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揣摩迎上，脫穎而出

復興社成立

就在戴笠在蔣介石身邊屢建奇功，扶搖直上的時候，1929年5月，黃埔第六期學員在廣州參加了畢業(yè)典禮。大家懷著急切的報國熱情紛紛離開學校，奔赴部隊。然而部隊生活并不輕松，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的，唐縱就是其中之一。唐縱本來就不喜歡帶兵打仗，因此沒過多久，便離開部隊前往南京投靠左曙萍、陳奠南。左曙萍原是軍校政治部的干事，陳奠南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助理干事，二人曾幾次邀請?zhí)瓶v前往南京發(fā)展，見到唐縱前來自然十分高興：“老弟，可把你盼來了！”

“二位兄長見笑了，乃健自知才疏學淺，此番來討?zhàn)?，還要請二位多多擔待啊?！?/p>

“哪里哪里，老弟你這是謙虛。以你的卓識之才，怎愁報國無門？我們幾人打算辦一個《文化日報》，特意請你加入，咱們共同在文化界為校長爭奪江山，和馳騁疆場不是一樣的嗎？”

“能為校長效犬馬之勞，乃健自然萬死不辭。”

于是，唐縱便成了《文化日報》的新聞記者。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各大報紙的革命派紛紛撰文批判蔣介石在國家內憂外患之際挑起戰(zhàn)亂、雪上加霜，只有《文化日報》獨樹一幟，為蔣介石搖旗吶喊，唐縱更是大肆炮制頌歌，成了報社的主筆。

一日，唐縱正在主編室里整理稿件，他的老同學鄭錫麟敲門而入。鄭錫麟是這份報紙的創(chuàng)刊人之一，他帶來一個讓唐縱意想不到的消息。

“乃健兄，你那幾篇稿子影響非同小可啊，連上面的陳立夫陳秘書長都提出表揚了。”

“哪里哪里，這全仰仗諸君的努力，我不過是寫了幾筆罷了?！?/p>

“唐兄這是謙虛啊，如今上面派人來見你，過了今晚，你可能就飛黃騰達了?！?/p>

唐縱只淺淺地笑了笑，心卻狂跳不已。難道是陳立夫要見自己？或者，是他手下的什么官員？

當晚，唐縱見到了這位“官員”，原來是他的校友戴笠。

戴笠見眼前這位同窗文質彬彬，面容和氣，一副學者模樣，但是只交談了幾句他就判斷出此人是個從事特工工作的好手。唐縱早聽說過戴笠的大名，如今校長眼前的紅人親自來見自己，看來真的是時來運轉了。

此時戴笠已經(jīng)是軍事委員會調查通訊組的領導者之一。調查組是蔣介石1927年之后發(fā)展起來的非正式特工組織之一。調查組直接接受中央黨部的“特別經(jīng)費”，任務是對付共產(chǎn)黨員，控制國民黨內部的反蔣分子，陳立夫親自掛帥，下設三個科，戴笠負責其中的二科，對軍方人員進行監(jiān)視。戴笠并沒有滿足眼下這個肥差，他利用這個機會大肆招募自己的部下。徐亮、胡天秋、馬策、周偉龍、鄭錫麟、梁干喬、張炎元、黃雍等黃埔同學都被他拉攏到身邊，形成他個人的“機構”。

“雨農(nóng)兄真可謂是當今的俊杰，乃健深感佩服。照此發(fā)展下去，當可與鄧文儀的南昌行營調查科一試高低。”唐縱看似不經(jīng)意的一席話戳到了戴笠的痛處。南昌行營調查科是鄧文儀網(wǎng)羅留蘇學生中的叛徒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籌建的，蔣介石為了掌握大局，曾經(jīng)先后批準在南昌行營、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分別設立特務機構，以“調查科”或“第三課”為名掩人耳目，任命鄧文儀任科長。后來鄧文儀野心越來越大，又在各“剿匪”部隊及“剿匪”省份的保安處設立諜報股，專門負責搜捕共產(chǎn)黨員，還暗中監(jiān)視“剿匪”部隊長官與地方長官。鄧文儀也因此實力大增，與行營主任熊式輝、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并稱為“南昌行營三巨頭”。

得勢的鄧文儀也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青睞，授以侍從秘書之職。鄧文儀自恃身高，目中無人，更瞧不起草莽出身的戴笠，每次見面都是一臉的不屑，戴笠受了不少白眼，一心想著有朝一日能扭轉劣勢。

唐縱的出現(xiàn)引發(fā)了戴笠對自己這個組織的進一步規(guī)劃。他手下的人干特務工作自然是沒話說，但是卻缺少舞文弄墨、出謀劃策的高手，如果能把唐縱收到自己帳下，日后必有大用。想到這里，戴笠說：“昔日雨農(nóng)承蒙校長抬愛，才有了今天的前程，既然今天來的都是忠于校長，報效祖國的才俊，不如大家結拜為把兄弟，日后同甘共苦，一榮俱榮，共同為國家出力?！?/p>

大家紛紛附和，于是當場以戴笠為首，攜唐縱、周偉龍、鄭錫麟、梁干喬、黃雍、徐亮、張炎元、胡天秋、馬策等人歃血為盟，立下誓言，“十人團”宣告成立，總部設在雞鵝巷53號。時隔不久，唐縱也在賀衷寒等人的幫助下，把《文化日報》改為《建業(yè)日報》，成為了專職的文化特務。

1931年深秋的某天深夜，蔣介石突然召集自己的親信開會。黃埔系的學生到場后，蔣介石卻一言不發(fā)，只是默默地抽煙喝茶，戴笠、賀衷寒、康澤、鄧文儀、鄭介民等老牌特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出聲。

