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傳

劉天藝⁽¹⁾

一、大家族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皥蛱摹焙汀败栏省本鲎浴对娊洝分小秶L·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個大家庭。李家祖籍浙江嘉興，高祖李介庵作為幕僚入川，曾祖父李璠做過知縣，祖父李鏞做過知縣、知州，所以到了祖父這一代，李家已經置辦了不少田產，還在成都北門建造了一座公館。李鏞的長子李道河即巴金的父親，巴金出生于公元1904年11月25日（清光緒三十年十月十九日），按照家譜，巴金這一輩是“堯”字輩。大哥名為“堯枚”，三哥名為“堯林”（二哥是巴金二叔家的孩子，巴金排行老四）。巴金的生母名叫陳淑芬，為人謙和，品性善良，又熟讀詩詞。在大家庭里，她對下人們從不呵斥，也不反對巴金與他們交往。巴金的二姐患有肺結核，也是這位母親開明地請來西醫(yī)為其診病。溫和的父母和殷實的家境，讓巴金度過了一段快樂的童年。1909年，父親李道河受命赴四川廣元就任知縣，廣元是四川省北邊的一個山區(qū)。李道河帶著一家七口，來到這個不算富裕的地方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在廣元的童年生活中，有兩件事給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事是照顧他們起居的下人楊嫂因為生病發(fā)瘋，孤零零地死在柴房；另一件是父親審案時，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后還得向老爺磕頭、高呼“謝恩”。這兩件事讓年幼的巴金第一次模糊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存在某種隔閡與不平等。宣統(tǒng)三年，李道河卸任回到成都，7歲的巴金又重新回到那個大家庭。

二、敏感的心

巴金隨父親返回成都老家時，正是清王朝統(tǒng)治的最后一年。這是個多事之秋，巴金的家族仿佛與舊王朝一樣，也經歷著巨大的變動。先是宣統(tǒng)三年，四川民眾與清政府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斗爭，即著名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不久就爆發(fā)了武昌起義，直接導致清政府倒臺，隨后中華民國建立。年幼的巴金或許當時還沒意識到自己生于亂世，可隨后幾年的經歷，徹底改變了巴金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1913年，陳淑芬生下她最小的孩子李堯椽后，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不久撒手離世。這成為巴金童年里遭受的第一個沉重打擊。從母親離世起，李家仿佛開啟了一個神秘的詛咒，巴金的幾位至親相繼離世。母親陳淑芬去世后僅4個月，二姐堯楨就結束了16歲的生命。緊接而來的傳染病白喉先后奪走了李家好幾條人命，分別是巴金二叔家的二哥、五弟；巴金的十妹和父親李道河。這一年，巴金年僅13歲。這對一個少年的打擊是巨大的，巴金敏感的性格，或許和童年中經歷死亡、戰(zhàn)亂和復雜的大家族關系不無關系。這時候，李公館的命運已經在走下坡路了，祖父李鏞越來越衰老，又遭遇了喪子之痛，而他另外一個兒子——巴金的五叔，在家里裝作老實，卻在外面吃喝嫖賭揮霍無度，也讓李鏞徹底絕望。很快，李鏞在悲憤和病痛中去世。大哥堯枚因為“承重孫”的身份，無法追求理想，也不能自由選擇戀愛對象，只得早早地結了婚，扛起大家族的重擔。這一切后來都成為巴金小說《家》中的原型。

