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城的起建

追溯蘇州城市史，應該從壽夢說起。

壽夢相傳是仲雍十九代孫，乃去齊之子，名乘，又稱孰姑，公元前五八五年繼位。在吳國史上，他第一個稱王，也是從他開始，吳國才有明確的紀年?！妒酚洝翘兰摇氛f：“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庇终f：“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于是始通于中國?！眽蹓粼谖欢迥?，公元前五六一年卒?！皦蹓粲凶铀娜?，長曰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壽夢時代的吳國都城在哪里？一說仍在梅里，張守義《史記正義·吳太伯世家》說：“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币徽f壽夢已別徙，《世本·居篇》說：“吳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句吳。”孰哉即仲雍，藩籬即梅里，意謂仲雍之居在梅里；孰姑即壽夢，則已徙句吳?！妒酚浾x》和《世本》的“句吳”是同一概念，司馬貞《史記索隱·吳太伯系家》說：“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語之發(fā)聲，猶言‘於越’耳?！笨芍熬鋮恰奔磪?。今本《吳越春秋·吳太伯傳》說：“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馀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薄笆牍冕憔鋮恰边@句話，重在一個“徙”字，意謂壽夢已徙置都城，但仍在吳“外郭三百馀里”的范圍內。或說壽夢所徙都城在胥湖口，翁澍《具區(qū)志》卷五引《圖經》：“吳王壽夢故城在胥湖口?！瘪愫翘|岸五灣之一，《史記正義·夏本紀》引顧夷《吳地記》：“胥湖在胥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回五六十里，西連太湖?！碧扑螌W者也多壽夢徙都的記載，陸廣微《吳地記》記了三條，一、“其后至壽夢，始別筑城為宮室，于平門西北二里”；二、“夏駕湖，壽夢盛夏乘駕納涼之處，鑿湖池，置苑囿，故今有苑橋之名”；三、“都亭橋，壽夢于此置都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壽夢時，楚大夫申公巫臣適吳，卒葬于吳，樂史《元和郡縣志》卷九十一引《郡國志》：“申公巫臣冢亦在西南齊門?！敝扉L文《吳郡圖經續(xù)記》卷下引《圖經》：“巫臣冢在將門外?！币陨弦奶岬降摹捌介T”、“夏駕湖”、“苑橋”、“都亭橋”、“齊門”、“將門”，當按地名隨遷之例，都不在今蘇州城范圍內。又，昆山故城亦壽夢所筑，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十六說：“昆山縣，本秦漢婁縣，其城吳子壽夢所筑?！?/p>

一九九二年，滸關真山大墓被發(fā)現，陸續(xù)進行考古發(fā)掘。其中大真山頂的春秋墓葬，封土高厚，墓室寬大，葬具為七棺二槨，并由玉面飾、珠襦、玉甲飾和陽具飾組成玉殮葬?！抖Y記·禮器》說：“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如此規(guī)格的墓葬，與曲村北趙晉侯墓、壽縣蔡侯墓的級別幾乎相等，當是春秋中后期諸侯王墓葬。據蘇州博物館《真山東周墓地》推斷，墓主惟有壽夢?！蹲髠鳌は骞辍酚浀溃骸扒?，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如此則壽夢已徙都今蘇州無疑矣。

如果以壽夢徙都作為蘇州城市史的起始，至今已有兩千六百年了。

壽夢卒，長子諸樊繼位。《世本·居篇》說：“諸樊徙吳。”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吳太伯世家》也說：“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边@是壽夢之后又一次擴建都城，如果說壽夢都城在胥湖口，或因城址占地狹窄，或因自然環(huán)境變化，諸樊將城郭的范圍向內陸擴大。諸樊卒，又歷馀祭、馀眜，馀眜卒，傳其子于州，即僚。自諸樊至僚的都城，沒有徙移的文獻記載。就僚時的情形來說，這個都城已有一定規(guī)模，市場交換頻率較高，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市正。伍子胥出奔至吳，在吳王僚五年，《越絕書·荊平王內傳》說：“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發(fā)，乞于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于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發(fā)，乞于吳市三日矣。’”又，今本《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記了兩個故事，一是刺客要離為取信慶忌，“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于市”。二是闔閭女滕玉死后，“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fā)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這兩個故事都發(fā)生于闔閭即位后不久，吳大城的營造，或未開始，或尚在建設之中，吳國的政治中心仍在僚的舊都，當時居民的聚集和市場的規(guī)模，由此可見一斑。

