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楨教授對中國海洋史研究的貢獻

包樂史^[1]

可以說，我跟楊教授有著長達近40年的朋友關系。1980年，我經(jīng)中國海洋史研究開拓者之一的田汝康教授介紹首訪廈門大學，所以我有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最早到訪廈門大學的外國學者之一。當時，廈門大學的幾位非常著名的歷史學家，如傅衣凌教授、韓振華教授等都還在世。后來由于我在荷蘭萊頓大學承擔了繁重的教學工作與科研任務，而且還要常常去臺灣看望我上了年紀的老師曹永和先生，所以我有十多年的時間不能經(jīng)常訪問廈門。但是自2000年以后，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的吳鳳斌教授、聶德寧教授開始與我合作，進行《吧城華人公館公案簿》檔案的校注出版工作。從那時起，我每年都會來廈門，而且常常拜訪楊國楨老師。

楊國楨老師的貢獻在哪方面？當然是在中國的海洋史研究方面。我覺得中國海洋史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也很有特點。為什么呢？歷史上像中國這樣的傳統(tǒng)大陸性國家對海洋的政策，跟西洋國家的政策很不一樣。西洋國家紛紛建立東印度公司，鼓勵本國商人開拓遠洋貿易。可是明清兩代王朝卻禁止東南沿海老百姓（福建人、廣東人）出海到南洋貿易或移民海外。結果就是，在西洋國家的檔案館里保存了豐富的海洋歷史檔案文獻，而中國封建王朝只關注沿海的問題，像建立海關收稅、控制老百姓出洋、用海防或海禁消滅海盜和防止走私行為等。中國官方文獻關于海洋社會的記載，尤其是對民間海洋貿易和海外活動的記載是比較有限的。

受制于陸地思維，中外史學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在很長時間里忽略了中國海洋歷史，直到20世紀70～80年代才發(fā)生了大轉折。從那時起，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以及日本和西方等國的史學界開始用新方法來研究中國海洋歷史。在臺灣中研院，曹永和老師和幾個年輕的學者建立了海洋歷史研究中心，參加今天這個會議的臺灣代表朱德蘭和劉序楓兩位先生就屬于這個研究中心，可是他們受的是日本大學教育。因為曹永和老師原來是臺灣大學圖書館館長，故而曹老師沒有真正地培養(yǎng)他自己的學生。有一天我問他：“老師，我是不是您第一個學生？”他笑笑，回答：“不是，我第一個學生是我太太，第二個學生才是你！”楊國楨老師不一樣，他培養(yǎng)了很多學生，可以說建立了“楊門”。如今眾多的楊門子弟已經(jīng)成為中國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很早就有研究中國海洋史的學者。為何？因為鎖國時代的日本長期依賴于中國和荷蘭商人的貿易，所以中國海洋史研究一直是日本史學界的一個傳統(tǒng)。在西方史學界，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也有不少年輕的西方學者受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影響，開始研究中國海洋歷史。

我們可以用四種歷史方法來分析中國海洋歷史。第一，考古方法（沉船研究等）。第二，依靠官方記錄方法（傳統(tǒng)的海關、海防等研究）。第三，“楊國楨方法”，利用民間歷史文獻資料，包括田野調研材料，構建新的海洋社會經(jīng)濟史。他不僅培養(yǎng)了三代學生，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中國海洋歷史學科，而且也編輯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第四，還有不少研究中國海洋史的外國學者，他們的特點是，在中文材料之外還會利用外國檔案館的史料研究中國海洋歷史，因為在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發(fā)現(xiàn)了大量關于海外華人的新史料。在這方面，楊國楨老師自己也注重利用國外檔案館的史料給年輕的中國學生指點新的研究方向。

我難以在短短十分鐘之內表達完我對楊老師的崇敬之意，他對中國海洋史研究的貢獻實在是太大了，只希望能用這句話表達我對他的敬意：謝謝您！

2017年11月，包樂史在楊國楨家里敘舊

[1] 作者系荷蘭萊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