賀衷寒在一干人中資歷最老，強作鎮(zhèn)定大著膽子詢問：“校長深夜召集大家所為何事？”蔣介石就跟沒聽見一樣，依舊沉默。沉默了一會兒之后，鄧文儀開口說：“我們在校長身邊聽命，自然是召之即來，怎么能問校長有事吩咐呢？”

一聽鄧文儀如此說，賀衷寒不樂意了，校長不給我好臉色也就罷了，你還趁機落井下石，太不仗義了，就毫不客氣地回了鄧文儀一句：“你是校長的好學生，校長的心思就你最明白，我們這些飯桶可比不了。”

鄧文儀待要接話，卻聽“啪嚓”一聲，回頭一看，原來是蔣介石發(fā)怒了。只聽蔣介石罵道：“我的好學生看來是都死光了，你們這些不中用的家伙在這里互相爭斗，我們的革命還有什么希望？只怕就要失敗了！”說罷，拂袖而去，留下一屋子人又驚又怕，默默地坐在會議室里，絞盡腦汁地揣摩蔣介石的意思。

戴笠資歷最淺，自然不敢發(fā)話，但是他知道，蔣介石一旦遇到重大問題就用這種方式逼迫下屬猜測他的想法，迎合他的意圖。回到住處后，戴笠躺在床上把這兩天的事情像放電影一樣在腦中過了一遍，猛然想起蔣介石前兩天吩咐大家回去看《墨索里尼傳》，他拿回來翻了翻，知道墨索里尼召集資產(chǎn)階級右翼分子和一部分軍人成立了法西斯組織黑衫黨，并于1922年發(fā)動政變，建立起法西斯獨裁統(tǒng)治。莫非校長也想成立個類似黑衫黨的組織？想到這里，他馬上翻身起床，連夜起草了一份建立特務組織的計劃書，提議重點強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鏟除異己，并建議在這個組織里專門分出一個特工部門，由蔣介石直接領導，以捍衛(wèi)領袖至高無上的地位。

戴笠自以為聰明，沒想到其他人也連夜看了《墨索里尼傳》，猜透了蔣介石希望建立特務組織的想法。第二天的會議上，鄧文儀搶先向校長許諾，黃埔學生一定眾志成城，實現(xiàn)校長的愿望。賀衷寒等人也不甘落后，紛紛附和，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蔣介石見此，嘆了口氣說：“說什么團結，你們幾個怎么可能團結得起來？不自相殘殺就不錯了！既然如此，你們就試試吧，莫說我不給你們機會?！?/p>

隨后，大家便七嘴八舌議論起如何組建機構的問題，因為黃埔軍校的制服是藍色軍裝，大家便一致同意以“藍衣社”命名。戴笠見時機不成熟，便忍住沒有發(fā)表意見，那份計劃書也始終沒有拿出來討論，而是在會后找機會單獨面呈給蔣介石批閱。沒料到蔣介石還沒來得及答復就“二次下野”了。寧粵分裂以后，汪精衛(wèi)攜手廣東軍閥陳濟棠，聚集反蔣派在廣州開府，與南京分庭抗禮。

“九·一八”事變后，各界掀起了洶涌澎湃的愛國救亡運動，社會各界反蔣言論高漲，國民黨內部也集體聲討他軟禁元老胡漢民的行為。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召開前夕，粵方以不去南京參會為條件，脅迫蔣介石“下野”。不光是蔣介石飽受責難，就連他視作依托的黃埔系也整體遭到詆毀。內憂外患、四面楚歌的壓力讓蔣介石不得不再次通電請辭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

然而這一次蔣介石并沒有像上次一樣倉皇逃離，而是提前召開了國務會議，在中央和地方各個要害部門安插親信，暗中控制了中樞機構。之后他便攜夫人宋美齡返回老家奉化，在雪竇山上的妙高臺靜觀局勢，等待復出。

盡管蔣介石的獨裁統(tǒng)治遇到了瓶頸，戴笠卻堅信他是舉世無雙的英雄，不會就此沉淪的。于是，戴笠委托胡宗南將自己創(chuàng)建復興社的諫議轉交給了仍在溪口的蔣介石。

就在蔣介石隱退休息的時間里，戴笠領導的“十人團”積極活動。他們每日奔波于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了解黨內各派動向，并隨時向身在老家的蔣介石匯報。

時局果然順著戴笠的思路發(fā)展了。蔣介石下野沒過多久，國民政府就亂成了一鍋粥，錦州一帶，張學良抵抗日軍進攻需要增援部隊，但是國民政府根本調動不了聽命于蔣介石的軍隊，且蔣介石下野后，張學良對國民政府的態(tài)度和錦州戰(zhàn)事也是相當?shù)睦涞?。不久，錦州失守，東北軍撤進關內，東三省淪陷。國民政府無可奈何之下，電請蔣介石出山。

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再次復出。一上任，他不是著手準備抗日事宜，而是將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頭銜統(tǒng)統(tǒng)攬在自己頭上，另外，還任命汪精衛(wèi)為行政院院長，孫科為立法院院長。除此之外，蔣介石還立即著手籌備成立那個早已謀劃好的特務組織。就這樣，“復興社”成立了。

新衛(wèi)星組織

復興社成立以后，與之前的藍衣社、力行社形成了復雜的格局。它們之間既各自獨立，又在某些領域交叉協(xié)作，隨著旗下衛(wèi)星組織的龐大，它們之間的關系也逐漸強化。

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在之后的5年里一直充滿了神秘色彩。人們總是把它與其前沿組織混淆，將其成員當成“藍衣社”成員，它的活動也多半涉及蔣介石特務部門的宣傳偽裝和情報工作。然而，這個神秘的團體卻是“黃埔圈子”里最重要的機構，忠貞不渝地嚴格奉行三個原則：以蔣介石為長期最高領袖；成員遵循三民主義；奉行法西斯主義。

