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世紀之交以來，全球化、信息化、技術化、市場化、娛樂化等趨向愈演愈烈，文學日益明顯地置身于多元文化、多重維度、多種層次細密交流的時代，這些跨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構建了文學發(fā)展的新的時代境遇。而新時代語境熏染下的文壇也映現(xiàn)出多元共生、繁雜斑駁的文藝鏡像，在這樣一個挑戰(zhàn)與機遇并存、危機與轉機同在的時代，涌現(xiàn)出諸多值得學術界關注和深思的文學現(xiàn)象。“關鍵詞批評”現(xiàn)象就是其中一個。有研究者稱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關鍵詞”概念進入我國以來，“已經(jīng)成為知識界、讀書界普遍的認知方式和思維習慣”，人們甚至到了“言必稱‘關鍵詞’的地步”，“關鍵詞批評”也已然成為“風靡一時的文化風尚和文學熱潮”，從學術層面而言，其對于文學理論的影響之巨“絕不遜于”近代以來我國文論中出現(xiàn)過的任何一次潮流。1“關鍵詞批評”對我國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影響的確不容漠視，筆者擬在新時代文化語境中對“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及其在我國的批評實踐展開研究。

一、“關鍵詞批評”釋義

本書所謂的“關鍵詞批評”指20世紀中后期初興于文化研究領域后逐漸蔓延開來的一種文學批評類型。它源自雷蒙·威廉斯2在《文化與社會：1780—1950》、《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3中的創(chuàng)造性想法。其中，《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不僅直接以“關鍵詞”為書名，而且在理論特質、文本體例諸方面切實開創(chuàng)了“關鍵詞批評”這一新的批評類型?！蛾P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影響深遠，該書中譯本封底稱其為一部歷史語義學、語言社會學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這是十分確當?shù)脑u價。概而言之，“關鍵詞批評”建構了一種新的理論范式，以核心術語為考察重心，從歷時和共時層面梳理并揭示出詞語背后的政治思想傾向與人文蹤跡，具有獨到的研究視角和開闊的理論視野。

其實，在雷蒙·威廉斯之前，無論是西方學術界還是我國學術界很早就出現(xiàn)了關注核心概念范疇的研究。如西方早期對“悲劇”“崇高”等的解析，我國古代對“情”“理”“氣”等的探究，都在對重要概念或范疇的界定和闡釋中建構并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入發(fā)展。近現(xiàn)代以來，對核心概念范疇的研究仍然是學術界的關注點之一，其中，最接近于“關鍵詞批評”的當屬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的《復雜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1951）。該書運用詞義分析來闡釋文學作品，首先依照“出現(xiàn)頻率”“與主題相關”“與人物形象的品格有關”“能體現(xiàn)作品中的喻意”等條件選擇核心詞匯，接著通過《牛津詞典》查找詞義，考察其歷史演變，再結合語境、語氣等揭示詞義并對之進行分析，最后達到對具體文學作品的整體把握。4威廉·燕卜蓀及此前其他學者的相近文學批評實踐雖未形成明確、系統(tǒng)的“關鍵詞批評”，但已經(jīng)暗涌著“關鍵詞”意識，我們可以稱這一階段為“前關鍵詞批評時期”?！扒瓣P鍵詞批評時期”的相關研究與“關鍵詞批評”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本書第七章第三部分討論相關話題時將就此展開具體分析。

此外，還有必要指出的是，筆者所探討的“關鍵詞”與圖書館學、信息情報學、計算機科學中用于檢索與標引的“關鍵詞”不完全相同。宋姝錦通過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外辭書收錄“關鍵詞”一詞及其詞條釋義的變化，梳理了“關鍵詞”由最初的文獻手工索引，發(fā)展到計算機機編索引，再到計算機信息檢索，進而從自然科學領域引入人文科學領域的過程，并指出，在這一發(fā)展歷程中，其“外延不斷擴大，認知不斷加深，顯示出這類詞語類型持續(xù)發(fā)展成長的生命力”5。筆者所探討的“關鍵詞”與圖書館學、信息情報學、計算機科學中用于檢索與標引的“關鍵詞”都是承荷核心要義并起著關鍵性作用的詞語，但后者僅用于文獻檢索，而前者則包孕著更為豐厚的意涵及功能——“研究者能夠以此為線索找到清晰的研究角度、保持清晰的邏輯思路，并進行更為有條理的敘述和研究”6。雷蒙·威廉斯開創(chuàng)的“關鍵詞批評”就是“通過分析濃縮和承載特定論域核心內(nèi)容的關鍵詞來深入研究此論域”7，他是在“特定的活動及其闡釋中具有意義和約束力的詞匯”與“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義和指示性的詞匯”8這兩層意義上對文化和社會領域的“關鍵詞”進行探討的。

