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后9·11文學”

一、“9·11文學”的發(fā)展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以極其慘烈、駭人的視覺影像重創(chuàng)了全世界的眼球。雖然“9·11”襲擊持續(xù)的是幾個小時，但是卻導致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改變和國際關系秩序的重新整合，引發(fā)了美國攻打阿富汗，繼而攻打伊拉克的兩場戰(zhàn)爭。對政治和國際關系而言，“9·11”事件是一個改變世界、改變美國、改變世界秩序的重大歷史事件，但是其結(jié)果、影響一直在美國社會文化生活中持續(xù)震動，恐怖襲擊與反恐戰(zhàn)爭也因此成了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9·11”事件的發(fā)生，使美國紐約兩座世貿(mào)百層雙峰塔轟然倒塌，數(shù)千人喪命，給美國帶來重大損失，對社會生活造成了極大影響，美國曾經(jīng)不可侵犯的尊嚴轟然破滅。美國的經(jīng)濟，尤其是航空業(yè)和旅游業(yè)，受到嚴重打擊。美國大驚失色，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反恐戰(zhàn)爭，美國人民的生活處于恐慌和不安狀態(tài)中?！?·11”事件后美國人更注意個人安全問題；美國公民的人身自由開始受到了限制，人權受到了極大的侵犯；美國移民局對進入美國的移民嚴格檢查、嚴加控制，尤其是阿拉伯裔成為美國政府的重點監(jiān)控對象；受到恐怖襲擊的美國民眾愛國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在宗教信仰方面，美國人對宗教的熱情悄然轉(zhuǎn)化為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排斥異教，打擊異族。曾經(jīng)傲然世界的“雙子塔”成為人類欲望的“歸零地”，“存在”與“缺失”之間的瞬間轉(zhuǎn)換，打亂了人類心理世界的理性秩序，在驚悸、錯愕之后的心靈深處留下的是揮之不去的恐懼和戰(zhàn)栗。這種恐懼和戰(zhàn)栗成為“9·11”事件后美國社會心理的一種創(chuàng)傷體驗，吸引著藝術家們的深度關注。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在全球化、信息化與新媒體異軍突起的時代，以“9·11”為代表的恐怖主義事件所產(chǎn)生的震撼波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阻礙，已經(jīng)成為全世界人的共同記憶，更是在民眾的心理與意識深處烙下深刻印記。作為對文化心理與民族意識的歷史記錄和審美再現(xiàn)，文學對這一重大事件做出了迅速回應。在美國“9·11”事件之后，全球性的反恐和冷戰(zhàn)思維逐步催生了一種具有反思生命意義，深度觀照歷史，并使歷史與現(xiàn)實交融的文學小說。當代作家將“9·11”事件從一場悲劇轉(zhuǎn)化為景觀，在創(chuàng)作中巧妙地處理文學創(chuàng)作與民族文化心理建構(gòu)、文學創(chuàng)作與歷史敘事、文學創(chuàng)作與意識形態(tài)等諸多關系。這類小說有的直接以“9·11”事件作為作品的主要內(nèi)容；有的以該事件為背景，內(nèi)容涉及“9·11”事件的后續(xù)影響，如身份政治、民主制度、戰(zhàn)爭災難等。這類小說或書寫“9·11”事件及其帶給人類的集體或個體悲劇性體驗、創(chuàng)傷后心理、精神危機等問題，刻畫“9·11”事件之后蔓延整個西方世界的焦慮與恐懼，譜寫21世紀以來人類面對生存危機之全景圖；或書寫以紐約為背景的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災難體驗；或書寫對全球化時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隱秘和邏輯的批判，以文學形式詮釋和再現(xiàn)“9·11”事件的獨特力量，從而形成了21世紀一個獨特的文學群類——“9·11文學”(9/11 Literature)，國內(nèi)外學界也經(jīng)常稱之為“后9·11文學”(Post-9/11 Literature)?！昂?·11文學”集想象與反思于一體，具有寬廣的全球化意識，揭示了遭受恐怖襲擊后普通美國人的創(chuàng)傷記憶、心理經(jīng)歷和救贖軌跡。從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中，人們再次親歷人類的悲哀，并深切感悟濃郁的人文思想及族裔差異和政治立場差異。他們在面向未來的同時不無希望地書寫全球化、文明沖突、歷史記憶及民族身份建構(gòu)等時代性命題?！昂?·11文學”文學情感豐富，體現(xiàn)了深厚的人文關懷精神。作為反思歷史和反觀現(xiàn)實的寫照，“9·11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美國社會讀者群的心理需要，而這種需要又反過來極大地促進了“9·11文學”的傳播和流行，兩者相互推動，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此類文學體裁的興盛和發(fā)展。

