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風云際會

北伐時期的武漢風云際會，特別是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是開天辟地以來從未有過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7年一二月間武漢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爭。當時，英、法、日、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在漢口都有租界。1926年圣誕節(jié)至1927年元旦期間，英國水兵在漢口和九江登陸，狂歡酗酒，調(diào)戲女工，遭到抗議后，不認錯，還打死打傷中國人。此舉激起各界群眾的義憤，掀起了收回租界、反對帝國主義暴行的群眾性斗爭。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劉少奇、李立三等領導的總工會發(fā)動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包圍了英國領事館，提出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降下領事館前的英國國旗、撤走停在長江中的英國軍艦、責令行兇的英國水兵向中國人民道歉認罪等嚴正要求。開始時，群眾只是喊“英國鬼子滾回去”等不太文明的口號，是自發(fā)行動，但很快就發(fā)展成一場有組織、有領導、有秩序的偉大的反帝斗爭。憤怒的人群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到英國領事館周圍，口號聲不斷。英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身陷重圍，出入不便，館內(nèi)的儲備食品也所剩無幾，就悄悄地派人出來，找圍在館外的碼頭工人，企圖通過行賄，幫他們把人員和行李偷偷地擺渡，撤退到停在長江中的英國軍艦上去。但遭到工人們的嚴詞拒絕。他們說：“要服從總工會命令！只要降下你們的英國國旗（向中國人民道歉），我們就會保護你們安全撤退。”當時，這場斗爭的領導者們采取了很好的斗爭策略，雖然外面的群眾把領事館圍得水泄不通，卻沒有切斷領事館跟倫敦英國政府間的電訊聯(lián)系。領事館里的英國人就不斷地打電報，向英國政府訴苦告急。英國政府見事已鬧得不可收拾，只好回電，指示領事館道歉和暫時撤退。2月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國方面簽訂協(xié)定，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這是五四以來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最大一次勝利，也是北伐期間大革命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婦女協(xié)會也發(fā)動和組織各界婦女群眾，輪班日夜包圍英國領事館，高呼反帝口號，并且做好向示威群眾送茶水、點心的后勤支援工作，發(fā)揮了婦女“半邊天”的作用。雖然后來國民黨右派“清黨”反共，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失敗了，英帝國主義又回到漢口，恢復了英租界，但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繼續(xù)不屈不撓地進行英勇斗爭，到1949年，終于在全中國大陸完全收回了外國租界，取消了不平等條約，并在1997年洗雪百年國恥，收回了被割讓的領土——香港的主權。這是歷史性的飛躍！這次收回漢口和九江英租界斗爭的偉大勝利，使黨和群眾都受到了一次極深刻教育，體會到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只有人民群眾才是世界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對武裝斗爭和軍事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很明顯，沒有北伐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這個有力的后盾，英帝國主義是不會降下他們的國旗和從領事館撤退的。但那時，就全黨來說，特別是總書記陳獨秀，對軍事工作的重要性認識還很不足。盡管我們黨在大革命高潮中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還沒能獨立自主地領導和掌握革命的武裝力量。只有經(jīng)歷了北伐戰(zhàn)爭和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勝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以及國民黨右派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敗，才從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教訓中，真正深深地體會到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性。