盡管力行社的存在被隱藏了40多年，但在其鼎盛時期，確實形成了一個操縱50萬人員以上的周密的組織機構，從“新生活運動”、“中國童子軍”到大學的軍事訓練項目和高中的夏令營，力行社秘密動員了數(shù)百萬人。

1932年3月1日，力行社成立的第二天，創(chuàng)始成員在南京黃埔路的辦公室召開了第一次干部會議，會議宣讀了蔣介石擬定的組織干事名單，除了干事會書記以外，共設立了總務處、組織處、宣傳處、特工處4個部門，形成了力行社的常務領導班子。隨后力行社開始接收外圍組織委派代表。

1933年1月，一個負責指導分支機構工作、執(zhí)行紀律、審查賬目和主持新成員入社的宣誓儀式的檢查會成立了。檢查會聽從干事會指揮，擁有在組織內關押和處決不法分子的權力，相關的秘密報告也直接呈送力行社書記處。為了掩人耳目，保守秘密，干事會另外批準建立了兩個前沿組織——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相當于“浙江圈”在軍隊的一個臂膀，后來被蔣介石以干擾正常指揮系統(tǒng)為由解散了。

革命青年同志會是力行社的“內層”，是力行社最早的掩護組織，由葛武綮任常務干事和總書記，干國勛負責組織，康澤管宣傳，劉誠之調度總務，總部設在南京中央軍事學校明瓦廊大院內校友信息局的調查處里。如其名所言，該會以招收新成員為主，大多數(shù)成員是黃埔的畢業(yè)生，還有一些則是右翼組織的中層干部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

也許是因為骨干分子都是力行社成員的原因，革命青年同志會沒有中途夭折或是被迫解散，它與力行社榮辱與共，一直相伴到最后，其成員在鼎盛時期突破2萬，龐大的經(jīng)費則來自軍事委員會的一個特別部門，并由蔣介石親自審批。

革命青年同志會和力行社相互配合，很快便控制了國民黨軍政培訓系統(tǒng)中最為關鍵的意識形態(tài)教育。力行社和革青會的成員參與步兵、炮兵、工程兵和軍需部門干部的政治培訓，還指揮軍官高等教育縱隊。

不僅如此，力行社和革青會的成員還進一步控制了軍校附設的軍官訓練班的領導。1932年8月，這個訓練班合并的4個縱隊共有1700名干部受訓，學員受訓結束后大都回到原單位，成為蔣介石忠貞不渝的追隨者。

藍衣社也是一個秘密特務組織，是效仿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褐衣黨、黑衫黨組建的，其成員的身份是絕對保密的。成立之初曾召集了一批國民黨軍內的有志青年，肩負起救黨救國，抵御外侮的沉重使命，它與戊戌六君子、黃花崗烈士和秋瑾一樣，都是壯懷激烈的革命力量。藍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謂“十三太?！钡脑鴶U情、賀衷寒、酆悌、戴笠、康澤、鄧文儀、劉健群等。

藍衣社成立之初勵精圖治，紀律嚴明，如同一陣清風吹進腐敗成風的民國政壇。對外則鋒芒畢露直指日寇漢奸，積極參與抗日救國運動，成為日本特務的眼中釘。當然，藍衣社也是堅持反共立場，曾重創(chuàng)紅四方面軍，并對蘇區(qū)進行封鎖，給中央根據(jù)地帶來極大的困難。

蔣介石建立藍衣社的初衷就是為自己的獨裁統(tǒng)治服務的，這些青年志士不過是他手中的利器，當蔣介石渡過內憂外患之后，藍衣社的壯大就成了他的心頭之患，最終還是找借口解散了藍衣社。

復興社是蔣介石復出后第一時間籌建起來的特務組織，力行社成立后很快將其吸收，并發(fā)展為最重要的附屬機構。復興社作為第三外圍組織，專門吸收各界青年人士加入，在壯大隊伍、為力行社服務的同時又能保證力行社的秘密性質。社團的管理和經(jīng)費由革命青年同志會全權負責。

按照規(guī)矩，衛(wèi)星組織的成員由內向外自動屬于力行社的成員，越接近內部核心，控制和審查也就越嚴格。復興社的加入只需老會員的介紹，填寫申請表即可。入會儀式也很簡單，300～600個人分為十幾個人的小組站在蔣介石畫像前宣誓一番即表示加入，偶爾蔣介石也會象征性地出現(xiàn)在南京現(xiàn)場，參加宣誓儀式。如果表現(xiàn)突出，被提名為革命青年同志會的成員，就必須經(jīng)過所屬組織的大會討論通過，然后送交力行社審查，最終由最高領袖批準，再上一層級的程序依然如此。

復興社的內部管理由一個干事會控制，但實權依然掌握在總書記手中。干事會下設部門分管組織、宣傳和培訓，分別由周復、康澤和桂永清領導，后來戴笠被提拔為特務處處長。

由于人數(shù)眾多，復興社很少召開全社大會，連代表會也沒有，所有的決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貫徹。支部周會的內容就是依照上一級組織的書面指示部署工作，內容大多涉及國內和國際政治事件、重大宣傳要點、地方組織活動以及嫌疑分子的調查等。每次會議結束之后，由支部負責人提交會議報告給上一級，情報匯報會越過分會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組織。

盡管復興社接受革青會的管理，但是在組織架構上，從中央總部到分會的每一級在革青會內都有相對應的級別掛鉤，兩者之間互相包含，革青會的負責人也是復興社的負責人。為了便于區(qū)分、工作，革青會的人互相以“摯友”稱呼，而復興社的人只能用“好友”指稱。事實上兩個組織的會員經(jīng)常重疊，支部之間的區(qū)別也往往含糊不清。

在這樣的建構之下，整個團體便分為三個層次，力行社是“核心”，復興社和革青會則作為外圍。這三個機構一起構成一個等級平行的結構，通過各級官僚機構和職業(yè)團體從首都向各省呈柱狀展開。在活動高峰期，這個三環(huán)結構同時容納了50多萬成員。

