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戴笠的“家事”與“社交”

特務頭子的家長式統(tǒng)治

戴笠依靠自己的才智和膽識在特務工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績，同僚們紛紛效仿鄧文儀，對其以“中國的希姆萊”相稱，然而戴笠對這個稱號并不滿意。在他看來，真正的間諜大師和謀略家應該是孫子那樣，為政治車馬鳴鑼開道，讓國家列車在身后平穩(wěn)地行駛。面對龐大的特務機構(gòu)和復雜的特工人員，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制定出一套指導方針，這充分體現(xiàn)在他為軍統(tǒng)局制定的座右銘上：“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彼?jīng)常教導屬下：“我們的工作表面上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但實際上都是為了一個目標，一個宗旨，那就是以領袖為中心，貫徹他的主張，實現(xiàn)他的意圖。我們的工作必須以此為目標，始終如一，矢志不渝?！蓖瑫r他也強調(diào)了工作的靈活性：“我們秉承領袖意志，不是要大家橫沖直撞，不變的是宗旨，方法可以變，手段可以變?！?/p>

領袖的概念對戴笠的世界觀影響頗深。戴笠少年時代也曾反對盲從君主，然而隨著幾十年的打拼，他發(fā)現(xiàn)忠誠是一個人立足于團體最基本的素質(zhì)，忠君往往被統(tǒng)治者看做是維持自己地位最堅實的基礎，其重要性勝過思想和才干。蔣介石也是如此，他主張建立在現(xiàn)代軍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礎上的個人自我約束、對領袖事業(yè)的服從和完全獻身的狂熱。經(jīng)過他的調(diào)教，黃埔軍校的畢業(yè)生對校長的忠誠已經(jīng)超過了孔學范圍，達到“生死相隨”的境界。特別是1932年之后，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迅速升溫，當提到蔣介石時，無論他是否在場，人們都會立正致敬。戴笠顯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常說：“只要一息尚存，雨農(nóng)愿意為領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如果領袖需要雨農(nóng)獻身，雨農(nóng)若有一句怨言，那就是對不起生身父母?！痹娊y(tǒng)局電訊處長魏大銘曾經(jīng)這樣評價戴笠：“委員長成功，他亦成功；委員長失敗，他亦失敗，他是個忠貞不二的聽命者?！?/p>

在大家眼里，戴笠就是蔣介石的替身，他像傳統(tǒng)中豪門的“家長”一樣統(tǒng)治著手下的特務們。他反復強調(diào)軍統(tǒng)局是個“大家族”，需要各位強調(diào)精誠團結(jié)，親密無間。他堅持用“仁義”、“忠孝”來教導下屬，培養(yǎng)他們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他說：“我們的同志們是在仁義的品質(zhì)上集結(jié)起來，在忠誠和義務的感召下建立起來的，而那些強行的命令和壓制恰恰違背了個人自由的意愿，也絕非順應天命之舉?！?/p>

戴笠的傳統(tǒng)家長身份也顯示了他以貴族主人自居的心理。他用殷勤的態(tài)度對待前來投奔的“貴客”，以“士可殺，不可辱”標榜自己禮賢下士的作風。他以仁慈和關懷的態(tài)度對待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無論是精明強干的外勤特務、高級官員還是往來的學者；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的學生和下級絕對地服從和徹底地奉獻，并課以嚴厲的紀律約束。他要求每一位特工都將以下四個要點作為工作準則：堅持三民主義；運用推理，講究理性；培養(yǎng)感情維系；遵守紀律。

戴笠的“家規(guī)”極其嚴格，不容挑戰(zhàn)，連賭博和麻將都是禁止的，抗戰(zhàn)時期竟然還禁止結(jié)婚。

為了有效執(zhí)行自己定下的“家規(guī)”，戴笠費盡心思在軍統(tǒng)內(nèi)部設立了復雜的監(jiān)視系統(tǒng)。這套制度從一開始就遭到許多特務頭目的非議，在他們眼里，這是內(nèi)部防范的矯枉過正，除了增加內(nèi)部困擾之外于事無補，唯有戴笠本人樂此不疲。隨著大量人員被安插到內(nèi)部督察職位上，他們的職責交叉重疊，形成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最終受控在戴笠的股掌間。所有內(nèi)部監(jiān)視機構(gòu)的報告都由戴笠本人親自審閱，任何時候，只要有人違反了“家規(guī)”，一定會遭到懲處，絕無網(wǎng)開一面之說。

尤其在翁光輝事件出現(xiàn)后，戴笠特別設立了督查制度，私下挑選信得過的特務擔任，頒發(fā)特殊津貼，對單位上上下下進行監(jiān)視。特工們對秘密督查既恨又怕，稱之為“特務中的特務”，但他們搞不清誰是秘密督察，只好互相之間提防戒備，搞得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對外勤特務，戴笠主要采取連環(huán)控制、按層級監(jiān)視的制度。最可怕的是，有時戴笠還利用夫妻關系相互監(jiān)視。因為他懷疑上海區(qū)法租界情報組情報員周迅予是雙重間諜，便發(fā)展他的老婆羅華入特務處，專門負責監(jiān)視丈夫工作。后來果然發(fā)現(xiàn)端倪，戴笠便下令將周扣押送入特務處南京北門橋監(jiān)獄。自此，特務處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務們無不如履薄冰，小心謹慎，沒人敢與戴笠為敵。就連鄧文儀也曾感慨說：“我對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萊只有雨農(nóng)才夠格，我只有甘拜下風?！?/p>

對觸犯紀律的人，戴笠一般設置了3種懲罰形式：口頭警告、禁閉、槍決。他平日里是個溫文爾雅、講究禮儀的和藹上級，然而骨子里卻是唯我獨尊、冷酷、尖刻，又極易發(fā)怒，那些所謂的謙恭姿態(tài)無非是對外人的一張面具而已。

翁光輝事件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在人們眼中是一個極具戰(zhàn)略意義的城市。一是它經(jīng)濟繁榮，往來的中外人士皆以“東方巴黎”、“冒險家的樂園”相贊；二是它神秘的政治地位；三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成為國民黨與日偽秘密戰(zhàn)的前沿。