寬泛地看，凡是文學和文化研究成果的標題中出現(xiàn)了“關鍵詞”或與其含義相近字樣的論文、著作，以及那些標題中雖未直接出現(xiàn)“關鍵詞”字樣，但實質上是以“關鍵詞”為寫作核心架構的論文、著作均屬于“關鍵詞批評”。前者如劉登翰撰寫的《雙重經(jīng)驗的跨域書寫——美華文學研究的幾個關鍵詞》（《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劉彥順撰寫的《時間性——美學關鍵詞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等。后者如南帆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安德魯·本尼特（Andrew Bennett）與尼古拉·羅伊爾（Nicholas Royle）合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等。安德魯·本尼特與尼古拉·羅伊爾合撰的此書原名直譯為中文應當是《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汪正龍、李永新根據(jù)該書批評理念與全書架構的特點，極為妥帖地將其中文版譯為《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9。

我們也可以稱“關鍵詞批評”為“關鍵詞研究”或“關鍵詞寫作”，不過，如果要進行嚴格區(qū)分的話，三者還是有所區(qū)別的。從適用范圍而言，“關鍵詞批評”僅限于文學和文化研究，而“關鍵詞寫作”“關鍵詞研究”不僅包括文學批評及文化研究領域中與“關鍵詞”有關的寫作，還包括哲學、教育學、社會學、醫(yī)學、政治學、心理語言學、地理學等其他研究領域中與“關鍵詞”有關的寫作，如鄭金洲主編的《基礎教育改革的關鍵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張鳳陽等撰寫的《政治哲學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2014）等，范圍比“關鍵詞批評”要寬泛得多。較之“關鍵詞研究”這一名稱，“關鍵詞寫作”范圍則更為寬泛，不僅涵蓋各學科的研究領域，還可以指稱近些年來在各種非學術性寫作中大量出現(xiàn)的以“關鍵詞”為構架的寫作現(xiàn)象。譬如新聞報道中出現(xiàn)的“關鍵詞寫作”現(xiàn)象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關注，宋姝錦在《文本關鍵詞的語篇功能研究》中就曾指出，“以關鍵詞概括、總結新聞事件，并通過對關鍵詞的解讀和評析進行新聞報道，成為一種新興的、具有很強生命力的新聞寫作范式”10。陳平原則不無幽默地準確描繪了“關鍵詞寫作”如星火燎原般之發(fā)展態(tài)勢：“關鍵詞的獨特魅力從學界蔓延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各行各業(yè)都有了自己的‘關鍵詞’圖書?！?span >11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之外的“關鍵詞研究”“關鍵詞寫作”看作是“關鍵詞批評”對其他學科研究領域產(chǎn)生的輻射性的外圍影響，即從泛指的意義上視之為“關鍵詞批評”在各個不同領域中的具體應用。

