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1863～1882）

有三件事支配著我出生的那個時期，其中一件與我的生活最為密切，還有一件影響了我以后的生活，第三件則對我遙遠的未來生活非常重要。1862年10月1日，我父親^[1]就任安哈爾特（Anhalt）公國的哈爾茨山脈（Harz）小城格爾羅德（Gernrode）的市長，他在這里買了一大塊花園式土地并建造房屋。1863年9月27日，剛剛搬進這座房子不久，我就出生了。^[2]幾周前的8月19日，安哈爾特-貝恩堡（Anhalt-Bernburg）的末代公爵亞歷山大·卡爾（Alexander Carl）去世，他沒有子女。所以，安哈爾特公國的這塊領地最后落到阿斯坎（Askanier）家族^[3]的旁系德紹（Dessau）家族手中，自此，安哈爾特公國的全部領地連成一體。這一聯(lián)合引發(fā)了有關國民經(jīng)濟的麻煩的爭論，我父親也參與其中，這對他以后的公職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此之前的1862年10月8日，俾斯麥（Bismarck）成為普魯士首相，開啟了德國的新時代。從19世紀中期開始，民族主義思想就已將自由主義排擠到一邊而成長壯大，這一思想在德國和意大利顯得最為強大，俾斯麥將引領它走向輝煌的勝利。這一發(fā)展不僅極其猛烈地震撼了德國這個大的世界，通過我父母也極其地強烈地影響了我個人的小天地。

這三件大事，第一件盡管與我的關系最密切，但我的印象卻最少：當我從懵懂中醒來并有了自我意識時，這棟房子就立在那里，所以它多少是有點兒自然而然的事。隨著認識的不斷增長，我逐漸隱約地感覺到另外兩件事的意義，尤其是第三件事，它很早而且很強烈地抓住了我的心靈。

在這棟有著大花園的房子里——今天它還在那里，雖然有所擴建——我與哥哥^[4]和妹妹^[5]慢慢長大，雖然這里的環(huán)境并無特別之處，但它的浪漫比我們感受到的要多——這很遺憾！與絕大多數(shù)同等大小的城市相比，格爾羅德有著比較輝煌和光榮的過去。莊嚴的慈善教堂及其兩個巨大的鐘樓，經(jīng)過1859～1865年和1908～1911年的兩次專業(yè)修繕，一直矗立在此。959年，邊疆伯爵格羅（Gero）——該城市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兒子死了，為了幫助那位年輕的寡婦，伯爵繼續(xù)資助這座教堂，963年前后，他讓慈善教堂成為中心，設立了女子修道院和大修道院，并任命自己的兒媳為大修道院的院長，大修道院的地位高于女子修道院。今天，依然能從歷經(jīng)多次坍塌或者只留下極少痕跡的斷壁殘垣上，辨認出這個通常被稱為“慈善院”或者“城堡”的大修道院及其附屬的地盤來。慈善教堂是純粹的也是最古老的羅曼風格的建筑之一，直至修繕以前，它受到不負責任的荒廢和糟蹋，19世紀70年代初期之前，坐落著教堂的小山丘還像個大垃圾堆；半倒塌的雜用建筑物包圍了教堂后面，前面也被好不了多少的一些住宅包圍，景象一片荒涼。男孩子常常在廢墟上玩“強盜和警察”的游戲，它成為我們肆意瘋鬧的地方。大概是在我父親的倡議下，這兒逐漸有了明顯的改觀：拆除了將要倒塌的房屋；教堂廣場保養(yǎng)得很好，因為有了綠化設施；采用與教堂相同的石塊接合起來的扶墻，將教堂與臨街隔開。因此，當時已有名聲的格爾羅德教堂，如今正在非常莊嚴的環(huán)境中展示著自己。

遺憾的是，學校并不給我們講述家鄉(xiāng)小城的輝煌歷史。965年格羅伯爵死后，特別是在薩克森皇帝的治理下，因為與比鄰的屬于大修道院城市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的聯(lián)系，帝國的高官顯貴、大主教、主教甚至皇帝^[6]和女王們就已經(jīng)往來于此，但地方志尚不是學校的教學科目。我們這些小孩子想不到，我們在其中了解人類基本知識的教學樓本身就矗立在這片歷史悠久的土地上，老師們大概也想不起來。簡樸的、擴建成兩層的長廳式建筑連同它笨重的塔樓一道，原本是一座教堂，1847年才改建成教學樓，歷經(jīng)多次翻新，之前它在慈善教堂旁邊，用做“城堡”和修道院旁邊的商業(yè)移民區(qū)羅德（Rode）（格羅尼斯羅特，Geronisroth）的市場教堂。也許在格羅伯爵時期就有這個市場教堂——因為很早以前大家就如此稱呼它——至少暗示著在同一地點有過還能看得到的、非常古老的教堂遺跡。從這座古老的教堂中，只能看到一個用野外亂石建造的四角塔樓，它的笨重，與哈爾茨山脈一些小地方的中世紀教堂的塔樓一模一樣。那時教堂上方托著三四口鐘，定時地與修道院所屬教堂的古鐘同時敲響，旋律特別優(yōu)美，連綿不絕，這要歸功于周圍山林美妙的音效。直至今日，這些因為輕柔和諧而著稱的旋律，依然象征著家鄉(xiāng)的聲音而縈繞于我的耳旁。然而，現(xiàn)在這親切的音調(diào)沉寂了：為了“一戰(zhàn)”的需要，這些大鐘成為犧牲品。每當從慈善教堂的鐘樓傳來稀疏的鐘聲之時，學校的鐘樓卻悄無聲息。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學校的鐘樓特別吸引人，因為在教堂差役兼學校警衛(wèi)同時也是公墓管理員無聲的容忍下，我們經(jīng)常爬上鐘樓，并在周日幫它“踩鐘”。我必須承認，對于這些早期中世紀藝術和生活見證的興趣，我們只有這些；當然不能指望我們比成年人更多地關注它們，而大人們對此卻完全無動于衷。像浪漫主義者那樣，不僅在歌聲中贊美祖先，而且肅然起敬地對待和保護祖先的作品，這樣的時代尚未到來。

