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易》研究

1960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和高教部召開全國文科教材會議，會議決定設中國哲學史編寫組。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室的全部研究人員，于1961年年初集中到中央黨校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開始我也隨教研室到中央黨校，但因當時中國哲學史有兩個課堂：一是哲學研究班（三年制）二年級，這是各高等學校來的哲學教師；二是1957級哲學系本科生。當時我是教研室秘書，教研室主任石峻和黨支部書記尹明都到中央黨校編書，并住在中央黨校，校內(nèi)的講課要我具體協(xié)調(diào)教員來講課；同時，我還擔任研究班的輔導教員，本科生班由王俊義任輔導教員。我不僅要答疑解惑，而且還給哲學研究班講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和原著選讀，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為此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備課，于是我就回校了，因為輔導教員不僅要與研究班的同學一起聽課，而且要組織課堂討論，并協(xié)調(diào)每段講課教員的時間和教室，另外每周還有兩次個別輔導，同學有什么不懂的問題、講課老師沒有講清楚的問題、經(jīng)典原著讀不懂的問題等都在個別輔導時解決，所以要全面準備，以免回答不出來。1960年我分到教研室時，石峻和尹明同志要求我搞通中國哲學史，能講通史，不要像現(xiàn)在一樣分段教學（當時教研室把中國哲學史分成四段，即先秦、漢唐、宋元明清、近代，每段由一個教員講課），并根據(jù)教研室先秦和近代研究有人而漢唐和宋元明清缺人的情況，要求我重點研究宋元明清理學。1949年以后，中國哲學史界一直在批判馮友蘭的“新理學”，所以這一段幾乎成為中國哲學史的禁區(qū)，幾乎無年輕人研究。教研室出于教學的需要，要我研究這一段，我當時沒有二話，表示完全服從教研室的分配。

為了適應教學工作的需要，也為了使自己的學術生命得到充實，我當時為自己制訂了補課和科研的計劃。在補課方面：每星期聽8小時哲學原理和馬列哲學經(jīng)典著作課，仔細研讀了《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等，并參加考試，以提高自己的哲學理論素養(yǎng)、哲學思辨能力、理論思維水平。作為輔導教員，我還要認真聽主講教員的“中國哲學史”課，每星期4小時。我在準備輔導課中要融會貫通主講教員的內(nèi)容，同時參考各家觀點，于是我找來所有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和論文，梳理各家觀點的不同之處，梳理學術界最新研究情況和不同觀點，以便在研究生問我時有較好的回答。這班研究生不僅都是大學畢業(yè)，而且有的從事哲學教學多年，大多年紀比我大，如胡福明、賈順先同志等。為此，我整理了幾篇學術討論的報道：《首都哲學界展開孔子哲學思想的探討》（《光明日報》1961年10月30日）、《1961年中國哲學史方面若干問題的討論》（《光明日報》1962年3月16日）、《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問題的討論》（《人民日報》1963年11月26日）、《哲學史研究中貫徹黨性原則的問題討論》（《人民日報》1964年3月9日）等。這些就是當時為什么我連續(xù)寫了幾篇學術報道的原因和背景。

研究中國哲學史，必須準確理解古代經(jīng)典文本的原意。盡管我在中小學寒暑假念過私塾，但只背不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治理和研究經(jīng)典文本必須借助文字、音韻、訓詁的方法。臧庸說：“讀書當通訓詁，始能治經(jīng)。”段玉裁說：“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jīng)莫重于得義?！崩斫夂驮忈尳?jīng)典文本的意義，必須搞懂、搞通文字的形、音、義。因此，我與王俊義到北京大學選修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韻訓詁”課。當時人大到北大選修課程很簡單，只要向北大中文系辦公室報個名就可以了，不要交任何錢，每次聽課還發(fā)給我們講義。他講課結合現(xiàn)代漢語文字，舉例比較，很有啟發(fā)，如講文字，便講文字釋名、現(xiàn)代漢字綜述、漢字書法與形體變化、古代文字形體溯源、各種字形組織釋例、古典文獻中的字形問題和整理工作的關系、六書釋例七題。音韻、訓詁也都講得詳細。他講課條理清楚，深入淺出。他板書寫得漂亮，我在記筆記時，就學其書法。后又聽吳則虞先生的“文字音韻訓詁”課，他的文字學只講六書，音韻學只講聲韻、調(diào)、切，沒有切合古籍整理工作。我便依據(jù)魏、吳兩先生的講授，選擇中國古代哲學經(jīng)典中最難理解的《周易》來注譯。這時學術界也開展了對《周易》著作年代、作者、《經(jīng)》《傳》關系、思想內(nèi)涵、現(xiàn)代意義的討論。學術界各說其陳，莫衷一是。我想解決分歧意見的最佳方法是通過文字、音韻、訓詁，搞清楚《周易》經(jīng)典文本文字的形、音、義，排除后人及現(xiàn)代人的種種附會和誤讀，由文字、音韻、訓詁而貼近《周易》文本的原意和作者的原意，再現(xiàn)《周易》本來面相，以便化解人們對《周易》的誤會。經(jīng)一年的努力，我完成了《周易》全書的注譯工作。在注譯中我?guī)缀蹩赐炅酥袊嗣翊髮W圖書館所藏的全部相關資料，但基本上我是按文字、音韻、訓詁的考據(jù)方法做的，發(fā)揮自己看法較少。

