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

張豈之

時　間：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下午3:20~5:20

地　點：清華大學六教6C300

主持人：胡顯章　教授

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我想歸納為三點。清華大學百年以來不僅僅重視技術，而且重視科學。在科學中除自然科學以外，同樣重視人文學術研究；重視對本國歷史文化的傳承，也重視對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研究。第一，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體現(xiàn)了學術思想上的會通精神。“會通”一詞源出《易傳·系辭上》，后來引申為思想文化的融合與創(chuàng)新，有會通才會有創(chuàng)新。第二，從清華人文傳統(tǒng)中可以看出清華總是把教育與民族命運、民族復興的大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第三，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也是西南聯(lián)大人文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

張豈之，出生于1927年11月，江蘇南通人。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西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5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F(xiàn)為西北大學名譽校長、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教育部大學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顧問、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

自著并主編有《儒學·理學·實學·新學》、《中國近代倫理思想變遷》、《中華人文精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思想史》、《中國歷史》（六卷本）、《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青鳥集》等書，并主編國內外公開發(fā)行刊物《華夏文化》。

主持人的話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我們“清華大學新人文系列講座”之九“大學文化與清華精神”的第一講。大家知道，明年我們即將迎來清華大學發(fā)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清華百年校慶。以此為契機，這個學期“清華大學新人文系列講座”將邀請多位國內專家學者與大家一起探討清華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重溫百年清華精神。通過講座，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深刻地領悟我們清華大學深厚的文化底蘊，并且在今后的學習和實踐過程中自覺地繼承和發(fā)揚清華的光榮傳統(tǒng)。今天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了張豈之先生來給大家做講座。張豈之先生今天的講座題目是“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張豈之先生為大家做講座。

講座全文

2011年，我們有兩個“百年”的紀念：一個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這是國之大事；另一個就是清華大學百年校慶，這是學之大事。所以我們很愉快地迎接即將到來的2011年。今天我利用兩個小時的時間想給老師和同學們介紹有關清華人文傳統(tǒng)的若干事件和若干人物，與此相聯(lián)系，也想談一談我個人對某些學術問題的看法，以便和在座的同學們一起研究。

第一個問題，我想講一講清華校訓的來源。清華大學的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創(chuàng)立于1911年，到明年恰好是一百年。留美預備學校的名字就叫“清華學堂”。1914年，清華學堂請來鼎鼎大名的梁啟超——梁任公到清華園來講演，講演的地點就在今天清華學堂北面的同方部。什么叫“同方部”呢？在清朝末年，人們把外國語也看成是一種方言，所以把它的名字就叫做同方部，意思就是“翻譯部”。梁啟超在同方部給清華學堂的學生們做講演。講演的主題是，他從戰(zhàn)國時期的一部書《易傳》中抽出兩句話給清華的學子們進行介紹。那《易傳》是怎樣一本書呢？這就需要從更早的源頭講起。在西周的時候有一部影響很大的書，叫做《周易》，也叫做《易經(jīng)》。在座的同學們都知道，《周易》這本書是以八卦來象征自然現(xiàn)象，推斷自然和社會的變化，來取得一個占卜的結果。歸根到底，這是一部占卜的書、算卦的書。有哪八卦呢？就是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離卦、艮卦、兌卦，而每一卦都象征一種自然現(xiàn)象。八卦總計起來講，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自然現(xiàn)象，然后據(jù)以判斷。今天我們來看《周易》，這本書既有它神秘的一面，就是占卜的一面，我們不取它，同時它也研究人類社會和自然的變化，其中有很多見解到今天也還可以用來作為參考。到了春秋末期，孔子要繼承西周的文化傳統(tǒng)，他對《周易》這本書下的功夫很大。根據(jù)《史記》記載，他老先生把《周易》這個由繩子穿起來的書簡不斷地翻看，繩子斷了好多次——韋編三絕。他就從《周易》里邊吸取關于社會和自然變化的道理。到了戰(zhàn)國時期，有一些儒者就想對《周易》這本書做詳細的注解，一個卦一個卦地進行注解，因此就產(chǎn)生了一部書。這部書一共有十個部分，所以分為“十翼”，“翼”就是翅膀，這本書就叫做《易傳》。在古代，凡是解釋儒家經(jīng)典的東西就稱之為“傳”，發(fā)揮、刪除、提出問題。包括十個部分的《易傳》究竟主要是哪一個人寫成的？有些歷史書認為是孔子寫成的。根據(jù)許多學者的研究，這個論斷很難站住腳?？追蜃右粋€人寫不了這么多東西，而且他自己也講“述而不著”?？赡苁菓?zhàn)國時期許多儒家的學者共同研究《易經(jīng)》，然后完成了《易傳》這本著作。當時解釋《周易》的書有很多，那么這部書——十個部分的《易傳》，怎么區(qū)別于其他解釋《周易》的書呢？所以這十個部分的解釋《周易》的著作又稱為《易大傳》，加了一個“大”字。同學們，你們別小看這個“大”字??！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tǒng)，無論什么東西我們都喜歡用“大”字。譬如，文化上的大繁榮、大發(fā)展，那都是“大”字，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就是這樣。梁啟超在同方部給清華學堂的學子們講，現(xiàn)在告訴大家《易大傳》里面怎么來解釋乾卦的。當時有一個要求，對每一個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要言不煩，不能用很多話去解釋它，兩三個字、三四個字，就把要義給提煉出來。那乾卦究竟講什么呢？梁先生講，乾卦是講天的，乾卦就比喻天。那么高高在上的天的特點是什么？我們儒家當時聰明得很，說乾卦講了千言萬語，高高在上的蒼蒼茫茫的天啊，它的特點用三個字就可以表現(xiàn)出來。哪三個字呢？“天”、“行”、“健”。什么意思呢？天，就是自然；行，就是運行；健，不間斷地運行。年年如此，月月如此，日日如此，白天完了黑夜，黑夜完了以后第二天又是白天。研究得很深，很深刻啊。乾卦的要義就是三個字：“天行健”。梁先生引了《易傳》對卦象進行解釋以后，就對清華學堂的學子們講：“我希望同學們真正做到像《易傳》所要求的天行健。”人怎么辦呢？相應的人，用了四個字，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天為榜樣，那就應該做到“自強不息，天行健”。所以“自強不息”這四個字啊，是從對《周易》的解釋《易大傳》里面產(chǎn)生出來的，梁先生把它送給清華的學子。后來這四個字就成為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一個最生動、最深刻的說明。什么是我們的中華民族??？它的特點是什么??？四個字，“自強不息”。一個人怎么才能成功？在人生道路上有各種挫折，那怎么克服挫折？就是這四個字，“自強不息”，很深刻，很有哲理性。

在解釋坤卦時，梁先生講，坤卦是比喻大地的。大地的特點是什么呢？包容萬物。大家看，在大地上，莊稼啊、房舍啊，等，都在上面，包容萬物。相應的，君子就應該做到“厚德載物”，他的道德、他的學問、他的能力非常深厚，深厚得就像大地包容萬物一樣。在最后，梁先生說今天的講演就到此為止，給清華學堂的學子們送《易傳》里面的八個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边@就是清華校訓的來源。