與理性思辨的政治文化評論不同的是，“9·11文學”主要源自文學家們的藝術想象與敘事沖動。美國小說家唐·德里羅在《未來的廢墟》一文中最早提出“反敘事”的概念。所謂“反敘事”，是指文學家們迫不及待地用“鮮活的語言”對“9·11”事件進行想象性的再現(xiàn)與反思，“試圖給那片哀嚎的天空帶來記憶、溫情與意義”。在德里羅看來，文學家們的“反敘事”在于反官方化、政治化的“宏大敘事”，在于對西方現(xiàn)代民主制度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恐話語”進行反思，在于提升或超越悲痛、哀悼、創(chuàng)傷、救治等日常性的生活話語，在于矯正對“9·11”事件的錯誤回憶及關于“9·11”事件的謠傳、幻想、神秘復活等話語亂象，從而對事件的本質(zhì)、內(nèi)在動因、人類的生存境遇進行形而上的藝術思考。大多數(shù)西方作家創(chuàng)作的“9·11文學”都可以歸入德里羅所提出的“反敘事”之列。這類文學作品將“9·11”事件作為虛構(gòu)對象或故事背景，以人文主義的情懷表現(xiàn)恐怖主義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創(chuàng)傷及精神焦慮；或是用反東方主義的視角對伊斯蘭文化或穆斯林信徒進行“去妖魔化”的文學再現(xiàn)；或是從普世主義的層面對恐怖主義的本質(zhì)及西方所主導的反恐戰(zhàn)爭做出深刻反思；或是立足全球化、跨國資本主義及高科技文明的大背景，對人類世界所面臨的當代困境及各種紛亂與沖突進行犀利的解剖與審視。由此可見，“9·11文學”的“反敘事”具有極為重要的審美內(nèi)涵與文化價值，因為它的使命“不僅僅是反思，而是要改變與“9·11”事件相關的文化記憶、心理感知及主導信仰?！?sup>對小說家們來說，“反敘事”即是“一種可以選擇的虛構(gòu)路徑——一種在‘9·11’事件之后被喪親之痛、心理康復、受害犧牲、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及美國例外論等流行話語所邊緣化的敘事路徑。只有將那些被邊緣化的他者故事或‘真相’(包括來自美國以外的敘事視角)囊括進來，那么才有可能對這次事件的歷史意義與文學意義形成真正民主化的理解?！?sup>因此，這樣的“反敘事”也鮮活地證明了“9·11文學”的核心審美價值所在。

二、美國的“9·11”小說

近十年來，美國關于“9·11”事件的文學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不斷增多，文學佳作涌現(xiàn)，影響面較廣。美國當代眾多作家從不同角度聚焦“9·11”事件，并以文學的手法講述表達。從作品所運用的語言、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敘述方式和作品的整體結(jié)構(gòu)模式等方面來看，一大批“9·11文學”作品，其文體類型與形式具有強烈的民間化、平民化的書寫色彩。與“貴族化”“雅正化”的文學傳統(tǒng)相比，“9·11文學”作品的書寫模式更貼近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特別是“9·11”事件的親歷者們)，在心理上更能夠為普通大眾所接受，透射出美國災難后人民生活的真實性。其中有代表性的美國“后9·11”小說包括以下作品。