三、邂逅無政府主義

祖父李鏞聽說學英語可以去郵局做事，于是送巴金去成都的一個英語補習學校讀書。后來巴金生病輟學，由表哥濮季云為其補習。濮季云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上學，巴金因此接觸到了《大衛(wèi)·科波菲爾》《金銀島》等外國文學原著。祖父去世后半年，巴金和三哥堯林也考入了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因為沒有初中文憑，巴金只能作旁聽生。也是在這個時期，成都《川報》刊登了北京發(fā)生五四運動的消息。堯枚每天下班都會帶回來新書報，巴金接觸到了《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等刊物。這些刊物對巴金的世界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逐漸看清了自己大家族的丑陋本質，也看清了大哥堯枚在家中的可悲地位，反抗意識從巴金心中升起。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讀書期間，巴金從華陽書報流通處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克魯泡特金《告少年》的節(jié)譯本，這是巴金第一次接觸無政府主義的相關著作，克魯泡特金“到民間去”的思想極大地鼓舞了巴金。這本書是《新青年》社翻印的，興奮的巴金馬上寫信給陳獨秀，渴求得到陳獨秀的指引，但很遺憾沒有收到回信。另一本令巴金振奮的書是波蘭劇作家廖亢夫的《夜未央》，這是巴金在上海出版的《申報》上看到廣告后索取的。這兩本書使得巴金對未來社會充滿了憧憬和鼓舞，仿佛找到了自己終生奮斗的目標。從這時起，他與成都的一些無政府主義團體有了聯系，并很快就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1923年，巴金和三哥一同來到上海準備繼續(xù)求學。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興，那邊有一些親戚接洽他們。兄弟二人在嘉興住了數天，決定去收費較低且教學質量好的南京讀書。兩人一同考進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在那學習直至畢業(yè)。在南京求學期間，巴金與上海、廣州等地的無政府主義者有了更廣泛的接觸。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qū)發(fā)生大地震，日本政府利用災難期間的混亂，殘殺了著名的日本無政府主義領導者大杉榮。巴金參照日本《勞務運動》發(fā)表的資料，編撰了《大杉榮著作年表》《大杉榮年譜》，又用世界語介紹翻譯了《東京安那其主義者1923年10月25號報告》和《日本政府軍閥及反動黨對于安那其主義者的攻擊》等文章。⁽²⁾兄弟倆畢業(yè)后，堯林報考了蘇州東吳大學外文系，而巴金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準備報考北京大學，可惜因為肺病沒能參加考試。滯留在南京的巴金把精力主要放在閱讀、研究和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方面，并因此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沈仲九、衛(wèi)惠林、毛一波、周索非、秦抱樸、盧劍波等。巴金曾寫信給立陶宛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稱她是“精神上的母親”，他收到高德曼的復信，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巴金先后翻譯了蒲魯東的《財產是什么？》（部分）、克魯泡特金的《面包略取》（《面包與自由》）、高德曼的《婦女解放的悲劇》、伯克曼的《俄羅斯的悲劇》、若克爾的《近代勞動運動中的議會活動觀》《克魯泡特金學說的介紹》等著作，先后在《民鐘》《時事新報·學燈》《國風日報·學匯》等刊物上發(fā)表無政府主義研究文章?？梢哉f，1925年前后的巴金，對于無政府主義的信仰已經不僅僅限于感性的熱情，而是努力通過理論、著作和發(fā)表文章來踐行自己的信仰了。

四、遠赴重洋

1927年1月15日，不滿22歲的巴金同衛(wèi)惠林一道，乘法國“昂熱號”郵船前往法國自費留學。在旅途中，巴金陸續(xù)寫下了《海上的日出》《繁星》等散文雜記，后來收錄在散文集《海行》中。

經過34天的漫長旅程，巴金于1927年2月17日在法國馬賽登陸。巴金赴法之際，正值國內大革命熱火朝天的時候：外國艦隊紛紛開往上海，國內工農革命運動蓬勃發(fā)展，北伐軍也傳來連連勝利的好消息。遠在海外的巴金雖然無法親歷現場，卻依然關注著革命的進展。法國是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的故鄉(xiāng)，也是眾多無政府主義者們的聚集地。巴金初到法國，交往密切的也是一同來法留學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當地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他同衛(wèi)惠林、吳克剛等人，就國內形勢討論了無政府主義對中國實際問題的看法，并將各自的文章寄給廣東《民鐘》月刊，于1927年3月末4月初以《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為題出版。在文章中，巴金認為“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革命的時期了”，他們“應像巴枯寧那樣投身入一切革命的漩渦里，把革命潮流引向無政府主義之海流里去”。他還認為“雖不能立刻使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實現，但至少能使中國民眾與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接近一點……”從這可以看出巴金對國內革命的關切態(tài)度和某種決心，為此他甚至為自己在中國革命高潮時遠在法國而感到內疚。

然而同年又發(fā)生的兩件事，極大地震動了巴金的內心。首先是4月初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逮捕大批共產黨人，李大釗等人不幸犧牲；又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勢力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舉逮捕屠殺共產黨人。雖然此前巴金并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觀點，但他還是給予了共產黨最大的同情，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表示強烈的憤慨。巴金在《答誣我者書》中說“我這一生只幫助弱者。在國民黨未得勢以前，我不愿謾罵他（理論上反對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發(fā)財的黨以后的今天，我自己也在攻擊他了。對于共產黨，也是如此，我反對罵共產黨為盧布黨徒者也如此”。另一件引起巴金內心極大震動的事件發(fā)生在美國，即援救薩珂和凡宰特事件。這兩人都是在美國工作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美國政府為了鎮(zhèn)壓工人運動，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們逮捕。美國地方法院將案子拖了六年后宣布處決這兩位無辜的意大利工人，這引起了全世界無政府主義陣營的譴責和聲援。美國當地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抗議活動，英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各國無政府主義者也紛紛加入援救隊伍中。作為無政府主義者聚集地的巴黎，當地報刊上也不斷刊載薩珂和凡宰特的消息，以及眾多知名人士的宣言，如喬治·比阿席、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等。巴金對美國此舉同樣義憤填膺，他不僅積極參加營救兩位工人的運動，還給獄中的凡宰特寫信。凡宰特在復信中勉勵巴金繼續(xù)為無政府主義而奮斗，并告訴他“無政府主義的真意就是在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個人，廢除人對人的壓迫和掠奪等等方法，來消滅這種歷史的消極結果。因此‘無政府’便是我們所能處理的生活的唯一方法和道路”。⁽³⁾這封復信為巴金無政府主義信仰的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