我從上?；氐轿錆h后，正好宋慶齡要開辦全國的婦女干部訓練班，就指定我兼任這個培訓班的籌備主任。為培訓班找房子等許多具體事務工作，是由趙畹華、梁劍華等同志配合幫助我做好的。趙畹華在武漢有很廣泛的社會關系，人也能干，所以很容易地就在漢口找到了房子。我擔任的主要是教導主任應做的籌備工作，就是制訂培訓計劃，安排課程和聘請教師。我們所有的教師，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由宋慶齡主講中國婦女運動史外，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的夫人講國際婦女運動史，是用布哈林著《共產(chǎn)主義ABC》和倍倍爾著《婦女與社會主義》的中文譯本為課本的。李立三講中國工人運動史，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純講女工運動史。還專門請宛希儼講反對“婦女主義”這一課。為什么要講反對“婦女主義”呢？因為那時在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同時，也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強的婦女產(chǎn)生驕傲自滿情緒，產(chǎn)生了只講婦女解放自己，而看不起男同志，走向另一極端的偏激傾向；特別是有些婦女因為反對包辦婚姻的“大男子主義”，就主張獨身主義，不愿意和男同志在一起合作共事。此外，我們還請了好些國民黨方面的知名人士來講課，如徐謙夫人和王世杰等人講法律和外交等課程。這些教師，是國共兩黨中具有很高水平和豐富經(jīng)驗的名人，但都很樂意地義務授課，不取報酬。

中央婦女干部培訓班的學員，是由全國各地的婦女協(xié)會保送的，培訓三個月，結業(yè)后發(fā)給證書，仍回各地去工作。這對培養(yǎng)各地婦女運動的領導骨干是很有意義的。主辦者每個星期都邀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理論家去培訓班做政治報告，講解國際國內(nèi)的政治形勢，這對許多在大革命高潮中新參加工作的年輕婦女干部們也是很切合實際的政治思想教育。

宋慶齡（1893~1981），近代女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yè)的卓越戰(zhàn)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1927年三八婦女節(jié)那天，我和宛希儼、梅電龍和龔品娟同時在武漢結了婚，又同住于我父親在法租界友益街租的兩層樓三開間住宅中。我父親的十幾只大書箱放在一樓，二樓就讓我們四人居住。品娟比我小三歲，入黨后名冰若。她是民進中央副主席梅向明的母親，離休后住北京，2001年去世。真是“朋輩多凋零”，唯有友誼長存。

我們結婚時沒有舉行任何儀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布的。同時在報上還登了“宛希儼、黃慕蘭啟事：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伴侶，特此敬告諸親友”這樣一則簡單的啟事，對于我來講就是公開否定了我過去的包辦婚姻。宛希儼同志在自己家鄉(xiāng)亦有原配夫人，已經(jīng)生了一個女兒，因為是家庭包辦的婚姻，希儼早就跟她分居。這位原配夫人不愿意再嫁，仍舊留在宛家，新中國成立后還享受了烈屬待遇，我認為是應當?shù)?。從五四運動到北伐戰(zhàn)爭期間，男女青年反對家庭包辦婚姻，自主另擇配偶，已成為屢見不鮮的時代潮流。像魯迅、郭沫若等好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者們，原先在家里都有夫人，后來另擇佳侶，但都沒有與原配正式離婚。他們并不是要像舊社會的男人那樣娶三妻四妾，而是以實際行動反對封建的包辦婚姻制度。至于實行一夫一妻制，到新中國頒布《婚姻法》時才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我倆的結婚啟事登報后，熟識我們的同志都說“皇后”嫁給“皇帝”了。因為那時我代表婦女界參加各種群眾大會，經(jīng)常坐在主席臺上，非?；钴S，所以新聞界和文化界的人士都戲稱我為“皇后”；而宛希儼調(diào)到中央軍委工作后，還兼任全國新聞記者協(xié)會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新聞記者素有“無冕皇帝”之稱，所以人們才有這樣的祝詞，贊揚我們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勇敢舉動。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宛希儼同志的情況。希儼生于1903年2月10日，湖北黃梅人。他的父親宛志瀛（號瑤峰）是秀才，也是黃梅的一位開明地方紳士。希儼在湖北讀書時，就在進步教師的啟蒙教育下閱讀了不少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書刊。1923年，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并擔任了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有許多東南大學的同鄉(xiāng)、同學，在后來所寫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他。希儼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董必武和陳潭秋這兩位革命先驅(qū)者的影響和引導。希儼在東南大學讀書時，在董老和潭秋同志的影響下，湖北各地的進步青年組織讀書小組，閱讀《新青年》、《向?qū)А泛汀吨袊嗄辍返冗M步刊物，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希儼時常返回湖北家鄉(xiāng)，黃梅地方的中共組織就是宛希儼等八位同志創(chuàng)建起來的。大革命時期的黃梅，革命勢力發(fā)展得很大，曾有“小莫斯科”之稱?，F(xiàn)在那里已建立了革命紀念館。后來希儼在上海參加過“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并以中共黨員身份，當選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和董必武、袁溥之等同志一起去廣州開會。在那次會上，他認識了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柳亞子是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執(zhí)行委員兼秘書長，希儼是省黨部的執(zhí)行委員兼宣傳部長，一起合作共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希儼犧牲后，柳亞子還專門寫過沉痛哀悼的詩句。1925年冬，希儼被調(diào)回武漢，協(xié)助董老編輯出版《楚光日報》。希儼很會寫文章，也很會演講，能慷慨激昂地進行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1926年冬，在國民黨武漢市特別黨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希儼再次當選為武漢特別市黨部執(zhí)行委員和宣傳部長。