這座哈爾茨山脈的小城完全缺乏成為城市所必需的一切條件。它地處偏遠的世界，不受干擾：1868年鐵路才經(jīng)過弗洛澤（Frose）延伸到巴倫斯特德，這里的居民并不想擁有這種時髦而駭人的怪物，就讓火車停在離城兩公里的地方，現(xiàn)在的東站則是當時的終點站；1885年鐵路才經(jīng)過格爾羅德延長到奎德林堡。法國戰(zhàn)爭^[7]前不久或者剛剛結束之時，才架設了一條電報線路，一輛龐大的黃色郵政車，套著四匹馬，幫助大家與外部世界保持往來，每天從奎德林堡咔嗒咔嗒地經(jīng)過格爾羅德、哈爾茨格爾羅德（Harzgerode）、衛(wèi)普拉（Wippra）到哈爾茨山脈南部邊緣的贊格豪森（Sangerhausen）。我曾經(jīng)兩次享受過8個小時的旅行，都是從格爾羅德出發(fā)，一次是在1880年，另一次晚點兒。兩位婦女專門替人買東西，可以滿足格爾羅德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她們坐著狗拉的車，去7.5公里以外的奎德林堡采購，每周兩次?？铝直に闶恰俺鞘小保谀抢?，我第一次吃驚地看到煤氣燈，它們?nèi)绱嗣髁?，晚上還有人在大街上走來走去，而我的童年時期，在格爾羅德仍然點著昏黃的菜油燈，直到煤油燈出現(xiàn)以后，街道上成打成打的煤油燈努力地沖破黑暗，可惜并不成功。奎德林堡是普魯士的國土，鄰里間看上去有些冷淡。其實，在安哈爾特并沒有敵視普魯士的思想情緒，而是恰恰相反！可我們還是屬于另外的“地區(qū)”和國家，在管理和司法上毫無利益共同點。恰恰是在哈爾茨這片地區(qū)，區(qū)域分散的土地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表現(xiàn)出奇特的形式。位于格爾羅德東部5公里的巴倫斯特德，面積并不大多少，是安哈爾特的專區(qū)城市和專區(qū)常設法庭所在地，與它西邊緊連的巴德蘇德羅德（Bad Suderode）卻是一個普魯士的小村莊。如果從山區(qū)北部邊緣向西走，那么就經(jīng)過普魯士的塔勒（Thale），在布蘭肯堡（Blankenburg）到布倫瑞克（Braunschweig）地區(qū)，在韋爾尼格羅德（Wernigerode）前往公爵領地施托爾貝格（Stolberg），在哥斯拉（Goslar）附近（至少在1866年以前）前往漢諾威（Hannover）。如果從巴倫斯特德沿著新的鐵路線乘車東行，下一站就是普魯士的埃爾姆斯累本（Ermsleben）。接下來是安哈爾特的弗洛澤——它曾經(jīng)屬于格爾羅德大修道院所轄教區(qū)——再下一站又是普魯士的阿舍斯累本（Aschersleben），然后再次到達安哈爾特，就這樣快樂地交替著。從北向南橫穿哈爾茨，情況同樣如此。鐵路屬于普魯士，卻是私人財產(chǎn)，它并不在意這片大雜燴地區(qū)。除了施托爾貝格-韋爾尼格羅德以外，每個地區(qū)都擁有自己的主權，有自己的郵票郵戳，自己的“銀”幣和“古滕格羅森”錢幣^[8]、古爾登^[9]和塔勒爾貨幣^[10]，部分地區(qū)還有自己的計量和重量單位。從中得到最大好處的是那些在逃的流浪者和竊賊：只要他通過了邊界的木樁，那么他就可以嘲笑另一邊的警察了。

格羅城的居民，大部分是自耕農(nóng)和小市民，其中一些人是移居此地的富裕商人和手工業(yè)者，他們因為美麗的環(huán)境而定居下來，有年金收入，過著與環(huán)境相符的生活，就像靜物一般。男人們在啤酒桌邊談論著農(nóng)田的預期收成——每家都有自己的“家庭繩索”，即大部分位于居住地以外的家庭牧場、花園和飼養(yǎng)棚；他們還議論新市長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日常事務。茶話會上的女人們也是如此，不過，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坐在客廳的沙發(fā)和絲絨椅子里，沙發(fā)用花紋圖案裝飾，椅子上有鉤織的小罩，墻上則裝飾著用干花環(huán)框起來的銀版照片。拉開窗簾，從掛在窗外的鏡子中可以看到街道上發(fā)生的事，它們增添了談資。我父親熱情地致力于組織范圍較大的社交活動，而且并非毫無成效。他首先將小城內(nèi)德高望重的人士：一位藥劑師、一些牧師、少數(shù)商人等組成一個核心，然后逐漸擴展更大的圈子。在特定的日子去周邊集體郊游，大多數(shù)時候郊游會變成有意義的交談，不久后，時事也為這些交談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關于郊游，我保留著一些親切的回憶。和所有的小城市一樣，這里也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其中有一位90歲的女士，她的姐妹在魏瑪（Weimar）的馮·格羅夫斯坦因^[11]（von Egloffstein）家里看管過小孩，她本人曾經(jīng)和歌德甚至席勒（Schiller）說過話。這位女士充滿令人驚異的朝氣和活力，非常喜歡講她在魏瑪?shù)慕?jīng)歷。我已逐漸成熟，這位老婦人描繪的所剩不多的美麗童話，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上述給格爾羅德人帶來重要談資的時事，首先并且大多數(shù)涉及我父親。我已說過，1863年8月，安哈爾特-貝恩堡公爵亞歷山大·卡爾死去，沒有后代，上面也提到了國家法的后果。喪偶的公爵夫人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是荷爾斯泰因-格呂克斯堡（Holstein-Glücksburg）的公主，保留著在巴倫斯特德的城堡。她是一位秉性寬厚、充滿智慧的女性，專門致力于在遠近周邊地區(qū)開展慈善工作。安哈爾特公爵的領地統(tǒng)一后，必須弄清公爵的房產(chǎn)和田產(chǎn)的所有權問題。整個地區(qū)中有1/3是公爵的地產(chǎn)，其收入用于王室管理和政府費用；1848年，國庫才從公爵的財政中分離出來。1863年以后不久，開始協(xié)商如何清晰地劃分公爵的私人財產(chǎn)和國家財產(chǎn)。1866年公爵家族仍然要求將一切田產(chǎn)和林地劃為私人財產(chǎn)，這是該家族自1603年以來就獲得的許可，但州議會反對這一規(guī)定，開始了以其他想法為基礎的談判。這些有關資產(chǎn)分割的新的談判，耗時長久并且很棘手。我父親熱情友好，精力充沛，堅決維護公正，迅速獲得了城鄉(xiāng)居民的信任并入選州議會，不僅代表農(nóng)村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信賴他的城市的利益。1869年在德紹達成一致，其中，一定數(shù)量的田產(chǎn)、森林、零星地產(chǎn)、城堡和公園劃歸公爵家族，其余的則交給州政府，不過，談判一直拖到1871年。我父親在經(jīng)常前往德紹的途中，在格爾羅德、巴倫斯特德與各類選民熱烈交流，也與我母親^[12]交談，我從中感覺到，有時候這些談判一定令人非常激動，不過，我聽到的事情超過了我的理解能力和興趣。談判過程中，我父親有機會為格爾羅德市帶來某些相當不錯的好處。自古以來，拉姆貝格（Ramberg）山坡的一部分林地——橡樹、山毛櫸和冷杉林就是鄉(xiāng)鎮(zhèn)的地產(chǎn)。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所有權關系變得模糊不清。在分割過程中，州財政部門也要求得到這片森林。我父親成功地實現(xiàn)了格爾羅德市的要求，勸說政府支付了4萬塔勒爾補償金，借此為并不富裕的鄉(xiāng)鎮(zhèn)改善街道和廣場。以后，我父親在州議會的活動還間接地給他也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影響。