戴笠在上海打流時期就已經(jīng)認識到這個城市對于國家和政權(quán)的重要程度，因此他在特務處創(chuàng)立前夕就開始派駐特工在上?；顒?，之后又很快成立了上海區(qū)。

草創(chuàng)特務處的時候，“站”和“區(qū)”的劃分并沒有嚴格的規(guī)定，一個地區(qū)可能今天叫“站”，明天就又改稱“區(qū)”了。隨著特務系統(tǒng)慢慢發(fā)展，機構(gòu)越來越龐大，特務之間的地位爭奪也逐漸增多，好在時局尚不穩(wěn)定，四周險象環(huán)生，性命都難保，所以也還沒有形成風氣。

然而上海區(qū)卻始終不曾變動，也一直保持著重點部署地區(qū)的頭銜，區(qū)長的任命也是十分謹慎。第一任區(qū)長戴笠就欽點了陳恭澍在“洪公祠特訓班”的同學翁光輝。翁光輝是浙江麗水人，黃埔五期步科畢業(yè)生，畢業(yè)后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曾任國民革命軍初級軍職。1932年4月1日，翁光輝參加了戴笠為特務處培養(yǎng)人才的第一個特務訓練班——“洪公祠特訓班”，畢業(yè)后出任浙江省保安處調(diào)查股股長，后因表現(xiàn)出色，被任命為特務處上海區(qū)區(qū)長。

由于上海區(qū)剛剛成立，事務繁雜，翁光輝每日早出晚歸，有時甚至工作到深夜。

一個盛夏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翁光輝好不容易按時下班回到寓所，草草吃過飯后便倒下睡覺。朦朦朧朧中只聽得屋外有細碎的腳步聲，一名侍從輕扣房門，小聲說：“長官，有情況。”翁光輝好夢被擾，氣不打一處來，翻了個身嚷嚷道：“什么雞毛蒜皮的破事情也來找我，滾！”

“長官，是關于共產(chǎn)黨的消息。”

一聽說有了共產(chǎn)黨的消息，翁光輝頓時來了精神，上海區(qū)成立以來諸事瑣碎，還沒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安排，如今倒送上門來了。他翻身下床，開門問：“什么情況？”

“長官，根據(jù)我們的人報告，發(fā)現(xiàn)了一個共產(chǎn)黨的地下組織據(jù)點，我們的人已經(jīng)盯住了，您看要不要……”

“可靠嗎？還有更大的魚沒有？”

“沒有了，長官。我們盯了好幾天，沒有其他動向了?！?/p>

“下令搜捕！”翁光輝說罷，迅速穿好衣服帶著一干人馬出發(fā)了。

這個秘密組織設在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里，沒有通風窗，只有一盞昏暗的吊燈和幾張桌子，幾把椅子，桌上凌亂放著剛搜出來的文書材料，法國警察署下設的中國偵緝隊隊長范廣珍正在指揮手下搜查。

翁光輝指著材料問：“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嗎？”

“請長官過目?！狈稄V珍遞上一沓泛黃的稿紙。翁光輝借著微弱的光線掃了兩眼：“什么內(nèi)容啊？”

“長官，”范廣珍低聲說，“這是江西省紅軍的部署情況，全的?！?/p>

“哦？”翁光輝又往燈下湊了湊，勉強看清了上面的內(nèi)容，這確實是一份關于江西紅軍的詳細材料。眼下蔣介石正在指揮軍隊在江西“圍剿”紅軍，如果把這份材料交上去，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圍剿”成功嗎？想到這里，他決定立即把這份重要的情報送到蔣介石手中?？墒茄巯聭?zhàn)勢吃緊，這份情報還具有時效性。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呈報，沒準兒到了蔣介石手里就已經(jīng)成了一堆廢紙了，即便是還有些作用，又有誰會想到是上海區(qū)的功勞，是他翁光輝的功勞呢？翁光輝盤算了一下，決心自己帶著情報前往戰(zhàn)場面見蔣介石。

翁光輝加入革命軍的時候曾經(jīng)在一艘軍艦上當過艦長，他知道眼下上海造船廠正在檢修一艘中國軍艦，于是決定占有這艘艦艇，乘坐它到九江，然后上廬山面見委員長。

3天之后，一切準備妥當，翁光輝以“艦艇試航請他幫忙”為由，帶領幾個親信順江而下。他自以為此事神不知鬼不曉，戴笠遠在南京，山高皇帝遠，等他知道時恐怕自己都該領賞了。沒想到他前腳剛走，上海站的一個部下就向戴笠報告了這一情況。戴笠接到報告后大怒。

“翁光輝是怎么去的？”

“水路。他找了艘艦艇?！?/p>

“媽的，敢跟老子?；ㄕ?。馬上給我找架飛機來！我就不信他在水里游比得過我在天上飛！”

就這樣，當翁光輝興致勃勃地從九江登陸時，戴笠早已等候多時。面對冰冷的槍口，翁光輝心下頓時涼了半截，他知道，以戴笠的脾氣，是絕不可能允許下屬不忠的。

“翁光輝，你膽子不小啊！私自脫離崗位，跑到這里來獻媚，讓我怎么對你好呢？”

翁光輝見勢不妙，趕忙告罪：“處長，卑職錯了，卑職見事態(tài)緊急，便擅自越級匯報，一片忠心下竟然忘了軍法軍紀，如今處長親臨指正，卑職無話可說，甘愿受罰！”

“好！既然你敢作敢當，我就成全你。來人！把他帶走！你就到‘老虎橋’去反省反省吧！”

“老虎橋”模范監(jiān)獄是專門羈押重犯的地方，一般人到了那里基本都是有去無回。翁光輝聽說讓他去“老虎橋”，嚇得連路都走不了了。幾個特務連拉帶拖，把他帶了下去。

戴笠最終卻沒有殺掉翁光輝，甚至也沒有施以酷刑懲罰。他這一招不過是個下馬威，殺雞儆猴，做給那些中層看的。翁光輝是個難得的有才之人，他不會用對付外勤特務那種手段對付他的。沒過多久，他又命人把翁光輝從牢房里放出來，帶到自己的辦公室里。