此圖收錄在《上海人民革命史畫冊》

原圖片說明：1925年8月，由共產(chǎn)黨人與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上海成立。

右起：楊明暄（女）、糜輝、柳亞子、宛希儼、董亦湘、王覺新、張曙時、侯紹裘、王春林、朱季恂、姜長林、戴盆天、黃麟書、李一諤、高爾松、黃競西

我和希儼是1926年在武漢相識的。那時，在民國日報社他是總編輯，我是副刊編輯；在市黨部，他是宣傳部長，我是婦女部長。朝夕見面，彼此就從了解進而相愛。希儼支持婦女爭取自身獨立的解放運動，但是反對婦女抱獨身主義。他鼓勵我徹底擺脫包辦婚姻的封建束縛，要在改造社會、解放全人類的過程中，同時改造自己，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創(chuàng)造新的幸福生活。這就是我們相愛而結婚的思想基礎。當年希儼和我的結合，形式雖然簡單，卻是在董必武、瞿秋白同志登門與先父作懇談之后，得到家中父母同意和支持的正式婚姻。父親是位舊民主主義者，非常欣賞宛希儼的才華，稱贊希儼在《民國日報》上寫的社論很好。希儼對父親也很尊敬。在父親生病的時候，希儼延請了名醫(yī)，陪同醫(yī)生過江去給父親看病。所以，父親不但認為希儼是乘龍快婿，而且十分同情和支持我們投身于國民革命。友益街上有許多革命機關、團體，開會時，不少國共兩黨的高級領導人、知名人士和第一流的政治家都順道光臨我家，例如董必武、瞿秋白，就曾與我父親作長談。大家都夸獎我父母親生了我這么一個好女兒，兩老自然甚感欣慰。

1927年，武漢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舉行三八國際婦女節(jié)的紀念活動，我被推舉為紀念活動的籌備主任?；I備委員會由社會各界（總工會、教師聯(lián)合會、學生聯(lián)合會、農(nóng)會、商會……）派代表組成。在每一次群眾大會或紀念日上，我和希儼、耿丹等同志都是主席團的成員。耿丹是北伐軍第十五軍的副軍長，后來又兼任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的青年部長，由董必武和吳玉章同志介紹加入共產(chǎn)黨，并和張篤和大姐喜結良緣。我很榮幸，在武漢三鎮(zhèn)二十萬婦女和各界群眾舉行紀念三八婦女節(jié)的大會上擔任總主席。那時，湖北省婦女代表大會剛開過，提出了婦女解放的若干條要求。武漢市婦女代表大會也提出了若干條要求，由我以大會總主席的名義，將這些要求集中起來，向國民政府當時在武漢的臨時中央主席譚延闿當面呈遞了申請書，并由我簽名，分別向蘇聯(lián)和國際的婦女組織致敬。在大會上，我講了三八國際婦女節(jié)的簡史，講了我們?yōu)槭裁匆獱幦D女解放等等，慷慨激昂，意氣風發(fā)。我的講話被報紙全文刊登了出來。這是我生平感到最光榮的一次紀念活動。雖然如此，我自己并沒有驕傲自滿的情緒。當時何葆貞、楊開慧等同志都在婦女協(xié)會工作，在組織上是受我們婦女部領導的，還有張篤和等許多民主大姐們，論年齡，講資歷，都比我高。我始終能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向先驅(qū)同志學習，尊重民主大姐。對所受到的黨的愛護和工作中的愉快，有深厚的感情，至今懷念。

