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今年的五月，接到王云五先生的信，囑寫一部十萬字的北歐文學，限九月底交卷，當時魯莽地答應了，因為我對北歐的東西也還的確有些愛好?？墒且驗樾Ｕn的忙碌，重慶夏天的苦熱蒸悶，再加上瑣屑的人事浪費，我到了九月初才著手寫，到了十一月半才寫完。在寫的時候，也未嘗沒有像走崎嶇小路的情形，累得渾身是汗，而所得無幾，只是在寫完以后，卻也像我寫其他東西一樣，頗似爬完了一個山峰，見到一些遼闊而輪廓清晰的新鮮景物，自己也有點松快了。

在松快之中，我的所得是這樣的：

我深感到在北歐各國都經(jīng)過一種國民文學的建立期，他們的取徑往往是：先由于戰(zhàn)爭（如1864年普魯士丹麥之戰(zhàn)，如1809年俄羅斯瑞典之戰(zhàn)）而刺激起民族意識的自覺，再由語言學家歷史家發(fā)掘并清除了本國的語言、神話、民族史詩的真面目（如德國海爾德在1778年之提倡民歌，格林兄弟在1819到1822年之搜集童話，如丹麥阿斯邊遜與茅氏在1841到1851年之步格林的后塵，如挪威奧森在1848年之整理文法及在1850年之編訂字典，如芬蘭倫洛特在1835到1849年之恢復芬蘭的史詩《喀勒瓦拉》），然后由偉大的創(chuàng)作家出來，工具（民族語言）既有了，內(nèi)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安徒生、易卜生、比昂松、斯特林堡這些煊赫的名字，沒有一個是赤手空拳而來的！在北歐各國的文學里，瑞典稍微落后而寂寞一些，最大的原因也便在當初經(jīng)過一個時候的語言的混亂（那是由于國外戰(zhàn)士之歸來，異國教士之廣布，及以外邦學者在朝中之充斥），而且沒有人對古代民間文藝有著重視，民族史詩也闕如（《埃達》乃挪威民族的產(chǎn)物）。看到這里，我們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應當急起直追了！看到這里我們對于像趙元任、黎錦熙諸先生對于語言的工作，像程憬教授對于中國古代神話的系統(tǒng)研究，是不能不寄以很大的期待了！

我深感到各國的國民文學的建立，基督教頗有一些功勞。他們往往是先有《圣經(jīng)》的譯文，如高特語的文學之先有烏耳菲拉（311—383）的《圣經(jīng)》譯文，丹麥語的文學之先有克里斯提恩·培德遜（1480—1554）的《圣經(jīng)》譯文，芬蘭語的文學之先有阿格里科拉在1542年的《圣經(jīng)》譯文，其他如瑞典在1526到1541年，愛沙尼亞在1739年，都是有《圣經(jīng)》譯文的年代，也便是他們國民文學建立的奠基的紀元。基督教在文化的關系本是太大了，至于它和文學的關系當然在使用通俗語言的這一點上。中國近代的語文運動也并非例外（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里，說到初期的改革家，也便都多半是教士或接近教會的人）。將來寫中國近代文化史的人，恐怕一定把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的各方面，詳為闡說的吧。

我深感到各國的文學運動，大學是一個重要策源地。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建立于1479年，是北歐文學的重心所在，大批評家勃蘭兌斯就在這里發(fā)出了指導北歐文學的號音，這不必說；就是成立于1477年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是磷光派的發(fā)祥地，給瑞典的浪漫運動揭了幕，給瑞典的民族文學作了先鋒，因而引出高特派之重視民族神話；而挪威奧斯陸大學之成立于十九世紀初，因而有25歲的歷史派的學者凱塞爾之講學，促進挪威民族意識的形成，讓挪威的作家的力量若萬馬奔騰似的活潑而富有生氣，大學的功用有多么大！這就不禁讓我們想，大學的真正意義在什么地方，我們應該如何善為愛護并運用了！