校訓是非常重要的，校訓是一所大學的靈魂，大學的奮斗的目標。我們和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大學做一下比較。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讓你與柏拉圖為友，讓你與亞里士多德為友，重要的是讓你與真理為友。這是講得不錯的，但我們中國人看起來就覺得太直白了，太直截了當了，不能引人深思。我們的漢字有一個特點，一兩個字就有非常深刻的意思，讓你去不斷思考。哈佛大學的校訓，讓你“與柏拉圖為友”，太白話了，太直截了當了。美國耶魯大學的校訓是，真理與光明。它有個缺點，缺點在哪里？沒有把教育的特色表現(xiàn)出來。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愿學術自由之風勁吹。這也還是不錯的。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校訓是，學術獨立，培養(yǎng)模范國民。這些都有特色。在我們國內，兄弟高校也有自己的校訓。東南大學的校訓很長，對稱得很好，也顯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特色，可是現(xiàn)在我背不出來了。但我認為，從中華具有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文化出發(fā)，我個人也許是偏愛，如果要我投票的話，我就投清華校訓這八個字，這是我們中國也是世界上所有大學含義最深刻的校訓。清華在百年的歷程里培養(yǎng)出了大批優(yōu)秀的人才，與校訓的激勵是分不開的。我們清華的同學們對校訓的來源應該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第二個問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副標題是“王國維的學術創(chuàng)新特色”。王國維的名字，我想在座的不管學哪個專業(yè)的同學都會有所了解。20世紀，在我們學術界有兩個最重要的紀念碑，而且這兩個最重要的紀念碑都和清華大學聯(lián)系在一起。一個紀念碑就是陳寅恪先生撰文起草的“王國維紀念碑”。在座位的同學們我想都看過了，修造于1929年，敬立在清華園里，一直到現(xiàn)在。還有一個重要的紀念碑就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1945年以后，清華的著名教授馮友蘭先生撰寫碑文的“西南聯(lián)大紀念碑”，一千多字。我在今天講演最后結束的時候，我要把馮先生的這個紀念碑里面的若干段落跟同學們朗誦一遍，作為這次講演的結束。在這里，我首先要解釋王國維先生的紀念碑。陳寅恪教授是在什么情況下寫的？學術意義何在？這里我要談一些我自己的學術觀點，不見得都對，我們一起討論。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王國維先生的情況。他的生卒年是1877年到1927年。在我們中國當代的歷史上，192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王先生是浙江海寧人，和我們胡老師的家鄉(xiāng)溫州的距離是不太遠的。王國維，字靜安，晚年他的號叫“觀堂”，所以他著作的自選文集就叫《觀堂集林》。早年留學日本，研究哲學、心理學、古文字學。后來又研究文學，著有《人間詞話》。同學們都看過《人間詞話》，這本著作給我們的古詩詞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他還研究中國古代的戲曲，著有《宋元戲曲考》。此外，他還研究紅學，寫了《〈紅樓夢〉評論》，給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方向開辟了一條新路。后來他又研究甲骨文、鐘鼎文，在史學研究上真正成為新史學的開山者。他的著作收集在《觀堂集林》里面。1984年，中華書局出有《王國維全集》，雖叫“全集”，實際上不全。首先，沒有王先生的通信，信件很不全，怎么能是“全集”呢？前幾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全集》，書信比較多了，原因在哪里？過去著名的學者，凡是給別人寫的信，當時沒有電腦，他都要讓他的學生們抄一份留下來，日積月累，將來就可以放在全集里面。王先生沒有這個條件，所以他給朋友寫信，探討學術問題的很多信就找不到了，很可惜。

首先我要談到王國維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關系。清華國學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就撤銷了。它存在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它的學術影響很大，主要原因是有“四大導師”，而王國維在四大導師里面排名第一。所以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聲望很高。為什么1925年要辦一個清華國學研究院呢？因為籌備由清華學堂過渡到清華大學，設立大學部，成立了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就叫做“籌備大學委員會”，請一些名家參加進來。當時北大的教授胡適也參與到這件工作中來，胡適建議：先成立國學研究院，然后慢慢地發(fā)展再成立其他學科的其他方面的研究院。受到了胡適的影響，學校接受了胡適的建議，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清華學校成為大學以后第一個研究生機構就叫“國學研究院”。1925年，國學研究院的主任、留美的學生——學習研究西方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吳宓先生，是陜西晉陽人。他有一個演說，演說的題目就叫做《清華開辦研究院旨趣及經(jīng)過》，發(fā)表于《清華周刊》第351期，出版的日期是1925年9月18日。這篇文章把清華為什么要成立國學研究院論之甚詳。有一段話我念一下，很有意思。吳宓先生說，“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當時的語匯里面，“全體”就是指“整體”，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學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以吳先生就講，“歷代生活之情狀，語言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都要研究，這個計劃很大。現(xiàn)在看來，同學們怎么評價？看法是對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要研究。但是剛剛成立的國學研究院靠四大導師就能研究得這么廣泛、這么全面嗎？不可能！因此就留下了一個大計劃，但實際上步驟跟不上，因而國學研究院僅僅成立了五年，最后就停辦了。不僅如此，吳先生在這次講演里還提道，“關于自然界之變化，川河之遷徙，動植物之考訂，均需進行專門分類之研究”。這就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學里包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方方面面。計劃太大，就很難一一實現(xiàn)。

1925年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導師的要求有四條，很嚴格，這就是清華的很好傳統(tǒng)。第一條，國學研究院導師應通曉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當時沒有整體，一個導師要把中國學術文化之整體都要了解，這個要求是很高啊。因此，后來王國維先生到昆明湖自沉，1929年梁啟超先生生病過世以后，再想找導師找不到了，哪有人通曉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啊？很難啊。第二條，具有正確精密的、科學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不容易的。第三條，不是大體知道，而且外文還要好，熟知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和中國文化的成就。要想熟知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和中國文化之成就，西學還要好，很難。第四，熱心地指導年輕的學子，強調導師與學生的個人接觸，以便學生向導師全面地學習。選來選去，選出了四位導師，排名是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還有一位講師，名叫李濟，是專門研究中國考古學的。兩位鼎鼎大名：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是研究語言學的，當時有一些著作。陳寅恪當時沒有著作，他是研究佛經(jīng)翻譯問題的。而吳宓是國學研究院的主任，他不想當院長，讓他處理研究院中的各種事務，使教授和學生能夠專心于學問，不用院長這個名稱，以免教育行政化。這條不得了??！像中央公布的我們的《教育改革發(fā)展綱要中長期計劃》里，原來教育部起草小組要逐步取消大學里面的教育行政化，在黨中央政治局討論以后就把它刪掉了。現(xiàn)在這個時候要去掉我們大學教育的行政化，難啊，要經(jīng)過漫長的道路。但是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的時候預見到這點，所以吳宓不叫“院長”，就叫“主任”——我是給大家服務的、跑腿的。所以這一點從教育上來看，有前瞻性。你看，八十多年以后，我們要來解決教育行政化的問題。國學研究院規(guī)定，研究生的學習時限為一到兩年，時間很短，沒有學位的規(guī)定。1925—1929年，國學院總共畢業(yè)的學生有七十多人。說法不一，有的說七十二，有的說七十四。我查了材料，最后覺得七十四比較好些。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成為了我國人文學科研究的中堅，比如，劉盼遂先生、吳其昌先生，后來到四川大學去的徐中舒先生，后來到山東大學去的高亨先生等，都是清華國學院培養(yǎng)出來的高材生。1929年，國學研究院停辦。1931年梅貽琦先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有某個系條件夠的話就可以辦研究所。國學研究院停辦的原因主要是導師缺人：王國維于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梁啟超于1929年病逝。后來，補充這些導師很困難。國學院當年的地址在哪里呢？同學們可以去看，是在今天清華學堂的第二層。梁啟超講課是在清華學堂旁邊的同方部。王國維住西門附近的西苑16號，陳寅恪住照瀾院2號，趙元任住照瀾院1號。梁啟超也住在西苑，但城內有房，并不長在清華園居住。在今天來看，四大導師在清華的住處保存得并不好，非?？上?。這個問題也就不去多講了。