喬納森·薩福蘭·福爾(Jonathan Safran Foer，1977—)的小說《特別響，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2005)以“9·11”事件為背景，以9歲男孩奧斯卡的視角展開故事敘述。奧斯卡在“9·11”事件中不幸失去父親托馬斯(Thomas)，奧斯卡獨自在家時聽見被困在世貿(mào)大樓中的父親給家里打電話，并留下最后的六條留言，但他卻因為害怕，沒有和父親最后對話。父親突然離世令奧斯卡猝不及防，也深感自責，他因此開始他的尋父之路和探索之旅。奧斯卡以超常的毅力，用特有的方式，努力去接近已經(jīng)逝去的父親，去了解紐約人的真實生活。期間，他忍受著失眠、恐懼和無助等折磨，努力走出封閉的自我，與眾多名字為“布萊克”的人溝通交流。小說真實再現(xiàn)了“9·11”事件所造成的無法言說的損失和創(chuàng)痛。

洛麗·摩爾(Lorrie Moore，1957—)的《樓梯口的門》(A Gate at the Stairs，2009)以遠離紐約的中西部女孩柯爾津在20歲這年的人生故事為顯性線索，以“9·11”恐怖襲擊，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政治歷史事件為隱性背景，將主人公的個體創(chuàng)傷敘事融于集體創(chuàng)傷的宏大敘事中。小說開始于2001年發(fā)生恐怖襲擊的秋季，結(jié)束于2002年美國準備攻打伊拉克的冬季。主人公柯爾津講述她20歲這年在遠離紐約的城市特洛伊開始大學生活所經(jīng)歷的人生故事，“9·11”恐怖襲擊及美國發(fā)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大社會政治事件及軍事行動似乎遙遠，但卻帶給這個平凡女孩20歲的人生諸多改變和創(chuàng)傷：在大學課堂上，她愛上了英俊男生雷納爾多，但他卻是穆斯林信徒，在“9·11”事件后甚至被懷疑是恐怖分子，在恐怖襲擊后嚴厲打擊異族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離開美國，離開柯爾津；課余她做兼職照看一個被收養(yǎng)的雙種族孩子，與這個孩子和其養(yǎng)父母情感篤深，然而在“9·11”事件后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的言論壓力下，收養(yǎng)人夫婦終被剝奪收養(yǎng)權，繼而夫妻婚姻破裂，被迫離開中西部，回到東部；最可悲的是，她最親愛的弟弟羅伯特剛剛高中畢業(yè)就被征兵入伍，很快被派到阿富汗作戰(zhàn)，但卻莫名戰(zhàn)亡，死無全尸……三條線索平行敘事，互相關聯(lián)，互為交織，烘托出小說的悲憫意境，并揭示了恐怖襲擊后美國軍事行動、社會危機、種族矛盾帶給平凡女孩柯爾津人生變故的豐富蘊涵。在《樓梯口的門》中，作者摩爾以柯爾津的生活經(jīng)歷為顯性線索，以大量的社會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史實為隱性背景，將主人公的個人經(jīng)歷置于美國歷史的宏大敘事中，“9·11”恐怖襲擊，美出兵攻打阿富汗，繼而攻打伊拉克，其中所涉及的關于政治、種族、戰(zhàn)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如碎片般點綴在主人公的個體敘事中。因為個體經(jīng)歷了屬于國家、民族、時代的共同的創(chuàng)傷性記憶，柯爾津的個體經(jīng)驗被融入集體無意識中，創(chuàng)傷性個體的創(chuàng)傷記憶更承載著個人的、民族的、時代的、國家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其中個體的創(chuàng)傷性事件與種族創(chuàng)傷、集體創(chuàng)傷互為張力。該作品在柯爾津個體創(chuàng)傷的敘事中，更表征了宏大敘事下的集體創(chuàng)傷。

