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舊體詩觀

張 寧^[1]

1918年1月，胡適、劉半農(nóng)、沈尹默在《新青年》4卷1號發(fā)表了一批新詩，拉開了新詩運動的帷幕。這是一場完全不同于歷史上任何一次詩文運動的大變革。倡導(dǎo)者們所提倡的新詩無論在形式還是內(nèi)容上都迥異于傳統(tǒng)的舊體詩。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詩運動是對傳統(tǒng)詩歌的大反叛。

胡適作為這場新詩運動的倡導(dǎo)者，他總是以舊體詩批判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公共視野中，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只愛新詩，不喜舊詩，甚至對舊詩充滿厭惡。而實際上，胡適對舊體詩的態(tài)度比較復(fù)雜。就連與胡適關(guān)系密切的友人，在談及胡適對舊體詩的態(tài)度時，都產(chǎn)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梁實秋稱：“近讀《胡適文存》中有關(guān)論詩之作，我覺得胡先生的意見前后幾十年間一以貫之，很少變化。這大概也就是胡先生的堅定不移的性格之一例證，一有所見，便終身以之?！?sup>[2]梁氏認為胡適論詩的一些主張幾十年間“一以貫之”。而唐德剛卻認為胡適晚年與少年存在差別，他說：“胡適對舊詩的看法，在我的體驗中，他晚年和少年時期的分別是很大的。但是一經(jīng)我追問他又不得不為他少年時期的言論作辯論，因而其言論就顯出矛盾了?！?sup>[3]

以至于學界對此問題也爭論不休。鄭敏在《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中指出，“讀破萬卷書的胡適，學貫中西，卻對自己的幾千年的祖?zhèn)魑幕A如此棄之如糞土”。^[4]而王瑤先生則認為胡適“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tǒng)是有所揚棄，也有所繼承的”。^[5]這些論述無疑是具有啟發(fā)性的，但或囿于一端，或失之籠統(tǒng)，未能盡窺其貌，無法展示胡適不同時期詩論的發(fā)展變化及其矛盾與困惑。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對胡適的舊體詩觀作全面梳理和審視。

一、不同時期的舊體詩論

有關(guān)胡適生平的傳記或研究專著對其人生階段的劃分由于所依據(jù)的標準不同，意見往往不一致，若僅就其對舊體詩的態(tài)度而言，分為四個時期似乎更為恰當。以下分別探討他在求學時期、文學革命時期、新文化運動落潮之后及寓居美國以后的舊體詩論。

（一）求學時期

1907年，胡適17歲，正就讀于上海中國公學。李敖在《胡適評傳》中將這一時期胡適為何能走上舊體詩寫作的道路歸結(jié)為兩個偶然因素：其一，胡適在腳氣病養(yǎng)病期間讀到了吳汝綸選編的古文讀本里頭的不少古詩歌；其二，胡適以詩送別《競業(yè)旬報》社的傅君劍返鄉(xiāng)，對方以一首《留別適之即和贈別之作》相答，詩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的贊語，這讓胡適受寵若驚，“更加重了他對詩歌的熱愛，使他‘發(fā)憤讀詩，想要做個詩人’”。^[6]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開始了對舊體詩的思考。

他首先表達了對律詩的不滿。他說：“做慣律詩之后，我才明白這種體裁是似難而實易的把戲；不必有內(nèi)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只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diào)音節(jié)，會對對子，就可以謅成一首律詩。這種體裁最宜于做沒有內(nèi)容的應(yīng)酬詩，無論是殿廷上應(yīng)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別朋友，把頭搖幾搖，想出了中間兩聯(lián)，湊上一頭一尾，就是一首詩了；如果是限韻或和韻的詩，只需從韻腳上去著想，那就更容易了?！哐月稍?，我覺得沒有一首能滿意的，所以我做了幾首之后就不做了?！?sup>[7]他把律詩看作“不必有內(nèi)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只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diào)音節(jié)，會對對子”的把戲，認為其最適宜用作應(yīng)酬詩。今查《胡適全集》，從1907至1910年胡適在上海期間，保留下來的舊體詩有40首。寫于1907至1908年間的共21首，其中古體詩有12首，五、七言律詩5首，七言絕句4首。律詩明顯少于古體詩。李敖認為此時“他開始恨律詩，開始傾向詩體解放，開始給日后的‘文學革命’種下了伏機”^[8]。