“翁光輝，這段日子你在里面受苦了。我也是沒辦法，那么多人看著呢。我若體諒你的報國熱情，從輕發(fā)落，日后怕是就難以服眾了?！?/p>

“處長說得是！卑職不識大局，犯了軍中大忌?！?/p>

“嗯，以你的才干，日后還愁沒有機會大展鴻圖？在上海區(qū)做區(qū)長，機會多得是，可不要求功心切啊！”

“是！卑職眼力淺薄，辜負了處長的厚望。卑職慚愧！”

“好吧，你也是有功之臣，念在過去的克勤克儉，這件事就算了吧！不過區(qū)長你是不能再做了，你對上海也熟，就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吧！”

“謝處長開恩！卑職此番一定謹記教訓，不辱使命！”翁光輝感動得熱淚盈眶。

不久，翁光輝再次回到上海，擔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大隊長?？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他還擔任了重慶衛(wèi)戍總司令部警務處隊長、第十綏靖區(qū)司令部調(diào)查室主任等職務，獲得少將軍銜。

戴笠雖然沒有懲罰翁光輝，但是這件事也給了他很大的觸動。他很清楚自己掌管的部門里不乏貪圖功名利祿的官員和卑鄙下流的無恥之徒，特務處和一個臭水溝沒什么區(qū)別。今天出個識大體的翁光輝算是他戴笠僥幸，他日還不定會冒出個什么樣的貨色來，在背后捅上一刀呢。想到這里他就不寒而栗，坐立不安。后來，他想到了“特務監(jiān)視特務”的方法，就是在每個秘密特務組都安插負責內(nèi)部監(jiān)視的間諜，這些間諜由他親自指派，以重金許諾，要求他們嚴守秘密。這樣一來，再也沒人敢冒險越權(quán)了。戴笠積極地捍衛(wèi)了自己在蔣介石眼里獨一無二的地位，同時也使自己成為蔣介石政體內(nèi)其他領導人安全的主要衛(wèi)護者。軍統(tǒng)可以堂而皇之地對周末前往上海尋歡作樂的南京要員們采取保護措施，如果有人在門前車前溜達閑逛，都會被視為嫌疑分子逮捕，然后拖進監(jiān)獄一關就是幾個月。蔣介石對特務處的這種濫抓無辜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憑戴笠一人操作。

擴張勢力，控制警校

特務處真正發(fā)展起來，是從戴笠取得浙江警官學校的實際控制權(quán)開始的。

戴笠覬覦浙江警官學校已經(jīng)很久了。隨著特務處的發(fā)展壯大，特務人員越來越多，但是能力普遍不高，特別是那幫社會閑散人員。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戴笠特意送了一批人出去讀書，但是送出去的畢竟只能是少數(shù)，如果想成批培訓，應該有一所自己專辦的特務學校才好。于是他把目光瞄準了浙江警校。

浙江警校是當時全國培訓警官的兩所專業(yè)學校之一，以培養(yǎng)中下級警官人才為主，經(jīng)費由浙江省政府劃撥，受CC派大頭目朱家驊控制。CC系是由陳果夫和陳立夫領導的，早在國民黨執(zhí)政之前，他們兩人就與蔣介石關系十分密切，旗下勢力主要分布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尤其是組織部、中統(tǒng)局、地方各級黨部和教育系統(tǒng)（尤其是大學）。

按照蔣介石的統(tǒng)治思想，他是不能讓手下任何一個派系過度膨脹的。他給CC系圈定的勢力范圍是黨政，給孔祥熙、宋子文圈定的地盤是財政，黃埔系的領域是軍憲。這樣，三派力量大體均衡。如今CC系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發(fā)展到警務了，這讓他深感不安，于是，在1932年10月，蔣介石命令戴笠兼任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

戴笠是以特派員身份入駐警校的，所以，他打著蔣介石的大旗做了不少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首先，成立新的政訓處。

戴笠一到警校，就著手成立了一個新的政訓處，由王孔安擔任書記，毛人鳳任秘書，毛宗亮為譯電員，趙龍文、胡國振、謝厥成、羅杏芳和劉乙光等幾名特工則被分派擔任政治指導員和教務主任。此舉一方面是為了落腳，另一方面是為了介入浙江警校的日常管理。他每年定期在警校待上幾個月，處理各種事務，其余時間則指派王孔安代為主持，對警校工作指手畫腳，事無巨細都要過問一番。校方對這種蠻橫的干涉雖然不滿，卻因為分不清這些命令究竟是蔣介石的旨意還是戴笠的主意，只得一切聽命執(zhí)行。

雖然戴笠的身份是特派員，但是他打著蔣介石“欽點”的招牌借題發(fā)揮，對警校各方面工作施加影響，絲毫不像個兼職特派員，倒更像是一個主管。

其次，在警校安插自己親信，奪取警校的高級人事權(quán)。

戴笠以加強警校領導力量為由，保薦自己的親信趙龍文出任警校校長兼杭州警察局長。趙龍文是浙江義烏人，曾經(jīng)在胡宗南手下?lián)蔚谝粠熋貢?，是胡宗南的親信，自然無人敢駁。沒過多久，戴笠又先后保薦酆裕坤為教導主任，史銘、柯建安為訓練處主任。這些人大都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也很順利地通過審查任命。就這樣，戴笠漸漸取得了高層人事的實際控制權(quán)。

再次，利用高層決策對中層干部進行大換血。

戴笠在警校安插自己親信的工作完成以后，整個警校基本已經(jīng)落入他的手中。接下來，他利用高層決策對中層干部進行大換血，就連各隊隊長和政治指導員都全部換成具有黃埔軍校畢業(yè)生和復興社、特務處成員雙重身份的人，極個別人本來不是戴笠一伙兒的，也被他拉攏收買，加入了他的組織。一番折騰之后，CC系勢力基本瓦解，成員不是投靠戴笠，就是被趕出校園，另謀他路。

警校第一期、第二期的畢業(yè)生也沒有逃脫這場變故，為了防止他們在江山易主后受原來領導者的影響，戴笠吩咐手下人盡可能對他們進行籠絡、收買，承諾只要歸順現(xiàn)在的組織，一律以嫡系相待。毛森、楊超群、肖勃、阮清源、鄧墨村、夏松、蕭紹文等人紛紛被戴笠拉入特務處，委以重任，成為親信。依靠這批人的帶頭羊作用，后面的學弟們自然也不難對付。該校三、四兩期的正科生全部成為戴的嫡系，其中的一些活躍分子如劉人爵、劉欽禮、黃佑、周昌嗣等，甚至成為戴的心腹，成為軍統(tǒng)的高級特務。

