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川
2019.12.13

我身邊的人都讀詩，但媒體給我造成的印象是：很多人已經不再讀詩了。但媒體也告訴我，有人已經發(fā)明了寫詩的軟件，這說明有些人還是拿寫詩當回事的，否則費那么大勁設計那個軟件干什么！媒體在談到詩歌接受現狀的時候，出發(fā)點往往是讀者，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要說，詩歌存在的好與壞以及它未來的可能性，責任主要在寫作者身上，但媒體幾乎不發(fā)表關于詩歌寫作現狀（而不是接受現狀）的內行的討論，而寫作者，當然同時也是詩歌讀者。那么不寫詩的人是否就與詩歌無關了呢？不是。一種有深度有廣度的生活、一種有質量有意味的生活，總是與詩歌有關——當你以為你只和小說、新聞報道、電影、電視、流行音樂有關時，你依然和詩歌有關；當你挑選富于設計感的日用品時，你依然和詩歌有關。即使你覺得你的生活與詩歌無關，你也不能肯定你的下一代就與詩歌無關。

網絡上推送的許多當代中國詩歌作品不能被簡單地拿來作為理解詩歌的標本。我不得不說，一些人憎恨詩歌是被網絡小編們帶偏了，一些人喜歡對詩歌寫作現狀指手畫腳是因為他們對自己20世紀30年代的詩歌趣味毫不懷疑，或者他們知道雪萊、拜倫、普希金、泰戈爾的大名就覺得自己了解世界詩歌，或者他們能夠背誦幾首、幾百首唐詩宋詞就覺得自己是“才子”了，或者······當然，中國古典詩歌的權威性在當代普通詩歌讀者和非詩歌讀者這里是毋庸置疑的。但這些人中的大多數，與其說是熱愛中國古典詩歌，不如說是習慣了中國古典詩歌。而在習慣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人們中，很多人是不讀外國詩歌的。這構成了一種閱讀勢力，與我們的教育狀況（不僅是今天的教育狀況，也包括三四十年前的教育狀況）有關，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農業(yè)社會的審美方式、價值觀、世界觀有關，與非古漢語語境的古漢語尊崇有關。近年來傳統(tǒng)文化兇猛回潮，這背后的社會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值得深入探討。所以退回詩歌閱讀的問題，我感到，當下人們的閱讀趣味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問題。同樣，多讀一點點外國詩歌，也不僅僅是個文學問題——不往遠了說，不往大了說，這其中的文化問題總是有的。我本人是一個多年的世界詩歌的讀者——盡管近年來我中國古書讀得更多。本詩選力圖將讀者帶入一個較為純正的、除中國詩歌之外的詩歌世界，時間跨度是從古到今。

抱歉我這是在說大話了。一部真正的包含從古到今詩人們的世界詩選，可能得裝滿一座圖書館。這是我不可能實現的編輯夢想。本詩選只是薄薄的一本。編選者謙卑的希望是：一、為詩歌讀者們的生活錦上添花。二、為缺乏世界詩歌常識的讀者們提供一些基礎知識，如果詩歌也是一門特殊知識的話。它將有助于我們了解詩歌的基本含義。如果效果好的話，它將構成我們接近詩歌之美的第一層臺階。另外，比較閱讀世界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中國現代詩歌當是一件有趣的事。

過去我們說到“世界詩歌”時，大多數人腦子里浮現的主要是西方詩歌和蘇俄詩歌。即使一些詩歌讀者的民族感較強，他們可憐巴巴的世界詩歌閱讀經驗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這是沒辦法的事：誰讓我們生在五四運動所造成的文化邏輯之中！所以，在編選這樣一本詩選時，我多少希望能夠對我們潛意識中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詩歌趣味有所修補。所以除了那些已經高度經典化了的外國詩人的作品，本書也收入了一些對大多數人來講相對陌生的古代東方詩人的作品，例如古代波斯的魯米和哈菲茲、古代印度的卡比爾、古代越南的胡春香等人的作品。這些詩人在他們各自的國家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過去由于種種原因沒能引起我國讀者的重視。

還有一點必須說明：譯文中的詩歌和原文中的詩歌從來不能畫等號。我本人就曾經納悶：為什么普希金名頭那么大，而讀中譯文的普希金卻讀不出他的好？普希金的中文譯者中包括了翻譯界的頂尖人物，但我還是不能從中譯文完全理解普希金在俄語文學中的崇高地位。很遺憾我不懂俄語。我是在聽了俄國詩人和懂俄語的中國譯者解釋之后，才理論性地理解了普希金之于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這種情況也發(fā)生在中國文學與世界讀者的關系中，例如，屈原是中國詩歌的源頭之一，他的作品也被翻譯成了許多種語言（甚至俄國詩人阿赫瑪托娃都參與了對屈原詩歌的翻譯），但我（幾乎）不曾聽說哪位外國詩人盛贊過屈原。詩歌翻譯的問題除了是語言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文學思潮與寫作觀念的問題、讀者接受習慣的問題。一句話，這是個大問題?，F在國際上，翻譯學已經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在此就不多費唇舌了。撇開種種翻譯理論，我還是要感謝各位譯者的辛苦工作，有時甚至是勉為其難的工作。

限于本書篇幅，也限于作者版權和翻譯版權的問題，一些我認為重要的現當代詩人的作品沒能收入書中，所以坦率和遺憾地講，這不是一本全面的世界詩選。但無論如何，這本書力圖為當代中文詩歌讀者提供一個基本的世界詩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