這次三八節(jié)紀念大會后，接著舉行了婦女大游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紅色娘子軍”隊伍。當時，黃埔軍校第六期在武漢開辦分校，并且第一次招收女生。她們穿著軍裝，雄赳赳、氣昂昂地高唱各種革命歌曲，列隊前來參加大會游行。威嚴的隊伍，整齊的步伐，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這些杰出的黃埔軍校女兵中有《女兵日記》的作者謝冰瑩、《在獄中》的作者胡蘭畦。這兩部作品都是根據(jù)她們的實踐創(chuàng)作的。還有黃浩（靜汶，1930年冬任互濟總會營救部干事，現(xiàn)衛(wèi)生部離休干部）、駱劍冰等等。這些女兵進入黃埔六期學習，都是考進去的，而不是征兵入伍的。因為要跟男兵們一樣進行艱苦的入伍訓練，所以必須進行體格檢查，還要經(jīng)過政治文化各種測驗，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后才能被錄取。這批紅色娘子軍，不僅為三八國際婦女節(jié)游行增光彩，還曾參加教導團出征討伐叛徒夏斗寅。那時，宛希儼已調(diào)到中央軍事委員會當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衛(wèi)團政治指導員。軍委會同婦女部歡送出征，歡迎凱旋，希儼和我都演講贊揚她們，說黃埔軍校的女生隊在北伐戰(zhàn)爭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惜不久后國共分裂，各自西東。至二次國共合作，才又再會師。

1991年3月，黃定慧（慕蘭）與三弟彰任夫婦同訪北伐老友、作家謝冰瑩女士于美國舊金山老人公寓

就在這次空前盛大的游行中，反動派陰謀策劃了一場丑劇。他們預先花錢買通一群十二三歲還不能接客卻已能唱歌娛賓的雛妓，光著上身，只穿著短褲，沖進我們的游行隊伍進行搗亂。妓女們一沖進游行隊伍，就被糾察隊發(fā)現(xiàn)，抓了起來。但因反動派早有預謀，當半裸體的妓女們沖進游行隊伍的一剎那，他們就搶拍下了游行隊伍的照片，并四處刊印散發(fā)，污蔑共產(chǎn)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舉行裸體大游行”。后公安機關查明了策劃這場丑劇的反動機構，對其嚴加查辦。開庭時，各界派代表參加會審，我是會審人之一。為了反擊反動派的這一陰謀，公安局和婦女部、婦女協(xié)會開了一次聯(lián)席會議，除了澄清事實真相、揭穿反動派造謠污蔑的陰謀之外，還商定取締武漢市內(nèi)妓院。我是代表婦女部去參加會議的，會上議定由婦女部承擔收容教養(yǎng)妓女的責任。因為當時武漢的地方政權和軍權都在革命左派的手里，所以取締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們把有執(zhí)照的妓院封閉，把所有明的妓女和暗的“野雞”都抓起來，進行強制性的收容。成立了專門收容改造妓女的“新人習藝院”，由婦女協(xié)會的汪華貞擔任院長。習藝院替患有性病的妓女們治病，教她們學習縫紉等自力更生的勞動技藝，還把她們每個人的照片和姓名、年齡等張貼在院內(nèi)大廳的墻上，幫助她們自由擇偶結婚成家。這些妓女中的多數(shù)人都是貧苦人家出身，被迫賣身求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從事這種出賣肉體的職業(yè)，因此很快就接受教育改造，決心尋找新的生活道路。那時，店員工會和搬運工會里有很多因為貧窮而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漢，我們就讓他們到習藝院去看照片和簡歷，雙方互相挑選。如有男女雙方都中意的，就幫助他們自由婚配成家。后來這些人家生了孩子，還認汪華貞為“外婆”呢！雖然國共分裂后武漢又恢復了妓院，但這也是我們?yōu)閶D女解放所做的一項實際工作。