其次，我想講一講王國維先生在學術上究竟有哪些開創(chuàng)之功。把他評價得這么高，原因何在？王國維指導研究生，從學科上看有儒家的經(jīng)學、小學、上古史，還有中國古代文學，方面很廣。在國學院，他把多年研究的經(jīng)驗寫成講稿，成為一本書，名字叫做《古史新證》，即把古代的歷史加以新的證明。這“新證”，新的證明是什么呢？用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去印證文獻資料的記載，稱之為“二重證據(jù)法”，兩者都必須有的。所以，王先生雖然不是考古學家，但是對于20年代中國考古學所取得的成果，他非常注意、非常關心，在研究實踐中，他把地下的材料和文獻資料作對比，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這幾十年，我們的歷史學界之所以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主要是沿著王國維先生所指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去進行研究。所以郭沫若先生就講，新史學真正的開山祖就是王靜安先生。這一點也不夸張，確實如此。他所提的二重證據(jù)法影響很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有理論問題了，王國維對國學中的主體部分——儒家經(jīng)學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也就是自王國維先生以后，不再存在以儒家經(jīng)學為主的所謂“國學”。這個問題很重要，請同學們和我一塊兒思考。王先生指導研究生，第一個方向就是儒家的經(jīng)學。那儒家的經(jīng)學究竟有哪些呢？西漢的時候有“五經(jīng)”，這是同學們都知道的，包括《詩經(jīng)》；《書經(jīng)》，也就是《尚書》；《禮》，當時的《禮》在“五經(jīng)”叫做《士禮》，后來又稱為《儀禮》；有音樂，《樂經(jīng)》；還有《易經(jīng)》，就是《周易》。此外，還有《春秋》，《春秋》是孔子刪定的史書。所以在西漢時期設立了五經(jīng)博士，五經(jīng)皆通，很難的。到東漢時期，見儒家這“五經(jīng)”不夠用了，還要增加。為什么要增加？說“五經(jīng)”里面沒有抓住儒家的根本。儒家的根本是什么呢？《孝經(jīng)》和儒家的老祖宗最重要的一些典籍《論語》不在“五經(jīng)”里面，這還了得？所以到了東漢時期又變成了“七經(jīng)”，增加了兩經(jīng)。一切歸根到底，要講孝。只有講孝，在家里服從父母，然后到社會上才不會造反。還有，最大的根本是孔子的言論，那你也要編成經(jīng)書。所以到了東漢時期，《孝經(jīng)》、《論語》，再加上西漢時期的“五經(jīng)”，就變成了“七經(jīng)”。在東漢時期統(tǒng)治者很重視儒家的經(jīng)書，而有些皇帝親自來講經(jīng)書，天下的士子也要不遠千里到洛陽去聽皇帝講經(jīng)?；实鄣闹v經(jīng)，把儒家經(jīng)書里面生動活潑的東西都拿掉了，無非就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天下的士子必須根據(jù)皇帝講的內容來確定注解，失去了儒家經(jīng)書某些生動活潑的內容。

但是在東漢，我們今天根據(jù)史料來看，儒家的經(jīng)書與儒家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孔子，都還沒有成為別人不敢批評的對象，沒有這個情況。在東漢，住在洛陽的一個讀書人王充，他寫了一本書《論衡》，里面有一篇叫《問孔》。你敢質問孔子還得了？題目就是教訓的意思，這還得了??？你《論語》里面不怎么樣啊，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一條、二條、三條……王充舉了很多證據(jù)，也不是盡善盡美，矛盾的地方很多。他還寫了一篇叫《刺孟》，把孟子刺一刺，諷刺諷刺他。王充沒有因此被抓，沒有被抓到牢里面，說要殺頭，沒有。這種情況，如果在今天是被我們歷史學家不斷地稱贊的。有人不斷地稱贊康熙、雍正、乾隆這三朝是盛世，而且說它的文化有很大的發(fā)展，鄙人保留看法，在這個問題上保留看法。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到了非?？膳碌某潭?。魯迅先生講，乾隆時期那種殘暴的文字獄使讀書人嚇得都不敢寫文章了，怎么是盛世??？不承認有那樣的盛世。盛世必須是比較自由開放的，連這些都沒有，因何稱為盛世？到了唐朝，《禮》，又稱為《周禮》、《儀禮》、《禮記》這三《禮》，《春秋》又分為《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加上《周易》，加上《尚書》，加上《詩經(jīng)》，又稱為“九傳”，又增加了。到了宋朝的時候又加上《論語》、《孝經(jīng)》、《爾雅》、《孟子》，稱為“十三經(jīng)”。

清朝有個學者阮元就著有《十三經(jīng)注疏》。這樣一提以后，同學們就會問：儒家的經(jīng)書由“五經(jīng)”要增加到“十三經(jīng)”，這說明了什么？這說明歷史和文化需要它們，才需要增加。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十三經(jīng)”可以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作為文化遺產(chǎn)我們需要研究它，這是一個方面。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儒家經(jīng)書如果成為學術的一個主體內容，那么這也會妨礙中國古代學術，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因此，近代自然科學沒有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起來，而是在西方的土地上生長起來了。這和儒家的經(jīng)書一統(tǒng)天下、思想不活躍、不允許有自由的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個問題同學們可以討論。五千多年文明的大國連綿不斷，但是近代科學的故鄉(xiāng)不在中國，原因何在？因此，我們就要反思以儒學經(jīng)書為主體的國學價值在哪里，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這幾年，我提出一個觀點。報刊上老是在講某某是國學大師，我覺得這樣的提法很不妥當。不妥當?shù)脑蚓驮谟?，王國維以后的中國，沒有國學大師。我的老師季羨林先生不是國學大師，他自己也不接受這個桂冠，他所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印度學的內容，他對于中國儒家的“十三經(jīng)”沒有專門的著作。所以季先生曾講：“我不是國學大師，我不接受這些桂冠?！边@完全符合實際。我另外的老師任繼愈先生，也不接受“國學大師”這個名稱。原因呢？1927年以后，我們中國的教育上有一個很大的發(fā)展。什么發(fā)展呢？儒家的經(jīng)書退出了我們大學的講壇，而由近代科學的分類去確定我們的學科目錄，例如，有文學、有史學、有哲學、有藝術、有文字學等。沒有一個以儒家經(jīng)書為主的這樣一個國學。可以說，以儒家經(jīng)書為主的國學時代，最后一個國學大師王國維在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以后，已經(jīng)結束了。我們開辟了新的道路，有了新的科學目錄。不能說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說后人可以在文學史上做出偉大的貢獻，可以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做出貢獻，可以在中國哲學史上、在藝術史上做出貢獻。以“十三經(jīng)”為主體的國學已經(jīng)陳舊了，已經(jīng)死了，那個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