唐·德里羅(Don DeLillo，1936—)的《墜落的人》(Falling Man，2007)被認為是美國反映“9·11”主題的出色之作。小說展現(xiàn)了一個充滿隱喻意義的世界，傳遞出關于后現(xiàn)代人類所面臨諸多問題的思索和探尋。小說側(cè)重敘述了“9·11”事件后美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情感歷程及心理和精神創(chuàng)傷，展示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對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39歲的律師凱斯是“9·11”事件幸存者，那天他得以逃脫，倉皇離開自己世貿(mào)大廈的辦公室時，慌亂中提著別人的公文包，糊里糊涂地回到分居的妻子麗昂及他們七歲的兒子賈斯汀居住的寓所。之后，雙方都為修復幾近破裂的婚姻而努力?？墒?，災難后的凱斯再也無法回到從前，他陷入撲克牌賭博不能自拔。他成了一名職業(yè)撲克牌手，周游世界，參加各種撲克牌比賽。期間，他不斷憶起那位在“9·11”事件中喪生的牌友，因此，“9·11”事件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夢魘和魔咒。德里羅表現(xiàn)的正是許多和凱斯一樣的紐約人在歷經(jīng)“9·11”事件后，其生活充滿失落與悲傷，情感世界亦滿目瘡痍。德里羅從心理層面重審“9·11”事件對大眾所造成的心理沖擊，剖析后現(xiàn)代社會中暴力與恐怖襲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小說將“9·11”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對后現(xiàn)代社會人類情感、心理沖突、心靈掙扎相結(jié)合，從美國社會、歷史、政治、經(jīng)濟、科技和環(huán)境等方面揭示了后現(xiàn)代社會之弊端，重審“9·11”事件帶給世人的困惑和心理創(chuàng)傷，嘗試從社會根源入手，解決后現(xiàn)代社會人類的精神迷失問題。這是一部優(yōu)美而令人心碎的作品，德里羅不僅關注創(chuàng)傷記憶對個體身份認同及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影響，而且也關注個體如何走出創(chuàng)傷記憶的陰影，擺脫生活強加于他們身上的恐懼與焦慮。

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1957—)的《回聲制造者》(The Echo Maker,2006)以內(nèi)布拉斯加州普拉特河沿岸一年一度的春季自然景觀鶴類大遷徙為背景，通過一個神秘的車禍故事，揭示人類脆弱的大腦神經(jīng)在日常生活中發(fā)揮的巨大作用，探索自然與人、人與人、記憶與身份等重要問題。書中有許多關于沙丘鶴、生態(tài)學、神經(jīng)學和臨床心理學的段落，不愧為一本典型的鮑爾斯特色的信息小說。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撲朔迷離，神秘莫測。2002年2月20日，一個寒冷的冬日夜晚，內(nèi)布拉斯加州中部筆直的鄉(xiāng)村公路上，27歲的主人公馬克駕駛的卡車突然莫名其妙地發(fā)生車禍，導致他頭部受傷，昏迷不醒。馬克唯一的親人、姐姐凱倫半夜聞訊，匆匆趕回家鄉(xiāng)照顧弟弟。幾周后馬克終于從昏迷中蘇醒，卻部分失憶，不認識最親近的姐姐。無奈之中，凱倫求助于紐約著名的認知神經(jīng)學專家杰拉德·韋伯。韋伯確定馬克患上了罕見的替身綜合征，患有這種病癥的患者通常認為自己的親人，如父母、配偶等由人假冒，病情嚴重時甚至釀成慘禍。馬克覺得“凱倫第二”不論外貌還是言行，都酷似他的姐姐凱倫，但卻是個冒牌貨。小說圍繞車禍后在馬克病房床頭柜上神秘出現(xiàn)的字條展開，凱倫、韋伯的人生也因此發(fā)生逆轉(zhuǎn)?！?·11”恐怖襲擊與美國采取的一系列回應措施使他及周圍許多人的意識都發(fā)生了微妙變化。小說通過人物的語言表達了“9·11”事件之后，替身綜合征出現(xiàn)在美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個人似乎都覺得“熟悉的變得陌生，陌生的反而變得熟悉起來。我們?nèi)匀簧钤谕粋€國家，但關于這個國家的一切都不會像以前那樣使人熟悉。”面對無所不在的替身綜合征，凱倫無可奈何。但在馬克看來，這世界“還不壞；實際上與原來一樣好；在有些方面，甚至更好?！瘪R克隨遇而安的樂觀態(tài)度也許是焦慮之中的美國人對付自我及身份危機的唯一出路。