最后，著手警校培訓科目的改革。

戴笠接手了浙江警校之后，就開始著手進行改革，旨在把警校改造成特務處特工訓練基地。

他首先組織手下對在校正科生進行嚴格的甄選，淘汰掉不適合做特務工作的學員，然后將最優(yōu)秀的人送到國外留學，其余的則分別編入甲、乙、丙3個特警訓練班和電訊班接受訓練。戴笠對特訓班的訓練極為重視，經(jīng)常抽空到校訓話，向?qū)W生灌輸服從大局、忠誠于領袖、為革命犧牲的思想，還專門親筆題詞作為校訓與學生共勉：“腳踏實地，身體力行，則他日社會之改良，民族之復興，我同學乃有絕大之貢獻，方不負領袖之期望，而無愧本身之職責也?！泵科谂嘤柊嘟Y(jié)束后，他也是雷打不動地與每位學員單獨談話，暗中考量選拔，主持分配工作。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已經(jīng)完全處于戴笠的控制之下。戴笠借用現(xiàn)成的機構(gòu)和設施及蔣介石批準的巨額經(jīng)費大肆培養(yǎng)自己的部下，并成功地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警界，暗中擴大了自己的實力，在特務處內(nèi)部逐漸形成自己的“浙警系”派別。

有了自己的力量，戴笠就不再擔心特務處內(nèi)部其他派別的反抗或者聯(lián)合了。之前黃埔系的學長們自恃年長功高，又始終占據(jù)高位，起著關鍵作用，經(jīng)常不把戴笠放在眼里，動不動就推諉扯皮，或者干脆拒絕聽命。如今浙警系畢業(yè)生大批進駐特務處，他們大都經(jīng)過專業(yè)訓練，既有從事間諜活動的高級特工，也有執(zhí)行任務的行動特工，活動能力非常強，黃埔系見此情形，也不得不收斂張狂的舉止，乖乖聽從戴笠的指揮。留俄學生在特務處則自成一派，這部分人以智慧著稱，大部分人極有政治頭腦和聰明才智，其中不少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叛徒，戴笠對他們是既用又防，用的是他們的“才”，防的是他們的“德”，因此他們雖然官居高位，手中卻沒什么實權(quán)，擔任不了要職。最后一派是江山人，這部分人都是戴笠組建特務處時從家鄉(xiāng)招來的，大都安排在特務處的電訊部門工作。戴笠把他們安排在重要的崗位上，利用他們對各級特務進行監(jiān)視。

這樣，在特務處初期的內(nèi)部爭奪中，主力一直是黃埔系和浙警系兩派。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局的變化，這兩派力量漸趨接近，生出許多是非。戴笠有時也效仿蔣介石的招數(shù)，故意放縱他們爭斗，以便從中駕馭。

1935年，蔣介石宣布將浙江警校與江蘇警校合并，成立一個“中央警官學?！薄＿@個合并對戴笠來說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會。

用人不論親疏

毛萬里是戴笠的親信部下，又是自己的同鄉(xiāng)，戴笠在工作上對他十分信任，一些重要的秘密事務都交由其操辦。1934年的一天，毛萬里到戴笠的辦公室送一份機要文件，戴笠與他交談之間突然提及毛的哥哥毛人鳳。毛人鳳是戴笠當年在江山文溪高小的同學，戴笠離家時兩人邂逅，毛人鳳還曾贈言“革命朝氣在黃埔”于戴笠。戴笠后來遠赴廣州考進黃埔軍校，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這句話的影響，因此毛人鳳留給他的印象很深刻。當他問及毛萬里其哥哥的狀況時，毛萬里心領神會，急忙表態(tài)，如果戴先生要他來，他一定是會來的。

毛萬里回去后立即電告毛人鳳，讓其趕到南京。毛人鳳知道南京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對于今后的發(fā)展肯定比在一個小縣城里有利，于是他滿懷希望地來到了南京。見面之后，兩人不免心生感慨，自江山悅來客棧一別之后，短短時間內(nèi)，世事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毛人鳳也不失時機地向戴笠表態(tài)，崇德縣政府科長的工作并不合自己的興趣，如果能到特務處工作那將是萬分的榮幸。毛人鳳如此說戴笠自然高興萬分。

從此，毛人鳳開始了特務生涯——給戴笠做了一段時間的助手后，又被安排到浙江警校做秘書。雖然是老鄉(xiāng)，戴笠卻并沒有對他過多地特殊關照，毛人鳳90元的月薪水平與他在崇德的待遇相同。

浙江警校被戴笠全面控制后，那里就成了戴笠的天下，上下人等對戴笠是畏之如虎，卻又都費勁心思地巴結(jié)討好他。在討好戴笠方面，毛人鳳可算是最有“才能”的一個，否則，就很難解釋并無根基的他日后為何能平步青云了——1935年，毛人鳳被調(diào)任武漢行營辦公廳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長；同年冬，調(diào)任西安“剿匪”總司令部辦公廳第三科少?？崎L；1936年任西安軍憲警聯(lián)合稽查處中校秘書，后又調(diào)任南京雞鵝巷53號特務處機要秘書；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主持軍統(tǒng)首腦部情報作業(yè)，掌握核心機密；抗戰(zhàn)勝利后，升任軍統(tǒng)局副局長；軍統(tǒng)局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后，仍任副局長，1947年任局長；1955年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續(xù)任局長。

有人曾用5個字總結(jié)毛人鳳發(fā)跡秘訣，笑、勤、忍、狠、迷。此外，毛人鳳還很會“摸脈”，尤其是摸戴笠的脈?？梢哉f，沒有戴笠的賞識，給他機會，也就沒有毛人鳳日后的飛黃騰達。

毛人鳳得戴笠賞識應該是從浙江警校獻美開始的。當時，毛宗亮是譯電員，學校的事情都是他先知道。有一天，戴笠的妻弟毛宗亮問毛人鳳說：“我哥（指戴笠）要到警校參觀，我們是不是考慮一下怎么接待？”