所以根據(jù)這個看法，我個人有個觀點：1927年以后中國沒有產(chǎn)生國學大師，不能說是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說學科發(fā)展進步了。因此，現(xiàn)在我們有些大學恢復國學院等，問張某怎么看，我說：我的看法不一樣。如果征求我的意見，我不贊成大學里面搞什么國學院，如果已經(jīng)搞了就要搞下去，不要剛剛搞又收回來，要把它繼續(xù)搞好。但是今天的國學應該有今天的時代內容，不能像過去那樣成為以“十三經(jīng)”為主體的，成天背那些經(jīng)書，那不行！它要有一個發(fā)展，使它成為一個新的科學的體系才可以。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院建院三周年慶典大會上就是這樣講的，今年要開建院五周年慶典大會，我還是這樣講。如果你沒成立國學院，那不談這個問題；你成立了，那就好好地辦。把新時代的精神要放進去，要有所發(fā)展，要有所進取，不要使它剛剛成立，一下子又取消了，那就不太好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王國維以后，中國沒有產(chǎn)生以儒家經(jīng)書為主的國學大師，不意味著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不行，而是說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已經(jīng)走上了新的道路。這條新的道路也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tǒng)學術現(xiàn)代化的一條道路，我們今天還要走。如果今天大學里面的文、史、哲學科都不辦了，光搞一個國學院，那就糟糕了，也不會有人這樣逆時代潮流而動。這里僅是談一些個人的看法，不見得準確。

第三點，為什么王國維是最后一位國學大師呢？國學和科舉考試聯(lián)系在一起，你讀“十三經(jīng)”也好，不讀“十三經(jīng)”也罷，你讀“五經(jīng)”也好等，最后目的是科舉考試要考中，為了功名利祿，為了做官，很明確。從隋唐以后我國就進行科舉考試，科舉考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可以再重新研究。它使社會底層的人經(jīng)過十年寒窗可以獲得官位，甚至也可以進入中央的決策部門輔助皇權去統(tǒng)治天下，這樣社會就比較安定。但是，同學們看看，歷代科舉考試的功利性非常明確，都是為了做官?？鬃泳椭v了“學而優(yōu)則仕”，目的都是為了做官。這樣的話，科學和學術就很難發(fā)展。王國維的學術思想值得肯定的第三點是，他認為學術研究以學術為目的，并以追求真理為其全部的要義，而不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無用之用才是大用。他還舉了好多例子，說在西方，工商財經(jīng)政法被認為是有用之學，但是這些學科如果不依賴于哲學——王國維所了解的哲學方法只有兩個，一個歸納法，一個演繹法，或者是歸納法或者是演繹法，無用之用才能產(chǎn)生真正的學術。這一點，我覺得也是開啟了學術的新風氣。

第四點，王國維的學術敏銳力非常強，證實學術上的新發(fā)現(xiàn)非常多，親自去實踐，親自去了解它，運用到自己的研究實踐里面。例如甲骨文，商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叫做卜辭、龜甲文字、殷墟文字。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1899年才被學者認識。當時的學者羅振玉是先行者，王國維在羅振玉研究的基礎上有了進展，而郭沫若后來在王國維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所推進。郭沫若的推進，老實講，那是學術界公認的。20年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選院士的時候并不因為郭沫若的政治思想而忽略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他被中央研究院高票當選為院士。他在甲骨文的認識、理解和歷史聯(lián)系方面比王國維先生還要高出一籌。這點是應該要肯定的。甲骨文字大約3500字。還有金文，也叫做鐘鼎文；刻在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以及敦煌及西域的文獻、檔案等，王國維也都做過研究，學術的眼光非常敏銳，進行了創(chuàng)造。

第五點，王國維在學術思想上提出中學和西學應該相互融合。1911年，他在《國學叢刊》上就說：“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在他看來，東、西學應該融合。這些學術思想都值得我們稱道。所以王國維在學術上的貢獻，充分表明他是創(chuàng)新者，是開拓者，我們要繼承這種精神。1927年6月2號上午，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的昆明湖。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個原因，國民黨的北伐軍高歌猛進，很快就要到北京了，北洋政府的軍閥政府很快就要瓦解了。當時傳說，國民黨來了以后不會有學術自由，這一點在王先生的頭腦里根深蒂固。為了學術自由的將要失去，他寧可自沉昆明湖。估計這方面的心情在他生前，在國學研究院這段時間，經(jīng)常和陳寅恪先生交流，所以陳寅恪先生后來寫進紀念碑里。第二個原因，學術思想上的矛盾得不到解決。學術上有矛盾，而且矛盾很尖銳。在他三十而立之時編了自選文集，在序言里有這樣的話，我讀一下，叫做“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大意是，我看哲學書太疲勞了，搞不清楚，我也看不懂康德?！罢軐W上之說”，哲學里面所講的道理，“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形而上學的東西，非常可愛，但是那一種推理不可信。他后來又看了其他一些應用性的科學著作，“可信者不可愛”，確實可信，但不可愛。學理工科的同學，他是可信而不可愛；學哲學的同學，他是可愛但又不可信，恐怕有些道理吧。王先生有這個體會，我們還沒有這個體會。而且他說，“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解決不開。既然解決不開，我倒不如結束我自己的生命。看來主要原因就是這種情況，非?？上?。