在此期間發(fā)生的事件，逐漸賦予德意志以另外的面貌，外部持續(xù)不斷的、波瀾壯闊的事件也蔓延到小小的哈爾茨鄉(xiāng)鎮(zhèn)，滲入這里的平靜生活。俾斯麥政府最大的時代問題強烈地萌芽并且迅猛生長：這就是過去50年以來人們渴望的德意志國家和民族的形成。1864年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問題^[13]通過與丹麥的戰(zhàn)爭而得以解決；1866年與奧地利的談判成功以后，大家迫切地期待通過普魯士而進一步改善局勢。這兩次戰(zhàn)爭還沒有怎么進入我的意識，我只能回想起許多兜售商品的小販，他們上門推銷一切貨物，從當時還很稀罕的甜橙到西里西亞（Schlesien）的亞麻布、布茨勞（Bunzlau）的盆盆罐罐、斯洛伐克（Slowakei）的捕鼠器。有一個人拿著準備賣掉的美麗的彩色手帕，上面印有攻占杜普勒爾堡壘（Düppeler Schanze）、挺進阿爾森（Alsen）、特勞滕勞（Trautenau）戰(zhàn)役^[14]和柯尼斯格雷澤（K?niggr?tz）戰(zhàn)役^[15]的圖案，手帕引起了我絕對的贊賞（今天，這樣的手帕是價格不菲的收藏品）。這些商品很暢銷，可以想見，格爾羅德人如何興致勃勃地追隨著時代的步伐。然而，此后不久，這一切都因為影響巨大的1870年德法戰(zhàn)爭的爆發(fā)而蒙上了陰影。這場戰(zhàn)爭，是俾斯麥在準備德意志統(tǒng)一事業(yè)中不可避免的結果，他的名字早已掛在每個人的嘴邊。我仍然比較清楚地記得，7月的一個周日，我們從林區(qū)燕麥地玩?；貋頃r，我母親憂心忡忡，沖著我哥哥和我迎面叫喊：“要發(fā)生戰(zhàn)爭了！”此時，我還無法想象具體是怎么回事，但不久后就覺察到這意味著什么。行軍路過的部隊在巴倫斯特德宿營，征募士兵，調(diào)度馬匹。野戰(zhàn)炮兵團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士兵們行進在諾德豪森（Nordhausen）至奎德林堡的寬大的軍用公路上，以便在奎德林堡裝備上車。這座小城逐漸陷入了狂熱的興奮之中。

我父親當然非常忙碌；他每天大部分時間待在市政廳里，也常常出門在外。他對俾斯麥有種幾近狂熱的崇拜，盡管生為安哈爾特人，但骨子里卻是普魯士人，恰如整個危機期間，安哈爾特地區(qū)全部站在普魯士人這邊一樣（在前面提到過的分散交叉的地理條件下，這當然是不言而喻的）。1866年1月，安哈爾特退出德意志同盟（Deutscher Bund）^[16]，與普魯士結盟，共同參加了對奧地利的戰(zhàn)爭。在安哈爾特駐扎的步兵團是普魯士的軍隊。我們家里彌漫的普魯士氣息，強烈地幫助我形成了政治人格：盡管除了安哈爾特以外，我以后還獲得了漢堡的城市戶籍，但我始終感覺自己是普魯士人。我也堅信，沒有普魯士，就沒有德國的幸福安康。