無政府主義陣營內部分為很多流派，巴金所追隨的是克魯泡特金一派，這一派主張互助而非競爭，鼓勵勞動與腦力相結合，反對政府、軍隊、宗教等對個人的迫害，以個人能盡可能發(fā)揮自身才能為目的。巴金在南京求學時期，便翻譯了克氏的《面包與自由》等著作；留法期間，他又繼續(xù)翻譯了克氏的《倫理學的起源與發(fā)展》等著作，克魯泡特金的人格和思想此后一直指引著巴金。然而國內的實際情況卻是，1927年以后，由于社會和時局的變化，作為實際政治運動的無政府主義，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已經日漸式微了。而與巴金差不多同時代或者先于巴金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元老，有的轉而投向國民黨陣營，如吳稚暉、李石曾等；有的則將政治信仰轉入到實際工作，如開辦學校、農場等。遠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巴金，與當時中國國內瞬息萬變的政治運動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jié)，而無政府主義思潮日漸衰退的大形勢，也讓巴金感到孤苦和迷茫。

五、登上文壇

1927年夏，巴金肺病復發(fā)，移居到小城沙多—吉里休養(yǎng)，這期間除了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外，巴金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地撰寫一部小說的片段，即后來的《滅亡》。據巴金自己稱，寫小說的初衷，是在法國時與大哥堯枚的通信中，堯枚一再希望他能學成專長，回成都興家立業(yè)。巴金感到大哥和自己存在很多思想上的分歧，想通過這部小說讓大哥了解自己，表達自己想走上與民眾共同為美好未來奮斗的路。第二年，巴金將已寫好的片段加以整理，并添加了幾章，用硬面練習簿抄寫一遍題為《滅亡》，寄給了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索非。巴金請索非用自己譯書的稿酬印刷兩三百冊，以求分發(fā)給自己的大哥、三哥和其他朋友。也就是在這部小說的首頁書名旁，他第一次使用了新的筆名：巴金。

索非收到書稿后，并沒有拿去付印。而是將其推薦給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刊物《小說月報》，當時的代理編輯為葉圣陶，葉看過小說后決定將《滅亡》發(fā)表。于是《滅亡》在1929年1月出版的《小說月報》第20卷第1期開始連載。在寫作《滅亡》之前，巴金發(fā)表過詩歌、譯作、雜文、論文，所使用的筆名為“芾甘”“佩竿”“P·K”等。為何要使用新的筆名？巴金不愿別人知道這部小說的作者是自己?！鞍汀比∽运诜▏陂g一位姓巴的朋友，這位朋友后來投水自殺了，巴金感到很痛苦?！敖稹眲t取自巴金在沙多—吉里時期翻譯克魯泡特金著作時克氏譯名的尾字。

《小說月報》連載《滅亡》以后，迅速引起了讀者和批評界的注意，優(yōu)秀的作品和陌生的作者，使得人們紛紛發(fā)問：“巴金是誰？”編者不得不公開回復讀者來信：“我們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為人們認識的作家，從前似也不曾寫過小說?！?sup>(4)遠在法國的巴金，似乎也還不知道自己當初希望“內部傳閱”的小說，竟會在不久后震動國內的文壇。《滅亡》完稿后，巴金回國途中閱讀了左拉的《盧貢—馬加爾家族》中的幾部，打算學習左拉的“家族式”小說，給《滅亡》的前后各加兩部。前兩部打算命名為《春夢》《一生》，后兩部為《新生》《黎明》。

巴金在法國留學時期，雖然經歷了無政府主義思潮史上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也通過報刊、朋友等關注國內政治形勢，但總體上在法國的生活仍是浪漫、充實且富有詩意的。他在巴黎時對著盧梭的銅像沉思，也在沙多—吉里體驗法國小城的愜意，還通過翻譯無政府主義著作來豐富自己的理論知識。懷著對創(chuàng)作的思考和為理想獻身的雄心，巴金取道馬賽回國。當然，也有更加現實的原因——大哥堯枚已經無法在經濟上支持巴金，巴金自己也要考慮謀生問題，他準備回上海找工作。然而到了馬賽后又趕上了當地海員罷工，巴金在馬賽住了12天，終于在1928年10月30日登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六、在上海