我是婦女放足運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當時，在工廠、農(nóng)村里很多婦女還是纏小腳的，我們的放足宣傳工作非常深入，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發(fā)現(xiàn)哪一個兇惡的婆婆或媽媽還要強迫媳婦或女兒纏小腳，就批評；堅持不改、情節(jié)嚴重的，還要罰錢，甚至受到法律懲罰。一些大戶人家看到放足已是時代的潮流，怕將來小腳女子嫁不出去，也不讓小姐們纏腳了；而工廠的老板們，也覺得讓女工們放了腳有利于勞動生產(chǎn)，所以除了少數(shù)頑固守舊的家庭以外，社會各界都是支持放足運動的。可以說，直到北伐期間，中國婦女的放足運動才在各地普遍地打下了基礎。

另外，我們還宣傳男女平等，提倡一夫一妻（但還無法律規(guī)定），不許男人再納妾，不許再買丫頭和虐待婢女。但是對于已經(jīng)娶妾或買了丫頭的人家，已經(jīng)做了第二房、第三房的姨太太，因為無法安置，我們也不能把她們強拉出來，所以只能宣傳今后不許再納妾蓄婢。這也是在舊社會里婦女解放運動所碰到的問題。要真正禁止納妾蓄婢，實行一夫一妻，也只有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3月18日是學生運動的紀念日，由市黨部組織紀念活動。團組織領導的歌唱隊帶領大家高唱《少年先鋒隊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們奮斗，用我們的熱血和槍炮，開自己的路，勇敢，上前奮斗，我們是工人和農(nóng)民的少年先鋒隊，我們是工人和農(nóng)民的少年先鋒隊！”記得三八婦女節(jié)時，我還將《國民革命歌》中“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詞改成：“三八到了，三八到了，齊歡唱，齊歡唱，婦女解放萬歲，婦女解放萬歲，齊歡唱，齊歡唱！”歌詞在婦女隊伍中廣泛傳唱。那時的武漢，大大小小的群眾性活動幾乎天天都有，革命的歌聲響徹三鎮(zhèn)上空，真是一派熱火朝天的新氣象。

與武漢轟轟烈烈的革命群眾運動遙相呼應，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從浙江推進到上海近郊時，上海工人在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nóng)、趙世炎等共產(chǎn)黨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fā)動總罷工，隨即轉為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擊潰北洋軍閥在上海的駐軍，占領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qū)。這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階級的一次壯舉。

北伐戰(zhàn)爭捷報頻傳，群眾運動風起云涌。大革命迅猛發(fā)展的勝利形勢，引起了國內(nèi)外反動勢力的劇烈震動，他們很快就集合在蔣介石的周圍。蔣介石的反共面目也越來越公開地暴露出來，公開鎮(zhèn)壓工農(nóng)革命力量，指使軍隊和流氓暴徒誘殺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兼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搗毀左派占優(yōu)勢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九江總工會以及安徽省黨部和總工會、農(nóng)民協(xié)會，打死打傷多人。隨軍出發(fā)東征，在九江、安慶等地直接了解暴行真相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于4月9日寫了題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長文，有力地揭穿了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鎮(zhèn)壓工人運動的反革命真面目。郭沫若派勤務兵將文章連夜送到武漢。文章送來時，希儼因發(fā)燒住在醫(yī)院里治療，所以是由我收下的，我立即呈送中央軍委。中央軍委看了后，覺得在當時的形勢下還不能馬上公開發(fā)表這篇文章，但為了防備重兵在握的蔣介石對臨時中央所在地武漢形成軍事威脅，決定把賀龍、葉挺所指揮的北伐軍從河南前線抽調(diào)回來，作為防備。