復興社成立之后，戴笠和他的“十人團”正式被吸納成為一個正規(guī)的機構。特別是特務處的成立，使得戴笠從跑單干到聯(lián)絡組的非職業(yè)特務生涯畫上了句號，也成了他仕途的開始。

獲任特務機構要職

在整個復興社組織機構的安排中，蔣介石最重視的就是特務處長一職。根據(jù)他的設想，特務處是復興社的核心，由誰擔當這個角色一定要慎重考慮。擁蔣勢力中的各派也都揣摩出了校長的心思，紛紛保舉自己人爭奪這個位置。先后被推薦的有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鄭介民和戴笠，賀、鄧、康三人因為資歷深、功勞大很快成為焦點。特別是倍受蔣介石信任的鄧文儀，他曾經(jīng)在特務工作中多次獻計獻策，又兼職南昌行營調查科長，對這份工作頗有經(jīng)驗，于是，不斷有傳聞說鄧文儀是特務處長的不二人選。

戴笠雖然也勉強位列末尾，卻沒什么根基和功績，因此大多數(shù)人都并不看好他。

此時的戴笠早已不是那種好出風頭的青年了?？部赖慕?jīng)歷和多年的工作經(jīng)驗已經(jīng)讓他變成一個深藏不露、老奸巨猾的特工。他既沒有為自己搖旗吶喊，招兵買馬，也沒有跑到蔣介石面前主動獻媚。他深知蔣介石的脾氣，在這種問題上從來不會聽從任何人的建議，也不會受任何人的影響。如果此時大肆活動，勢必造成張狂和擴張自己勢力的印象，戒備心極強的蔣介石是不會用這種人的。因此，戴笠在謠言遍布社內的時候依然按兵不動，身邊唯一可以商量的人就是密友胡宗南。

胡宗南當時可謂天子門生第一人，他的履歷表從黃埔軍校教導團排長一直寫到營長，之后又參與過東征、北伐、蔣桂戰(zhàn)爭、中原大戰(zhàn)等多次戰(zhàn)役，并且已經(jīng)升任第一師師長。無論是打仗還是練兵，他的成績永遠都是最好的，蔣介石也一直視他為手下第一軍事良才。

胡宗南雖然不會爭奪這個特務處長的職位，但是他也在考慮利用情報工作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在他眼里，情報是軍隊的命脈，是爭取勝利的捷徑。眼下這批老牌特務里，只有戴笠和他的淵源最深，二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和信任感絕非一般人可比。同時，深諳官場爭斗的他看中了戴笠較弱的勢力和聲望：即便這個人將來被提拔，也不大可能與他分庭抗禮，反過來說，如果自己在背后扶持一把，戴笠一定會感恩戴德，對自己日后也是有好處的。

一個寒冷的深夜，胡宗南的座駕悄悄停在了戴笠府邸附近的小巷里。胡宗南身著便服，借著濃密的夜色溜進了戴笠的書房。他給戴笠?guī)砹颂齑蟮暮孟ⅲ菏Y介石已經(jīng)看過了戴笠的建議書，對戴笠的想法深表贊許，很可能復興社特務處處長的位子就是戴笠的了。

戴笠有點不敢相信。胡宗南就給他解釋了一番：校長用人既不聽別人的意見，也不喜歡張揚和獻媚。不過他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原則，那就是唯親是舉。當然，這個“親”有遠近之分，眼下他身邊大多都是平日的親信、故舊和學生，乍看上去相差無幾，但是像特務處長這樣的要害，還是有些血脈為好。如今這6個候選人里和校長是老鄉(xiāng)的只有戴笠一人，鄧文儀是湖南人，康澤是四川人，鄭介民是海南人。胡宗南還說，他曾經(jīng)探過校長的口風，校長眼里的鄧文儀不過是個耍筆桿子的，不適合做特務工作。他需要的是一個聰明、果斷、主動的人，另外還要忠誠和馴服，那么，在這6個人中自然也是戴笠最合適了。

聽到胡宗南的分析，戴笠心頭豁然開朗，臉上也不禁露出一絲喜色。

幾天之后，蔣介石的電報果然到了戴笠手中。1932年1月26日，戴笠從北平趕到蔣介石在南京中山陵的官邸。如同胡宗南所描述的那樣，蔣介石先是對他的想法表揚了一番，然后便提出要他擔任特務處長一職。

眼看美夢成真，戴笠興奮得差點跳起來。但他還是遵照胡宗南的建議，強壓住激動的心情，先愣了愣，繼而皺起眉來。

“怎么，雨農(nóng)不是對特務工作十分感興趣嗎？如今有機會把你的想法付諸實踐，你好像不太愿意？”

“報告校長，為校長盡忠是雨農(nóng)此生的使命。只是，只是黃埔系里的人大都是雨農(nóng)的學長，且功勛卓越，恐怕難以接受雨農(nóng)的領導?！?/p>

“唉，雨農(nóng)多慮了，這個我自會安排妥當，關鍵是你是否有信心做好這件事？”

戴笠見大局已定，便順勢而上，“啪”地立正行禮，大聲說道：“校長放心，雨農(nóng)定當鞠躬盡瘁，萬死不辭！”

“好！我的特務處長就應該是這個樣子！雨農(nóng)可以再選兩個幫手?！?/p>

戴笠裝模作樣地考慮一番：“雨農(nóng)的‘十人團’里有兩人能力出眾，一個叫鄭錫麟，一個叫唐縱，兩個人都是黃埔學生，也是雨農(nóng)身邊的得力助手?！?/p>

蔣介石點點頭，轉身走進隔壁的私人辦公室。幾分鐘后，他拿著一份手令重新走進會客室，交給戴笠，上面寫著：“著戴笠主持成立復興社特務處。中正。”