二、“關鍵詞批評”的研究現(xiàn)狀與研究價值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鍵詞批評”進入勃興階段，相關論著層出不窮。國外學術界除丹尼·卡瓦拉羅的《文化理論關鍵詞》（Dani Cavallaro.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2001）、托尼·本尼特等人編撰的《新關鍵詞：修訂的文化與社會的詞匯》（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2005）、史蒂夫·帕德利的《當代文學關鍵詞》（Steve Padley. Ke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6）等著作之外，還出現(xiàn)了聚焦“關鍵詞”的“勞特里奇關鍵詞”“批評新成語”“批評思想家”等系列叢書。國內(nèi)學術界除翻譯了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于連·沃爾夫萊的《批評關鍵詞：文學與文化理論》（Julian Wolfreys.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2004；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等“關鍵詞批評”著作之外，也涌現(xiàn)出了洪子誠、孟繁華主編的《當代文學關鍵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趙一凡等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譚善明等撰寫的《20世紀西方修辭美學關鍵詞》（齊魯書社，2012）、蓋生撰寫的《20世紀中國文學原理關鍵詞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李建中撰寫的《體：中國文論元關鍵詞解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等多部“關鍵詞批評”著作。此外，自2007年起，還有周憲、楊書瀾、李建盛主編的“人文社會科學關鍵詞”叢書，陶東風主編的“文化研究關鍵詞”叢書等頗有影響力的“關鍵詞批評”系列叢書問世?！赌戏轿膲贰锻鈬膶W》《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文藝理論》等學術刊物設立了“文論講座：概念與術語”“當代文學關鍵詞”“關鍵詞解析”等與“關鍵詞批評”有關的專欄。相關論文更是數(shù)以百計，如古風撰寫的《從關鍵詞看我國現(xiàn)代文論的發(fā)展》（《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黃開發(fā)撰寫的《真實性·傾向性·時代性——中國現(xiàn)代主流文學批評話語中的幾個關鍵詞》（《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3期）、張清華撰寫的《二〇〇四詩歌的若干關鍵詞》（《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1期）、劉保亮撰寫的《閻連科小說關鍵詞解讀》（《名作欣賞》2008年第10期）、姜榮剛撰寫的《王國維“意境”新義源出西學“格義”考》（《學術月刊》2011年第7期）等，而中外有關機構合作開展的“中西文化關鍵詞”計劃也進入了具體實施階段。可見，“關鍵詞批評”在我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均產(chǎn)生了較為顯著的學術影響力，并已然在批評實踐層面成為一種重要的理論資源和研究路徑?！瓣P鍵詞批評”的功用不可小覷，正如陳平原精辟分析的那樣，一方面，“通過清理各專業(yè)術語的來龍去脈，達成基本共識，建立學界對話的平臺”，另一方面，“理解各‘關鍵詞’自身內(nèi)部的縫隙，通過剖析這些縫隙，描述其演變軌跡，達成對于某一時代學術思想的洞察”。12

然而，縱觀國內(nèi)蔚為壯觀的“關鍵詞批評”著述，筆者發(fā)現(xiàn)它們在“關鍵詞批評”的應用和研究方面表現(xiàn)出頗為復雜的情形：有的是對雷蒙·威廉斯開創(chuàng)的“關鍵詞批評”的大力推進，也有的僅僅停留于淺層次的“拿來”，甚至還有的是對“關鍵詞批評”的“誤讀”和“誤用”。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龐雜的境況？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其一，隨著計算機信息檢索系統(tǒng)的發(fā)展及學術界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寫作、發(fā)表格式的規(guī)范化，“關鍵詞”成了學術性論著的必要和重要組成。作為學術性論著標識的“關鍵詞”，在這個信息化、網(wǎng)絡化的資訊爆炸時代，有利于數(shù)據(jù)的存儲、處理、檢索、采集、分析、引用及應用等，顯得尤為重要。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關鍵詞”的出現(xiàn)頻率極高，越來越吸引眼球并廣為人知。這也導致在某種程度上“關鍵詞批評”予人寫作門檻相對較低的印象，貌似非常容易入手寫作，“關鍵詞批評”也因此很快被大規(guī)模地采用。這其中良莠雜陳，既有高水準的學術論著，也難免有粗制濫造之作。有些文章只是枚舉與論題有關的若干“關鍵詞”，缺少對“關鍵詞批評”精核的有效把握，卻仍然可以洋洋灑灑地寫出上萬字的論文。這類論作雖不乏亮點，但也確實存在對“關鍵詞”涉及的相關學理問題的探析深度有所缺失，對遴選的數(shù)個“關鍵詞”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聯(lián)缺乏必要的解析，對所涉及的論題缺乏更為深入有力的闡述等問題。

其二，學術界有關“關鍵詞批評”自身的研究相對薄弱，這是造成“關鍵詞批評”在批評實踐中泥沙俱下、極具混雜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毋庸諱言，與“關鍵詞批評”頗為活躍的批評實踐相比，目前我國學術界與其相關的研究確實較少。在筆者2009年前后開始關注“關鍵詞批評”時，除陳平原、汪暉等所撰寫的屈指可數(shù)的幾篇專題性論文和筆者參編的《文學批評教程》（蔣述卓、洪治綱主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首次在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教材類著作中以專節(jié)篇幅予以評析之外，相關研究成果鮮見。其時，既有的研究主要表現(xiàn)為兩種形式：一是書評和相關出版物的序言、譯者導讀等；二是在評析文化研究和雷蒙·威廉斯學術思想時順帶提及“關鍵詞批評”。從立項課題來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戶曉輝2003年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外民間文學關鍵詞研究”，是目前筆者所見到的最早在課題名稱中出現(xiàn)“關鍵詞”字樣的國家級項目。筆者也分別主持了與“關鍵詞批評”相關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規(guī)劃青年項目各一項。近年來，相關研究逐步增多，甚至出現(xiàn)了以此為選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yè)宋姝錦的《文本關鍵詞的語篇功能研究》，2013），這是極為可喜的現(xiàn)象。不過，總體觀之，學術界對風起云涌的“關鍵詞批評”自身的研究雖然已經(jīng)從筆者當年申請相關課題時所指出的“散論式零星評介的起步階段”開始步入較為深入探析的新階段，一些研究成果也令人眼前一亮，但相關研究多停留于對其萌生階段的簡要評述，缺乏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內(nèi)外學術界“關鍵詞批評”新的發(fā)展變化的追蹤研究，對其理論范式及在我國接受與發(fā)展狀況的研究更是不多見。鑒于本書第七章“‘關鍵詞批評’在中國的譯介及研究狀況”將對“關鍵詞批評”的研究狀況進行詳細闡述，此處就不進一步展開了。