王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國學研究院的同學劉節(jié)等就請陳寅恪先生，說：您和王先生日常接觸很多，王先生的學術思想你了解很多，最好由您寫一個紀念碑，然后豎立在清華園里，讓清華的學子都能看到，世代相傳。陳寅恪先生寫了，非常沉痛。1929年6月3號，王國維的紀念碑在清華園豎立起來，從此以后大家可以通過這個紀念碑了解王先生、陳先生等老一輩的人文學術大家的學術思想。我把這個紀念碑碑文全文讀一下?！笆恐x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币馑际钦f，讀書治學不要受世俗的影響，就要追求真理，這樣真理才能夠得到發(fā)揚。下面緊接著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彼枷肴绻蛔杂傻脑挘瑢幙伤懒?。王先生在這一點上和陳先生的看法是一樣的。接著說：“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歷代的圣賢都知道這個道理，凡人俗人就不知道這個道理。緊接著說，“先生以一死”，就是他寧可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因為他要堅守這個信仰，獨立自由之意志，并不是由于哪一個人和他有恩怨，也不是因為愛新覺羅這個王朝已經(jīng)倒臺了他才自沉，而是為了獨立自由之意志。因為當時也有很多說法，說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是因為他對清朝懷有深刻的感情等，陳寅恪不承認。“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也不見得人人都相信他。“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不是每句話都是對的，可以商榷的，“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先生雖然死了，他所體現(xiàn)出來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要永存于天地之間。這就是陳先生所寫的關于王國維先生的紀念碑文。字數(shù)很少，不到兩百字，核心的觀念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們今天究竟怎么看這個問題呢？我提一下我個人的看法，和同學們討論。不管是哲學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人類科學的范圍很大，分支很多，要想它有生命力，必須要有創(chuàng)新，必須要有新的想法。否則，哲學社會科學得不到發(fā)展，自然科學也得不到發(fā)展。學術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學術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創(chuàng)新的思維是哲學社會科學也是自然科學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在這方面，應該承認我們還很欠缺，需要不斷地努力。特別是清華大學這樣一所全國一流大學，具有百年歷史的高校，應該倡導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精神，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沒有任何區(qū)別。這里請允許我稍微走一點題，要談到自然科學，要談錢學森先生。2009年11月15號，他的學生在他的病床前記錄下來的一個講話，這個講話被歸納成為“錢學森之問”。錢先生講，為什么這么多年在我們的大學培養(yǎng)不出杰出的人才？原因在哪里??？錢先生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我們的創(chuàng)新精神不夠，人云亦云，保守。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是相通的，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是這樣講的。到了21世紀，2009年年初，自然科學的大家錢學森先生也是這樣講的。錢先生這樣講：“我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去美國的，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麻省理工學院在當時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覺得沒什么，一年就把碩士學位拿下了，成績還拔尖。其實這一年并沒學到什么創(chuàng)新的東西，很一般化。后來我轉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就感覺到它和麻省理工學院很不一樣，創(chuàng)新的學風彌漫在整個校園，可以說，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chuàng)新。在這里，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問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們競賽，才能跑在前沿。這里的創(chuàng)新還不能是一般的，邁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會被別人超過。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別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學術討論會十分活躍，互相啟發(fā)，互相促進。我們現(xiàn)在倒好，一些技術和學術討論會還互相保密，互相封鎖，這不是發(fā)展科學的學風。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別人趕上來。我記得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的老師馮·卡門講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思想，美國人叫‘good idea’，這在科學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沒有創(chuàng)新，首先就取決于你有沒有一個‘good idea’。所以馬上就有人說：‘卡門教授，你把這么好的思想都講出來了，就不怕別人超過你？’卡門說：‘我不怕，等他趕上我這個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遠去了?！晕业郊又堇砉W院，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以前從來沒想到的事，這里全講到了，講的內容都是科學發(fā)展最前沿的東西，讓我大開眼界。”如果錢先生不到加州理工學院去接受那種創(chuàng)新氣氛的訓練，不在馮·卡門教授手下鍛煉，恐怕也很少有后來的錢學森先生吧。還有一個原因。錢先生認為，我們現(xiàn)在研究自然科學的人缺少藝術修養(yǎng)、人文修養(yǎng)，沒有形象思維，形象思維對于科學上的創(chuàng)造是十分重要的。錢先生就有這樣一段話，他這樣講的：“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學院還鼓勵那些理工科學生提高藝術素養(yǎng)。我們火箭小組的頭頭馬林納就是一邊研究火箭，一邊學習繪畫，他后來還成為西方一位抽象派畫家。我的老師馮·卡門聽說我懂得繪畫、音樂、攝影這些方面的學問，還被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吸收為會員，他很高興，說你有這些才華很重要，這方面你比我強。因為他小時候沒有我那樣的良好條件。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xiàn)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課。我從小不僅對科學感興趣，也對藝術有興趣，讀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像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念書時就讀過了。這些藝術上的修養(yǎng)不僅加深了我對藝術作品中那些詩情畫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學會了藝術上大跨度的宏觀形象思維。我認為，這些東西對啟迪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是很重要的?？茖W上的創(chuàng)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chuàng)新的思想往往開始于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lián)想中得到啟迪，然后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敝v得多好??！我們的大學能夠做到這點嗎？做不到，所以在漫長的幾十年時間里頭出現(xiàn)不了世界級的大科學家?？偸窃趪鴥却髮W畢業(yè)以后，取得了碩士學位，想到美國去深造，然后成為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或者成為世界級的大科學家。就“錢學森之問”而言，不是說我們的大學辦得不好，而是提出來了更重要的問題，讓我們去思考。像清華大學之所以鼓勵我們的學生要有人文藝術方面的修養(yǎng)，就是要培養(yǎng)學生大跨度的形象思維的產(chǎn)生、聯(lián)想，然后用邏輯思維去加以嚴密的驗證，這樣才有希望。所以，在這一點上只是文字的表述不一樣：王國維講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創(chuàng)新的精神”，用錢學森先生的話來講就是“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簡單地給大家講一下，因為很有特色、很有個性，不講也很可惜。第三個問題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也是創(chuàng)新。主要是講一講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研究特色。陳寅恪先生，“恪”這個字念què，不念kè。陳先生的生卒年是1890年到1969年，江西修水人。他出身于文化之家：他的祖父陳寶箴在清朝做過大官，他的父親陳三立是一位著名的詩人。陳寅恪在十三歲的時候跟隨他的哥哥陳衡恪東渡日本，十七歲病歸，足疾，回來了。十八歲到吳淞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去學習，1909年畢業(yè)。1909到1915年，他相繼在德國的柏林大學、瑞士的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18到192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1921到1924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學習。1925年經(jīng)由吳宓先生介紹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國學研究院1929年停辦，陳先生到清華歷史系和中文系任教授，1932年又被聘為哲學系的教授。后來他執(zhí)教于香港大學、暨南大學、燕京大學。1946年回清華任教，1949年任嶺南大學教授，1950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直至逝世。陳先生開始研究什么呢？在歐洲受西歐東方學派的影響，研究佛經(jīng)的翻譯問題，他需要學多種語言文字。他那幾年在歐洲、美國跑來跑去，不是為了拿學位，主要是學研究佛學問題所需要的語言素養(yǎng)。1921年到1924年，他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學習的時候留下了六十四本筆記本。季羨林先生看到這些筆記本后，寫了一篇文章《從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范圍和途徑》，認為陳先生的六十四本筆記本主要是關于研究佛教經(jīng)典的各種文字譯本的比較研究。他學了哪些語言文字呢？有我們中國少數(shù)民族藏文、蒙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印度的梵文，還有印第文、俄文、希伯來文、東日耳曼文、東土耳其文等這樣一些語言文字。所以語言方面的修養(yǎng)很多，不讀學位，就圍繞佛經(jīng)在歐洲、在美國研究學習。當然這需要有個后盾，什么后盾呢？有足夠的經(jīng)濟實力，他的家庭完全滿足了他這方面的需要。

關于陳先生有很多傳說。有人說陳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當導師，是他的同學吳宓介紹的。但是，也有人講是梁啟超推薦的。那么，這里面就引申出了很多傳奇故事。當時的清華校長叫曹云祥，就問梁先生，說：“你推薦的陳寅恪，他是哪一個國家的博士??？”梁啟超回答說：“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辈苄ｉL再問：“他有沒有著作??？”梁先生回答：“沒有?！辈苄ｉL說：“哎呀，那不好聘他了?！本蜑殡y了。緊接著，梁先生就說了：“我也不是博士，我的著作等身，但不如陳寅恪先生數(shù)百字的價值。”這是怎么回事兒?。苛簡⒊壬鞯壬怼獛装偃f字，還不如陳寅恪幾十個字、幾百個字。有這樣一個傳說。我國臺灣的一位著名作家，叫龍應臺女士，就把這個傳說再進一步渲染了——在2005年6月22日臺灣的《聯(lián)合報》聯(lián)合副刊上就渲染開來了。不但如此，龍應臺女士不知道從哪里又聽了一個消息，說1950年我們的毛主席訪蘇和斯大林會談，斯大林就問毛主席：“貴國的陳寅恪先生近來無恙乎？”毛主席答：“無恙無恙，很好啊?！笨矗秩镜绞裁礃拥某潭攘?？后來臺灣有個學者，是位歷史學家，叫汪榮祖先生，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引經(jīng)據(jù)典》，發(fā)表在2006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報上。汪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寫道，“陳寅恪初至清華教書是由于哈佛同學吳宓的推薦，早有定論；梁啟超雖與陳家有舊，但當時陳寅恪尚無學術著作發(fā)表，何來比他等身的著作更有價值的‘寥寥數(shù)百字’？梁啟超有必要這樣自貶身價來‘推薦’一個初出茅廬、學術尚不見經(jīng)傳的后生晚輩嗎？至于龍應臺說：‘毛澤東訪問蘇聯(lián)，斯大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疫^去也聽說過這個離奇的傳聞，曾求證于陳門弟子蔣秉南先生，他說聞所未聞，真是天方夜譚！斯大林學問再好，也不可能知道象牙塔里的學者陳寅恪，陳寅恪對政治再有興趣，也不可能去寫有關革命問題的文章”。當我看了這篇文章以后，就想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近二十年來，不僅是臺灣的龍應臺等作家群，連我們大陸的學界也往往是脫離實際，沒有根據(jù)地去亂捧陳寅恪先生呢？好像我們史學界到目前只有一個陳寅恪一樣，原因在哪里？我的頭腦里面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思考到現(xiàn)在，有一些結果了，我和同學們商量一下，自由談嘛。