戰(zhàn)爭爆發(fā)時，整個南方都轉向聯(lián)合陣線，當魏森堡（Wei?enburg）、沃斯（W?rth）和施皮謝爾恩（Spichern）的首次勝利、莫爾特克（Moltke）^[17]率領的德意志軍隊勢不可擋地開進法國并逼近巴黎的消息傳來時，也點燃了這座安靜小城的激情，男孩子為之著迷。此前學校就加以了關注，老師在黑板上畫下作戰(zhàn)圖，講述軍隊的英雄行為，試圖讓我們想象事態(tài)的發(fā)展，特別是全體德意志人共同作戰(zhàn)意味著什么，以及未來還會意味著什么。如果我的記憶準確的話，奎德林堡的郵局用“緊急電報公函”送來的戰(zhàn)場消息，在格爾羅德被當作“每日戰(zhàn)報”張貼在集市廣場上的郵局里，居民們貪婪地盯著瀏覽這些消息。這種高昂的情緒完全是自發(fā)的，無須官方呼吁就支配著所有的人。只要晚間傳來勝利的消息，就會大規(guī)模地“張燈結彩”，就連最簡樸的工人家庭也將甘油蠟燭放在窗戶上。現(xiàn)在，我們終將成為一個國家，幾十年的軟弱無能之后，能夠再次參與世界大事，這一情緒彌漫在全體民眾之中，涌進了偏僻的鄉(xiāng)村，也沖破了靜謐的哈爾茨山谷。戰(zhàn)爭還在騎士般地進行，保持在國際協(xié)約劃定的界限內(nèi)。沒有煽動，也沒有違反法律、集中營和暗殺。民歌幽默地描述戰(zhàn)爭，比如令人發(fā)笑的“威廉國王快活地坐著”（K?nig Wilhelm sa? ganz heiter）或者“火槍手庫奇科”（Füsilier Kutschke）的歌詞：“什么東西在灌木叢中爬來爬去？”無人知道這些歌曲的來歷，但還是經(jīng)常將它們當作“萊茵河的衛(wèi)士”，在全國各地甚至是學校里到處傳唱——世界大戰(zhàn)都沒有激發(fā)出這類有趣的事情。好幾百名法國戰(zhàn)俘安置在奎德林堡，某天下午，一個法國步兵分隊被帶到格爾羅德和景色壯麗的施圖本貝格（Stubenberg）山坡上。我不知道這次散步的目的是讓居民參觀法國人，還是調(diào)劑戰(zhàn)俘的生活。無論如何，他們的這次郊游非常好玩：俘虜們在施圖本貝格山坡上無拘無束地嬉笑玩耍，我們可以給他們遞香煙、送水果等，為此可以得到制服紐扣和其他紀念品，彼此毫無惡語相向。人們還未像現(xiàn)在這樣，完全被戰(zhàn)爭機器所吞噬。引發(fā)了令人激情澎湃的高潮事件當然是色當（Sedan）戰(zhàn)役法軍的投降、拿破侖皇帝的被俘、在凡爾賽宮的德皇加冕和軍隊的凱旋。在格爾羅德集市廣場舉行了慶?；顒?，我父親發(fā)表了一篇愛國主義的講話。當友好的警官將我推到講臺前我父親的身后時，我的心怦怦直跳，全身心地享受這一切。色當日（9月2日）被宣布為國慶日，隨即在學校廣場上舉行了首次慶祝活動，全體學生到場，種植了和平橡樹。這棵巨樹，莊嚴地紀念著1871年5月10日《法蘭克福和約》（Frankfurter Frieden）^[18]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德意志帝國”。

在這種環(huán)境中，我度過了生命中的前11年，它為我的性格打下了最早而且長久的烙印。這些年，我的生活與小城市里每個健康的孩子的童年并無不同。雖然我母親常常說，我患有“淋巴結核病”而弱不禁風，我卻不知道淋巴結核表現(xiàn)在何處，在我漫長的一生中，身體從不虛弱。我屬于這樣的孩子：有足夠的想象力，也能全神貫注地獨自玩耍。不過，我最喜歡兩個人玩，但只和極少數(shù)同齡人合得來；只要條件允許，我們就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地堆積木、玩士兵游戲。1870年以后，一起做游戲時，德國人和法國人取代了“強盜和士兵”?？墒俏也幌矚g總是如此粗野，裝模作樣，我從來不是也不會變成打鬧不停的人。我在缺乏更好的玩?；顒拥哪泻⒆幽莾菏艿綒g迎。我認為，人們常常聽到的一種說法，即健康的男孩子就必須打鬧的看法是錯誤的，打架這一教育價值觀很成問題；我并沒有發(fā)現(xiàn)好斗之士會變得特別有能力，會成為正直無畏的人。我的確喜歡思考，遠離一切吵鬧的孩子——我自己的兒子也是如此。

在家里，我沒有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激勵。我父親嚴守紀律，說一不二——我衷心感謝他這樣教育我。但由于公務纏身，他很少在家，沒有時間多關心一下孩子。他不理解年輕人洋溢的感情，對他來說，孩子就是年紀小的人，與承擔各種義務的大人完全一樣。我母親是一個優(yōu)秀的家庭婦女，她在自己認為好的方面，試圖緩和我父親的嚴厲，但也常常說要向父親告狀，以此作為懲罰。家里平凡而節(jié)儉。常來常往的親戚中，有很多我喜歡的人，我愿意向他們敞開心扉。市立學校由一所公立小學和一個所謂的“早班學?！苯M成，公立小學有四個班，“早班學?！笔菫楣と说淖优_辦并因此得名，六點就開始上課，課后還需要回家?guī)兔?。此外，還附設了一個“校長學?！?，只有一個班，講課的人是受過學術訓練的校長。至1875年，擔任校長的一直是神學家，他同時兼任慈善教堂的第二主祭。法文也是“校長學校”的課程，甚至還教男孩子拉丁文入門。男孩、女孩同校，一起上課。1530年前后，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成立了公立學校，我所在的這個學校是公立學校的延續(xù)，取代了為貴族青年女子開設的沒落的舊修道院學?；虼壬平烫玫呐訉W校。學校偶爾進行的郊游和定期的“社交”活動，大概是我最喜歡的。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徒步行走，我對森林和山川產(chǎn)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愛。喜歡徒步旅行、狂熱地熱愛森林，這種情感始終縈繞在我心頭，伴隨著我直到高齡。

除了“校長班”，格爾羅德學校的目標并沒有超過公立學校4年級的水平，校長班也僅達到5年級的畢業(yè)水平，所以對孩子期望更高的父母只好將他們送到外地的學校。同樣，巴倫斯特德也沒有高級中學之類完整的機構，所以只能考慮普魯士的奎德林堡。我哥哥1873年已轉學去了那里，緊接著的1874年秋天我也去了。因為我父親的經(jīng)濟狀況緊張，不能提供更好的條件，我們就像其他孩子一樣，被交到一個“半膳宿公寓”的老實的裁縫手上。就是說，我們和另一個小孩分別住在裁縫的兩個小房間里，他提供中餐，早、晚餐必須自己解決。我們這群來自格爾羅德的男孩，不到12個人，應該在外地的學校朝著更高的目標努力，因為我們的家鄉(xiāng)對教育的要求不算太高。一般來說，我們習慣于周末（當然，那時還沒有從英格蘭傳來“周末”這一說法），也就是說周六放學后，跨上小書包，走路回家，因為沒有鐵路，這段7.5公里的路程有些單調(diào)。周日晚上我們返校。惡劣的天氣也無法阻擋我們回家。我記憶里只有一次，由于猛烈的暴風雪，我們都坐進一個載重的雪橇里，被拖回學校，路上我們不斷地陷進雪地里出不來，天黑以后很晚才到達市里，人已經(jīng)快凍僵了。