巴金回國后，《滅亡》已經在《小說月報》上開始連載并引起了讀者的強烈關注。雖然巴金寫作《滅亡》的初衷并不是希望以一部名作登上文壇，他更關心的是希望通過實際行動來踐行自己的無政府主義信仰，積極參與社會革命。可是在1927年以后的中國，無政府主義熱潮已經退去。與此同時，出乎巴金意料的便是《滅亡》的成功，小說先是連載，緊接著又出了單行本。盡管也有批評的聲音——有人指出作者的立場是無政府主義或虛無主義，《滅亡》中寄托了一部分巴金個人對革命與青年理想的思考。在《滅亡》的序言中，巴金說道：“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承認，我底過去某一個時期的思想的確是那樣，而且也矛盾得厲害”。⁽⁵⁾但是對比同一時期崛起的“革命文學”，《滅亡》較之那些藝術粗糙、結構松散、甚至幾近于喊口號的小說，它的成功和影響卻是大家所公認的。

回到上海的巴金化名“馬拉”，開始編輯一份名為《自由月刊》（只出版了4期）的刊物。該刊物由自由書店出版，主要是為自由書店出版的書籍做宣傳，也刊登書評、譯作等。巴金在這里發(fā)表了自己翻譯的普希金、屠格涅夫的詩，還有《赫爾岑回憶錄》和左拉《萌芽》的片段。自由書店的創(chuàng)辦者也同樣追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巴金在自由書店工作期間，繼續(xù)潛心翻譯克氏的《倫理學的起源與發(fā)展》，并翻譯了克氏1898—1899年的回憶錄，以《克魯泡特金自傳》為題出版。在20年代末，巴金回國后主要工作重心都放在了翻譯和編輯上，他編譯的外國革命家傳記和報告文學集《斷頭臺上》《俄羅斯十女杰》等也在此時出版。創(chuàng)作方面發(fā)表了《房東太太》《丁香花下》《復仇》等一系列以法國為背景的短篇小說，結集為《復仇》出版。1930年初，巴金完成了第二部中篇小說——以五卅事件為背景的《死去的太陽》。

在文學活動之外，巴金還是世界語運動的積極推進者。早在南京求學期間，巴金就開始自學世界語，世界語運動本身與無政府主義有很深的聯系。該語言由波蘭籍猶太人柴門霍夫發(fā)起，旨在創(chuàng)立一種世界通行語言來彌合種族國別間的文化不平等。巴金參與世界語運動，和他信仰無政府主義二者之間有著共同的目標——無強權、無約束、人人平等，早些年前巴金曾聲援過的大杉榮，也是日本世界語運動的發(fā)起人之一。1929年1月，巴金加入了上海世界語學會，與他一同擔任教員的還有胡愈之、索非、王魯彥等人。在上海世界語學會的重要刊物《綠光》上，巴金曾發(fā)表《世界與創(chuàng)作文壇概觀》和《世界語文學論》等文章，還翻譯了一些世界語的文學作品?？箲?zhàn)時期，上海世界語學會迫于形勢宣告解散了，但巴金仍持續(xù)關注著中國世界語運動的發(fā)展，直至新中國成立后，對世界語的理想依然保留在巴金心中。

七、“正式地寫小說”

據巴金回憶，他“正式地寫小說”應該是從1931年開始。“從這一年起我才開始‘正式地’寫起小說來，以前我只是在讀書、翻譯或旅行余暇寫點類似小說的東西?！?sup>(6)可能此前巴金還在摸索實現自己理想的道路，也可能是他看到了無政府主義在當時中國實際政治環(huán)境中的困境?？傊瑥倪@一年起，巴金在個人心境上完成向自覺寫作的轉化，同時完成了對“作家”這一職業(yè)的身份認同。這年春天，巴金答應為上?！稌r報》連載一部題為《激流》的長篇小說（即《家》）。同年，他以驚人的出產量完成了兩部中篇小說《新生》（第一稿）、《霧》和短篇小說《老年》《墓園》《亞麗安娜》《光明》《我的眼淚》等。