戴笠雙手接過手令：“今日承蒙校長抬愛，雨農(nóng)以項上人頭作保，定當不辱使命！”

蔣介石一愣：“此話怎講？”

“報告校長，雨農(nóng)擔任此職無非有三種結局：若工作完成得好，定當遭敵方記恨；若做得不好，自然難逃領袖責難；即便無功無過，也要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勉勵自己，故這顆人頭今日就算是落地了?！?/p>

蔣介石看著戴笠堅定的表情，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1932年3月8日，南京中山東路307號的勵志禮堂內，復興社成立儀式正在進行。會場內所有人都被一種狂熱的激情籠罩著，掌聲隨著蔣介石的講話此起彼伏，交疊不息。大家都明白，復興社雖然打著“救國護民抵御外侮”的口號，實際上無非是蔣介石獨裁的工具，今日參會的自然都是蔣介石的親信，“圈內人”的殊榮可不是隨便能得到的，因此每個人更為自己能獲得這種待遇而感到滿足。

很快，大會進入宣布機構人員任命名單的議程。會場一片寂靜，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期待著蔣介石的最后決定。

復興社組織處處長：周復。

宣傳處處長：康澤。

訓練處處長：桂永清。

特務處處長：戴笠。

人群中傳來一陣輕微細語聲，傳聞康澤是特務處長的熱門人選，如今卻被分到了清水衙門宣傳處，許多人都覺得蹊蹺；桂永清是蔣介石的心腹親信，多年來出生入死，參加過東征、北伐，還發(fā)起組織三民主義研究社，如今卻僅得了個訓練處處長……戴笠不由得暗自得意，以為這一切都是自己聰明才智的成果，然而他卻不知道背后的贏家其實是蔣介石。蔣介石選擇他的理由不外乎兩條：以他的資歷在黨內不會形成強大的勢力，除了忠誠馴服于領導別無選擇；同時他的殘忍、卑劣、冷酷、冒險、欺詐、下流等各種品質和手段也都是領導特務工作的不二人選。

不管怎么說，戴笠都爬上了他人生的第一座高峰。

戴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和胡宗南商定的方案組織力量。當他拿到第一筆經(jīng)費的時候著實興奮了一場。原先戴笠的活動經(jīng)費主要從特別費用中支付，蔣介石怕遭非議，不敢過于囂張，因此在數(shù)額審批上極為謹慎，稍微大些的都不批準。沒有足夠的經(jīng)費，戴笠的許多設想和抱負都不能實現(xiàn)。如今復興社成立了特務處，算是正式的組織部門，蔣介石便把特務處的經(jīng)費記在復興社的賬下，但是復興社無權過問數(shù)額多少，只要戴笠造價預算后便可直接報蔣介石撥款。

戴笠走馬上任后，胡宗南為了表示祝賀，把雞鵝巷53號的地皮送給了戴笠。戴笠早就覬覦這塊寶地，如今見胡宗南慷慨相贈，假意推諉了一番也就接受了，并挑了個吉日設宴答謝。二人邊喝邊討論日后的工作。胡宗南聽說鄭介民被任命為副處長，便問戴笠打算怎么相處。

戴笠嘆了口氣，放下酒杯說道：“胡兄有所不知，鄭介民對這個位置垂涎已久，這次被我搶了先，肯定不服氣。如今校長安排他擔任副職，還有主管會計工作的徐人驥，這兩人無非是校長在我身邊安插的眼睛，我的一舉一動都在監(jiān)視之下，外面還要應付那些不聽命于我的老大哥，難啊。”

“雨農(nóng)莫要憂慮，依我看鄭介民不會安心待在這里的，沒準兒他現(xiàn)在就在找別的差事呢。他若對你不滿，你就當做沒看見，反而以禮相待，時間長了，校長自然會有反應。還有，你在這個組織里雖然是頭目，但是缺乏自己的力量，你得在這方面想想辦法，先站穩(wěn)腳跟再說。”

“大哥所言極是，小弟已經(jīng)向校長推薦了鄭錫麟和唐縱，等日后有機會，小弟打算把以前‘十人團’的兄弟都帶進來?！?/p>

聽了戴笠的盤算，胡宗南連連點頭：“此事不宜遲緩，兄弟要抓緊啊?！?/p>

組建特務系統(tǒng)

1932年冬，蔣介石準備對紅軍發(fā)動第四次“圍剿”，鑒于前三次的失利和德國、意大利軍事顧問的建議，他決定加強軍事建設，特別是特工力量，于是特務處成了重點發(fā)展對象。蔣介石大筆一揮，戴笠的經(jīng)費就從每月20萬元翻到80萬元，中央調查科僅增加到每月30萬元。有了這筆巨額款項，戴笠大干一場的愿望終于指日可待了。他開始四處招兵買馬，建立自己的特務系統(tǒng)。

戴笠干得熱火朝天，鄭介民看在眼里，十分眼紅。他自恃各方面不輸于戴笠，卻要委屈地做一個副職，想到自己再賣力也是為別人做嫁衣，不免身心渙散。戴笠讓他物色合適的人選到處里工作，他也以“無相宜之人”推脫。戴笠也不計較，轉身自己繼續(xù)尋覓，陸陸續(xù)續(xù)把“十人團”里的張炎元、周偉龍、鄭錫麟、徐亮、馬策、胡天秋等安插到重要崗位上。

鄭介民見消極怠工無效，反而讓戴笠鉆了空子，培養(yǎng)起自己的心腹，便萌生了離開的念頭。他與賀衷寒、康澤商定，由康澤找蔣介石保薦鄭介民到宣傳處工作。然而蔣介石非但沒有同意，反而把康澤訓了一通：“娘希匹！你們鬧小集團還敢當著我的面，都不想干啦？誰也不許跟我提調動的事！”

“可是戴笠也太……”