公元前五一四年，諸樊之子（一說馀眜庶子）公子光用專諸為刺客，弒僚而篡奪王位，號為闔閭。闔閭登阼不久，就計劃新造大城，這應該是在諸樊至僚的故城基礎上進一步向內陸擴大，規(guī)模更巨，增筑更多，軍事防御功能大大加強?！妒酚洝ぶ倌岬茏恿袀鳌氛f：“夫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边@座大城，史稱吳大城、闔閭城、闔閭大城、吳越城等。

這座大城的坐落，不見先秦文獻記載，至《越絕書》才提到它的所在，只是說得比較隱晦，容易被忽略。一是《計倪內經》說越王勾踐問計于計倪：“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眲t吳大城在山林之中，并非今蘇州城之坐落平原。二是《外傳記軍氣》說：“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薄拔鹘奔瘩憬瑱M貫吳大城。《書·禹貢》有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碧拼鷮W者才具體落實“三江”，陸德明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顏師古以北江、中江、南江為三江。從地理形勢來看，胥江古稱“西江”，也頗為合理。正德《姑蘇志》卷十說：“三江之外，其支流一派，東出香山、胥山之間，曰胥口?！弊韵惹刂帘彼?，這條水道并無胥江之名，先秦稱西江，至唐仍稱西江，衛(wèi)萬《吳宮怨》云：“君不見吳王宮閣臨江起，不卷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里。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上起黃塵。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蹦﹥删浜蟊焕畎淄等?，寫入《蘇臺覽古》。韋應物《游靈巖寺》則云：“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蓖踅ā栋桌偢琛芬嘣疲骸梆^娃宮中春日暮，荔枝木瓜花滿樹。城頭烏棲休擊鼓，青娥彈瑟白纻舞。夜天曈曈不見星，宮中火照西江明。”唐人又稱西江為西塘，張籍《送陸暢》有云：“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蔽魈林掷m(xù)甚久，明初孫蕡《西塘圖為姑蘇吳隱君題》有云：“太湖三萬六千頃，蕩漾咫尺閶門云。姑蘇臺荒煙樹綠，下著詩翁數椽屋?！奔s兩宋時，方有胥塘、胥江、胥溪之稱。這條水道由“西江”逐漸衍變?yōu)椤榜憬?，與伍子胥故事的深入人心不無關系，在地名變遷史上是個典型例子。

木瀆胥江　攝于一九二〇年代

至于明確表達吳大城即今蘇州城的說法，則已在唐代中期，杜佑《通典·州郡十二》說：“蘇州，春秋吳國之都也?！睆埵毓?jié)《史記正義·吳太伯世家》說：“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胥筑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眲⒘甲ⅰ秴嵌假x》也說：“吳都者，蘇州是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持此說。自此以后，這個說法遂成正統(tǒng)。但在唐代，亦未得到普遍認同，如白居易《東城桂三首》小序就說：“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敝苣侠稀洱R云樓記》說：“按樂天賦東城桂，謂古都在蘇東地，已廢而為樵刈之場，是樂天已不詳為吳之故宮矣。蓋世事綿邈，文獻不足，雖則陵谷之變遷，不可得而識者多矣，獨宮室也乎哉?！卑拙右字f，大概緣于甫里闔閭浦的吳宮故實，陸龜蒙亦有《問吳宮辭》。

雖然吳大城即今蘇州城之說，居正統(tǒng)地位，但吳大城在今木瀆一帶，則故老相傳，悠悠千載。如朱長文《吳郡圖經續(xù)記》卷上說：“流俗或傳吳之故都在館娃宮側?！焙槲洹短K州府志》卷四提到“闔閭都”時引《崇德縣志》：“吳之國都，今平江木瀆。”清初葛芝《游仰天塢記》說：“徐山人指示舊城之基，始知吳王建國，連山跨谷，俯瞰太湖，故相傳響屧、玩花、采香諸跡不越數里內。今去郡城約三十里，遷筑之日未知何代，吾安知數百年之后不更改卜于是耶，人世推遷，何常之有?！逼劣诮?，田野考古學者還發(fā)現不少傳說和諺語，類如“先有木瀆鎮(zhèn)，后有蘇州城”、“先有長崗浪，后有蘇州城”、“拿下白鶴頂，敗了蘇州城”等，佐證了這一說法。