杰伊·麥金納尼(Jay Mclnerney，1955—)的《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2006)中的主人公是兩位紐約社會名流：一位是女作家柯琳，人到中年，才華橫溢，她與作為著名編輯的丈夫的婚姻陷入深深的危機中，婚姻中的挫折令她痛苦萬分；男主人公盧克以前是華爾街上成功的金融家，現(xiàn)在卻對經(jīng)濟金融失去興趣，他辭掉職務，計劃寫一部著作探討人生的意義，他的妻子是紐約社交圈有名的美女，骨子里卻虛偽、世故，且與一個億萬富翁有染，他年少的女兒身陷毒癮不能自拔，盧克對家庭與婚姻生活感到絕望?！?·11”事件猛烈地沖擊了兩位主人公的生活。9月12日清晨，當紐約還沒有從重創(chuàng)中蘇醒過來時，柯琳在世貿(mào)大廈的廢墟上，看見正在尋找遇難朋友尸骸的盧克從煙霧中走了出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兩人在那樣的情景下幾乎一見鐘情?？铝张c盧克一同參加了志愿救助者的隊伍，一起為搶救幸存者而日夜奮戰(zhàn)，同時陷入了迷惘而狂熱的愛情。但是，死神的陰影不時在他們的頭腦中縈繞。盧克感到那些死者的身影出現(xiàn)在眼前，死者的靈魂在廢墟上空徘徊?？铝找踩淌苤撟锔械募灏?，對于無數(shù)的無辜者在痛苦中死亡而自己得以幸存，以及與盧克的不正當?shù)膽賽坳P系等感到深深的自責。在該小說中，主人公經(jīng)歷了異常政治事件，他們的非常態(tài)的愛情被賦予了一定的深度和含義，但是兩位主人公并沒有敢于在探尋有意義的生活與崇高的愛情的道路上一往直前，他們甚至沒有勇氣對親歷的浩劫做更深刻的反省。兩人好像只是借“9·11”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進行了一場奇遇式的戀愛，他們的愛情猶如世貿(mào)大廈上空的滾滾濃煙一樣，隨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兩人繼而又重新退回他們各自固有的、貌似風光的“美好生活”里。美國評論界幾乎一致肯定了《美好生活》作為少見的直面反映“9·11”事件的作品的重要意義。

此外，美國還有其他的許多“后9·11”小說。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的《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聚焦恐怖分子，并反思“9·11”事件后不同文化關系。小說講述了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青年如何變成恐怖分子的過程：姆羅伊是個18歲的中學生，父親原籍埃及，在他3歲時離家出走，母親特蕾莎·馬洛伊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在醫(yī)院做護工。由于貧窮和缺乏父母之愛，姆羅伊性格孤僻，與社會格格不入，尤其憎恨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在清真寺阿訇賽克赫·拉希德影響下，他開始信仰伊斯蘭教，高中畢業(yè)之際，他考取駕照，在黎巴嫩家具商赫哈布手下當司機，并被誘導成危險的極端主義者。在“9·11”慘案周年紀念之際，姆羅伊自愿駕駛滿載炸藥的卡車從紐瓦克前往預定目標——林肯隧道進行自殺性攻擊，最后在中學輔導員、猶太人利維的開導和周圍和平環(huán)境的感化下放棄行動。厄普代克所刻畫的恐怖分子形象令人同情，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從恐怖分子的角度來創(chuàng)作，讓讀者換個角度認識恐怖襲擊事件，認識窮兇極惡的恐怖分子，厄普代克表現(xiàn)了一名本來完全正常的美國人是如何參與一個災難性陰謀的。在該書中厄普代克著重探討恐怖主義產(chǎn)生的根源，嘗試提供避免此類悲劇重演的方法。