這時，北伐軍在長江中上游已打敗了直系軍閥吳佩孚的主力，在蘇、浙、閩、贛一帶又擊潰了皖系軍閥孫傳芳的“五省聯(lián)軍”，北洋軍閥的垮臺已成定局。但得到帝國主義列強支持和江浙滬大資產(chǎn)階級資助的蔣介石則已羽翼豐滿，決心攫取北伐勝利的果實。4月12日，他突然在上海發(fā)動了反革命政變，在“清黨”反共的口號下，血腥地鎮(zhèn)壓和屠殺共產(chǎn)黨人、工人糾察隊員和革命群眾。蘇、浙、皖、閩、粵、桂等省的右派勢力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肆搜殺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群眾。各地人民對蔣介石集團的叛變進行了憤怒的聲討，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也在4月17日發(fā)布命令，開除蔣的黨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職。但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卻仍被偽裝成“左派”的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wèi)所迷惑，一方面繼續(xù)附和汪精衛(wèi)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討奉（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決策，反對東征討蔣；另一方面還跟在右派勢力后面，指責共產(chǎn)黨領導的工農(nóng)群眾運動“過火”了，更反對發(fā)展由共產(chǎn)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說什么“現(xiàn)在根本不用搞武裝”、“共產(chǎn)黨人掌握軍隊也會變成軍閥”，甚至下令把童子軍佩帶的短木棍也全部收繳。

在這國內(nèi)政治局勢風云突變的危急關頭，四五月間，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可是拿不出糾正這種錯誤的任何辦法，仍然選舉陳獨秀為黨中央總書記；決定繼續(xù)拉住汪精衛(wèi)，并策動在北伐戰(zhàn)爭中與我黨合作英勇作戰(zhàn)的唐生智、張發(fā)奎（當時很猶豫動搖）所指揮的部隊，一起反蔣。雖然對國民政府里那些反蔣的高級將領（唐生智、張發(fā)奎）的爭取工作沒能成功，但還是留下一些政治影響，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他們都比較積極。特別是周恩來同志擔任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中的部分黃埔軍校學生，始終對他很崇敬。

1927年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時，以英國工人湯姆斯為團長的國際工人代表團首次應邀來華訪問。國共兩黨在武漢的臨時中央，假座于漢口普海春西餐社，設宴接待歡迎。主持宴會的是國民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宋慶齡在會上致歡迎詞，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北伐軍總政治部正、副主任鄧演達、郭沫若，全國總工會的劉少奇夫婦、李立三夫婦，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夫婦，以及社會各界的負責人，共有一百多人出席盛會。我和趙畹華負責布置會場和接待事宜。我們不善外語，翻譯是劉少文同志擔任的。盛會以后，李芳非常熱情地邀請郭沫若和幾位朋友到他家吃夜宵，作長談。希儼想到，董必武同志曾囑咐我們抓緊做工作，促郭沫若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并向他傳達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和高度評價他所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之所以未能公開發(fā)表，是由于陳獨秀對偽裝“左派”的汪精衛(wèi)尚存幻想，并與汪發(fā)表了聯(lián)合聲明，如發(fā)表此文，怕嚇跑了汪精衛(wèi)。如今，中共中央正在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批評……于是我們就決定利用這個相聚的機會，跟郭進行個別談話。我和希儼都十分敬佩他的才華，彼此間有深厚的友誼。那時郭沫若從北伐軍東征途中因反蔣而返回武漢，時常借酒消愁，嘲諷日益動搖并向右轉的武漢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并開玩笑地叫我和希儼“跨黨分子”，可見彼此間相知之深，已不拘言笑。郭沫若聽到我們向他傳達董必武同志對他的關懷，非常興奮，托我們代他向董老致感激之忱。于是大家一齊舉杯朗吟林則徐的著名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p>