另外，胡適自稱從他的舊筆記《自勝生隨筆》中所摘錄的幾條前人詩論，已能看出其“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9]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錄《麓堂詩話》

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云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錄《南濠詩話》^[10]

前者強調(diào)詩歌語言既不能過于直白，也不應(yīng)偏于晦澀難解。言下之意，語言應(yīng)當以達意為準。后一段話強調(diào)詩歌應(yīng)當“有為而作”，創(chuàng)作應(yīng)帶有某種目的性和功利性，詩人不應(yīng)一味模仿，失去個性。

1910年9月，胡適來到美國，先后就讀于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在這期間，他更加自覺地對舊體詩進行了反思。

首先，他十分重視詩歌的“真”。1911年4月13日，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漢儒解經(jīng)之謬，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蓋詩之為物，本乎天性，發(fā)乎情之不容已。詩者，天趣也。漢儒尋章摘句，天趣盡湮，安可言詩?！?sup>[11]胡適對漢儒穿鑿附會《詩經(jīng)》大為不滿，他認為詩歌應(yīng)出自人的天性本心，是情感不能自已時的產(chǎn)物，因而要有感而發(fā)，以保留“天趣”。在答友人任叔永的詩中稱“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語。脊令風雨聲，令我淚如雨”^[12]。季彭為任叔永之弟，因憂憤時政投井而死，叔永將季彭生前寄給他的書信整理成《脊令風雨集》，并系詩紀念，有云“何堪更發(fā)舊書讀，腸斷脊令風雨聲”。胡適的“脊令風雨聲”是對應(yīng)任叔永之語而發(fā)。何為“至性人”“至性語”？胡適沒有直言，但給了提示，“至性人”“至性語”能夠“令我淚如雨”。只有蘊含了作者本人真情的詩語才能感人肺腑。友人許怡蓀1911年寄長詩《哭程君樂亭》給胡適，胡適評價云：“情真語摯，讀之令人淚下?！?sup>[13]晚年胡適明確提出“詩貴有真”^[14]。他說：“詩貴有真，而真必由于體驗。若埋首牖下，盜襲前人語句以為高，烏有當耶?！?sup>[15]

其次，詩歌應(yīng)當自然、達意。他頗為得意地評價《自殺篇》，云：“此詩全篇作極自然之語，自謂頗能達意?！?sup>[16]其后在總結(jié)自己詩歌的特點時稱“吾詩清順達意而已”^[17]。這與傳統(tǒng)詩歌中講求“天然去雕飾”一說是一致的。但是胡適之詩語不再刻意追求“自然”，而以“達意”為目的。在這個前提下，白話、俗語任其驅(qū)策?！蹲詺⑵分泻m就使用了口語“我不識賢季，焉能和君詩？頗有傷心語，試為君陳之”，“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我獨不謂然，此欺人語耳”。^[18]1916年1月29日，胡適一首和任叔永的小詩云：“我無三子長，亦未敢自菲。行文頗大膽，苦思欲到底。十字以自嘲，倘可視知己?！彼约焊锌f：“近來作詩頗同說話，自謂為進境?！?sup>[19]胡適將“作詩頗同說話”看作“進境”，表明這是其有意為之的結(jié)果。