綜上，有關“關鍵詞批評”的研究現(xiàn)在雖已不再是有待開墾的“處女地”，但仍然有大量深入細致的研究工作值得我們投注精力去推進。在我國近年學術思想變遷的宏闊視野中對“關鍵詞批評”進行全面深入的探究，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對“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及其在我國批評實踐中的理論貢獻、批評實績進行系統(tǒng)研究和學理思考，有助于從理論形態(tài)和理論特質兩方面科學分析“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領悟其核心價值，促進對它的有效運用及深入發(fā)展；關注20世紀90年代以降“關鍵詞批評”在國內(nèi)外批評實踐中的新變、推進及存在的問題，探析那些應當注意規(guī)避的理論“陷阱”與實踐誤區(qū)，有助于改變“關鍵詞批評”在我國的廣泛實踐與對其自身研究相對薄弱的不平衡境況；在轉型期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對“關鍵詞批評”進行宏觀審度和個案研究有機結合的分析，辨析其所彰顯的與我國文學研究中文學理論范式及當代文論轉向的復雜關聯(lián)，有助于考察“關鍵詞批評”在西方萌生和在我國勃興的文化語境之異同，合理評價與客觀省思中西文論的交流與對話工作。

三、本書的研究思路與核心觀點

筆者擬借鑒并綜合運用影響研究、個案研究、計算風格學等方法，分“生成語境與理論構建”與“影響研究與價值評析”兩編對“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及其在我國的批評實踐展開系統(tǒng)研究。這兩編既各具相對獨立性，又構成一個有機的研究整體。上編基于對“關鍵詞批評”在西方萌生、發(fā)展文化語境的分析，重點從理論形態(tài)和理論特質兩個層面具體解析“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為下編闡析其在我國的批評實踐夯實理論基礎。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為“關鍵詞批評”的萌生階段，上編第一章“雷蒙·威廉斯與‘關鍵詞批評’的萌生”從歷史語境、政治立場、哲學基礎、理論淵源等層面對其進行發(fā)生學研究，特別關注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批評”早期實踐中對T. S.艾略特（T. S. Eliot）和F. R.利維斯（F. R. Leavis）文化思想的承繼、反撥及對“關鍵詞批評”理論范式的構建作用。第二章“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鍵詞批評’發(fā)展檢視”側重梳理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鍵詞批評”在西方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發(fā)展狀況，重點分析一些以核心范疇或“關鍵詞”為寫作模式的論著及勞特里奇公司的“批評新成語”等“關鍵詞批評”系列叢書。第三章“‘關鍵詞批評’生成發(fā)展的文化語境”則結合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文化語境的變遷解析“關鍵詞批評”的生成流變及其內(nèi)在動因。第四章“‘關鍵詞批評’的理論形態(tài)”和第五章“‘關鍵詞批評’的理論特質”分別從理論形態(tài)和理論特質兩個維度探析“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指出其要義在于：一是具有獨特的理論形態(tài)，在借鑒辭書編撰理念和文本體例的同時，又突破了對詞條進行定評界說的話語權威姿態(tài)，表現(xiàn)出鮮明的反辭書性即非權威性與文論性；二是以“關鍵詞”鉤沉為寫作模式，對核心術語進行歷史語義學考察，呈現(xiàn)問題的起源、發(fā)展與流變，揭示詞語背后的政治立場與人文蹤跡；三是關注“關鍵詞”的開放性與流變性，重視其生成語境及在批評實踐中的發(fā)展變異，體現(xiàn)了充滿張力的學術思維特點。