聽到這個消息，毛人鳳欣喜異常。在警校工作有一段時間了，自己也做出了很多業(yè)績，苦于無法讓老板知道，正郁悶呢，如今有了這個機會，自己一定要好好表現(xiàn)。

毛人鳳首先想到要給戴笠一個熱烈的歡迎場面，一方面讓浙江警校的朱家驊見識一下江山幫的力量，乖乖地讓出警校的控制權(quán)，另一方面則是借此機會擴大警校的聲威，爭取利用影響壯大力量。當毛人鳳把自己的想法說給王孔安時，卻招到了他的反對。無奈，毛人鳳又去找趙龍文商量，趙龍文是胡宗南推薦給戴笠的，當然沒有意見。

毛人鳳、趙龍文、毛宗亮又聯(lián)系幾個人一塊去敦促、威脅朱家驊和施承志。朱家驊、施承志只好點頭同意，要求全校師生依最高的規(guī)格接待戴笠。

毛人鳳等人立即開始布置。布置停當，毛人鳳忽然想起要給戴笠準備一個保留節(jié)目，就是獻美。毛人鳳知道戴笠喜歡排場，更喜歡女人。毛人鳳想起了葉霞娣，于是，把葉霞娣叫到辦公室進行一番開導。葉霞娣聽后十分興奮，答應毛人鳳不但要給戴老板鮮花，還會把自己也獻給他……毛人鳳就是這樣一步步成了戴笠的心腹。

戴笠對自己的同鄉(xiāng)、浙江籍的特務是很重視的，很多江山人都被他當做心腹。然而，戴笠并不只重用自己的老鄉(xiāng)，只要是有能力，真正的人才他還是會重視的，他絲毫不壓制來自其他地區(qū)的特務工作人員。特務處的特務來自全國各地，在地域上，勢力較大的主要是浙江、湖南、廣東三地的特務，在這三地的特務中湖南籍特務又因職務高、資歷深、能力強、人數(shù)多而略占上風。雖然湖南籍特務在特務處的勢力較大，但是戴笠對其并不刻意封殺，一樣對他們給予信任，予以重用。

戴、胡私交日深

戴笠對軍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貫的，他認為力量的擴張必須靠武力來支撐，因此十分注意結(jié)交蔣系親信武將，以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戴笠的朋友中不乏許多大權(quán)在握的朝廷要員，其中與他關系最為密切、交往時間最長的，當屬胡宗南。胡宗南作為戴笠最好的朋友，深知戴笠的為人，他曾對戴笠手下的大特務文強說：“雨農(nóng)最大的長處便是通達人情世故，知曉與人交際往來，因而特務工作之于他乃是輕車熟路。然而他的缺點卻也明顯，尤其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又是對他工作最大的威脅?！焙谀系囊环c評確是知心之論，就連戴笠自己也承認，他一生交友無數(shù)，卻知己難尋，如果要算的話，只得胡宗南一人。

不能否認，因為胡宗南的推薦戴笠才逐漸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當然，也是因為戴笠隱惡揚善為之吹捧，胡宗南才更加得到蔣介石的寵信?？梢哉f，正是因為在蔣介石面前相互標榜，內(nèi)外勾結(jié)，他們的勢力才得以日益發(fā)展壯大起來。戴、胡二人一個是手握兵權(quán)把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一個是內(nèi)廷機要的中樞總管，負責對高級將領監(jiān)視考核。兩人一個在內(nèi)一個在外，互相之間恰好需要彼此的配合，以實現(xiàn)政治上的宏大抱負。如果說他們之間的認識是因為經(jīng)歷相同、志趣相投，且是同鄉(xiāng)，那么共同的抱負和野心則是他們之間產(chǎn)生密切關系的主要原因。

前面我們說過，戴笠獲得特務處處長一職，胡宗南幫了很大忙。其實，在公事上，戴笠也給了胡宗南很大的幫助。胡宗南每年都要到南京向蔣介石述職，請示匯報工作。他有個習慣，每次見蔣介石之前一定先見戴笠，和戴笠研究一下準備向蔣介石提出的問題，并向戴笠打聽蔣介石最近心情如何，以免碰釘子。每次來到南京，胡宗南就會住進雞鵝巷53號戴笠家中，短暫的會面時間里，兩人總會促膝而談。

在生活上，兩人可說是不分彼此。胡宗南每次到戴笠的住處，不管戴笠在不在，他都跟到了自己家一樣，吃的用的，從不可客氣。有的時候還會在那里大宴賓朋。

戴笠對胡宗南比自己的兄弟還親熱，經(jīng)常給他買一些國外的奢侈日用品外，還經(jīng)常代胡送禮，替胡拉關系。

為了拉攏胡宗南，戴笠可謂用盡了苦心，甚至還把自己的情人葉霞娣送給了胡宗南。

葉霞娣（后改名葉霞翟），1913年出生于浙江省松陽縣西屏鎮(zhèn)一戶普通農(nóng)家，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29年，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浙江省立處州初級中學師范，在松陽縣立成淑女子小學任教。1931年，為了逃婚，來到杭州，考取了浙江大學農(nóng)學院。在浙大農(nóng)學院攻讀不足半年，即轉(zhuǎn)入浙江省警官學校第三期甲訓班。后來，在毛人鳳的安排下，成了戴笠的情婦。

抗戰(zhàn)前夕，經(jīng)戴笠介紹，葉霞娣結(jié)識了胡宗南，兩人一見鐘情，甚為投緣。胡宗南曾贈詩葉霞娣：縱無健翮飛云漢，常有柔情越太華。我亦思君情不勝，為君居處尚無家。正當兩人要談婚論嫁時，戴笠卻將葉霞娣保送到美國留學。兩人就此分開，直到1947年，兩人才結(jié)婚。