最后，詩貴創(chuàng)新，不應(yīng)蹈襲。胡適在總結(jié)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時云：“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故無從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20]此語并非虛言，前者所論以口語、俗語入詩已經(jīng)顯示出他自覺的嘗試。1915年4月26日，胡適作《老樹行》，認為“此詩用三句轉(zhuǎn)韻體，雖非佳構(gòu)，然末二語決非今日詩人所敢道也”^[21]。詩末二語“既鳥語所不能媚，亦不為風易高致”，引起了同輩的傳論，所謂“儕輩爭傳，以為不當以入詩”“今晨叔永言見芙蓉盛開而無人賞之，為口占曰：‘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無人不開’，亦效胡適之體也”。^[22]友人楊杏佛、任叔永的模仿也許帶有開玩笑的意味，但從他們稱其為“效胡適之體”，可以看出這個詩句明顯帶有胡適本人的個性特征。其后論韓退之詩，以為“韓退之詩多劣者。然其佳者皆能自造語鑄詞，此亦其長處，不可沒也”^[23]?！白栽煺Z鑄詞”才能推陳出新，顯示出詩人的個性特征。

（二）文學革命時期

錢基博稱：“可以考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歷程者，蓋莫如《嘗試集自序》。”^[24]胡適在這篇序言中總結(jié)了學寫舊詩的經(jīng)歷，回顧了與友人梅光迪、任叔永論爭的經(jīng)過。他也因此產(chǎn)生了以白話作詩的念頭，并作了這樣的表態(tài)：“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sup>[25]

1917年1月1日，胡適于《新青年》2卷5號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胡不歸稱，“這才是公開向國內(nèi)提倡白話文學的第一炮”^[26]。他提出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wù)去濫調(diào)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sup>[27]這些主張基本上是針對舊體詩而發(fā)。從其標題“改良”“芻議”可以看出胡適對舊體詩是抱有改良念頭的。鄭振鐸稱：“這誠是一個‘發(fā)難’的信號。可是也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sup>[28]這些要求可以說是對他求學期間詩歌理論的集中系統(tǒng)總結(jié)，反映出他試圖從形式與精神兩方面對舊體詩進行改良的用意。

而隨著新文學運動的深入，胡適對舊體詩進行了猛烈地抨擊，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語言層面。在《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中，他說：“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于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于白話的。其余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29]他有意夸大白話的作用，為的是抬高其地位，以此與盛行的“文言”相抗衡。又說：“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chǎn)出活文學’?！?sup>[30]在1918年10月的《答任叔永》的信中他說：“文言不易達意?！?sup>[31]這些激烈的批判顯示出胡適決絕的態(tài)度。

第二，詩體本身。他早在上述寫給任叔永的信中說：“律詩更作不出好詩?！?sup>[32]1919年10月10日胡適在《星期評論》上發(fā)表《談新詩》稱：“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fù)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復(fù)雜的感情。”^[33]五七言律詩由于受到平仄、對仗、押韻等規(guī)則的嚴格限制，與講究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的新詩相比，表情達意是不夠自由的?！爸钡浇鼇淼男略姲l(fā)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推翻詞調(diào)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sup>[34]拋開形式的束縛，“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反映出胡適想要創(chuàng)造一種適于表達新思想、新情感的自由詩體的強烈訴求，將內(nèi)容的表達放在了首位，這是對舊體詩末流堆砌文字、摹古成風的反撥。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論，“新詩最早的開拓者，著手創(chuàng)立白話詩的試驗，一開始就朝著打破舊詩詞最頑固的語言形式桎梏的方向沖擊”^[35]。

（三）新文化運動落潮之后

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后，新文化運動漸趨落潮。許多新詩人又作起舊詩，胡適也不例外。今查《胡適全集》，《嘗試后集》^[36]中有七律3首、五律6首、七絕21首、五絕1首。其中最早的一首是《題章士釗、胡適合影》，寫于1925年2月；最晚的《沖繩島上口占，贈鈕惕生先生》寫于1958年6月16日。