第一個原因，陳先生在中國史學研究當中確有巨大的貢獻，不是空頭的史學家。關于這一點，我下面還要介紹。

第二個原因，人們欣賞陳寅恪“講真話”的精神，他想什么就講什么，不掩飾，這對讀書人來講很重要。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中國科學院準備在歷史學方面成立三個所：一個所要研究夏商周先秦時期；再一個所要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秦漢、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到明代、到清代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叫二所；還有一個叫三所，研究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中國近代史。一所的所長，當然是郭老，德高望重，學術泰斗，請他兼任所長沒有問題。三所的所長，是請在延安長期居住過的，和毛主席都是老朋友的范文瀾先生擔任的。二所的所長，當時就有人提議請陳先生擔任。陳先生后來不研究佛經(jīng)翻譯了，他研究魏晉南北朝和隋唐這段歷史，我一會兒還要簡要地介紹陳先生在這方面研究的貢獻。請陳先生來，郭沫若讓陳先生的學生先試探試探。陳先生說：調我到二所當所長，第一個條件，我不參加政治學習；第二個條件，我所里面的研究人員都不參加政治學習；第三個條件，請毛公、劉公二位給我寫一個保證，不強迫我們參加政治學習。在當時誰敢講這個話啊？這是陳寅恪先生講的！意見回饋到有關領導那兒去，請他當所長的事情也就不再談起了。但是，對陳先生并沒有因為這個事情進行批判或者責難等，沒有！他講真話。在今天我們怎樣看這個故事？去年我又看了一本書叫做《傅斯年與陳寅恪》，材料多極了，它里面的觀點我不見得完全同意。書里面有這樣一個材料：說陳寅恪講，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主義我不反對。我在歐洲的時候就讀過英譯本的《資本論》，我覺得不錯。那他為什么不參加政治學習呢？他認為歷史研究不能預先拿一個政治上的命題擺在那兒，然后研究人員就從史料里找，來論證這個政治命題是正確的，那陳先生不同意。所以我們新中國成立以后，有一段時間在文學上叫“主題先行”，叫做論從史出——政治原則擺在那兒，然后你去找很多的歷史材料去證明。嚴格講這是不科學的，不是實事求是的。你的歷史結論應該從歷史材料具體分析中抽象出來，而不是拿一個政治的術語、一個命題，然后找兩段材料說它是正確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陳寅恪講了真話。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不見得就是錯的。所以這個問題我今天就說到這兒。

1959年，管我們國家教育宣傳的一個領導同志叫周揚，他到了廣州去拜訪陳寅恪先生。陳先生就講：“周先生，你今天來看我，請恕我不同你談歷史問題。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請你很明確地告訴我好嗎？”周先生說：“請?！彼f：“周先生，在大學里面，是教授們有學問還是大學生有學問？誰是飽學之士??？”周揚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材料里面比較含混一些吧，他就說：“當然教授有學問?！标愊壬o接著追問：“既然教授有學問，那你們辦的報紙為什么每天連篇累牘地都在宣傳大學生上講堂比教授講課要講得好？你們又說某某大學學生編的中國文學史比教授寫的中國文學史高了百倍千倍，有這個事嗎？”周揚同志說：“我回去查一查好吧？”陳先生說：“那你就回去查一查吧，送客?！彼涂土?，在權貴的面前不掩飾自己的觀點，這是很難得的。在那種很不正常的政治氛圍中，陳寅恪還提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警鐘。我想陳先生作為一個大歷史學家，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敢于講自己的心里話，這種品性應該成為我們讀書人向他學習的一個方面。哪怕就是錯的，說了也沒有關系啊，慢慢改正。正因如此，所以后來把陳先生本來所沒有的事情，所有的好事情都加在陳先生的頭上。