奎德林堡的高級中學是一所人文機構，由著名的教育家奧古斯特·迪勒（August Diehle）領導，他很優(yōu)秀但也非常嚴厲。這所學校致力于實現(xiàn)它的校訓“學術、智慧、虔誠”（Doctrinae，Sapientiae，Pietati）。比如說，每次只有得到特別批準，才能在周六步行回家，成績不好就得不到批準。秋天，我被6年級錄取——比原計劃早半年。復活節(jié)升入7年級，因此我一入學就節(jié)約了一年的時間，我父親并沒有如此要求，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這個結果。課程非常出色，我在奎德林堡的拉丁文和希臘文課堂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以后對我非常有用。體育課也相當不錯，在當時通常粗暴地忽視鍛煉身體的情況下，這是一個例外，非常值得稱贊。我們的體育老師，一個健壯而英俊的男子，總是樂呵呵的，令我們非常崇拜，他先給我們做示范，然后讓我們完全自由地互相練習。我認為，與時刻監(jiān)督學生相比，這種方法有益得多。前者并不恰當，通常是毫無才能的老師采用的，最終會使年輕人失去對任何體育活動的興趣。以后我充分地認識到和看到，這種辦法導致的結果是多么差勁。我曾是一名良好的體操運動員和示范者，這首先要歸功于奎德林堡的體育課。每個健康的小伙子都有嘗試體操運動的愿望，如果有人給予他正確的鼓勵和幫助，他的能力就會迅速地提高和發(fā)展?？铝直さ姆椒?，喚醒了我們每個人的雄心，要獲得身體的力量和靈活，要與他人并駕齊驅(qū)或者超越他們。下課后，我們?nèi)匀粷M心歡喜地、有時激情洋溢地繼續(xù)練習。只要有可能，許多人家里也會有體操器材，這并不需要鋪張浪費就可實現(xiàn)，正如體育迷那樣。學校還在博德河（Die Bode）安排了很好的游泳課程。可是在學校里，對于奎德林堡在薩克森皇帝領導下的光榮歷史，以及從前同樣享有盛譽的大修道院，我們卻一無所知。至于這座城市偉大的兒子馮·克洛普施托克（von Klopstock）^[19]和我后來會很關注的地理學家卡爾·里特爾（Carl Ritter）^[20]，我們同樣一無所知。

遺憾的是，我們在當時這座非常富裕、保護得很好的城市只待了很短的時間。在我父親的公務活動中，一個深刻的變化即將到來。他在議會的工作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很快，政府就努力爭取他參與國務活動。經(jīng)過了較長時間的猶豫，我父親同意接受在科斯維希（Coswig）的州監(jiān)獄獄長的職位。1876年夏我們搬到那里，這個崗位使物質(zhì)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父親在此崗位上一直待到1889年去世。為了離父母近一點兒，我哥哥和我必須從奎德林堡的高級中學轉到策爾普斯特（Zerbst）的高級中學去，1876年春我們被錄取到8年級。那時，策爾普斯特有13000名居民，是一座安靜的城市，交通線路不多。它還有一段城墻，城墻上有防御通道、城門和塔樓，這是1430～1434年建造的，但保存良好。這座城市曾經(jīng)有過比較美好的時光，莊嚴的議政廳所在的寬敞廣場、超過正常大小的教堂以及16、17世紀雄偉的城市貴族建筑，就是其見證（由于戰(zhàn)爭，現(xiàn)已全部化為灰燼）。人們稱策爾普斯特為安哈爾特的羅滕堡^[21]（Rothenburg），這并非毫無道理。這個城市是王室的官邸，直到1793年安哈爾特-策爾普斯特侯爵家族消亡以前，還擁有一個特別大的巴洛克-胡格諾^[22]風格的城堡，城堡由一個中翼和兩個側翼構成，建于1681～1750年，是法式建筑的典范，坐落在一座荒蕪的花園里。這里也是俄羅斯女皇卡特琳娜（Katharina）的家鄉(xiāng)，她曾是策爾普斯特公主（城堡也幾乎被完全毀壞）。我非常喜歡古老的城墻，它有牢固的塔樓和6個部分保存完好的城門。我非常痛苦地想念山脈和森林，因為在策爾普斯特的周邊，除了一些沙質(zhì)的松木輪伐區(qū)以外，沒有這樣的地方。