“太什么太？他鄭介民就干凈啦？桂系戰(zhàn)爭的時候派他去離間俞作柏，可是他竟然為了保命，中途逃跑。這樣的人不吃點虧，磨煉磨煉，還能為黨國做什么？你不必說了，我自有道理?！?/p>

康澤碰了一鼻子灰，無功而返。戴笠卻早已通過安插在蔣介石身邊的親信得知了此事。他表面上裝作什么都不知道，對鄭介民依然聽之任之。

1932年4月1日，特務處成立大會如期召開。到場的100余名特務中，大部分都是戴笠網(wǎng)羅的人。特務處除了副處長鄭介民外，書記由唐縱擔任，下設的情報股、總務股和督察股全部由戴笠的親信擔任。

成立典禮完畢不久，戴笠提出約見鄭介民，鄭介民見推脫不過，只得赴約。

戴笠笑瞇瞇地說：“鄭兄論天資比雨農(nóng)高，讀書也比雨農(nóng)多，在校長身邊工作的時日也更久，但是如今雨農(nóng)卻斗膽躍居正職，鄭兄可知是何故？”

鄭介民冷笑一聲，并未作答。

戴笠起身為鄭介民倒上酒，繼續(xù)說道：“雨農(nóng)自幼家貧，天資愚笨，黃埔軍校也是第二次才考中。之前在外流浪，什么苦都吃過，什么罪都受過，能走到今天，鄭兄可知雨農(nóng)靠的又是什么？”

鄭介民依舊不理。

戴笠看出了鄭介民的不屑：“鄭兄或許覺得雨農(nóng)靠的是旁門左道的功夫才得了一官半職。但是你可曾想過，包括校長在內，我所結識的人從王亞樵、杜月笙到胡宗南，哪一位不是久經(jīng)沙場的人物？僅僅靠獻媚能騙得了他們嗎？”他停頓了一會兒，繼續(xù)說道：“雨農(nóng)深得校長抬愛，受寵若驚。但是有一點我自信強過兄長，那就是我敢闖敢拼敢賣命。這個位置是橫豎要掉腦袋的，坐上來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條了。鄭兄若和我一樣矢志不渝，我情愿立即讓位。”

鄭介民聽到這里，心想這個戴笠真不簡單，再看看他一臉的恭敬，沒有絲毫居高臨下的架子，心里頓時受用了三分，再仔細揣摩他的話確實不假，特務處長很容易惹麻煩，干得好招人恨，干不好又要挨領導罵，自己躲在一把手背后，也未嘗不是個美差。想到這里，他清了清嗓子，換了一副較為和藹的表情端起酒杯對戴笠說：“難怪校長如此器重雨農(nóng)兄，果然有膽有識，我之前多心了，還請?zhí)庨L多多包涵。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請放心。”

“好！鄭兄肯屈居雨農(nóng)手下，實為大丈夫之舉！來，你我干了這杯，之前的事就到此為止了！”

二人端起酒杯一飲而盡，繼而相視大笑。

“鄭兄，小弟還有一事請教。眼下情報工作都是效仿蘇聯(lián)政治保衛(wèi)局的做法，這和復興社的宗旨還是有些不協(xié)調，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多像德意法西斯學習學習，把他們的警察與特務機構借鑒過了？”

“雨農(nóng)兄所言極是，我也有此想法，只是沒有機會?！?/p>

“你看派些留過學，熟悉國外情況的人員去歐洲考察怎么樣？我問過幾個人，唐縱愿意參加，若能再找一兩個文化水平高的人去就更好了。不知鄭兄是否有興趣，或是推薦幾個人？”

鄭介民一盤算，這不等于拿公費留洋嘛？既可以度假，又能學到不少新東西，回來還能受重視，何樂而不為？他當即表示自己愿意去學習。于是1933年春天，鄭介民赴歐洲，開始了調查研究工作。

搞定了鄭介民，戴笠便可以安心開展工作了。他先后創(chuàng)立了兩個特務處外圍組織——特務處上海特區(qū)和特務處天津站，任命翁光輝為上海區(qū)第一任區(qū)長，區(qū)部設書記、司書、事務、交通各1人，下設3個情報組；任命王天木為天津站第一任站長。

戴笠用兩條途徑吸收特務，一是讓在職特務推薦。戴笠吸收人才的思想不同于蔣介石，他心里清楚，作為一個特務組織，如果清一色都是黃埔學生，勢必產(chǎn)生局限，弄不好還會作繭自縛。

因此他將黃埔學生一一擺在內勤機關和外勤單位做骨架給蔣介石看，然后通過特務們的親友、同鄉(xiāng)、同學等渠道介紹人員加盟。招募來的人只要政治上可靠，又有一技之長，戴笠便毫不猶豫地吸收進來。這邊是寬進的政策，那邊自然就是嚴出的制度。戴笠規(guī)定凡是加入特務組織的人終生不得脫離特務組織，也不能請長假或辭職休息，這等于一腳踏進來，就別想活著出去。另一條途徑是辦訓練班自己培養(yǎng)。

1933年6月，戴笠從復興社舉辦的軍校“特別研究班”畢業(yè)生中挑選了30名學生舉辦特務警察訓練班，親自兼任班主任，蔣介石另派曾到日本學過警政教育的浙江寧海人、黃埔二期畢業(yè)生李士珍為該班政治指導員。這是戴笠舉辦的第一個特工訓練班，主要講解一般的特工常識、紀律，學習基本的情報搜集分析工作。為了保證質量，戴笠抽時間與每一個學生進行了個別談話，考核思想。畢業(yè)后，30名學員全部被招募進特務處，成為職業(yè)特工，其中的何龍慶、陳恭澍、陳善周、廖宗澤、田功云、徐遠舉等人后來均成為軍統(tǒng)著名的大特務。