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1933—)的小說《路》(The Road，2006)則是一部“后9·11”時代的啟示錄。它描繪出一幅末世災難之后四處遍布死亡的恐怖景象，核戰(zhàn)讓世界秩序毀于一旦，在這場末日浩劫中，唯有一對父子活了下來，他們帶著火種希望重新開始。面對未知的未來與人性的邪惡，父子二人卻抱著人性本善，遠離惡性的樂觀態(tài)度，直到他們遇到一棄嬰，于是，生命開始延續(xù)。該作品以啟示錄的危機意識和災難想象這種審美幻想的形式來批判慘淡的社會現(xiàn)實，揭示隱匿在現(xiàn)實內(nèi)部的頑疾。通過對死亡的哲理性思索，讓生命從麻木的沉淪中驚醒，迫使人們開始追問生命的意義及世界與人類的終極走向，以激發(fā)人們對生命的關注，從而對現(xiàn)存的境遇進行反思和修補。

艾米·瓦德曼(Amy Waldman，1969—)的小說《穆罕默德的花園提案》(The Submission，2011)是一部 “9·11”事件所喚醒的令人悲痛的政治全景式小說。小說從世貿(mào)中心毀滅兩年后講起，曼哈頓居民決定建“9·11”死者紀念碑，他們組成一個包括受害者家屬在內(nèi)的評審委員會，以匿名招標方式征求最佳設計方案。投票結(jié)果揭曉，委員們選中名叫“花園”的方案，但打開密封信件后，他們卻看到一個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于是，他們陷于毫無希望的爭論中。其實，穆罕默德是一名伊斯蘭裔美國人，在弗吉尼亞州長大，他因為拒絕對自己的設計做任何解釋而引起誤解。評審委員克萊爾·博韋的丈夫在“9·11”事件中喪生，但她卻成為穆罕默德最積極的支持者，堅持紀念碑應體現(xiàn)宗教寬容與和平，而非狹隘的“愛國主義”。

三、英國和愛爾蘭作家筆下的“9·11”事件

在“后9·11”小說中，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s，1948—)的小說《星期六》(Saturday，2005)被《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稱為最強有力的“后9·11”小說之一。小說以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佩羅恩·亨利的視角，講述他一天之內(nèi)所經(jīng)歷的故事：這天，亨利在凌晨醒來，見窗外一架飛機劃過天空沖向地面，先是形成一個巨大的火球而后發(fā)出滾滾濃煙，故事由此開始。在開車去壁球俱樂部的路上他遇到了麻煩，還被一名叫巴克斯特的街頭混混纏上，后來遭受巴克斯特對其全家的恐嚇和騷擾。麥克尤恩選取了一位步入中年，貌似事業(yè)成功、家庭幸福的神經(jīng)外科醫(yī)生亨利所經(jīng)歷的短暫而又令人難忘的一天作為寫作內(nèi)容，展示了在日常的平靜生活遭遇突變后人們的情感歷程，以及在面對人生關口時對于生活意義和道德價值的深刻反思，從而闡釋了生活在“后9·11”時代的人們的倫理關系和精神狀況。小說深入刻畫了“9·11”事件后蔓延整個西方世界的焦慮與恐懼，并借現(xiàn)在時態(tài)暗示“后9·11”時代的恐懼和焦慮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tài)?！缎瞧诹贩从沉恕昂?·11”時代英國人尤其是中產(chǎn)階級人群的生活和價值取向等問題。麥克尤恩用他敏銳的眼光、深邃的思想、獨到的見解、細膩的筆觸展示了以亨利為代表的英國中產(chǎn)階級在“后9·11”時代的生活狀態(tài)及他們的道德倫理價值判斷的轉(zhuǎn)向，書寫了“后9·11”時代的道德嬗變與人性反思。

英國作家納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1966—)的小說《浪費的守夜》(The Wasted Vigil，2008)則以“后9·11”阿富汗為背景。小說里的阿富汗是充滿不幸及傷痛的國家，這一切皆因塔利班(Taliban)和接管阿富汗的軍閥所致。小說講述了在兩伙軍閥交戰(zhàn)后，幾個性格迥異者聚集于郊區(qū)一棟別墅，各懷心事，欲做之事皆受環(huán)境和時局的限制而不得完成，其所揭露的謀殺、虛偽、恐懼、無助令人難以承受。該小說為理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以及當代阿富汗的社會生活、頻繁的死亡和沖突事件打開了一扇窗。