在對葉霞娣的安排這件事上，戴笠用意很明顯，釣著胡宗南的胃口，讓他聽命于己，為自己所用。

戴笠和胡宗南，兩人之間的私交因公而建立，通過私交關系不斷加深，在公務上的合作也逐漸加深。戴笠根據(jù)蔣介石的指示加強西北地區(qū)的情報工作，成立特務處西北區(qū)，統(tǒng)一指揮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四省的特務活動，并任命張嚴佛為首任區(qū)長。張嚴佛臨行前，戴笠向其交代道：“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報可抄一份給他，遇到困難也可向其求助。”張嚴佛與胡宗南初次見面時，就將西北地區(qū)的特務組織部署、以及具體工作內(nèi)容向胡宗南做了詳盡的匯報。

特務處西北區(qū)負責對西北“剿總”各軍進行監(jiān)視，并將一切可疑跡象報告特務處呈送蔣介石。然而，在處理對胡宗南部隊軍官的檢舉情報時，特務處卻并不按此流程辦理，而是直接報告胡宗南。

據(jù)沈醉講，戴笠不止一次指示特務們，有關胡宗南個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報，都要慎重處理，必須先讓自己過目。非報蔣介石不可的問題，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關于戴笠的這一特別指示，就是唐縱也無可奈何。戴笠也指示過他，其他方面向蔣介石檢舉胡宗南的情報，送到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的時候，盡可能把這類情報先批交戴笠復查一下，以便連同特務處的東西一同送給蔣介石去看，這無疑為胡宗南做了很好的掩護。

在特務處內(nèi)部，特務們習慣于當面稱戴笠為“戴先生”，背后則將其奉為“戴老板”。特務們知道戴笠與胡宗南之間的關系不一般，自戴笠以下，特務們稱呼胡宗南便也不直接用其軍職，而是同樣稱其為“胡先生”，一些多年在西北地區(qū)活動的特務處特工更是在背后稱呼胡宗南為“胡老板”。與戴笠同樣的待遇，充分表示了特務處對胡宗南的尊敬。

讓杜月笙刮目相看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一個各種勢力混雜其中的城市。在這個城市里，處處都是險灘暗礁，黑白兩道爭權(quán)奪勢，每天都上演著各種利益的爭斗……當時，杜月笙盤踞上海，可以說將自己的勢力滲入了上海各界，他本人也在上海叱咤風云，被稱為“無冕市長”。而戴笠當時僅僅是個復興社特務處長，影響力遠不及杜月笙。戴笠知道如果能將特工活動和江湖勢力結(jié)合起來，則有如虎添翼之效果，可惜自己的身份低微，在杜月笙的眼里根本沒有分量。

“必須讓杜月笙對自己刮目相看！”戴笠心中保持著這樣的念頭，開始靜靜地等著機會的出現(xiàn)。終于，一個大案讓戴笠大顯身手。

當時，蔣介石十年禁煙，結(jié)果毒品卻愈加泛濫，國際上對國民黨政府的印象也在不斷變壞。見禁煙效果甚微，蔣介石一怒之下撤銷屬于行政院的“禁煙委員會”，另在軍委會設立“禁煙總會”，并親任總監(jiān)督導全國的禁煙運動，同時指令戴笠的特務組織從旁協(xié)助查緝舉報。這時，杜月笙指示顧嘉棠設立在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嗎啡制造廠因與特務、憲兵分贓不均而被破獲。后來，憲兵司令部派遣一個連的憲兵負責看守，結(jié)果官兵們監(jiān)守自盜，將嗎啡竊取后全部逃竄。蔣介石聽聞之后勃然大怒，命戴笠對此事進行徹查。杜月笙知道嗎啡廠是自己名下資產(chǎn)，如果順藤摸瓜自己必然會暴露，于是就開始活動，想要疏通戴笠。杜月笙先是差人向戴笠打招呼，戴笠不動聲色。杜月笙又請楊虎出面代為說情，并奉上一張金額為30萬的支票，戴笠看過之后，又原封不動地退回。杜月笙在上海灘摸爬滾打多年，以金錢誘惑別人是其屢試不爽的手段，兩次失敗之后，他仍然不相信有人會經(jīng)得起利益的誘惑，便又托自己的法律顧問章士釗邀約戴笠赴宴，沒想到戴笠卻又一次予以回絕。至此，杜月笙已經(jīng)無計可施，心中頓覺恐慌。就在這時，事情卻有了峰回路轉(zhuǎn)的變化：戴笠深夜訪問章士釗，說明了之前退款拒宴都是為了掩人耳目，以防授人把柄。并請章轉(zhuǎn)告杜月笙大可放心，此事絕不將其牽連進來。后來，此事以戴笠申報蔣介石批準將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官長溫建剛槍斃收場。溫建剛做了替罪羊，杜月笙卻安然無恙，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上海南市太平里大嗎啡案。

戴笠對案件的巧妙處理讓杜月笙刮目相看。杜由此見識到了戴笠的厲害，從此之后，加強了與戴笠之間的合作。

在一段時期內(nèi)，只要戴笠到上海，就一定會和杜月笙會面，其中大多是在杜月笙的家——當時的華格臬路66號，還有幾次是在位于偏僻地段的旅館。當時出任上海偵查大隊隊長的翁光輝以及他的前任吳乃憲是戴笠和杜月笙的直接聯(lián)系人。在王兆槐繼任偵查隊長之后，戴笠和杜月笙的聯(lián)系變得更加頻繁。當時，杜月笙的門徒為特務處充當幫兇，在上海的各個租界開展特務活動。

杜月笙在上海黨羽遍布，門徒更是多達數(shù)萬人，因此他在上海的影響力非常大。杜月笙的門生故友三教九流無所不有，有街頭流氓，有收保護費的地痞，還有店鋪老板、企業(yè)家，甚至上海各租界的領事都和杜月笙有不錯的交情，而偵查隊的隊長就是他最得意的門徒之一。也是因為這層特殊關系，杜月笙經(jīng)常協(xié)助偵查大隊執(zhí)行特務任務。

一段時期內(nèi)，戴笠和杜月笙惺惺相惜，他們協(xié)作進行暴力抓捕反蔣分子，鎮(zhèn)壓共產(chǎn)黨員組織的工人運動，控制上海的毒品市場，甚至合作開辦了“三鑫公司”和“大運公司”。充滿傳奇色彩的上海灘白天車水馬龍，晚上燈火輝煌，在街頭巷尾經(jīng)常會有人小聲議論著在租界區(qū)、貧民區(qū)發(fā)生的種種怪事，殊不知做下這些罪行的正是國民政府的特務處，而領導這個部門的人就是戴笠。