這些詩歌大部分屬于朋友間酬唱贈答的游戲之作。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體》。1月17日胡適依韻作七律《戲和周啟明打油詩》，詩云：“先生在家象出家，雖然弗著啥袈裟。能從骨董尋人味，不慣拳頭打死蛇。吃肉應(yīng)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種芝麻。想來愛惜紹興酒，邀客高齋吃苦茶?！币詰蛑o文字勾勒友人形象，胡適自稱“寫吾兄文雅”^[37]。1月18日作五律《再和苦茶先生的打油詩》，則稱“寫一個流氓的俗氣”^[38]。3月5日又作《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詩來，再疊韻答之》，亦屬游戲筆墨。再如七絕《賀元任、韻卿銀婚紀念的小詩》，更是充滿滑稽和詼諧意味。詩云：“甜甜蜜蜜二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新娘欠我香香禮，記得還時要利錢?！?/p>

1931年9月26日，胡適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附有律詩《題唐景崧先生遺墨》，并在信末寫道：“胡適之做律詩，沒落可想?！?sup>[39]他這句帶有自嘲意味的話，或許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首先，他本人是主張寫新詩的，此時卻也寫下了舊詩；其次，他向來鄙薄律詩，視其為文字游戲，現(xiàn)在卻用來寫莊重嚴肅的哀悼文字。在這里胡適對律詩的評價仍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在1929至1955年的書信中，討論或贈答詩歌的有17封，其中關(guān)于舊體詩的有9封，新詩的有8封。這9封信中，有贈友人的游戲筆墨，如寫給周作人的4封信中，就包括了上面3首律詩；有寫給妻子的抒情之作，如1937年寫給冬秀的小詩“棕櫚百扇靜無聲，海上中秋月最明。如此海天如此夜，雞聲催我起飛行”；亦有勉勵友人的作品，如1943年贈陳樹棠詩：“海外欣聞有樸園，藏書萬卷至今存。好為宗國留文獻，豈但楹書貽子孫?！焙m在私人化的書信中以舊體詩贈友人和親人，說明他看重舊體詩，并視其為表情達意的手段。這與其文學革命時期的公開批評舊體詩是有區(qū)別的。

這一時期，他對絕句更為偏愛。不僅在他的舊體詩創(chuàng)作中絕句占大部分，而且在一些文章中也流露出對絕句的重視。在《〈每天一首詩〉識語及后記》中，胡適于1934年4月20日寫下了這樣一番話：“從今天起，每天寫一首我能背誦的好詩，不論長短，不分時代先后，不問體裁?！?sup>[40]同年的5月24日，他又寫下：“后來我決計專抄絕句了?！?sup>[41]由不分體裁轉(zhuǎn)變?yōu)閷３^句，很能說明他對絕句的偏好。1947年，他在寫給俞平伯的信中說：“文人從民歌那里得了絕句體裁，加上新的見解，加上比較深刻的觀察，加上比較豐富的內(nèi)容，所以詩人的絕句，往往有新的境界，有民間歌唱不容易達到或不能達到的境界，老杜的《漫興》是最好的例子?！?sup>[42]由此可知，他認為經(jīng)過文人改造后的絕句能夠?qū)懗鲂碌木辰纾懈玫乃囆g(shù)效果。

1936年2月5日，胡適在《談?wù)劇昂m之體”的詩》中指出詩歌“說話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實”。^[43]雖然這些見解主要是針對其“胡適之體”的新詩而言，但這與他求學期間舊詩創(chuàng)作的一貫主張是吻合的，這些原則可以看作胡適對新詩發(fā)展的要求，當然也是舊體詩應(yīng)該堅守的底線。由此可見步入中年后胡適的論詩旨趣。