作為巴金最有代表性的力作《家》，從創(chuàng)作到出版也是一波三折?！都ち鳌繁臼抢^《滅亡》之后巴金決定續(xù)寫的小說《春夢》，但從法國回來后的巴金覺得“春夢”并不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因此決定將這部以自己大哥堯枚為原型的小說命名為《激流》，用以象征生活現實。1931年4月18日，《激流》在《時報》上開始連載。然而僅僅過了一天，巴金就收到大哥堯枚服毒自殺的噩耗。這位聽到“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的小說而“歡喜得了不得”的大哥，竟還沒看到弟弟的小說就被生活和家庭的重負壓迫致死了。巴金懷著悲憤的心情繼續(xù)《激流》的創(chuàng)作，歷時間一年零一個多月，前后共264期，《家》終于在《時報》上連載完畢。《家》一經問世便在讀者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巴金收到了許多讀者來信敘說自己的遭遇，渴求巴金指引自己。這樣一部精心雕琢的巨著，對比30年代初期泛濫于文壇的“革命加戀愛”的文學，在讀者看來無疑是一抹亮色。

巴金在30年代曾分別南下北上，途經泉州、晉江、廣州、廈門、青島、北京等地。用巴金的話說：“朋友們給我的東西確實太多太多了。然而我拿了什么東西來報答他們呢？我是一個心地貧窮的人，我所能夠獻出來的，除了這生命之外，就只有一些感謝的表示。所以我要到各地方去看那些朋友們溫和的面孔，向他們說一些感謝的話語，和他們一起度過幾天快樂的時光……”⁽⁷⁾懷著這種心情，1930年起，巴金幾次南下旅行，會見一些無政府主義友人。在泉州，巴金探望了吳克剛、陳范予、袁國欽、葉非英等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參觀了這批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興辦的泉州黎明高中；在廣東，巴金參觀了西江鄉(xiāng)村師范，看到友人陳洪有等人在辦學中把學習和勞動結合起來，踐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巴金北上與南下的旅行是交錯進行的。1932年9月，巴金來到青島，寄寓在沈從文家中。隨后，他又去往北平，住在謬崇群家。這期間巴金寫下了一些闡明自己藝術觀的散文，如《靈魂的呼號》《作者的自剖》等，他的內心十分矛盾，對徘徊在文學和信仰之間感到痛苦。巴金第三次去北平是在1933年9月下旬，這次在北京逗留了將近半年，于1934年2月才回上海。這次北上除祝賀沈從文與張兆和結婚外，巴金在北平與中斷聯系5年的愛瑪·高德曼恢復通信，傾訴自己內心中的痛苦；他在沈從文家中完成了《愛情的三部曲》中的插曲《雷》以及第三部《電》的前半段。到了1934年，國民黨政府當局的文禁政策愈加嚴重，巴金的《新生》《萌芽》《電》等作品先后都被禁止發(fā)表。大概正是這種壓抑和憤懣的心情，促成了巴金決定前往日本。雖然他對此的解釋是學習日文，但在離開北平時，他卻說：“我不怕……我有信仰”。1934年11月，巴金抵達日本橫濱。

在巴金的文學生涯中，除創(chuàng)作之外，出版和編輯工作也占相當重要的一部分。1935年5月，由吳朗西、伍禪、柳靜等人發(fā)起成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30年代的上海工商界蕭條、經濟疲軟，大部分出版社和書店都只顧發(fā)行銷量大、利潤高的雜志，而不愿出版單行本。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朗西等人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模仿美國《萬人叢書》和日本《巖波文庫》的編輯方式，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應吳朗西之約，巴金從日本回國后擔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書寫了中國現代出版史上堪稱奇跡的一頁。一方面，在出版行業(yè)不景氣、重利益的環(huán)境下，文化生活出版社兼容并包的出版理念使得文化出版行業(yè)得以健康運轉；另一方面，文化生活出版社獨特的運行機制，也彰顯了巴金、吳朗西等一眾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文化生活出版社不同于一般的營利性質出版社，而類似于同人組織。無論是總編巴金，還是總經理吳朗西，在現實生活中都有自己的工作，他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幾乎都是不拿薪水。每個人做好自己崗位上應該做的事情，通過出版圖書來運轉整個出版社，該社成為巴金等一批安那其主義者實現自己價值的理想組織?？箲?zhàn)爆發(fā)后，巴金輾轉廣州、重慶、桂林、成都等地籌建分社繼續(xù)出版事業(yè)。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期間，巴金主編了《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叢刊》《譯文叢書》《文季叢刊》《文學小叢刊》《現代長篇小說叢書》《新時代小說叢刊》等多套影響很大的叢書，并刊發(fā)了許多當時青年作家的作品，如曹禺的《雷雨》、艾蕪的《南行記》、蕭紅的《商市街》、何其芳《畫夢錄》等。文化生活出版社對發(fā)現和培養(yǎng)文學新人以及推動新文學的發(fā)展，都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八、動蕩的30年代