愛爾蘭作家約瑟夫·奧尼爾(Joseph O’Neill，1964—)的《地之國》(Netherland，2008)被《紐約時報》的評論員德懷特·加納(Dwight Garner)認為是“自世貿(mào)倒塌后，我們至今寫及紐約和倫敦生活中，最富機智、最憤怒、最嚴厲、最荒蕪的作品?！?sup>《評論雜志》的評論員謝麗爾·米勒(Cheryl Miller)評價說，與其他“9·11”小說一樣，《地之國》亦以恐怖襲擊為題材，描寫該事件對人類的創(chuàng)傷性影響。《紐約時報》書評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將該小說與菲茨·吉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蓋茲比》(The Great Gatsby，1925)做對比，稱其是一個“關于美國夢的引人共鳴的思索”。《地之國》以對場景的精湛刻畫及對“9·11”恐怖襲擊事件的深刻反思而被譽為“后9·11”小說杰作，然而，該小說并未直接描寫“9·11”事件的慘烈場面，而是“在全球語境中重新定位歸零地”，通過敘寫漢斯與蕾切爾一家及以恰克為代表的移民的現(xiàn)實生活，間以對其過往的追憶，而將歷史與現(xiàn)實相聯(lián)系，反思“9·11”事件的深遠影響，揭示“后9·11”時代人類生存的終極問題，探尋人類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愛爾蘭作家柯倫·麥肯(Colum McCann，1965—)的小說《轉(zhuǎn)吧，這偉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2009)中的“行走者”(the walker)，走在雙子塔上，關注樓下的生命風景：在貧民區(qū)叫賣的小販，來自愛爾蘭的神父，一個來自危地馬拉的護士，一幫臭味相投的計算機黑客，還有在大街小巷間穿插的婦女、法官、演員等。盡管故事背景設在久遠的1974年，可小說仍被定位成“9·11”小說，小說用菲利普·佩蒂特(Philippe Petit)的真實故事為隱喻，編制了一個“9·11”寓言。

四、“他者”視野中的“9·11”事件

“9·11”事件之后，英美文學界關于“后9·11”的杰作頻出，包括小說、戲劇和詩歌等各種體裁，但是來自東方的異域文化關照下的作品更能表達“他者”視野中的對美國霸權文化的認識，以及渴望不同文化之間溝通的愿望。薩義德指出：“東方無法表達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即西方是言說者，東方是被言說者；西方是觀察者，東方是被觀察者；西方是引領者，東方是被引領者；西方是掌控者，東方是被控制者。”

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1971—)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2007)從敘事角度打破了英美作家言說“9·11”事件的窠臼，發(fā)出東方人的聲音。哈米德是一位巴基斯坦作家，童年在美國度過，中學回到巴基斯坦，后又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曾經(jīng)師從托尼·莫里森、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等學習寫作，畢業(yè)后又返回巴基斯坦工作。多重文化身份和跨文化的經(jīng)歷，使得作家哈米德能夠從局內(nèi)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視角來思考“9·11”事件?！独蠣柌桊^的陌生人》采用第一人稱的回溯性的敘事視角，由巴基斯坦青年昌蓋茲(Changez)向一名美國人講述自己到美國尋夢及其夢想破滅的故事。昌蓋茲胸懷抱負、不遠萬里來到美國求學發(fā)展自己，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yè)后，進入一家頂級的評估公司——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Underwood Samson Company)工作，并與富家女子艾麗卡(Erica)相識并相戀。昌蓋茲相信自己在愛情事業(yè)方面均獲得成功，已然實現(xiàn)了美國夢。但是，“9·11”事件的發(fā)生使他從夢中驚醒，意識到自己只是美國的“他者”，從未真正融入美國主流文化。女友艾麗卡一直在懷念死去的前男友克里斯，面對昌蓋茲的追求和愛情心存感激，但又猶豫不決?！?·11”事件的刺激使得艾麗卡舊病復發(fā)，郁郁寡歡，她說：

“我的腦子開始鬼打墻了，老是想啊想啊，繞不出來，結(jié)果連覺也睡不成了。而一旦有兩三天沒有睡的話，就要開始生病，吃不下飯，就想哭……醫(yī)生給了我一點猛藥，結(jié)果我又能睡了。可這不是真的睡覺，睡醒了之后我都不知身在何處……”