就這樣，戴笠和杜月笙在上海這個充滿危險和機會的地方進行著密切的合作。在長達十幾年的合作中，他們兩個若即若離，或和睦或反目。在不斷分分合合的過程中，他們逐漸將民國政府在上海的特務網(wǎng)絡編織起來。

據(jù)當年和戴笠有密切接觸的知情人講述，戴笠曾在和自己親友和上司的談話中多次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杜月笙的感激之情：“如果當年不是杜月笠在危難之時伸出援助之手，我早就在無親無故的上海灘凍死、餓死了！”可見，在戴笠看來，杜月笙在他的人生歷程中還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鑫公司和大運公司

早在1932年7月，國民政府的財政部就開始在上海、蘇南一帶銷售鴉片，規(guī)模越來越大。杜月笙當然不會錯過這么好的賺錢機會，他主動與蔣介石聯(lián)系，想通過蔣介石獲得在上海銷售鴉片的總代理權(quán)，以期達到對上海鴉片市場的壟斷。當杜月笠獲得上海的代理權(quán)后，又向蔣介石申請獲取了四川等地的代理權(quán)，他在漢口召開的一次秘密會議上答應每個省份每年都上繳300萬元的代理費，杜月笙甚至曾經(jīng)提出把全國的代理權(quán)都交給他，他保證，自己能將蔣家在全國各地的鴉片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條，但是這個要求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

不久，杜月笙就在上海的南市組建了一個公司，負責統(tǒng)籌他在全國多個省市的鴉片生意，這個公司就是“三鑫公司”。這個公司可謂是個怪胎，它是為國民政府服務的公司，做的卻是與政府標榜的“愛民如子”背道而馳的事情，真是荒唐至極。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杜月笙的鴉片銷售計劃竟然和戴笠的特務機關產(chǎn)生了千絲萬縷的關系。用戴笠自己的話說，那就是“這些鴉片需要我們暗中保護，而這些鴉片換來的金條又會是我們的衣食之源”。

對于這一點，杜月笙和戴笠心里都很明白，所以這兩個當時上海灘的梟雄合作得一直很默契。鴉片不僅毒害了中國人的身體和精神，更加滋養(yǎng)了國民黨的政治腐敗。“三鑫公司”每月向政府和特務機關支付超過20萬元的“保護費”，而政府的軍警和特務則保證杜月笙“貨物”的安全，這是典型的“權(quán)錢交易”。

半年后，上海保安局在形式上將“三鑫公司”接管，其實杜月笙早已將這個公司架成了一個空殼。隨后，杜月笠和戴笠的特務處合作開設了一家新的公司，也就是“大運公司”。一開始，戴笠并沒有讓這家公司接收鴉片業(yè)務，而是指示杜月笙給這家公司鍍上一層“金”，讓輿論和老百姓都認為它是做正經(jīng)生意的。于是，杜月笙開始將這家公司的主營業(yè)務定位在經(jīng)銷“航空獎券”這種不痛不癢的博彩產(chǎn)品，并從中賺到一筆。

可是這種小利潤根本不會滿足杜月笙的欲望，他迫不及待地將經(jīng)營鴉片業(yè)務提上公司日程。很快，以博彩業(yè)起家的大運公司就取代三鑫公司成為了全國最大的鴉片代理商。戴笠的特務處又可以過上富足的日子了，上海的特務行動也越來越密集。

1933年1月，蔣介石再次將自己的小舅子推上了財政部長的寶座，而宋子文上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請求蔣介石將擁有特權(quán)的特別稅務局劃歸至蔣介石坐鎮(zhèn)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緊接著，宋子文開始為蔣介石在最賺錢的鴉片生意上清除宿敵。

經(jīng)過宋子文的一番安排后，長江中下游鴉片的海關審查、稅收、收繳和沒收處理都歸由蔣介石直接管轄了。1933年，國民政府在各個關口共繳獲的鴉片無數(shù)。這時的杜月笙已經(jīng)掌握了用鴉片提煉嗎啡的技術(shù)，于是國民政府就將大量的“繳獲品”運到杜月笙的工廠，由杜月笙負責將鴉片提純，精煉出嗎啡再進行銷售。

當時英國在上海租界內(nèi)的領事曾經(jīng)在照會中國外交部長時提出疑問：“貴國政府提煉這么多嗎啡做什么？”而時任上海市長的吳鐵成的回答是：“我們在為戰(zhàn)爭準備醫(yī)療戰(zhàn)備物資?！逼鋵?，大部分用鴉片賺來的錢都被蔣介石交給了戴笠，用以健全國民黨特務組織，進行秘密的特務行動。

國民政府和杜月笙說定，杜月笙負責嗎啡和海洛因的生產(chǎn)，而國民政府會通過多種方式保證他們的工廠安全。

當時，蔣介石給杜月笙的生產(chǎn)期限是半年，在這半年期間上海市政府通過多種途徑對杜月笙的廠區(qū)進行了特別保護，其中上海特務處就暗中派出人監(jiān)視著廠區(qū)周圍的所有異?，F(xiàn)象。但是6個月期限到期時，杜月笙卻通過吳鐵成向蔣介石請示要求推遲提煉嗎啡和海洛因的最后期限，他給出的理由是“市場不景氣，產(chǎn)銷不能維持平衡”。當時蔣介石并不知情，于是隨筆簽了“同意”。幾天之后，戴笠向蔣介石匯報說這是杜月笙和吳鐵成合伙唱了一場“雙簧”。

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當他得知上海幫會里的混混兒們已經(jīng)在公開談論政府授權(quán)給他們銷售毒品的事情，更是火冒三丈。他立即派遣了一支由特務組成的突擊隊對杜月笙在上海南市的廠區(qū)進行襲擊。突擊隊將工廠占領以后，在廠區(qū)搜出價值近200萬元的毒品，其中包括鴉片、海洛因和嗎啡，而正在提煉中的“原材料”更是不計其數(shù)。