與時俱進的特務處管理

戴笠從特務處成立之日起就立下“軍規(guī)”：任何活動不得公開，全部處于地下狀態(tài)。他這是從蘇聯(lián)借鑒的經(jīng)驗。這樣的地下組織機構設置最為嚴密，不容易滲透和瓦解，也因此具有強大的凝聚力。

考慮到共產(chǎn)黨也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蘇聯(lián)的這套體制，戴笠提出了“以組織對組織”的工作方案，按照同樣的架構組建自己的特工隊伍，釘對釘鉚對鉚，與反蔣勢力抗衡。戴笠還模仿中共組織關系的特點，規(guī)定特務處的各級組織只許縱向聯(lián)系，不許橫向接觸。

為了更深入地學習蘇聯(lián)的特工經(jīng)驗，戴笠征得蔣介石的同意，向中統(tǒng)頭目徐恩曾提出借調特工訓練行家顧順章?lián)翁貏仗幠暇┨赜柊嗟念檰柡徒坦?。顧順章的來頭非同一般，他原先是中共黨員，曾經(jīng)擔任過領導職務，并且擔任過地下情報員，1931年投降國民黨。戴笠看中的就是他對共產(chǎn)黨的組織架構和斗爭方式的了解。經(jīng)他訓練出的特工更具有實戰(zhàn)經(jīng)驗，任務完成率也大大提高，戴笠大喜過望，暗中拉攏顧順章加入特務處。然而此舉最終被徐恩曾察覺，為了杜絕后患，借故除掉了顧順章。

除了組織架構保密，戴笠手下特務的身份以及辦公地點也一概保密。戴笠規(guī)定，所有的特務一律服從指揮，不講年資功績，各級特務組織和重要的頭目都以化名執(zhí)行任務。這樣一來，特工活動常常處于主動位置，具有相當大的優(yōu)勢，也十分有利于組織快速發(fā)展，只是由于使用化名工作，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自己人調查自己人的情況。

特務處的辦公地點戴笠也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特務處對外聯(lián)絡站仍然設在雞鵝巷53號，但是門前空空蕩蕩，沒有掛牌，也不設崗哨，來往行人根本看不出這里是大名鼎鼎的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駐地。實際上，門內還是設了便衣配槍把守，檢查出入人員的身份。特務處本部原設在徐府巷，后搬遷至洪公祠1號，但是除非遇到特殊或緊急情況才允許到那里匯報，否則特務處外勤人員只能先到聯(lián)絡處接洽，再致電到本部報告，由本部根據(jù)情況派人接洽，信件包裹也一律由聯(lián)絡處轉遞。因此，不僅局外人完全不知曉，就是特務處執(zhí)行外勤的特務也大多不知道洪公祠1號是自己的老巢。

為了徹底將這兩個駐地保護起來，戴笠在出入證上也花了一番心思。只有內勤人員才有這種特別出入證，且每年更換一次。證件封面上只有“出入證”三個字和一行類似編碼的數(shù)字，里面則標識了諸如姓名、照片、工作科室和職稱等個人信息，整個證件從里到外都沒有機關名稱。特務們外出時證件必須交登記室保管，回來時再取走。特務們出門在外沒有證件，就和無業(yè)游民差不多，他們經(jīng)常私下自嘲是“見不得光的黑貨”，戴笠卻不以為然，常以“無名英雄”勉勵大家。

隨著特務處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戴笠于是把目光鎖定在了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特務組織上。1933年，他向蔣介石建議利用復興社派駐德國大使館武官的機會，送特務處書記唐縱學習。唐縱果然不辱使命，在他擔任使館副武官期間潛心調查德國特工組織的活動，定期整理成資料詳細匯報給戴笠。

與蘇聯(lián)特工活動的范圍不同，德國特工更關注警察、交通、郵電等要害部門，同時還有大批人員潛伏于工廠、軍隊、團體，監(jiān)測無線電臺和收音機以及干擾廣播，以配合特工工作。戴笠對此十分感興趣，多次向蔣介石報告，提議效仿，蔣介石批復同意。不久，鄭介民便率領潘佑強、杜心如、滕杰等7名高干以軍事考察團的名義前往歐洲。戴笠還從浙江警校正科畢業(yè)生中挑選了馮文堯、王渭周、蔣鎮(zhèn)南、范學文等幾十名優(yōu)秀學員派往德國和意大利兩國受訓。

這一切都體現(xiàn)了戴笠對特務處的管理特點——與時俱進。這一點在他對特務處行動工作的投入也能看出一二。

1933年開始，國內政治斗爭日益激烈，特務處只負責情報工作已經(jīng)不能適應復雜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戴笠想到了對特務處的業(yè)務進行整改：以前特務處只是負責情報工作，但是因為形勢需要，有的任務在執(zhí)行上不能過于招人耳目，必須秘密進行。在活動的時候，當局的其他部門都在公眾的視線范圍之內，為了行動上的隱蔽性，特務處必須兼顧起行動工作。戴笠曾在對部下的訓示中提到：“世界各國的特務工作，歸納起來，大概不外有兩種目的：一種是為著要鞏固自己的國防，一種是要鞏固本身的政權。前者對外，后者對內。中國亦不例外。我們要拿這個工作整頓我們這個破敗的國家，跟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賭輸贏。中國的特種工作，就是在這個時代使命任務之下產(chǎn)生的。也可以說是根據(jù)領袖‘安內攘外’的政策要求來做的，而攘外尤其要先安內?！?/p>

戴笠在加強特務處行動能力上采取了許多措施。為了滿足具體行動工作的需要，戴笠在特務總處設立了行動股和技術股。外勤區(qū)、站是負責各個地方的具體事務的，因此一般在其中設立專門的行動組，有的地方機構規(guī)模較小，則增配行動特務。