我們進的學?！案ヌm茨蘇姆伯爵”（Francisceum）學校［因它最早的建立者，先后為侯爵和伯爵的萊奧波德·弗里德里?！じヌm茨（Leopold Friedrich Franz，1740-1817），又稱安哈爾特-德紹之父的“弗蘭茨”而命名］，是一所風格古老的文理中學，它的歷史漫長而動蕩，其歷史可追溯到16世紀甚至15世紀，產(chǎn)生于兩個教學機構的兩次合并。在宗教改革^[23]以前，策爾普斯特就有兩所學校：侯爵庇護人領導的圣巴爾托洛瑪伊學校（St. Bartholomaei-Schule）和城市庇護人領導的圣尼科萊學校（St. Nicolai-Schule）；侯爵和城市之間經(jīng)常性的緊張關系，使得這兩所學校嚴格分開。圣尼科萊學校的發(fā)展超過了它的競爭對手，大概由于場地的原因，1532年搬到一年前撤銷的圣約翰內(nèi)斯（St. Johannes）方濟各會修道院里。1581年，侯爵約阿希姆-恩斯特（Joachim-Ernst）開始和城市議會就兩所學校的合并事宜進行談判，結果是建立了安哈爾特光明文理中學（Illustre Gymnasium Anhaltinum），為了建校，修整了修道院的房間，隨后在1582年1月30日舉行開學典禮。與光明中學合并的是一所所謂的“普通學?！保═rivialschule），起初有7個年級，后來有10個年級，是培養(yǎng)學者的半學術性的預備機構，稱為圣約翰內(nèi)斯學校（St. Johannis-Schule），它逐漸超過了光明中學，以至于后者無法繼續(xù)生存。但在30年戰(zhàn)爭^[24]期間，特別是在1644年重新成立了圣巴爾托洛瑪伊學校以后，圣約翰內(nèi)斯學校也衰落了。光明中學則成了空殼，并于1798年被最終撤銷。這些學校的課程安排都很糟糕，直到新君主，即安哈爾特-德紹的侯爵萊奧波德·弗里德里?！じヌm茨，在1793年安哈爾特-策爾普斯特消亡、在劃分德紹、克滕（K?then）和貝恩堡之間的遺產(chǎn)時得到策爾普斯特地區(qū)以后，才讓人重新改建了瀕臨倒塌的修道院，并在光明中學和圣約翰內(nèi)斯學校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所全新而統(tǒng)一的教學機構，1803年舉行落成典禮，1836年因侯爵的姓名而獲得“弗蘭茨蘇姆”這一校名，但在城市里通常稱它為“修道院”。新學校和一所寄宿機構佩達格吉姆（P?dagogium）結合在一起，該寄宿機構為16個學生提供膳食和教育，一度非常輝煌，享有極高的聲譽，但寄宿的學生似乎從來沒有超過40個。它在我讀書期間達到頂峰，許多鄉(xiāng)村貴族將兒子們送進來，我們?nèi)雽W時的學生名冊上有許多響亮的名字：留在我記憶中的有德烏延特（Devrient）、馮·卡特（v. Katte）、馮·呂措（v. Lützow）、馮·勞梅爾（v. Raumer）、施皮爾哈根（Spielhagen）、馮·維騰瑙（v. Wuthenau），等等。當時，與住在城里的學生相比，這里的學生也因為強烈的優(yōu)越感而顯得突出?？傮w而言，這個寄宿機構并未實現(xiàn)它的初衷和期望。在19世紀80年代時，大家開始抱怨其弊端，住讀學生的人數(shù)不斷下降，1890年只剩下11個，收支無法平衡，1891年4月1日撤銷了該機構。除了這所文理中學，還開辦了一所“第二等級的實科學?！?，課程里有拉丁文但沒有希臘文，特別強調(diào)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以中學10年級結業(yè)，由同一校長管轄。這一嘗試是為了順應時代發(fā)展的趨勢，要求中學更多地服務于“實用的需要”。不過，這個嘗試卻很勉強，力量不夠強大。很快，大家都了解了情況，也不再膽小，成立了越來越多的新機構，與文理中學嚴格分開。最終，這些新機構想將已過時的文理中學完全擠走，因為后者拖著“死亡語言的累贅”。至今，這個問題仍未得到徹底的解決，但在20世紀的頭25年，漢堡的大商行招收學徒時，會優(yōu)先考慮文理中學的畢業(yè)生?？瓷先?，文理中學并非完全放棄了實用精神。我們這些策爾普斯特“修道院”里的人文主義者，覺得實科中學的學生是“野蠻人”，因而看不起他們。

弗蘭茨蘇姆學校的歷史鮮活地保存于豐富的古代遺址中：十字形回廊、許多大十字拱、教堂高大的哥特式窗戶、一個八角形的階梯式塔樓（不過，我對它的年代沒有把握），它們都需要重建。毗鄰城墻的一個圓形防御塔樓可能也與修道院有關系。

這里的教學計劃按照古老的文理中學設置，這一點比奎德林堡更為明顯。另外還有拉丁文寫作、拉丁文詩歌創(chuàng)作，它們是保存極少的拉丁文教學語言，在兩種古典語言的學習中，也是特別高的教學目標。使用新語言的課程還很少，英語和希伯來語是選修課，根本沒有自然科學，更沒有19世紀以后的歷史課。課堂上也沒有與我們周圍的德國中世紀遺跡直接相關的內(nèi)容。那時如此輕率地忽視見證著繁榮昌盛的過往的遺址遺跡，這一點令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身居領導職位的是戈特利布·施蒂爾（Gottlieb Stier）校長，他既是出色的學者，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從中學一年級到最高年級的人無不仰慕他，對他充滿崇敬。教師整體水平則很平常，但也有例外，有少數(shù)突出的人。

1876年寄宿機構滿員，其費用之高大概也超過了我父親的承受力，因此不得不將我們送到膳宿公寓里，住在一個原來的旋工師傅那里，伙食特別好，我們安頓下來，情況不錯。在那里，我們享受了大量的自由，沒有監(jiān)督，不受控制，隨心所欲地來來去去，這對尚未成年的人來說是少有的，我們有房間鑰匙，如果晚上高興就待在外邊。我們獨立完成作業(yè)，膳宿公寓的人不會幫忙。雖然學校有權偶爾檢查自己住宿的學生，但從未執(zhí)行過。我不認為，這些過早給予的自由會有什么壞處。它喚起了我心中自立的感受和對獨立的渴望，使我日后進入大學時避免了生活中突如其來的、可能是猝不及防的過渡所帶來的危險，所有年輕人都會面臨這種過渡，但很多人無力應對。這種自由無疑產(chǎn)生了影響：我是一個比較受人歡迎的上級，卻不是一個令人比較愉快的下屬。與那些處于嚴格監(jiān)督之下的同學相比，我所做的年輕人的愚蠢惡作劇不會更多。和其他人一樣，這些惡作劇使我不斷地被關進禁閉室，有一次幾乎讓我提前結束學業(yè)，不過并沒有產(chǎn)生明顯的惡果，除了在我的畢業(yè)證書“行為”一欄里有一條比較麻煩的評語以外。我不覺得自己的心靈遭受了長期的傷害。當然，我父親會勃然大怒，因為我破壞了他的紀律思想。他預言，我未來的前途可能暗淡無光，以至于17歲的我有了自殺的想法，我母親只能費力地重新恢復平衡。我本人從自己年輕時的這些親身經(jīng)歷中吸取了教訓，懷著耐心和理智來觀察我自己兒子的魯莽行為，特別是在一定年齡的時候。我并不確定，我提前享有的過度的自由，是否適用于每個年輕人。

