實主義，也完全無法想象他的天生的藝術才華。看來，沒有一位研究者會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的獨特性視而不見?！?sup>[5]基爾波金的觀點也為我們從“心理小說”的角度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增添了依據(j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借助心理描寫，通過人的內(nèi)心世界來反映和折射外部社會，通過揭示人的心靈的扭曲和變形來反映當時社會的矛盾與混亂的。

不過，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或者用現(xiàn)代術語稱之為心理詩學（психопоэтика）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視，但多年來對它的研究還很不夠。雖然Л.П. 格羅斯曼的《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6]、В.Я. 基爾波金的《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道路（1821—1859）》^[7]和《羅季昂·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絕望和毀滅》^[8]以及В.Д. 德涅普羅夫的《思想·激情·行為》等專著里，各有專門章節(jié)對此論述，Г.М. 弗里德連杰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xiàn)實主義》中有關《罪與罰》的一章里有一小節(jié)亦概括地談到，可是，以專著形式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的，就我們所知，迄今只有О.Н. 奧斯莫洛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心理小說》一書。書中論及的作家還包括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作為專著主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專章只有40來頁，約占全書的1/5左右^[9]。作者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但篇幅所限，談得不夠充分，大多限于理論探討。此外我曾就手頭掌握的20世紀蘇俄五種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論文、專著的目錄，對其中有關心理分析的篇章作過統(tǒng)計：

注：① А.С. 多利寧主編：《陀思妥耶夫斯基：論文和資料》，彼得堡：“思想”出版社，1922年。
② Г.М. 弗里德連杰爾主編：《陀思妥耶夫斯基：資料與研究》第1卷，列寧格勒：科學出版社，1974年。
③ 其中一篇關于《白癡》，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О.М. 奧斯莫洛夫斯基所寫的關于《罪與罰》的論文。
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新方面》，彼得羅扎沃斯克：彼得羅扎沃斯克大學出版社，1994年。

依據(jù)上述統(tǒng)計數(shù)字，基本上可以說，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寫雖然受到重視，但全面的研究（特別是關于技巧）確實屈指可數(shù)。這種統(tǒng)計結果是令人遺憾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無論是蘇聯(lián)境內(nèi)的研究者，還是僑民作家、批評家，盡管常常從正反兩面加以理解，觀點針鋒相對，但幾乎都是注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思想內(nèi)容。在蘇聯(lián)時期這種情況的持續(xù)可能還有另一原因，即在20世紀30年代批評形式主義之后，批評者們對于從形式（技巧）方面分析心理描寫大都視為無意義，有人甚至視為禁區(qū)。實際上，要想避形式主義之嫌，做到完全聯(lián)系心理描寫的內(nèi)容來分析其藝術表現(xiàn)，是十分困難的，也許正是因此導致了蘇聯(lián)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研究領域的荒蕪。當然不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是如此。О.М. 奧斯莫洛夫斯基曾直截了當?shù)乇硎荆骸鞍ㄍ铀纪滓蛩够≌f在內(nèi)的所有俄國心理小說，其特色都未得到充分研究。”^[10]

1980年，Г.М. 弗里德連杰爾在《關于當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幾個主要任務和問題》一文^[11]中，開篇就提出作為心理學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性，無疑是呼吁人們從這個角度去鉆研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的特色與表現(xiàn)。這對我選擇本課題頗有啟發(fā)。

附帶說明我寫作的幾點原則：第一，我的研究主要圍繞心理描寫這個中心。除必要外，一般不再離題旁涉；第二，我將盡可能以求實的態(tài)度、以第一手材料為基礎，而不駕空立說；第三，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詩學的分析，主要依賴細讀文本，務求符合作家的原意。除個別方面確實有論據(jù)足以說明作家自覺地進行探索之外（如潛意識等），一般不使用現(xiàn)代術語，避免將古典作家過分“現(xiàn)代化”。當然，這些只是主觀上的愿望，而愿望往往只是難以完全實現(xiàn)的理想。

[1] 參閱以下各書（Л.Я. 金茲堡：《論心理小說》，莫斯科：INTRADA出版社，1999年；М.А. 雅洪托娃等著：《法國文學史》，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65；А.А. 阿尼克斯特：《英國文學史》，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56；蘇聯(lián)《簡明文學百科全書》，莫斯科：蘇聯(lián)大百科出版社，1962—1978）內(nèi)有關各卷章節(jié)。

[2] 他的這個觀點與Л.Я. 金茲堡在《論心理小說》（第287頁）中的觀點完全符合：“與19世紀‘說明性’的小說的人物們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在自己的行為方面非常自由，因為這些行為的動機直接來源于控制他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年輕主人公……都不務正業(yè)——不做事、不學習、不管家務。他們大多窮困，甚至是一貧如洗，但他們不播種、不收割。少年——裝作在公爵那里工作，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大學生，卻不學習，羅果任——商人，不做買賣，基里洛夫——工程師，不上班，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退役軍官，阿遼沙——過去是見習修道士，伊凡——無業(yè)者。所有他們都將無限多的時間花費在自己的思想歷程上。”

[3] О.М. 奧斯莫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心理小說》，基什尼奧夫：“施金察”出版社，1981年，第17-18頁。

[4] Л.Я. 金茲堡：《論心理小說》，第285-286頁。

[5] 《В.Я. 基爾波金文集》（3卷集），莫斯科：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3卷，第291-292頁。

[6] 《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莫斯科：蘇聯(lián)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330頁-416頁。

[7] В.Я. 基爾波金：《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道路（1821—1859）》，莫斯科：文學出版社，1960年。

[8] 《В.Я. 基爾波金文集》（3卷集），第3卷。

[9] О.М. 奧斯莫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心理小說》，第44-91頁。

[10] О.М. 奧斯莫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國心理小說》，第46頁。

[11] Г.М. 弗里德連杰爾主編：《陀思妥耶夫斯基：資料與研究》，第4卷，列寧格勒：科學院出版社，1980年，第7-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