第三個原因，陳先生一直對中華文化充滿著感情。以歷史去敘述中華民族命脈，就在于有它綿延不斷的五千多年的優(yōu)秀文化和人文大師。我們的吳宓先生在這點上和陳先生有著共同之處。在“文革”期間，要我們的吳宓先生“批孔”，再怎么說，吳先生沒有一句話“批孔”，而被打得遍體鱗傷。沒有一句“批孔”的話，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之下，這是非常難得的。為什么陳先生的著作到40年代才開始出版？研究方向變了，他不研究佛經(jīng)翻譯問題了，要研究中國歷史，古代歷史中間那一段，特別是隋唐時期?，F(xiàn)在研究起來，也就是心系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要把陳先生看作是象牙之塔里面的一個讀書人，成天發(fā)發(fā)牢騷，這也不滿那也不滿，然后說說這個說說那個。不是這樣的！他和自然科學家一樣，充滿著民族復興的期待，充滿著學術報國的熱情。我想舉幾個例子給大家說一說。1940年，陳先生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了，就叫做《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隋唐時期的制度從哪兒來的，一般的說法是，我們中國隋朝時間很短，唐朝時間比較長，它的制度一個是北魏的來源，還有一個是北齊的來源。其他史學家都說過，陳先生在書里面對別人所說過的就不再多作論述。但是他有一個發(fā)現(xiàn)，除了這兩個來源以外，隋唐的制度還和一個叫河西之地的有淵源。什么叫河西之地呢？在甘肅有一條路叫做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以張掖為中心，旁邊有一條水叫做湟水。陳寅恪先生根據(jù)大量的資料說，在魏晉南北朝天下亂世的時候，甘肅張掖的湟水地區(qū)社會安定、經(jīng)濟較發(fā)達，成為中原人士的避難之地，成為隋唐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的一個主要來源。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在我們國內有一個專門寫史學界人物的作家，叫岳南，他寫了《傅斯年與陳寅恪》這本書，也送給我一本。這本書有400多頁，有大量的材料，有些觀點倒不見得和我的完全一致，但是它材料豐富，我還是覺得這本書是很不錯的。書里面有這樣一句話，“陳寅恪所要喚起的實質是抗戰(zhàn)軍興以后南遷諸學人注意，凡南遷之學人皆有責任使中國學術文化保存于西南一隅，承前啟后，繼絕扶衰”。我覺得講得很好，很有道理?？谷諔?zhàn)爭，民族復興，因此推論陳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里面得到了體現(xiàn)。1941年，陳先生又完成了另一本著作，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書都不是很厚，都稱之為“稿”，為什么稱為“稿”呢？原因是將來還要修改，不是最后的定論。這種謙虛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面，陳先生提出了一個創(chuàng)見：唐朝的統(tǒng)治集團究竟是由哪些人構成的？他概括成為一句話，說是“關隴集團”。關隴地域在今天的甘肅陜西這一帶。唐朝的統(tǒng)治集團是以關隴地域為本位的胡漢混合體。這個統(tǒng)治集團里面不光是漢族，是胡漢混合體，包括少數(shù)民族和漢人。所以，在唐朝李家的血統(tǒng)里面就有很多少數(shù)民族的血液。這樣一個定位以后，就把唐朝為什么說是比較開明的一個封建王朝，為什么和少數(shù)民族交往而且能夠交流，為什么說是更開放的一個朝代等問題，都得到了解決。當然，還有很多論證。關隴集團里面的胡漢混合體稱為“中原的主宰者”，所以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表現(xiàn)和歷代就不太一樣。這個觀點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目前我們仍用這種文化觀點。在1947年，陳先生又有一本著作發(fā)表，名字就叫《元白詩箋證稿》。所謂“元白詩”，“元”是一個人，叫元稹，唐朝的一個詩人；“白”呢，白居易。他以分析元稹和白居易的詩歌來探究唐玄宗時期由盛到衰的歷史。書中引用了大量的詩歌，透過詩歌去看當時的歷史情況，這在歷史學上叫做“以文證史”，以文學來證明、說明歷史的某種現(xiàn)象。這本書比較難讀，但是這本書也告訴我們：在20世紀，真正以文證史的只有兩位。一位是郭沫若先生，但郭先生在有的地方想象力太多，太現(xiàn)代化；另一位就是陳先生，而且陳先生更為嚴謹，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陳先生通過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韓愈等人的詩文一下把當時唐朝的歷史給揭開了一個角度，看得非常深刻，這個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后來陳先生患眼疾，視網(wǎng)膜脫落了，不能看書了，在助手的幫助下用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大作《柳如是別傳》。這本書的量非常大，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是何許人呢？明朝末年的一個歌女，早年出身于青樓，但是很有才華，和明末的大文人錢謙益、抗清英雄陳子龍等文人都有交往。這本書以柳如是為中心人物，在她和他們交往中展開了一幅圖畫，宣傳一種精神、一種思想。宣傳什么精神呢？就是陳先生講的“超世俗的輕生死”的民主精神。這種精神超過世俗，是把生死置之于度外的一種民主精神。這本書篇幅很大，大部分是考證，八十余萬字，讀起來還是非常困難的。剛才講，陳先生在中國史學上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今天不能夠否定這一點。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很簡單，叫做：人文薈萃的清華園。我一看30年代清華的校史資料，我腦子里就有了“人文薈萃”這幾個字，人文的方方面面。首先，校長是不凡的，梅貽琦校長就是不凡的。當時梅貽琦先生由物理系的首席教授成為教務處的教務長，后來又提升為校長。當時的美國，在教育界有很大的爭論，什么爭論呢？究竟是搞通識教育、通才教育，還是搞專業(yè)教育。究竟清華是向“通”的方面發(fā)展，還是向“?！钡姆矫姘l(fā)展？梅貽琦作為校長有他的決策權。在教授會的支持下，他認為清華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應該以“通”為首位，在通識、通才的基礎上向專門方向發(fā)展。如果清華不講“通”，一味地講“?！?，無疑就把清華一下子變?yōu)榧夹g職業(yè)學院了。這很明顯，他當校長的時候面臨著清華向何處去的問題。別看在理論上是牽涉到清華向哪一方面，如果光看眼前利益，就搞專才，學一門技術，不需要其他的理科，也不需要很多文科，那最后的清華就不是今天的清華了。同學們，什么是大學？今天還真正記載著的經(jīng)典語言，我們要背的話，第一位恐怕就是梅貽琦校長說的那句話，是他在就職演說中的那句話，“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我為什么要特別講這句話呢？經(jīng)典語言，把大學的真正精神這一點講出來了。為什么我又有一點感慨要發(fā)呢？不見得對，請同學們批評指正。華中科技大學的校長還有其他大學的校長，讓他的秘書在網(wǎng)上找一些青年人熟悉的網(wǎng)絡語言然后寫個稿子。李培根校長在畢業(yè)儀式上讀那個稿子，下面的青年鼓掌幾十次之多，所以親切地稱他為“根叔”。在我看來，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給學生講話不說官話、不說套話，要講我們自己教育界的話，那是好的。但是對這些在網(wǎng)上公布的講稿，我實在不敢恭維。原因在哪里?。克麤]有講到大學精神嘛。今天誰能夠講出一句話和我們的梅校長相媲美？幾十年后還能讓人記得，準確、容易記，一下子抓住要害。還沒有出現(xiàn)，我們等待吧！當時，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先生也在思考，浙江大學究竟怎么弄??？搞一個技術職業(yè)學院還是怎么樣？竺先生在浙江大學當校長的時候，他說浙江大學如果只是辦技術職業(yè)學院，那我這個做校長的就是去讓學生“謀食”，找一個飯碗而已。他說我們浙江大學不應該是“謀食”，主要應該是“謀道”，要研究科學的真理。如果所有的大學都“謀食”，都變成職業(yè)技術學校，那我們還辦什么高等教育呢？幾十年后，我們再來看這個情況，就覺得幾十年前我們的大教育家講的這些具有經(jīng)典性的話很有分量，我們非常感謝他們。清華30年代沒有梅貽琦，那恐怕不行。

再看教授方面，不斷地追求人品和學品的完善。30年代在清華做教授的有一條規(guī)定，教五年書，然后給一年的出國留學機會去深造提高自己。我要談的是中文系鼎鼎大名的朱自清先生。他當時已經(jīng)寫了《荷塘月色》、《背影》，全國著名的散文作家。他教了五年書后，1931年的8月，從北京啟程赴歐洲，走俄羅斯，經(jīng)巴黎，然后到英國倫敦，在英國的皇家學院和倫敦大學注冊旁聽。他進修的課程有語音學，當然是英文的，英文文法、作文、會話等課程。1932年9月3日，朱先生從倫敦返回到北平清華大學。國民黨到了北京以后把北京改名為北平了。朱先生當時做文學系的系主任，一直到1948年逝世為止。我們來看朱先生在倫敦進修一年的日記，朱先生的日記都已經(jīng)公開出版了。同學們可以去看，看了以后會深受感動。兩次他夢到清華不聘他做教授了，原因呢？“……夢里，我被清華大學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資格，因為我的學識不足……”“夢見我因研究精神不夠而被解聘”……“夢醒”，夢醒了，“汗衫”，全身汗流浹背，“沉思之”，靜靜地思考一下，清華不聘很有道理啊。他說，我在中國文學上還有欠缺，在西方文學上我欠缺甚多，那我應該怎么做呢？繼續(xù)努力吧。如果真不聘的話，那就到其他學校在教學中再不斷地提高自己吧?？雌饋碚媸谷艘鳒I。若發(fā)生在今天這個情況下，我想就不會這樣。你不聘我，其他許多學校都會聘我，我還不想待在你那兒，你那兒是什么學校。不看自己，老是看學校行不行，我覺得現(xiàn)在學風方面還是存在問題的。再看看像朱先生這樣的教授群，30年代的清華，我就不一一去講了。