我在注譯《周易》后，覺得意猶未盡，關于《周易》本身的文字、音韻、意義等問題，對后人在解釋中所出現(xiàn)的歧義和現(xiàn)代人理解、詮釋的異義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便想把它整理出來，于是寫了《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當時給自己提了四點要求：

第一，依據(jù)《周易》文本文字的形、音、義，力求貼近《周易》的本來面相，盡量做到再現(xiàn)《周易》文本的原意和作者的原意。長期以來，諸多學者在解釋《周易》的過程中采取六經(jīng)皆我注腳的方法，隨著歷史的演化，時代的變遷，解釋者以一定時代的“前見”“前識”詮釋《周易》，便賦予《周易》各種各樣的思想內(nèi)涵，給《周易》穿上了形形色色的服飾：既有儒衣道袍，也有玄裝理服，甚至披上現(xiàn)代的時裝。這種假《周易》以闡述、發(fā)揮自己思想的方法，一直影響到現(xiàn)代。它雖給研究易學史提供了、積累了豐富多彩的文獻資料，但也給我們恢復《周易》的歷史本真帶來了繁重的撥云去霧的工作。因此，實事求是地研究《周易》思想，就必須分清其固有的思想與后人發(fā)揮的思想，分段地、分層次地進行縱向和橫向的研究，以厘清其思想。

第二，明確區(qū)分《周易》的《經(jīng)》與《傳》。漢以后，《經(jīng)》《傳》不分，附《傳》于《經(jīng)》。因此，長期以來，學者們以《傳》解《經(jīng)》，或授《傳》于《經(jīng)》。這樣，便往往以《傳》的思想引申《經(jīng)》的意蘊，甚至以《傳》代《經(jīng)》，譬如現(xiàn)行的一個較普遍看法是，《易經(jīng)》的八卦代表自然界的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八種物質(zhì)元素，因而《易經(jīng)》具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經(jīng)考證，《易經(jīng)》本身并沒有八卦象征八種自然物的思想，但見之于《易傳》，是晚于《易經(jīng)》的《易傳》的詮釋。一定的思想總是與一定的時代精神相聯(lián)系，只有把它們放到各自的歷史范圍內(nèi)，聯(lián)系其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思維結構，進行歷史的、邏輯的分析，才能比較貼近歷史實際。經(jīng)歷史的、邏輯的分析，《經(jīng)》《傳》是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思想體系的著作。

第三，通過《易經(jīng)》卦爻辭與甲骨卜辭的比較，搞清《易經(jīng)》卦爻辭的時代、作者、性質(zhì)和意義。如《既濟·九三爻辭》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爻辭》亦載：“震用伐鬼方?！眳⒄詹忿o“己酉卜，丙貞：鬼方昜［亡］。五月”（《殷墟文字甲編》3343），及同時參考《尚書》《詩經(jīng)》《國語》《古本竹書記年》等，厘清史實，探究爻辭意蘊，以避免牽強。

第四，通過《易經(jīng)》思想體系的研究，明確中華民族哲學思維的起始，明確這種起始是怎樣同宗教巫術思想相聯(lián)系的。因此，我的研究便是揭示這種聯(lián)系。《易經(jīng)》是把殷周之際人們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的、社會的、人際的交往活動，通過占卜這種宗教巫術形式呈現(xiàn)出來，看似光怪陸離，實乃人們在與自然、社會、他人交往活動中以及中央與各諸侯國之間沖突融合中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正是在這個總結中閃爍著最初的哲學思維。如果這個觀點能言之成理的話，那么中國古代哲學思維的起始就不應該從老子或孔子講起。那種認為在中國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春秋時期才出現(xiàn)哲學思維的說法就要改寫。中華民族哲學思維的起始，就可以從公元前550年向前推6～7個世紀，即公元前12世紀的殷末。

《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完成于1963年年初，由于忙于教學和撰寫其他論文，也由于我有寫完一篇論文和書稿后要放一放以便以后再修改的習慣，我就把《周易注譯》和《周易思想研究》放下了。

大學四年，留校當教師一年，我都未回家看望我年邁的、從小疼愛我的祖父母和母親。1961年春節(jié)，我回到溫州永嘉永強三都普門橋北，祖父80多歲，身體很弱，祖母、母親及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都在家里，弟、妹雖在中小學讀書時成績優(yōu)秀，但由于出身不好，高中就不讓上了，在公社種田。家里人多糧少，不夠吃，家人經(jīng)常餓肚子，祖父為了用高價在黑市買糧食吃，把家里值點兒錢的東西都拿去買糧食吃了。本來我的家鄉(xiāng)是比較富裕的，但當時也已餓死人了。祖父告訴我，我們家實在沒有東西可賣了，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過。我沒有一點兒辦法，既沒有余錢，也沒有余糧。我把我所換的一個月的全國糧票給了家里，待了不到10天就痛苦地離開了家人，以免把家里僅有的一點兒糧食吃了，這時我家全吃稀的，晚飯稀得都不見米粒了。我祖父母身體本來較好，但當時身體已很瘦弱。我離家時，祖父對我說他活得不會太長了，聽后我直流淚，我想起祖父在我小時愛護我的情景，心如刀割。在三年困難時期的1962年，祖父母在饑餓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