（四）寓居美國以后

1949年以后，胡適長期寓居美國。這時期他對舊體詩的態(tài)度有別于早年。最值得注意的有兩方面：一是認可律詩；二是坦言舊體詩的文學價值。

唐德剛說：“胡先生不喜歡舊詩詞，我們都無話可說，視為當然。不過筆者（唐德剛）倒為胡適的另一句評語說得大驚失色。胡氏特別喜歡鄭孝胥的律詩。他說：‘律詩難做??！要做到像鄭蘇堪那樣的律詩要下幾十年的工夫啊。’”^[44]胡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并不看重律詩。然而此時卻甚為稱許鄭孝胥的律詩，這讓與胡適交往密切的唐德剛“大驚失色”，足見他對律詩的態(tài)度前后反差之大。

胡適亦坦言舊體詩的文學價值。“‘舊詩怎么不是文學？’胡先生說，‘李白、杜甫做的不都是舊詩’？”^[45]胡適即興之時，曾用絕句來抒發(fā)故人重逢的喜悅和感慨。1960年夏天，胡適與國民黨元老鈕永建同坐飛機去美國，途中在沖繩島休息，二人交談甚歡。胡適興奮之余便口占一絕。詩云：“沖繩島上話南菁，海浪天風不解聽。乞與人間留記錄，當年朋輩剩先生。”^[46]這很能說明他對舊體詩表情達意的看重。在流寓紐約期間，他常常重溫舊詩詞。唐德剛回憶說：“那時筆者便曾向胡先生抱怨新文學‘看得懂，背不出’。去國日久的華僑，故國之思愈深，愈歡喜背誦點詩詞和古文……”^[47]“有時我把這些感觸說給胡先生聽，他也往往半晌不知所答。他那位老寓公，古文、詩、詞，出口成誦。孤燈清茶，閑對古人，原來也是他老人家的樂趣啊?！?sup>[48]胡適這位“老寓公”居然也“孤燈清茶”地讀古人的詩詞。這或許是去國日久，“故國之思愈深”的緣故；或許也有在文化上尋找認同感和歸宿感的意味，但從中亦可看出他對舊體詩詞的認同和喜愛。

1958年后，胡適去了臺灣。吳奔星、李興華所編《胡適詩話》中載有1960年12月23日胡適的一段話：

無論詩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謂通，就是要通達。我的意思能夠通達到你，你的意思能夠通達到我，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張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達到別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達到別人，別人受了你的感動，這才叫力量。詩文能夠發(fā)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這個叫做美。^[49]

胡適就詩或文的一概之論實際上已經(jīng)跳出了文學革命時期新舊文學或者新舊詩之間必須舍此而就彼的“優(yōu)劣”之論。他所指出的這三條原則意味著他已經(jīng)較為通達公允地對待詩或文。所以吳奔星評價說：“‘通達’‘力量’和‘美’表現(xiàn)了胡適的文藝思想，既是他評論文藝作品的藝術(shù)標準，也是他欣賞詩文的審美尺度。這種通俗易懂的美學觀點值得肯定。”^[50]

二、說與做的矛盾

胡適對舊體詩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大致呈現(xiàn)出由求學階段的反思糾弊—文學革命時期的批判趨新—新文學落潮后的平心而論—晚年寓居美國后歸于通達公允的軌跡。在這一過程中，似乎一直貫穿著這樣的矛盾：胡適一方面公開批判舊體詩，指摘其弊端；另一方面卻又不劃清新舊詩之間的界限，難以決然割舍，在私人化的閱讀和書寫中親近舊體詩。這種矛盾該如何理解？

胡適公開批判舊體詩或許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創(chuàng)造新文學的需要。新文學的宣揚者，為了給新文學爭取生存空間，所以在批判舊體詩之短時，順勢抹殺了其所長。周作人的話也許最能揭示那一代人的復(fù)雜心理。他說：“我們生在這好而又壞的時代，得以自由的創(chuàng)作，卻又因為傳統(tǒng)的壓力太重，以致有非連著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所以我們向來的詩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國家主義遂并減少鄉(xiāng)土色彩，因反抗古文遂并少用文言的字句，這都如昨日的夢一般?！?sup>[51]為了擺脫傳統(tǒng)的壓力，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們明知盆子里面有“小孩”，但為把水倒掉，也就只能連“小孩”一起倒。