20世紀30年代對于中國文壇是一個充滿論爭、迷茫和輝煌的時期。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加引起了愛國人士的激憤。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文壇也發(fā)生了動蕩：先是有20年代末太陽社和后期創(chuàng)造社掀起的“革命文學”論爭；后有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聯”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學運動，并在左聯后期1935年底內部又爆發(fā)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巴金沒有直接參與“左聯”的活動，但他追隨魯迅，緊緊團結在魯迅的身邊。1936年，他與魯迅、黎烈文、茅盾、蕭紅、麗尼等77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份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分頭起草，原文中巴金說：“當民族危機達到了最后關頭，一只殘酷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一個窒息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一種偉大悲壯的抗戰(zhàn)擺在我們的面前的現在，我們絕不屈服，絕不畏懼，更絕不彷徨、猶豫?！比欢硪贿叄舐摻馍⒑?，由周揚為首的左翼作家發(fā)起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并發(fā)表了《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兩份宣言各自涉及了左聯時期錯綜復雜的人事關系。1936年8月1日，徐懋庸致信給魯迅，對魯迅身邊的巴金、黃源、胡風等人抱以怨言，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中為巴金辯護道：“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zhàn)斗的宣言?！笨梢婔斞笇Π徒鹗菒圩o的，并充分尊重巴金的政治信仰。巴金也深受魯迅的影響，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為人方面，追隨著前輩的道路。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許多文學刊物?？?。上海淪陷后，巴金接替茅盾編輯《烽火》，這份小小的刊物在戰(zhàn)爭年代像一盞明燈，發(fā)表了大量反映抗日戰(zhàn)爭的通訊、報告、詩歌雜文等作品。巴金還參加了《救亡日報》的編委，在上面發(fā)表《給山川均先生》《致日本友人》等書信公開譴責日軍侵華行為，并出版了“激流三部曲”中的《春》。1938年起，局勢越來越緊張，巴金先后往返于上海、香港、廣州、武漢、桂林等多地，度過了一段動蕩不安的日子。除繼續(xù)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叢書外，巴金還創(chuàng)作了“抗戰(zhàn)三部曲”《火》（第一部和第二部）等表現革命青年救亡運動以及控訴日軍侵華惡行的作品?！凹ち魅壳敝械淖詈笠徊俊肚铩?，也是巴金在奔波和忙碌中，從深夜中擠時間完成的。

在30年代到40年代這段時間里，巴金還經歷了8年的戀愛生活。蕭珊原名陳蘊珍，蕭珊是她后來用的筆名。蕭珊和巴金于1936年相識，抗戰(zhàn)爆發(fā)后，蕭珊跟隨巴金流轉于廣州、梧州、柳州、桂林、重慶、成都、貴陽等地。巴金比蕭珊年長很多，但這份真摯的感情讓兩個人走到一起，不離不棄。1944年在貴陽的花溪，巴金和蕭珊印制了一些簡易的“旅行結婚”卡片發(fā)給親朋作為“通知”，兩個人舉行了平淡樸素的結婚儀式。

九、迎接新的時代

20世紀40年代，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巴金都是一個重要的時期。首先是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其次是中國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統(tǒng)治，建立了新的政權。40年代的巴金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和閱歷的豐富，在創(chuàng)作上也更加深刻、冷靜和細致。這種變化具體體現在作品中的題材、人物、思想和風格上。在這之前，巴金的作品關注的主要是充滿激情和反叛意識的年輕人、革命者，以及控訴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而從40年代開始，巴金關注的對象轉向了生活中的小人物。對待自己曾經批判過的對象也傾注了更為冷靜和深入的思考，具體作品有《還魂草》《火》（第三部）、《憩園》《第四病室》等，到1946年底完成《寒夜》，這種變化逐漸走向成熟。尤其以《寒夜》《憩園》為代表，巴金把自己對舊時代小人物的復雜性的理解，深刻地融入了作品中。無論是坐吃山空的地主寄生蟲楊夢癡，還是從自由戀愛結合到在貧病交困中解體的汪文宣曾樹生夫婦，巴金都寄予了深刻的反思和同情。

