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與軍中是非顛倒

咸豐四年（1854）正月，身為團練大臣的曾國藩奉旨不能專顧湖南，須通籌全局。數次詔書催促下，從衡陽起程，會水陸二師于湘潭，發(fā)布《討粵匪檄》，誓師東征。

湘軍的實力為陸勇五千人，以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玫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為營官，塔齊布為諸將先鋒；水師十營，分前后左右中，以禇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為營官，禇汝航為各營總統(tǒng)。合夫役在內共計一萬七千余人。

這是一支奇特的軍隊。營官中有好幾位知縣：湘鄉(xiāng)知縣朱孫詒、平江縣知縣林源恩（1856年戰(zhàn)死于撫州）、善化縣知縣李瀚章（李鴻章的大哥、奏調辦理糧臺）、耒陽縣知縣陳鑒源（隨營辦事）及禇汝航（廣西候補同知，1854年戰(zhàn)死于岳陽）、夏鑾（廣西知縣，1854年戰(zhàn)死于岳陽）。一位縣教育局長儲玫躬，系武陵縣訓導（1854年戰(zhàn)死于寧鄉(xiāng)），二位諸生是彭玉麟、曾國葆。有三位鄒姓營官，其中兩位是地理學家，鄒漢章（1861年戰(zhàn)死）、鄒世琦（鄒漢章之侄），他們和鄒漢勛（地理學家，已隨同江忠源出征，1854年戰(zhàn)死于安徽）同屬于新化輿地世家；另一位鄒壽璋是長沙縣監(jiān)生（1863年病死浙江軍中）。還有一位商人，胡嘉垣。胡作霖、龍獻琛身份不明。武人出身的只有塔齊布（游擊兼參將銜）、周鳳山（守備）、楊載福（千總，后改名楊岳斌）、諸殿元（守備）、楊名聲（千總）、成名標（守備）。其中塔齊布很快就由一個游擊被保舉成副將、總兵，曾國藩上折奏事，還把他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成了曾國藩最好的擋箭牌，很多時候就避開了與湖南巡撫一起聯名上奏。

誓師東征至岳陽后，貴州道員胡林翼率所部黔勇加入。值得注意的是，曾經在湘鄉(xiāng)縣訓練團練的羅澤南、李續(xù)賓、王錱、劉蓉、郭嵩燾都沒有隨營出征。羅澤南、李續(xù)賓二營留駐衡陽，王錱自樹一幟被駱秉章派調先往湖北黃州。

這樣的人事布局，顯然是曾國藩有意安排的，是欲另起爐灶，擺脫團練局限，自己完全掌控軍隊的表現。

咸豐四年（1854）四月，曾國藩給在家的四位弟弟寫了一封信，這是一封向來不為研究者所重視的信。

信中首先談到四弟國潢：

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為人所難學。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為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弟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凌物誚澄，澄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郁而成內傷，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后，即聽其在家養(yǎng)息，不催其仍來營中。

信中談到的背景是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至岳陽，遭受大敗，不得已退保長沙；三月，太平軍攻破湘潭，湘軍大勝；四月初二，曾國藩親率水陸湘軍，在靖港遭遇慘敗，開仗僅半頓飯工夫，陸勇潰敗，水勇也紛紛逃竄，“二千余人，竟至全數潰散，棄船炮而不顧，深可痛恨！”曾國藩氣得當場投水。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不免肝氣太躁，動輒與人多有不合，辦事多不能成。

得知這種情況，曾家差不多全家出動。

連他那秀才父親，也寫信指點曾國藩，“訓誡軍中要務數務”，小至營中吃飯要早，大至扎營、調軍、陣法。大弟國潢亦來長沙幫忙。

曾國潢看到大哥如此境遇，自然也肝氣火旺，盡管他的用意是好的，卻反而為曾國藩添了許多口舌爭端。

因此，曾國藩便打發(fā)曾國潢回鄉(xiāng)下。這封信談的正是這件事。接下來，曾國藩又談到官場中的事：

王璞山之驕蹇致敗，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xiāng)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余深惡之。余與中丞、提軍三人會銜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將折稿看過，后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璞山之假勝仗添入。發(fā)折后，始送稿來畫，已無可如何，只得隱忍畫之。朱石樵在岳州戰(zhàn)敗逃回，在寧鄉(xiāng)戰(zhàn)敗，逃奔數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寶慶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

這里曾國藩提到三件事：

一是王錱之戰(zhàn)敗是由于驕橫所致，然后還敢虛報戰(zhàn)功。

二是湖南巡撫幕僚左宗棠代寫奏折，并擅自作主將王錱的假勝仗添入。

三是朱孫詒多次戰(zhàn)敗逃回，竟然還升任寶慶知府。湖南官場對曾國藩責備自己手下營官朱孫詒還不以為然。

曾國藩面對這些事，竟然無可奈何。堂堂湘軍大帥，為何對這些事無力駕馭？說起來，就是因為其無職無權，空有一個統(tǒng)帥名號，受制于湖南官場。而湖南官場竟然顛倒是非，全然沒有把他當作一回事。“客寄虛懸”四個字的滋味，曾國藩是真正領受到了。這就是后來曾國藩兄弟始終刻意與湖南官場保持距離的關鍵原因之一。他告誡弟弟們，“學為和平，學為糊涂”。只不過，以老九為代表的弟弟們不僅沒有“學為糊涂”，反而一個個更加棱角分明。

他進而得出一條結論，天下大亂，必先由是非不明、黑白不分開始。

1.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19），岳麓書社，1987年，第249頁。

2.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19），岳麓書社，1987年，第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