在其他文獻記載中，也可看到吳大城在今木瀆一帶的證據。

先從吳大城外來說?！蹲髠鳌ぐЧ吣辍氛f：“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陣?！薄秴强ぶ尽肪戆擞涶汩T外有越城，“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筑此城，以逼之，城堞仿佛具在。”越城遺址在今石湖東岸，所逼之“姑蘇”，指姑蘇臺，正在對岸，即今越來溪西橫山一線之后。如果吳大城在今蘇州城，則不可能于此相持。又，《國語·吳語》記伍子胥將死，留下遺言：“以懸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薄妒酚洝翘兰摇芬嘤涀玉銓⑺溃z言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史記正義·吳太伯世家》引《吳俗傳》：“子胥亡后，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筑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痹杰娮浴皷|南入”，那吳大城必在越來溪西，“懸吾目于東門”才說得通。又，《吳郡志》卷五十引《吳地記》：“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居肿啵骸硶r已至，令臨頓?！瘏擒娧缭O之處，今臨頓是也。”憩橋、臨頓均在今蘇州城內，如果“出城十里”，惟吳大城在橫山之西才合符，如果大軍尚未出城，就要憩歇、臨頓，豈非笑話。

再從吳大城內來說。據《國語·吳語》記載，吳王夫差十四年，“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昭注：“郛，郭也?！薄按笾?，王舟；徙，取也?！眲t姑蘇臺在郭內；“大舟”當在太湖近岸，則其郭臨湖也。吳王夫差二十三年，“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韋昭注：“王臺，姑蘇?！庇肿C以姑蘇臺在郭內?！对浇^書·外傳記吳地傳》說闔閭“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闚百姓”，“中闚百姓”則又得一證。同書又說：“闔廬之時，大霸，筑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庇帧短接[》卷四百八十六引《吳越春秋》：“越伐吳，吳王率其賢良投于胥山，越兵大至，圍吳三重?！眲t胥山在郭內，山有小城，曾徙治于此?！对浇^書·外傳記吳地傳》又說：“放山者，在莋碓山南，以取長之。莋碓山下，故有鄉(xiāng)名莋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陵鄉(xiāng)?！鼻g碓山即今獅子山，則獅子山南一帶亦在郭內?！秴强ぶ尽肪硎逡墩碇杏洝罚骸皡俏鹘缬腥A山，可以度難?！眲t華山亦當在郭內。

更重要的是，今蘇州城平面呈矩形，規(guī)制整齊，但在漢之前，并無如此中規(guī)中矩的禮儀性城市?！吨芏Y·夏官司馬》說：“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薄叭粼於家孛?，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薄豆茏印こ笋R》也說：“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guī)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眳嗡济恪断惹厥贰返谑绿岬疆敃r城郭制度時說：“城版筑所成，城之外為郭，亦曰郛，則依山川形勢為之，非如城之四面有墻也。”吳大城即呈不規(guī)則形，據《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記載，“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郭中有吳小城、東宮、路西宮、伍子胥城?！皡切〕侵苁铮湎聫V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皷|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這種形式，合乎春秋都城的一般規(guī)律。

再從今蘇州城內的考古發(fā)掘來說，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各段城墻都發(fā)現夯土層，出土墓葬和器物，當是早期城墻的建筑遺跡，但其年代不早于東漢。惟二〇〇五年發(fā)掘平門一段城墻時有意外發(fā)現，出土戰(zhàn)國遺址一處、漢代夯土城墻一段、六朝墓葬兩座?！镀剿穆防修D站搶救性發(fā)掘簡報》說：“發(fā)現漢代城墻疊壓戰(zhàn)國時期的黃土層，后經進一步發(fā)掘，發(fā)現黃土城下有夯窩現象，在黃土層下發(fā)現戰(zhàn)國時代的器物，其下為生土?！逼魑餅楹谄ぬ展蓿鳖i，肩有雙貫耳，底有三乳足，明顯帶有戰(zhàn)國時代的特征。在其上層出土“一些幾何印紋陶片、紅褐色夾砂陶片、黑皮軟陶及原始瓷片。幾何印紋陶中的麻布紋，規(guī)整的小窗格紋、小席紋以及黑皮軟陶的出現等都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特征，這幾層人工堆筑的層位應屬戰(zhàn)國春秋時期”。這一發(fā)現固然很重要，但這僅是一個點，應該是遠離都城的軍事性堡壘，或貴族集團的副食品基地，或居民聚落所在，漢代筑城時利用了這段夯土堆筑。