1927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是湖北宜昌的夏斗寅、湖南長沙的許克祥蠢蠢欲動與蔣介石遙相呼應，三股黑暗的反動武裝勢力企圖合圍襲擊武漢之時。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家都有預感，想到今日相見相聚，不久即將匆匆惜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沫若嗜酒，喝得特別多，趁機又采訪了趙畹華與張篤和，殷殷詢問她們何以會獻身革命的情況。酒逢知己千杯少，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為大革命的前途隱隱擔憂。郭入黨之志既決，遂于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向黨中央呈上了入黨申請書。自古以來，千金易得，一將難求。恩來同志當時是南昌起義的負責人，就在火線上代表中央接受了一文（郭沫若）一武（賀龍）兩員大將入黨。南昌起義后，部分同志進入f井岡山，散在各地的同志仍堅持斗爭。

5月13日，原駐宜昌的北伐軍夏斗寅部叛變反共；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仍繼續(xù)執(zhí)行妥協(xié)、退讓政策，取消了湖南武裝起義的計劃，還解散了武漢的工人糾察隊。這更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焰，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日益向右轉，反革命政變隨時可能發(fā)生。這時，黨內(nèi)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開始做進行武裝抵抗的準備，并且讓在武漢常公開露面的黨團員逐步撤退隱蔽或轉移到別處。希儼也囑我將短發(fā)蓄起來。

不久，我們接到陳潭秋傳達的黨組織意見，要我夫婦倆7月14日晚上乘最后一班輪船離開武漢前往江西。

遵照黨組織的指示，6月中旬，我和希儼就在武漢報紙上登了啟事，辭去本兼各項職務。希儼早已把《民國日報》的工作移交給了沈雁冰（茅盾）同志，這時又辭去了在名義上屬于國民政府的中央軍委工作。我把婦女部的工作交給了劉清揚同志，并辭去了其他各項兼職。

行前我和希儼奉董必武同志之命，將三千元的支票送交茅盾同志，并傳達董老指示，時局將有變化，囑茅盾同志持此支票去上海紹敦公司（蔡叔厚）兌現(xiàn)，“隱于筆耕，善自珍重，后會有期”。當時我們并不知蔡叔厚即第三國際駐中國的聯(lián)絡員。

7月中旬，中共中央由周恩來等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發(fā)表宣言，強烈譴責以汪精衛(wèi)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近日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chǎn)黨員。

7月14日深夜，弟妹都已酣睡后，我們與父母告別，在大革命轉入低潮的險惡風云中，開始職業(yè)革命者的生涯。離開我入黨獻身革命的策源地，離開慈愛的雙親和活潑可愛的弟妹們，離開共同戰(zhàn)斗的同志們朋友們，別緒離愁自難抑制。但我還是忍住了眼淚，勉作歡容，安慰雙親說：“我們一定會回來的，請二老放心！”隨后毅然登船，離開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武漢。

父母為我們保守機密，對外說我“已出國留學了”。1927年初夏，武漢的《民國日報》上曾發(fā)表過一篇對我父親的專訪報道，刊登了父親的照片，還把他的著作和在鐵路上的貢獻大大地贊揚了一番。幸虧我父親各方面的人緣很好，我們走了以后，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他居然沒有受到太大株連，只是降了職，迫使他很快就離開了粵漢鐵路局而已。

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公開宣布正式同共產(chǎn)黨決裂，轟轟烈烈的北伐大革命終于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