評論家指出，艾麗卡(Erica)的名字暗指美國(America)，哈米德以此影射遭受“9·11”事件之后美國人的精神狀況。而昌蓋茲供職的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Underwood Samson Company)的首字母縮寫(US)也喻指美國，昌蓋茲一心愛著艾麗卡(Erica)，愛著美國；供職于US(Underwood Samson Company)，服務于美國；渴望自身命運的改變(Changez)，然而現(xiàn)實卻粉碎了夢想。他說：“我成了一個現(xiàn)代版的蘇丹禁衛(wèi)軍戰(zhàn)士，正為美利堅帝國效勞……我過去和帝國的官員們捆綁在了一起，已經(jīng)被培養(yǎng)成美國經(jīng)濟帝國的幫兇?！?sup>哈米德在其作品中突破對“9·11”事件本身的親歷式書寫及對個人心理創(chuàng)傷的描摹，以雙重視角書寫“后9·11”語境下的個體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并積極建構(gòu)文化創(chuàng)傷；從經(jīng)濟、文化等角度探尋“9·11”事件及其“反恐戰(zhàn)爭”等暴力行為得以發(fā)生的根源；積極言說文化創(chuàng)傷，倡導不同文化間的相互溝通、彼此理解，體現(xiàn)出作家以文學承載文化記憶、以創(chuàng)作參與對時局思考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1965—)的小說《追風箏的人》(The Kite Runner)連續(xù)兩年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小說描繪了一個擁有璀璨歷史文化傳統(tǒng)卻又飽受戰(zhàn)爭和政治沖突摧殘的阿富汗，在關于政治和軍事事件的宏大敘事中講述男主人公阿米爾的心靈救贖之旅。阿米爾生于喀布爾的一個富裕家庭，他和仆人的兒子哈桑是好玩伴，哈桑忠實正直，聰明機靈，是個追風箏的能手。在一次冬天的賽風箏比賽中，阿米爾成了冠軍，哈桑為小主人去追那只被擊落的風箏，卻被幾個壞孩子欺辱，而怯懦的阿米爾目睹了這一切，卻沒有挺身相救。之后，阿米爾內(nèi)心遭受著羞愧與痛苦的折磨，在重重壓力下，他反而誣告哈桑是小偷，逼走哈桑。由于政局動蕩，阿米爾和父親不能再過富裕安寧的日子，后來他們來到美國，過著窘迫的生活。父親在美國做苦力，阿米爾完成學業(yè)，結(jié)婚成家，但沒有自己的孩子，父親也去世了?！?·11”事件后，他回到阿富汗，得知哈桑已經(jīng)被塔利班打死，而他實際上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多年來的憂郁和自責讓阿米爾下定決心來救贖自己，正視自己的背叛，竭盡全力來幫助已經(jīng)成了孤兒的哈桑的兒子索赫拉博。小說結(jié)尾處阿米爾帶著索赫拉博一起去放風箏，他們在相視而笑中感受到愛與寬容的力量?！蹲凤L箏的人》在“9·11”事件發(fā)生兩年之后出版，一度極為暢銷。該小說講述關于穆斯林的故事，打破了美國穆斯林被刻板化了的恐怖分子形象。小說表明“9·11”事件之后，來自阿富汗的阿米爾和爸爸在美國的生活發(fā)生了極大的改變，美國穆斯林強烈感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質(zhì)疑、敵視、攻擊和歧視，并由此導致他們更為焦慮、恐懼，并帶有明顯的不安全感，他們已然成了“后9·11”的受害群體。而在阿富汗，塔利班和普通民眾的也有極大的不同，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婦女忍受著的殘酷的壓迫和非人性的限制，小說表達了對于塔利班統(tǒng)治下過著動蕩不安的阿富汗人民的同情之心。作者認為，美國人不應只是看到新聞報道中的恐怖分子，而應該去更多地了解阿富汗的文化和宗教。無論是何種宗教信仰的人，總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經(jīng)歷將人們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