1949年前后，中國文壇又經歷了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文人遷徙流動，有的隨國民黨去了臺灣，有的選擇出國或者滯留香港，而巴金則懷著復雜的心情和對新社會的期待留在了大陸。1949年7月，巴金應邀出席了中華全國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面對來自全國各地參加會議的新老面孔，感受著一股朝氣蓬勃的時代氣息。新的時代真的要到來了。懷著復雜且激動的心情，更多的是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巴金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誠摯的短文《我是來學習的》，他說：“第一，我看見人怎樣把藝術和生活揉到一塊兒，把文字和血汗調和在一塊兒創(chuàng)造出來一些美麗、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國的靈魂就從它們中間放射出光芒來”。“第二，好些年來我一直是用筆寫文章，我常常嘆息我的作品軟弱無力，我不斷地訴苦說，我要放下我的筆。現在我發(fā)現確實有不少的人，他們不僅用筆，并且還用行動，用血，用生命完成他們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過無數的人，喚起他們去參加革命的事業(yè)，它們教育著而且還要不斷地教育更多的年輕的靈魂”。“第三，我感到友愛和溫暖”。這種心態(tài)成為巴金文學與生活道路上的新轉變。此后，他試圖通過實際的參政活動，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yè)貢獻自己的力量。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上半年，巴金先后擔任了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文聯主席、作協上海分會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大會代表等一系列重要職務，也多次代表中國作家出國訪問、參加會議，并主編了《收獲》等至今仍影響巨大的文學刊物。在50年代，巴金曾兩度赴朝鮮采訪，他把自己在朝鮮的見聞寫成散文或小說結集出版，代表作有《英雄的故事》《明珠與玉姬》《李大?！返?。

十、噩夢

1955年5月起，《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等一系列“揭發(fā)”“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文章。在這次聲勢浩大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巴金也被迫參加“戰(zhàn)斗”，先后發(fā)表了《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等批判文章。在晚年回顧這段歷史時，巴金為自己當時所作的文章感到深深的懺悔和羞恥，并沉重地認識到“被迫”和“跟風”并不能成為自己屈服的借口。其實巴金自己的處境也不容樂觀，1958年起，巴金陸續(xù)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評。他在《文藝報》上發(fā)表的《法斯特的悲劇》被批判為“忽略了共產黨員叛黨的重大事件”；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后，以姚文元為代表的極“左”分子指責巴金的作品“不利于無產階級思想占領陣地”。巴金早期作品中的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等都成了批評對象。巴金感到了極大的恐懼，他一方面承認自己過去的作品存在思想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認為在當時特定的環(huán)境下，他的作品和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然而這種相對客觀理性的思考，并沒能夠堅持到“文革”中去。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作協上海分會被斗爭的對象有批評家葉以群、孔羅蓀，以及作家王西彥、魏金枝、師陀等人。巴金雖然還未被列入批斗名單，卻已經感到大禍臨頭。1966年10月，巴金成了正式的“審查對象”，被關進上海作協二樓的資料室里，此時的巴金已經年過60，除了被批斗，還要每天交代“罪行”，接受懲罰性的勞動?！拔幕蟾锩逼陂g，紅衛(wèi)兵闖入巴金家中抄家，并用銅頭皮帶打傷了蕭珊的左眼。1972年7月，蕭珊被診斷為腸癌，巴金因身在干校勞動，無法陪同蕭珊。而蕭珊由于身份問題也無法得到很好的救治。蕭珊的離世成為巴金心靈上永遠的傷痛。蕭珊的骨灰在龍華火葬場寄存了三年后，巴金將其取回家，一直至巴金逝世都從未與之分開。

“文革”中，巴金受盡了屈辱的批斗會，就連自己被批斗的大會上，他也要高喊“打倒反動作家巴金”的口號?？吹缴磉叺呐笥岩粋€個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想到自己噩夢般的處境，這一切都成為巴金一生中無法彌補的痛苦。但在受難期間，巴金仍不忘作為一個文學家的職責，“文革”后期，巴金相對獲得了一些“自由”，他在家中潛心翻譯赫爾岑的巨著《往事與隨想》，并背誦但丁的《神曲》，以勉勵自己。