然后看看學生方面，錢偉長先生考進清華大學歷史系，他的作文、語文和歷史都是很高分。原因在哪里？他父親英年早逝，他受了他叔叔的影響，他叔叔就是在文史方面很有功底的錢穆先生。所以今年7月30日錢偉長先生逝世，記者去采訪錢穆先生的女兒、清華大學環(huán)境學院的錢易院士，就談到了錢偉長先生的情況：他入學的第三天發(fā)生“九一八”事變，日寇要努力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的土地，錢偉長立刻找到物理系的主任吳有訓先生說：“我不學文科了，我要轉到物理系來?！眳侵魅尉驼f：“你的物理、化學過了，你的數(shù)學分數(shù)考分不怎么高啊。不要轉了，學文科一樣是可以報國。”但是錢偉長不放棄，非要轉不可。最后吳有訓先生就說：有一個條件，先在物理系試讀一年。要求數(shù)學、化學、物理每門課不能少于七十分。哪一門課少于七十分啊你就回到歷史系去?？陬^協(xié)議。到一學年念完了以后，錢偉長數(shù)學、化學、物理都達到了七十分以上，轉系成功。我覺得這樣很好。我們現(xiàn)在碰到這種問題，系主任不敢做主，一定要先申請到教務處，然后開多少會，最后能不能辦成也還不知道。錢易教授會見《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時候說：“我的堂兄這樣轉系成功，以后才成為世界上著名的力學大家。如果他轉系不成功，那就不行。”畢業(yè)時，他成為了物理系中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錢偉長考取了第七屆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到倫敦去不了了，改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坐船去要經(jīng)過日本，護照上要蓋日本政府的章子。當時和錢偉長一塊兒去多倫多大學留學的一共二十二人，非常生氣，就在上海當時把護照撕掉丟到黃浦江里了，不去了！怎能讓你們日本帝國主義來給我們簽證呢？！后來通過有關方面疏導，沒經(jīng)日本人簽，錢偉長等二十二名留學生還是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去了。在多倫多大學，錢偉長師從英國應用數(shù)學家辛格教授，1943年獲得博士學位。經(jīng)辛格教授介紹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馮·卡門組織的研究所里做工程師，接受“世界航空航天之父”卡門的教育。錢偉長在美國獲得世界應用數(shù)學和力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1946年回到祖國應聘于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任教。當時的清華大學在科學上主要向蘇聯(lián)學習，錢先生在美國受到多年教育，就提出來博采眾家之長，不能只向蘇聯(lián)學習，當然遭到了排斥。歷史檢驗的結果是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學生里面的另一位，錢鍾書先生我就不怎么講了。他入學考試的數(shù)學成績不是0分，我核對了一下，是15分。季羨林先生大概就是10分左右，錢鍾書先生的數(shù)學成績比季先生還多5分呢。你們看，錢先生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在《清華周刊》上發(fā)表的文章已經(jīng)很多了。這里還要提到季羨林先生，1931年考進清華的，他是年輕人嘛，他在文章里這樣講，“考上清華以后，在選擇系科的時候，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我曾經(jīng)一陣心血來潮，想改學數(shù)學或者經(jīng)濟。要知道我高中讀的是文科，幾乎沒有學過數(shù)學。入學考試數(shù)學分數(shù)不到10分。這樣的成績想學數(shù)學豈非滑天下之大稽！愿望當然落空。一度沖動之后，我的心情立即平靜下來：還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學外國文學吧”。他當年學的是德文專業(yè)，學了四年的德文，但是他的本科畢業(yè)論文是用英文寫的。他對清華的主課印象不深，有兩門選修課對他的影響很大。令我們欣喜的是，季羨林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寫了兩年日記，現(xiàn)在出版社給它影印出版了。你看，字寫得很好。但是，有兩點大家也不必學我們季先生，哪兩點呢？第一，他喜歡看足球賽，因此有些課他就不聽了，躲到城里去看足球賽去了；第二，對我們的教授非議非常多，特別是教外語專業(yè)課的教授，非議很多。這兩點恐怕是他過去的表現(xiàn)。他認為影響他一生的，有兩門選課：一門是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一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jīng)翻譯問題。后來季先生本科畢業(yè)以后到他的老家濟南教了一年中學，又考取了官費留洋，到了德國的哥廷根大學學了梵文，印度學。他在德國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1946年才回到祖國到北京大學任教，并且成立了東方語言文學系，親自兼主任。他對清華寫了許多文章，我們讀起來覺得非常好。我今天把這段文章簡單地介紹一下。他說清華校風方面是，清新、活潑、民主、向上。原文是這樣的：“我為什么說清華校風民主呢？我也舉一個小例子。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一條鴻溝，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達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購買面粉二百多袋，雞蛋三四萬個。他們的社會地位極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視高人一等。學生接近他們比較困難。但這并不妨礙學生開教授的玩笑，開玩笑幾乎都在《清華周刊》上。這是一份由學生主編的刊物，文章生動活潑，而且圖文并茂?，F(xiàn)在著名的戲劇家孫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筆名在《周刊》上發(fā)表漫畫。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發(fā)豪興，把腦袋剃了個凈光，大搖大擺，走上講臺，全堂為之愕然。幾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諷刺俞先生要出家當和尚?！边@就是民主，沒有記載說，當時學校查了，有沒有什么陰謀在里面啊，又想鬧事啊，沒有這樣的事，開玩笑就是開玩笑的。季先生寫道，“我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生活、學習了整整四個年頭，其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的。至于清華園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時不同：春則繁花爛漫，夏則藤影荷聲，秋則楓葉似火，冬則白雪蒼松。其他如西山紫氣，荷塘月色，也令人憶念難忘”。季先生在文章的末尾說：“我祝自己長命百歲，百歲以上。我希望在清華母親百歲華誕之日，我自己能參加慶祝?！辈恍业氖牵鞠壬?009年7月11日辭世，距離清華母親百年華誕還差一年半多一些時間，令人十分遺憾！我們在這里讀季先生的文章向他報告，清華母校的學生們想念他了！

最后總結一下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我想歸納為三點。清華大學百年以來不僅僅重視技術，而且重視科學。在科學中除自然科學以外，同樣重視人文學術研究，重視對本國歷史文化的傳承，也重視對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研究。第一，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體現(xiàn)了學術思想上的會通精神?！皶ā币辉~源出《易傳·系辭上》，后來引申為思想文化的融合與創(chuàng)新，有會通才會有創(chuàng)新。第二，從清華人文傳統(tǒng)中可以看出清華總是把教育與民族命運、民族復興的大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清華人文傳統(tǒng)的可貴之處在于，當它發(fā)現(xiàn)自己走了彎路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找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清華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失去了文科，而在20世紀90年代重建了文科，而且比30年代的文科有了更加寬泛的發(fā)展。第三，清華的人文傳統(tǒng)也是西南聯(lián)大的人文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

西南聯(lián)大的傳統(tǒng)是什么呢？有四個方面。我們清華的老教授馮友蘭先生在1946年書寫的西南聯(lián)大紀念碑1000多字里面，其中有一大段寫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四大特點。作為結尾，我要把它朗誦一下，供同學們作參考。第一，馮先生說，西南聯(lián)大“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yè)，八年之抗戰(zhàn)已開其規(guī)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于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lián)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zhàn)相終如，此其可紀念者一也”。大家看，馮先生講得很對吧，我們國家是亦新亦古，歷史五千多年，走上中國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第二，馮先生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第三，馮先生緊接著寫道：“萬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恒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lián)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guī)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钡谒?，馮先生寫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愿。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p>

好，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