下編主要考察“關鍵詞批評”在我國的勃興及在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的接受、運用狀況，結合“關鍵詞批評”在我國批評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探討其對我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及借鑒意義，并指出其可能面臨的理論“陷阱”與實踐誤區(qū)。這些問題都是影響并制約“關鍵詞批評”深入發(fā)展的瓶頸之所在，它們與上編形成一種相輔相成、互為呼應的動態(tài)研究關系。下編第六章“‘關鍵詞批評’在中國的勃興”聯(lián)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步入急劇轉型期的社會語境和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繁雜斑駁的文化鏡像，分析“關鍵詞批評”在我國勃興的文化土壤與內(nèi)在需求。第七章“‘關鍵詞批評’在中國的譯介及研究狀況”緊扣“關鍵詞批評”在我國的傳播、認同、改造及實踐的整體狀況，以1991年《文化與社會：1780—1950》和2005年《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的譯介為節(jié)點，考察“關鍵詞批評”譯介工作的起步與擴展，并重點對相關研究的貧弱現(xiàn)狀及原因進行深度分析。第八章“‘關鍵詞批評’在中國批評實踐中的新變與推進”緊契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鍵詞批評”在我國的批評實踐，從三個方面分析其新變與推進：一是不再僅以對“關鍵詞”的詞源學追溯為批評重心，而是以其在學科發(fā)展脈流和批評實踐中的流變?yōu)榭疾熘行?；二是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新氣象的論著，表現(xiàn)出了聯(lián)系文學文本的批評實踐趨向；三是編撰體例有所突破，文論性進一步彰顯。第九章“‘關鍵詞批評’可能面臨的理論‘陷阱’與實踐誤區(qū)”指出“關鍵詞批評”在我國雖方興未艾，但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了一些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不良傾向的端倪。我們應當注意避免“關鍵詞批評”的霸權化、快餐化和唯政治視角的傾向13，力爭有新的理論提升與實踐拓展，為其縱深發(fā)展提供良好支撐，新辟更為廣闊的發(fā)展空間。第十章“‘關鍵詞批評’對中國文學研究與文論轉向的理論啟示”聚焦文學研究領域，以國內(nèi)文學批評界有代表性的論著、叢書和專欄為個案，考量“關鍵詞批評”所具有的反辭書性品格及非權威性傾向對文論研究走向理論自覺和相關學科建設的鏡鑒價值，即其在方法論上對我國文學研究的全面影響和整體貢獻，尤其在促使研究者重視并遴選蘊含巨大理論能量、關系學科魂靈命脈的核心術語，以及實現(xiàn)宏觀研究、中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有機結合，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有效兼顧等方面的推進意義。

“關鍵詞批評”是近年來涌現(xiàn)的批評新路向，對這樣一個尚處于不斷發(fā)展變動之中的研究對象及其在我國的批評實踐進行科學評析和準確定位是本書研究的難點之所在。筆者已有一些相關研究積累，除前文提及的曾在參編的《文學批評教程》中以專節(jié)篇幅評析了“關鍵詞批評”（為國內(nèi)同類著述中首次對其進行專題研究）之外，還在2010年11月召開的“世界文學經(jīng)典與跨文化溝通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了論文《雷蒙·威廉斯與“關鍵詞批評”的生成》，該文后來刊發(fā)于《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4期。此外，筆者及課題組成員還發(fā)表了《論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批評”的反辭書性》（《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文學研究中的“關鍵詞批評”現(xiàn)象及反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關鍵詞寫作”現(xiàn)象》（《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關鍵詞批評”發(fā)展檢視》（《中文學術前沿》第10輯，2015年9月）、《“關鍵詞批評”對中國文學研究與文論轉向的理論啟示》（《中文學術前沿》第10輯，2015年9月）、《“關鍵詞批評”生成發(fā)展的文化語境》（《中文學術前沿》第10輯，2015年9月）、《“關鍵詞批評”的非權威性與文論性》（《文化正義論叢》第4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關鍵詞批評”發(fā)展透視》（《浙江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等相關研究成果，其中多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文藝理論》（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全文或部分轉載。這些論文對“關鍵詞批評”的源起、特質及批評實踐進行了富有原創(chuàng)性的嘗試性研究，系該領域的較新研究成果。在本書中，筆者的重點在于立足新的文化語境，在中西對話與交融的背景下省視“關鍵詞批評”的理論范式及其在我國批評實踐中的新變與推進，尤其是對當代文論轉型及文學理論與批評發(fā)展所具有的鏡鑒意義。由于能力所限，筆者在此所做的工作僅僅是個開始，期待有更多學者對“關鍵詞批評”展開更為豐厚更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