十一、天鵝之歌

1976年“文革”結束后，巴金也結束了噩夢般的十年。巴金深深地感到，在經歷磨難后，除了批判“四人幫”、否定“文革”之余，更應深刻檢討人們在這場浩劫中表現出來的人性中軟弱、丑陋的部分。在這樣的動機下，1978年12月，巴金開始著手寫作“文革”以后最重要的作品——《隨想錄》，這對一位古稀老人來說并非易事。從1979年編印《隨想錄》第一集起，到第二集《探索集》、第三集《真話集》、第四集《病中集》、至第五集《無題集》完稿，共耗時七年零九個月，共計40余萬字。寫作過程中巴金因為生病和其他原因，不僅造成了進度的延緩，更給寫作本身帶來了困難。然而巴金仍然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自己承諾的這部巨著?！峨S想錄》著重審視了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對種種事件的看法。作為“文革”的受害者，巴金把自己也擺在了責任者的位置上，主動反省了自己在這場災難中的責任。他清晰地意識到，如果“文革”僅僅是幾個人發(fā)起，而沒有響應者來推動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至于發(fā)展至禍國殃民的程度。正是因為人性中的軟弱、自私和欲望，才導致了“文革”中勾心斗角、相互迫害的慘象。所以，人們只有堅持獨立思考、明辨是非、不盲目跟風，才能避免悲劇重演?！罢f真話”是《隨想錄》中巴金反復強調的一種態(tài)度，在幾十年大起大落的政治經歷中，巴金意識到這種誠實的精神尤為重要?！峨S想錄》以其獨特的自我批判立場，寄托了巴金反思歷史和警醒當下的苦衷，作品中也有很多文章是根據寫作時的文化環(huán)境對“文革”遺留問題的討論，以及巴金為堅持“說真話”而對一些文藝作品、文藝政策的討論。《隨想錄》出版后，又一次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與討論，這部巨著先后由香港三聯書店、北京三聯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種版本，成為出版界和文學界中的一個奇跡。

1979年起，巴金重新以中國作家的身份多次出國訪問。巴金先后出訪法國、日本、瑞典，受到國外讀者和文學界的熱烈歡迎。80年代以后，巴金的文學貢獻在國際上也越來越被重視，他本人也因此獲得了多項國際榮譽：如獲得意大利但丁國際獎、法國榮譽軍團指揮官勛章、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至此，巴金所獲得的種種榮譽，真實反映出巴金的文學成就和人文精神所達到的高度。

巴金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貢獻——籌建現代文學館。巴金的這個想法一經提出，便得到眾多文藝界人士的支持。1981年10月13日，由巴金、冰心、曹禺、嚴文井、唐弢、王瑤、馮牧、孔羅蓀、張僖等組成的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成立。經過4年的籌備工作，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西郊萬壽寺西院正式建館，巴金先后將自己的稿費、藏書、手稿以及保存的其他作家的手稿和書信等珍貴資料捐給現代文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成，使得中國現代文學中許多珍貴的資料得以保存，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和發(fā)展，更有著極為深遠的意義。

十二、魂歸大海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華東醫(yī)院逝世。同年11月25日是巴金102歲誕辰，當天由巴金的子女李小林、李小棠捧著父親和母親的骨灰盒，來到長興島附近的東海，把兩人的骨灰一同撒入了大海，巴金終于和蕭珊團聚了。

巴金在他漫長的生命歲月里，以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橫跨小說、散文、雜文、翻譯、編輯出版等多個領域，為世人留下了諸多作品，先后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十四卷）、《巴金全集》（二十六卷），而其他作品的單行本、選集本更是不計其數。巴金用自己的作品，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樹立了一座偉大的豐碑。巴金還是一位享譽國際的作家，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不斷有研究巴金作品的著作問世，如今，巴金研究在國內外都已成為一門顯學。與此同時，巴金故居、巴金研究會等一系列圍繞巴金研究的組織、機構也在有條不紊地運行，在巴金研究的道路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參考文獻

[1] 李存光. 巴金傳[M]. 北京：北京十月文學出版社，2000.

[2] 徐開壘. 巴金傳[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3] 陳漱渝. 我不愿給拖進“三十年代口號之爭”里面——對巴金一封信的闡釋[J]. 書屋，2010（5）：4－13.

[4] 唐金海，張曉云. 巴金年譜（上、下卷）[M]. 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

[5] 陳思和，李輝. 巴金論稿[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6] 陳思和. 人格的發(fā)展：巴金傳[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 周立民. 巴金畫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8] 周立民. 巴金的似水流年[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

[9] 胡景敏. 巴金《隨想錄》研究[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10] 巴金. 巴金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1] 張慧珠. 巴金創(chuàng)作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8.

[12] 李存光. 巴金研究資料（上、中、下）[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13] 于德全. 巴金與世界語[J]. 通化師院學報，1996（3）：41－44.

(1)　劉天藝，復旦大學文學博士，青年批評家。主要從事文學評論、小說創(chuàng)作。

(2)　李存光：《巴金傳》，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第67頁。

(3)　《凡宰特致本社黑浪同志信》，《平等》月刊第1卷第4期，1927年10月。

(4)　《最后一頁》（記者），《小說月報》第20卷第4號，1929年4月10日。

(5)　《〈滅亡〉作者底自白》，《開明》第22期，1930年4月。

(6)　《寫作生活的回顧》，《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開明書店，1936年2月。

(7)　《旅途隨筆〈序〉》，生活書店，193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