靈巖山前　攝于一九一〇年代

一九八九年，蘇州博物館錢公麟在《東南文化》第四、五期合刊發(fā)表《春秋時代吳大城位置新考》，這是第一次綜合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對吳大城坐落在今木瀆一帶的推論。首先，錢公麟對《越絕書》和今本《吳越春秋》的性質作了分析，認同陳橋驛等學者的觀點，即今本《吳越春秋》依傍《越絕書》，《越絕書》則是東漢人輯錄增補戰(zhàn)國人的著作，保留了一些接近吳大城原貌的材料。其次，梳理了《越絕書》關于城郭的記載，認為與“現在的蘇州城并非是同城”。其三，推演了《吳郡圖經續(xù)記》中“流俗或傳吳之故都在館娃宮側”這句話的延伸意義，“在這一帶，如以靈巖山為起點，依順時針走向次第有金山、何山、獅子山、索山、橫山、橫塘、走狗塘、荷花蕩、上方山、七子山、堯峰山、清明山、胥口、香山、穹窿山、五峰山，濱太湖，扼要沖，山環(huán)水抱，形成一處環(huán)狀的半封閉式的天然屏障”。其內圍長度與《越絕書·外傳吳地傳》說的“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相吻合。他的結論是，靈巖、姑蘇、胥山之間的盆地，土地廣闊而平坦，交通便利，可以四達，內受三個制高點的控制，外有天然屏障即郭的保護，很有可能就是吳大城所在。

二十年后，錢公麟的推論得到了驗證。二〇〇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在這一地區(qū)進行考古調查和發(fā)掘，證實在木瀆一帶的山間盆地內，存在著一座春秋時期具有都城性質的大型古城。

木瀆春秋大城遺址，正在靈巖山、大焦山、天平山、天池山、五峰山、硯石山、穹窿山、香山、胥山、堯峰山、七子山等山脈所圍成的盆地內，總面積約二十四平方公里?？脊糯_認了南北兩處城墻、南北兩處水門遺跡、部分城內外水系、小城、土墩，以及多處商周時期遺址。這座大城依托自然而建，山水環(huán)繞，面積廣袤。在城址之外的更大范圍內，分布著眾多不同規(guī)模的聚落和不同等級的墓葬，構成了以都邑為中心的聚落群體。

大城遺址呈不規(guī)則狀，城墻大致沿盆地邊緣分布。南北兩道城墻相距約六千七百二十八米，城墻外側均有城壕，經由水門連通城內外水道。

南城墻在今胥口新峰村一帶，坐落胥山和堯峰山間山口的北側。城墻總體呈東西走向，總長約五百六十米，現存寬度十五至四十五米。西側有一豁口，兩側城墻分別向南延伸，城墻北側有城壕，總長約八百五十五米。城壕西側部分呈南北向，或許由南通向太湖。這些遺存構成“兩墻夾一河”的布局。河道內堆積層中，出土有印紋陶片、瓦片、銅鏃、原始瓷碗、陶缽、木構件等，使用年代為春秋后期。從布局結構來看，城墻、人類活動面和古河道三種遺存位置相近，走向一致，彼此有著密切的聯系，構成一組同時期修建、功能密切相關的遺存，可以初步推斷為水門遺跡。

北城墻在五峰山、大焦山之間的山坳中。城墻呈曲尺形，東南側起自獅子口山下，向西略偏北方向延伸，又折向西，一直向五峰山延伸，總長約一千一百五十米，寬度在二十米至二十六米，高于地面約零點五至三米。城墻外側（北側和東側）分布著一周城壕，城壕與城墻走向一致，平均寬度約十五米左右，總長約一千零五十米。在城墻堆筑層中出土的陶片、石器等，最晚屬戰(zhàn)國時期。在城墻疊壓的地層中出土云雷印紋陶片，表明這段城墻的建造年代不會早于春秋晚期。

靈巖山前　攝于一九〇〇年代

大城的水系，除了南城墻水門遺跡外，在北城墻的兩處豁口也發(fā)現古河道遺跡，且河道入城后，均沿原有方向繼續(xù)延伸。在新峰段城墻東南還發(fā)現大片自然水面，北側與城墻平齊，南側或通向太湖。這一發(fā)現，為考察大城選址的自然因素提供了依據。

天平山前　攝于一九〇〇年代

小城遺址在香山東麓，坐落胥口合豐村的仇家村和下場村兩個自然村，故今稱合豐小城。小城大致呈抹角長方形，南北長約四百三十米，東西寬約四百六十米，面積約十九萬平方米。小城北側和東側地面上仍存在部分長條形土墩，應該是城墻的殘留，總長約六百米。城墻外側有寬約十米、深約二米的壕塹環(huán)繞。結合以往的考古發(fā)掘，推斷小城的始建年代，約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