在人員方面，戴笠也加大了力度，在招收特務時開始側重對行動能力的考察，如具有擒拿格斗、暗殺方面技能的人才在特務處的人員中的比例逐漸增加。

在做好人才儲備工作之后，戴笠很重視對特務的技能培養(yǎng)，加強了對行動特務的培養(yǎng)訓練。在浙警校特訓班、南京洪公祠特訓班內，戴笠都專門設立了行動特務訓練班。

大量控制公開機關

通過借鑒德、意經(jīng)驗，戴笠對特務處的工作進行了不少調整，其中最大的改進就是大量控制公開機關。戴笠通過各種途徑在國民黨內、軍內四處安插自己的親信，把特務工作滲透到了全黨全軍各個角落，在更大的范圍內構建蔣介石的特務體系，為自己擴大勢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4年夏，蔣介石調集精銳兵力到江西全力圍剿蘇區(qū)紅軍，正當戰(zhàn)勢如火如荼的時候，一場原因不明的大火吞噬了南昌飛機場所有的飛機和油庫。得知消息后蔣介石暴跳如雷，責令鄧文儀一周內破案。沒想到這一查反而讓鄧文儀遇上大麻煩。原來這是一起故意縱火事件，目的是為了銷毀貪污飛機購置費用的證據(jù)。讓鄧文儀頭疼的是此事居然還跟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有些關系。鄧文儀不敢公布實情，只得一拖再拖。然而社會各界卻窮追不舍，各種消息和傳聞此起彼伏，最終蔣介石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撤了鄧文儀南昌行營調查科長等14個兼職，由戴笠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長，鄧文儀手下的1722名特務也悉數(shù)移交戴笠的特務處。本來戴笠正在煩惱與中統(tǒng)的爭斗，這回不費一兵一卒就奪取了國民黨內的郵電檢查權。

為了不招致復興社大頭目和黃埔?guī)熜值募刀剩黧姨匾馕悬S埔三期畢業(yè)的柯建安前往南京負責接收工作，對特務領隊張嚴佛更是極力安撫，在歡迎會上當即任命他為特務處的書記。從此戴笠的勢力范圍擴大到了整個軍隊的特工系統(tǒng)，更網(wǎng)羅了一批設計委員會中的專家，其中有出賣陳獨秀的中共叛徒謝力公，著書立說的程一鳴，還有日本通顧子載等。

其實，在此之前戴笠已經(jīng)控制了許多公開機關。經(jīng)戴笠推薦，特務處的趙世瑞順利謀得首都警察廳調查科科長的職務。緊接著杭州市警察局、浙江省保安處調查股也紛紛落入戴笠的掌控之中，翁光輝成為調查股股長。

另外，戴笠通過活動讓自己的屬下、特務處上海區(qū)長、黃埔一期生吳乃憲當上了京滬杭鐵路警察總署署長，從此間接得到了這條鐵路的控制權，方便手下特務乘車、押送犯人和運輸物資。

戴笠掌握的公開機關中，禁煙密查組是最為秘密的部署。

大革命之后，軍閥割據(jù)，時局混亂，各地煙館林立，煙毒泛濫，不少軍閥本身就是操縱武力的販毒頭子，負責征稅的特稅局也大肆中飽私囊。蔣介石的軍隊只能控制長江宜昌以下至江浙一線，對此束手無策。為了對付這種局面，蔣介石提出“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的口號，實際上旨在取消特稅局，設立督察處，實行統(tǒng)收統(tǒng)運的機制，這樣既不受各省市、各部院管轄，也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法令的限制，而是直接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命令行事，所征的煙稅可以直接充作“剿匪”的軍費。一時間，禁煙督察處成了蔣介石的“金庫”，也吸引了眾多投機者的關注。鄧文儀被趕出特務系統(tǒng)后，原南昌行營調查科的二把手邱開基成為蔣介石身邊的紅人，蔣介石任命他為十省禁煙督察處緝私處處長，擁有幾個團的緝私部隊。

然而，邱開基卻在競爭中輸給了戴笠。戴笠早就看中了這塊肥肉，如果在里面安插自己的線人，不僅可以借禁煙緝私進行特工活動，還能把緝私團發(fā)展成自己的特務武裝，這樣一來自己暗中擴大了勢力不說，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會大大提高，何況還能從中截留大筆經(jīng)費。于是，戴笠想方設法推薦周偉龍出任禁煙密查組組長。在改組兩湖特稅局為禁煙督察處時，戴笠還安插了不少特務進去，監(jiān)察主任辦公室、監(jiān)運所、緝私主任辦公室等這些重要的機構大都被戴笠的特務控制。

戴笠和邱開基的競爭可以說是勢均力敵，不分高下的，因為兩個人都是蔣介石的心腹。無奈之下，兩人達成君子協(xié)定，“劃江而治”，各干各的。邱開基掌管重慶、宜昌沿長江到漢口和洛陽、襄陽沿襄河到漢口兩條支線，以及漢口經(jīng)九江、安慶、蕪湖、南京直到上海的范圍；戴笠的領地則是重慶出烏江到貴陽，經(jīng)桂林、柳州到梧州，出江西到廣州、福建，沿海岸線直到上海一帶。這是當時全國兩條最重要的運土販毒路線。

表面上戴笠對邱開基以禮相待，十分恭敬，然而他暗中卻指派特務處多方搜集關于邱開基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的材料，再假裝無意透露給第三方，最后傳到蔣介石耳朵里，自己則站在一邊隔岸觀火。果然，沒過多久，多疑的蔣介石就聽信讒言，免去了邱開基的職務，將其貶謫為云南任省警保處長，徹底趕出緝私系統(tǒng)。邱開基在長江沿線的勢力也被戴笠全盤接管。

除了以上機關，上海方面戴笠更是下足了工夫。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和上海市警察局偵緝大隊都安插了他的心腹，這在黨內是公開的事情。類似的還有上海肇和中學、三極無線電傳習所、上海警士教練所、上海招商局警衛(wèi)組等單位，在這些部門安置的特工的互相配合下，特務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