其次，文學進化論的影響。達爾文的進化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進化論是新文學推翻舊文學的理論依據(jù)和強大支撐。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sup>[52]既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那今人就應(yīng)當創(chuàng)作當今時代之文學。從邏輯上講，舊體詩作為一種具有濃郁舊時代氣息的文體自然就應(yīng)在摒棄之列。正如有的研究者所云：“胡適依據(jù)這種進化論提出文學的進化論，對中國文學的痼疾進行否定性的批判，不但高度重視文學的體式和語言工具的發(fā)展變遷，而且強調(diào)文學的內(nèi)容和社會時代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必須隨著社會時代的發(fā)展變化而不斷變遷?！?sup>[53]

再次，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也是批判舊文化的需要。在新文學倡導(dǎo)者眼中，舊體詩是舊文化的一部分，批判舊體詩也是為了批判舊文化。胡明在《胡適傳論》中指出：“他甚至將‘律詩’與‘八股、小腳、太監(jiān)、姨太太、貞節(jié)牌坊、地獄的監(jiān)牢、夾棍板子的法庭’相提并論，認作是應(yīng)該一古腦兒掃蕩干凈的文化垃圾?！?sup>[54]胡適對舊體詩的不滿，顯然摻雜了對傳統(tǒng)文化中種種落后、愚昧因素的憎恨。或者說，他是有意將舊體詩與其所痛恨的種種落后、愚昧因素并舉。美國學者格里德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fù)興》一書中有著更為深刻的論述：“1911年崩潰之后，古文言的遺存不僅確保了傳統(tǒng)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證了傳統(tǒng)社會態(tài)度的永久延續(xù)性。所以，這場文學革命的目標就遠遠超出了對一種文學風格的破壞。這場革命的反對者所保護的是一完整的社會價值體系?！?sup>[55]胡適將文學的批評與文化的批判雜糅，甚至混為一談，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矛頭指向的是文言傳承的傳統(tǒng)文化及其所維護的“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等級界限”^[56]。所以對舊體詩的批判與憎惡，其實也就夾雜了對舊傳統(tǒng)、舊文化以及等級制度的仇恨。這也正是他們不遺余力地批判舊體詩的原因所在。

但是，文學畢竟是人學，文學的研究對象主要還是人的思想情感這種無形之物。因此生物科學上的進化論并不能簡單地照搬到文學發(fā)展上。胡適敏銳地覺察到，新詩取代舊體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他雖然倡導(dǎo)“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但是又說“新體是中國詩自然趨勢所必至的，不過加上了一種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時期內(nèi)猝然實現(xiàn)，故表面上有詩界革命的神氣”^[57]。他承認夸張地批評舊體詩是其有意為之，目的是使新詩“于短時期內(nèi)猝然實現(xiàn)”。在《讀沈尹默的舊詩詞》中，他重申舊體詩寫作的若干主張，甚至主張新詩應(yīng)向舊體詩借鑒。他在《談新詩》中主張新詩描寫得越具體越好，并以古詩詞為例進行說明，在大量列舉后稱：“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58]王瑤指出：“他在談到‘詩需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時，所舉的例證全部都是傳統(tǒng)的舊詩詞，這幾乎已經(jīng)是一種自覺的借鑒了。”^[59]胡適將舊詩與新詩并舉，表明他并沒有將二者看作不可共存的對立面，也暗示出舊體詩與新詩之間具有某種互補性，新詩需從舊體詩中汲取營養(yǎng)。陳子展說：“又胡適于《嘗試集》以后的詩，散見于各種雜志，論其音節(jié)意境，受舊詞的影響更深?！?sup>[60]就連他本人的創(chuàng)作都受到舊體詩詞的影響，可見胡適并不真心排斥舊體詩。王瑤認為：“‘五四’時期的新作家、新詩人盡管在公開場合提倡新詩，自覺學習外國詩歌，表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詩詞的決絕姿態(tài)，但他們自幼自然形成的古典詩詞的深厚修養(yǎng)卻不能不在他們的實際創(chuàng)作中發(fā)生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有一個從‘潛在’到‘外在’、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但這種影響存在的本身就表現(xiàn)出了一種深刻的歷史聯(lián)系。”^[61]