我深感到外國作家之解放，之方面多，之受政府的援助，之在國內(nèi)的重要。古代的宮廷詩人不必說，他們時而為座上客，時而為階下囚；就是后來的瑞典的伯格曼，在死時召集了朋友，為他們各自歌唱特殊的友情，表現(xiàn)自己最后的并不衰竭的才華；溫耶之當水手，經(jīng)營實業(yè)，從政，做律師；斯特林堡之做記者，做演員，做醫(yī)生，做電報員，做圖書館員，做舞臺監(jiān)督，他們何等奔放！生活何等豐富！至如斯諾里又是軍人，又是外交家，又是學者；阿耳姆吉斯特則廣及于哲學、語言、新聞、民間讀物、經(jīng)濟、數(shù)學。他們方面又如何？但是我們呢？“不離名教可顛狂”，是傳統(tǒng)的遺訓，現(xiàn)在一有一個人是多面多一點，則所涉及的一行便都群起而忌之，唾之，我們?nèi)绾文芡覀兊淖骷业纳钪S富，對人生了解之深透，并他們那天才之發(fā)揚呢？社會上應該寬一點！外國政府，特別如挪威，對于作家的資助，也大可為法。許多作家都是由政府資助，才可以出外旅行，收集材料，獲得靈感；易卜生、比昂松，固然天賦高，這種培養(yǎng)也是要的。說到作家在國內(nèi)的地位，如比昂松之代表國民而拍著國王的肩膀，歡迎他就位，這也令人感喟無窮，不重視作家的國家和國民，不唯難以有好作家出現(xiàn)，就是出現(xiàn)了，也難以得他們的澤惠的！

我深感到產(chǎn)生大作家之不易，不知有多少培養(yǎng)，有多少準備，有多少社會因素，再加上作家的本人之多少自愛而后可。例如易卜生，假若沒有在他之前的阿斯邊遜與茅氏的關于童話的收集，民族精神不會覺醒；假若沒有奧森之整理挪威語言，民族情感的表現(xiàn)工具也不夠運用；假若沒有勃蘭兌斯之強調(diào)文學中必須提倡切合人生的問題，新面目的戲劇也不會誕生。這還不夠，假若沒有卑爾根劇院的工作的逼迫，易卜生就不會有勉強制作的學習的機會，假若更重要的，易卜生本人沒有那樣強烈的個性和嚴峻的人格，沒有在失敗之后的堅毅的勇氣，我們文學史上還會有易卜生這個名字么？用佛家的話，產(chǎn)生一個大作家，是一個大因緣，社會應該培養(yǎng)與愛護，作家也應該修養(yǎng)與自愛！

我深感到大作品有它的共同點，也有它共同的最后的一點，這就是抒情。再說易卜生吧，畢竟《海上夫人》和《大匠》才是他的創(chuàng)作的頂點。其中意義自然豐富，技巧自然卓絕，可是最核心的一點，還是抒情。也只有在抒情上，是使他永恒的，也是使一切偉大的作品永恒的！

我深感到大批評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蘭兌斯太令人神往！他不唯有科學的訓練，有天生的深入的識力，還有關懷人類社會的深情！批評家是創(chuàng)作的產(chǎn)婆，這話對，然而還不夠，批評家乃是人類的火把！

我深感到一部文學史的作用就像一個分配角色的導演工作。角色的大小輕重應該恰如其分。又像一個好照相師，景物的遠近比例，應該恰如其真實。這樣一來，文學史無所謂長短，只要大小遠近不失就是最重要的。

說到這里，我就不能再多說了。因為“能薄而材谫”像我，如何能寫文學史呢——縱是只限于一個片斷？但附帶的，我卻要說兩句話，一是書中的術語如“巴洛克”“羅珂珂”“高特”，人名如較不習見的德奧作家，可以查看我譯的《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所附加的注；二是人名的音譯大半以德國音為主，這是因為德國音本與北歐接近，而我在寫作時也多半?yún)⒖剂说挛闹髦拾伞?/p>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于重慶中央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