大城遺址內，尚存土墩遺址二百三十五處，較集中地分布在五峰、新峰、廖里、合豐等地。土墩形狀不一，高度不一。在不少土墩堆積中采集到春秋后期至戰(zhàn)國的幾何印紋陶片、原始瓷片等，結合南水門河道出土的板瓦殘片、木構件等，可認定城內有春秋后期至戰(zhàn)國的大型建筑基址。

經考古發(fā)掘，發(fā)現大量漢墓，部分已作清理。這些墓葬的年代，自西漢早期延續(xù)到西漢晚期，有成對并穴合葬，墓葬方向有南北向、東西向，東西向多于南北向，隨葬品的陶器，基本組合為壺、罐，也有單獨隨葬小陶壺的現象。這些漢墓的發(fā)現，說明這座古城至西漢晚期仍較繁榮，人口密集，氏族制度完善，還有相當的市場交易頻率。

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的聯合考古隊，繼續(xù)對木瀆大城進行考古發(fā)掘和調查。據《考古學報》二〇一六年第二期《蘇州木瀆古城二〇一一——二〇一四年考古報告》介紹，歷經數年，對大城的范圍、年代、布局、性質等有了更明晰的認識。

大城坐落山間盆地，北側為靈巖山、大焦山、獅子山、杈槍嶺、五峰山、博士嶺、王馬山等組成的“幾”字形山地，西側為穹窿山、香山，南側為清明山，東側為堯峰山、鳳凰山、七子山、上方山等。城址四圍山勢陡峭，構成天然屏障，僅能通過五處山口與外界溝通。五處山口，除西北側的藏書鎮(zhèn)山口未進行考古勘探外，其馀山口均發(fā)現城墻或小型城址等防御設施。在西南側香山和清明山之間是胥口，胥江由此山口經過，外通太湖，橫穿城址，而清明山南麓發(fā)現的千年寺小城，正扼此要津；在東南側清明山和堯峰山之間的山口內側，即為新峰城墻所在；在東側越來溪兩岸，有吳城、越城夾河相持；在北側的五峰城墻，則橫亙五峰山和杈槍嶺之間的山口。因此，大城有可能未構筑完整的城墻，而是利用山口構筑防御設施，以周邊的山體為天然城墻，從而形成較完備的防御體系。在大城周邊發(fā)現一定數量的戰(zhàn)國遺存，特別是千年寺小城，顯示了它在當時的拱衛(wèi)作用。城外西北隅的善山戰(zhàn)國墓，出土器物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征，可能與楚滅越有一定關系，同時證明大城在戰(zhàn)國晚期仍在延續(xù)。大城內遺存分布呈現聚落散居的特點，遺存較集中地分布在五峰、新峰、合豐、廖里四處，而城址的其他區(qū)域，則極少發(fā)現同時期的遺存。大城內外，發(fā)現大量西漢墓葬，至今尚未發(fā)現東漢墓葬，這說明西漢時期大城的鼎盛，而大城的沿襲，一直要到西漢晚期。

綜上所述，合豐小城乃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高等級遺存，則在壽夢之前，那里已有吳人聚落。至壽夢徙都，以此為城邑，即《圖經》所謂“吳王壽夢故城在胥湖口”之說。至闔閭時代，出現更大規(guī)模的城址，即木瀆吳大城，按《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說的“闔廬之時，大霸，筑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則整個大城呈“西城東郭”格局。許宏《大都無城》引楊寬語：“西周初期的東都成周，開創(chuàng)了西面小城連接東面大郭的布局。這種西城東郭的制度，是以西方為上位而東向的‘坐西朝東’禮制在都城規(guī)劃上的反映，后來不但被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先后采用，而且也被秦都咸陽和西漢都城長安沿襲下來?！惫八钠呷辏綔鐓?。公元前三七九年，越王翳徙吳，為越國都城。公元前三三三年，楚滅越。公元前二四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史記·春申君列傳》說：“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惫岸?，秦王政使王翦平定楚江南地，置會稽郡，《史記正義·黥布列傳》說：“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由此直至西漢晚期。也就是說，在胥口、木瀆一帶的吳國都城，前后持續(xù)約六百年。

獅子山前　攝于一九二〇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