從淵源上看，胡適的詩學觀念與傳統(tǒng)詩論關(guān)系密切。胡明論述說：“胡適在討論文學革命最關(guān)鍵的時刻，在他的留學日記里大量摘錄袁枚的言論，如《答沈大宗伯論詩書》《答施蘭篘第二書》《答程蕺園論詩書》《與洪稚存論詩書》《答祝芷塘太史》《答孫俌之》《再答李少鶴》（均見《胡適留學日記》卷一三）等。胡適曾情不自禁地指出：‘袁簡齋之眼光見地有大過人處，宜其傾倒一世人士也。其論文學，尤有文學革命思想?！?sup>[62]胡適在1916年7月12日的日記中摘錄了以上各篇文字。在文末，他意猶未盡地寫道：“袁隨園有《牘外余言》一書，中多可誦之語，惜無暇，不能摘錄之。”^[63]可見他對袁枚文學觀點之推崇。另外，在他的日記中還摘抄有白居易的《與元九論詩書》，稱“上所錄之文，乃文學史上極有關(guān)系之文字也”“可作實際派文學家宣告主義之檄文讀也”。^[64]從這些帶有溢美之詞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胡適對古人曾一度懷有敬畏之心。

在這兩種力的作用下，胡適在“說”與“做”上就顯出了矛盾。這體現(xiàn)為對舊體詩既恨又愛，愛之愈深，責之愈切。

在胡適的著作里，“很難找到他對‘律詩’說過一句好話”^[65]，這是他在公共視野中的立場，私下里卻說作律詩需要下幾十年的功夫，言下之意是需經(jīng)過一番工夫才能寫出好詩。由此可見，胡適在對待舊體詩上，采用了雙重立場。兩種立場交織在一起，這讓人很難看清其真實想法，也就導(dǎo)致了研究者在討論其真實態(tài)度時往往莫衷一是。

當然，胡適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是白話詩的倡導(dǎo)者，也是最早的實踐者。早在1916年8月4日寫給任叔永的信中他就明言：“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jié)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shù)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sup>[66]為開辟新詩國土，胡適在眾人的猜疑和嘲諷中“單身匹馬而往”，成敗難以預(yù)料。在這樣的處境中，他自然不適于公開贊揚舊體詩。

三、結(jié) 語

“五四”運動之后的許多年，唐弢仍憤憤不平地說：“我們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人，現(xiàn)在怎能又回過頭去提倡寫舊體詩？”^[67]這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經(jīng)過新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的決絕態(tài)度。盡管一部分新文學家不愿承認舊體詩的價值和地位，但在新文學流行的時代，卻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芭f詩在表達現(xiàn)代人（現(xiàn)代文人）的思緒、情感……方面，并非無能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占有一定的優(yōu)勢?！?sup>[68]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舊體詩作為一種優(yōu)劣因素復(fù)生存在的文體，去掉其壞的部分，很可能把它好的地方也一起去掉了，這就使文化創(chuàng)新和文化傳承陷入了一種困境。

胡適對舊體詩態(tài)度的前后變化及其詩論中所表現(xiàn)的矛盾性，暗示出他已經(jīng)敏銳地意識到了在對待舊體詩這一文體上所遭遇的困境。因而他在看似激進地批判后，逐漸歸于理性。他的詩論以及舊體詩創(chuàng)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其試圖拯救舊體詩的努力。而他在公共視野之外與舊體詩的“親密接觸”，則說明他在經(jīng)歷了新舊詩長久的對抗后，最終走向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