歸功于生活經(jīng)驗豐富的校長，這個學校避免了當時很多學校領導會犯的錯誤，依靠過于嚴格地監(jiān)督學生的家庭生活，去教育受到驚嚇的、偷偷違反戒律和有侵犯行為的青少年。當今的情況則陷入另一個極端。在有限的范圍內(nèi)，允許兩個最高年級的學生白天去某些餐館；也允許在城外吸煙。有一段時間，甚至有模仿大學生的“聯(lián)誼會”，可它們無力生存，校長預料到，不久后這些“聯(lián)誼會”就會因其自身的平淡乏味而舉步維艱，不久后這種情況的確發(fā)生了。這位有經(jīng)驗的教育家，由于對年輕人性情的敏銳理解，獲得了他們極大的信任。他給15～19歲的青年一定的自由，成長中的學生不會被剝奪這些自由，正因為如此，青年們才不會追逐雖然有趣但被禁止的事情。校長在講解賀拉茲（Horaz）^[25]的課堂上常常強調(diào)，“人類牢牢抓住被禁止的行為”。^[26]他倡導的誠實正派總能產(chǎn)生影響。

起初，我并不能很容易地應付學校的事兒，也就是應付我必須適應的課程。中年級老師的教育水平明顯落后于奎德林堡——當我是8年級學生時，已經(jīng)感覺到這一點。學生們刻苦學習拉丁文，尤其是希臘文的語言形式和語調(diào)，卻不知道有什么用，這讓我們徹底失去了興趣。高年級時情況要好一點，但它們造成的傷害太多，至今我還很難克服面對古代著作時的困惑。只是通過校長和兩位出色的學者兼耐心的老師，格拉赫（Gerlach）和加斯特（Gast）教授的講課，才成功地使我們了解到希臘文的魅力和拉丁文的清晰。我非常樂意回憶施蒂爾對賀拉茲的闡釋、格拉赫和加斯特對西塞羅^[27]文體和希臘悲劇作家的介紹。拉丁文體學的精細也特別吸引我，在解釋它們的時候，我們要背熟最重要的例句，這是鉆研外文習慣用語的非常好的方法，我以后也將其運用到其他語言的學習中。沒有比拉丁文體學更好的方法——在母語中也同樣如此——可以幫助大家領悟合乎邏輯的語言結構體系和悅耳的語句節(jié)奏。校長特別偏好格律學。他堅持，我們要準確了解拉丁頌歌和史詩格律，并嘗試自己寫拉丁詩句。有一次我們的假期作業(yè)甚至是將歌德的《伊菲革涅亞》（Iphigenie）第三幕第二場《俄瑞斯忒斯》（Orest）中的大段獨白轉化成拉丁文的六音部詩行。除了這門真正有教育作用的古典語言課、德語和歷史課以外，其他的都無關緊要。特別是數(shù)學和物理（完全沒有植物學和動物學），它們由一個男子負責，他大部分時候粗暴地大聲呵斥，以此來代替自己所缺乏的教學才能。他的班級成績很慘。高年級時，我們幾乎無法嚴肅對待安排好的法文、地理和其他選修課的老師。有時候大家說，文理高中最壞的敵人是語文學家，對此，我可以在策爾普斯特找到一些證據(jù)。

校園外，這座小城的生活也給我們帶來很多歡樂，特別是因為校長的通情達理。在策爾普斯特駐扎著一支安哈爾特步兵軍團。不過，或者因為軍團沒有真正與市民接觸，或者因為人數(shù)太少，我們這個“修道院”成了城市社交和精神生活的中心。確切地說，參加者不僅有全體教師及其受過高等教育的親朋好友，也有一定數(shù)量的高年級學生。愛好交游的社團舉辦冬季舞會，總是會邀請高中生參加，高中生們因擅長跳舞而受到歡迎，雖然我們在與年輕少尉們的競爭中絕望地敗下陣來，但在“修道院的學生”和城市的女孩子之間還是有些人彼此鐘情，甚至有為數(shù)不少的人結成終身伴侶。校長倡議成立的學生合唱團，也演奏嚴肅的音樂，那里的時光很快樂，在此締結的一些友誼延續(xù)到校園生活之后。合唱團和寄宿學生舉辦的音樂會，連帶著舞會，是這個城市里很受歡迎的節(jié)日。1882年1月30日，同學們扮演不同的角色，朗誦索福克勒斯（Sophokles）^[28]的悲?。ú贿^，用于演出的資金不夠），以此慶祝光明中學成立300周年。盡管我得到了其中的一個主要角色，但對整個演出卻不怎么滿意。我在策爾普斯特六年學生生活中最快樂的時光是和朋友們在假期的徒步旅行。未出發(fā)之前，我們就興致高昂，精心制訂了10～14天的旅行計劃，算好費用，然后背著學生用背包（在北部還沒有旅行背包）、帶著手杖開始徒步旅行。這樣，我們穿過圖林根森林（Thüringer Wald）、巨人山脈（Riesengebirge），特別是中部萊茵地區(qū)（Rhein），我了解了萊比錫、德累斯頓和法蘭克福這些大城市，旅行地點不斷變化，它帶來的無拘無束令人陶醉，我滿懷驚嘆，盡情享受。我認為，現(xiàn)在的野外演習和野營生活所帶來的教育意義是不錯的，但是，親密朋友的這種徒步旅行更有益于內(nèi)心。當然，徒步旅行的人數(shù)必須少，最好只有兩三個人。我們曾經(jīng)5個人徒步旅行，事后覺得人太多了，盡管這也有好處，我們所有人都是合唱團成員，一路上可以吟唱四聲部的歌曲，令懂得欣賞的聽眾們很高興。我后來給年輕人描述這種漫游的方式，他們總能受到鼓舞。