杜月笙給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副司令的溫建剛?cè)バ牛Ｍ軌蛳铝畛奋?。自作聰明的溫建剛在撤軍令上扣上了上海市長吳鐵成的鋼印。這個時候，杜月笙還不知道到底是誰派遣了這支特工隊，他拿著市長的特令呵斥著要求馬上從廠區(qū)“滾出去”。從南京軍事委員會直接派出的特務們肯定不會聽從上海市長的命令，他們沒有撤退，而且把蓋有市長鋼印的撤軍令轉(zhuǎn)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要將此事徹底搞清楚。很快，將溫建剛抓回南京槍決了。對于杜月笙，蔣介石肯定不會對他下手的，因為這個上海灘的霸王對他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

結(jié)交權(quán)貴宋子文

戴笠浸淫江湖十來年，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打過交道，可謂閱人無數(shù)。戴笠在人情世故上的深厚功力，非常人能及。他曾總結(jié)出一條特務工作的精粹：特務工作是一種非常的工作，其中需要有熟練的專業(yè)知識和技巧，更要做到在交際上的八面玲瓏。

戴笠不僅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如此，而且在訓導屬下時也將自己的“特務經(jīng)”口說面授。他在1936年6月21日致電特務處閩南站站長連謀時，也指示：“望兄行事沉著踏實，埋首苦干而避露鋒芒，與人往來時，切記謙恭溫和?！绷攘葦?shù)語就將特務的具體行動都總結(jié)出來了。雖在特務工作中以兇殘狠毒著稱，但戴笠多次身先士卒、九死一生，幫助蔣介石翦除異己，并監(jiān)視黨內(nèi)其他要員的一舉一動，對領袖的忠心昭然可見，這也是他飛黃騰達的重要因素。

為了充分展開自己的特務工作，最終能在紛繁復雜的國民黨政壇屹立不倒，戴笠一直以廣交朋友、互相扶持作為重要手段。他結(jié)交朋友從不受身份地位的束縛，從皇親國戚的四大家族到坑蒙拐騙的街頭地痞，無所不包。為了成為蔣介石的左膀右臂，始終贏得蔣介石的信任，戴笠最重要的結(jié)交對象自然是蔣介石的家人和親戚，宋子文就是其中的一個。

宋子文是蔣介石的小舅子，擔任著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顯赫職位，他一向都很高傲，對各方人士的極力巴結(jié)也很挑剔。戴笠雖然也身居要職，但地位并不高，所以宋子文對他很冷淡，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過戴笠并不灰心，他努力尋找接近宋子文的機會。

戴笠通過多方渠道獲悉，宋子文有一塊心病，始終無法釋懷。那就是1931年7月23日下午上?；疖嚤闭景l(fā)生的重大謀刺案。

當天上午7點多鐘，一列南京開來的專車駛進上海北站，上海各界要人迎候在車廂門口。站臺上戒備森嚴，除了軍警，行人一概不準接近。車門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在秘書唐腴臚的陪同下緩緩走出車廂，走上站臺。寒暄過后，在眾人的簇擁下，宋子文走出站臺，向站口大門走去。宋子文讓唐腴臚走在前面，自己走在中間，侍從警衛(wèi)人員簇擁其后。

可是，經(jīng)過車站東大樓時，突然有六七個人從大樓樓柱后跳出，撲向宋子文等人。因為宋子文和唐腴臚身材相似，且都身穿白西裝，頭戴白色拿破侖式帽子，所以殺手把唐腴臚當成了宋子文，一下子將其擊倒?；艁y中的宋子文急忙摘下帽子，躲到大樓北首的一根柱子后面。

又一組刺客加入了與宋子文衛(wèi)士的槍戰(zhàn)，整個北站槍聲、手榴彈爆炸聲響成一片。站臺上的軍警在槍聲爆炸聲的吸引下，也參與到了槍戰(zhàn)中。刺客們見行刺成功，就在手榴彈的煙幕和人群的掩護下撤離了北站。

當日晚報上赫然印出“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子文財長未遂，秘書唐腴臚當場斃命”。

宋子文雖在眾人的護衛(wèi)下脫離了險境，但內(nèi)心卻一直心有余悸，寢食難安。

戴笠對此案一直十分關注。后來反蔣人士王亞樵刺殺李頓未遂案告破，由此引出了當年的刺宋未遂案，查明也是王亞樵所為。戴笠立即密切注意此事，當他獲悉刺殺宋子文的兇手和司機都沒有抓捕歸案時，決定從此處下手，作為結(jié)交宋子文的突破口。

戴笠對此事關注了多年，直到1935年秋才收到情報，這二人已經(jīng)潛逃到揚州、鹽城等地。戴笠立即派淞滬警備司令部偵查大隊和特務處上海區(qū)的重要特務沈醉、程慕頤前去抓人。沈醉和程慕頤帶著提供情報的線人，追擊多地，才將兇手和司機成功緝拿歸案，轟動一時的刺宋案終于告破了。

戴笠就馬上給宋子文打電話，匯報案情經(jīng)過，不過他根本不邀功，而是言明這是沈醉等人的功勞。宋子文了卻心結(jié)，非常高興，就簽了張5000元的支票獎勵沈醉。沈醉也是只老狐貍，明白戴笠的心意，就將支票退回。戴笠也不失時機地表示“保護部長的安全是我們的職責，不敢受獎”。宋子文對戴笠的做法非常欣賞，從此就改變了對他的看法，由冷淡漠視轉(zhuǎn)為熱情友善了。這樣，戴笠花費幾年時間，終于成功結(jié)交了這位貴戚。

戴笠結(jié)交權(quán)貴都是為了編織關系網(wǎng)，好保障自己的地位。他結(jié)交每個人都有很明確的目的，比如宋子文，就是政治上的一大靠山。戴笠攀上宋子文后，的確得到了很多好處。宋子文手握財政大權(quán)，對軍統(tǒng)給予了鼎力支持，使戴笠的工作更加順利。不過宋戴的親密合作沒有持續(xù)多久，宋子文就因內(nèi)戰(zhàn)經(jīng)費撥付問題與蔣介石發(fā)生激烈沖突，結(jié)果宋子文被免職，去了美國。不過戴笠并不是個落井下石的人，他對宋子文始終“謙恭溫和”，以維持良好的關系，并從宋子文身上發(fā)掘出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