這座城市除了一個啤酒釀造廠和一家小企業(yè)之外，沒有其他工業(yè)，因此生活平靜而穩(wěn)定地向前進行著。政治的韁繩掌握在比較牢靠的手上，帝國的大廈看上去穩(wěn)固地接合在一起。淹沒在大普魯士中的小公國局限于處理自己的地區(qū)事務，規(guī)矩的小市民可以心平氣和地談論“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的喧囂，如果戰(zhàn)爭發(fā)生在后方和遠方，爭斗產(chǎn)生于土耳其各民族之間”。在策爾普斯特，這類談話別具地方特色。1877～1878年，俄羅斯對土耳其開戰(zhàn)，支持派往前線的塞爾維亞軍隊并實現(xiàn)自己的巴爾干計劃，當眾人獲悉施普卡關隘（Schipka-Pa?）的戰(zhàn)斗和土耳其普倫瓦納（Plewna）的勝利以后，一些年輕人的正義感得到激發(fā)，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土-反俄-保塞”（Turkophilia-Russophobia-Serbomisia）的協(xié)會，這個名稱具有綱領性的意義，這是年輕人懷著善意旁觀當時的世界大事的一個例子。與這荒誕的事情相比，五年以前，即在德國經(jīng)濟繁榮的年代^[29]，他們還真正地群情激憤過，那時即使是在經(jīng)濟生活的細小渠道中，欺詐行為也十分明顯，鐵路大王史特勞斯貝格（Strousberg）或者達豪（Dachau）的銀行女仙阿黛勒·施皮茨德爾（Adele Spitzeder）^[30]躲在靜謐的角落里，卻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880年前后，盡管在策爾普斯特開始嘗試組建一個好戰(zhàn)的民主黨派，威脅“要用鐵腕對抗鐵腕首相”，但是除了在帝國議會選舉時竭力挑起大家的激動情緒以外，一切都保持著平衡。學校當然更少受此感染，沒有什么事情比政治更遠離我們的興趣。在奎德林堡，大一點的學生還在圍繞著文化戰(zhàn)爭進行熱烈的討論，我們這些小一點的學生渴望傾聽，但當時反抗精神壓迫的自由戰(zhàn)斗，即俾斯麥及其部長法爾克（Falk）^[31]領導的反對“布道士”的斗爭，這是一件令3年級的頭腦也陷入不安的事情；而在策爾普斯特，我們沒有受到政治巨浪沖擊的干擾。

高中的最后一年，臨近的畢業(yè)考試使我感到，自己已經(jīng)長大，不再需要學校了。沒有什么比渴望走出校門更能激發(fā)我的努力?？荚囋绞桥R近，渴望越是強烈。1882年3月30日，我們11個畢業(yè)生通過了為期5天的筆試，兩天的口試持續(xù)到晚上近10點鐘，沒有任何免試。然后，考試委員會授予我們畢業(yè)證書，在莊嚴的儀式中歡送我們離校。在這具有重大意義的生活階段結束以后，我們中沒有人——遺憾的是，現(xiàn)在我是唯一活著的人——在世時比我有更純粹更深刻的快樂?？缭搅耸刮覀兣c自由分離的鴻溝，我們滿心歡喜地迎接那微笑的未來。

[1] 卡爾-弗里德里?！じヌm克（Carl-Friedrich Franke，1831-1889）。

[2] 作者全名為：阿爾文·威廉·奧托·弗蘭克（Alwin Wilhelm Otto Franke）。

[3] 德國侯爵家族。

[4] 奧古斯特·赫爾曼·弗里德里?！じヌm克（August Hermann Friedrich Franke，1861-1932）。

[5] 瑪格麗特·弗蘭克（Margarete Franke，約1865-1944）。

[6] 此處指的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962～1806）及其皇帝。

[7] 指德法戰(zhàn)爭（1870～1871），是法國與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同盟（Norddeutscher Bund）的軍事爭端，后南德也參加，是德國統(tǒng)一道路上的三大戰(zhàn)爭之一。1871年1月18日，威廉二世（Wilhelm Ⅱ）在法國凡爾賽宮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國并任皇帝。

[8] 舊時德國北部和中部的銀幣單位。

[9] 德國古代金銀幣名。

[10] 18世紀德國通用銀幣。

[11] 魏瑪宮廷社交界的伯爵家庭，次女尤莉亞（Julie，1792-1869）是畫家，與歌德交好并為其畫過肖像，一起參加著名的周三沙龍社交活動。

[12] 克里斯蒂安娜·亨里埃特·弗蘭克（Christiane Henriette Franke，1832-1917）。

[13] 1864年，德國與丹麥的戰(zhàn)爭，一方為奧地利和普魯士，另一方為丹麥，涉及土地之爭，是1864～1871年德國統(tǒng)一三大戰(zhàn)爭之一。

[14] 1866年6月27日，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戰(zhàn)役，以普魯士撤退結束。

[15] 1866年7月3日，普魯士對奧地利和薩克森的戰(zhàn)役，普魯士獲勝并奠定了自己在德國的領導地位，打下了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的基礎。

[16] 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基礎上形成的國家同盟，由35個主權獨立的公侯國和4個自由城市組成。最高機構是位于法蘭克福的議會，1866年解散。

[17] 赫爾穆特·馮·莫爾特克（Helmuth Graf von Moltke，1800-1891），普魯士伯爵、元帥。

[18] 正式寫法應為：Friede von Frankfurt。

[19] 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國狂飆時代的詩人。

[20] 卡爾·里特爾（Carl Ritter，1779-1859），德國第一位重視比較地理學的地理學家。

[21] 在拜恩州陶伯爾河（ob der Tauber）上游，以風景秀麗著稱。

[22] 胡格諾（Hugenotten），16世紀中期法國新教教徒，深受加爾文主義的影響。

[23] 16世紀德意志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領導的宗教改革，從羅馬教會內(nèi)部的改革開始，最終演變成新的宗教分支即抗羅宗新教，打破了西方宗教的統(tǒng)一。

[24] 1618～1648年，由于天主教和新教、皇帝和富裕階層的沖突而在德國爆發(fā)的戰(zhàn)爭，后來演變成為歐洲列強爭奪霸權的戰(zhàn)爭，持續(xù)了30年。

[25] 賀拉茲（Horaz，本名為：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7年），古羅馬著名詩人。

[26] 拉丁文原文是：Gens humana ruit per vetitum nefas。

[27] 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羅馬的演講家和政治家。

[28] 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約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年），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

[29] 指1871～1873年的德國經(jīng)濟發(fā)展時期。德法戰(zhàn)爭后，利用涌入德國的法國賠款為資本進行投機買賣，最終因經(jīng)濟崩潰而結束。

[30] 女演員、騙子。

[31] 阿德爾貝特·法爾克（Adalbert Falk，1827-1900），德意志帝國文化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