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暗流涌動

在南下的教授、學者中，魯迅是獨特的一位。魯迅除了被通緝而需要南下外，也存在其他原因。盡管他無法明說，然而在《兩地書》(即給許廣平的信)中略有透露：“我來廈大，雖是為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及有些準備?！边@里不妨引用韓石山在《高長虹與魯迅的反目》一文中的說法：

魯迅當年離開北京，有人說是為躲避反動當局的迫害，有人說是為了投身南方火熱的斗爭。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離題太遠。其時“三·一八”慘案已過，段祺瑞政府垮臺，北京為奉系軍閥張作霖占據(jù)。魯迅既非共產(chǎn)黨人亦非國民黨人，并未從事什么實際的革命活動，也就談不上受反動當局的迫害。既是投身南方火熱的革命斗爭，就該去有革命策源地之稱的廣州，怎么要到偏遠的廈門？

不必諱言，魯迅當年的離開北京，主要原因是與許廣平的戀愛。不管怎么說，魯迅是有妻室的人，又不打算離婚，而許廣平是他的學生又不會甘心去做小老婆。這樣他倆要在北京結合就有許多不方便，最好的辦法只能是同去外地。正好林語堂邀請魯迅去廈門任教，許廣平大學畢業(yè)要回南方，兩人便同車離開北京，到上海后暫且分手，一個去了廈門，一個回了廣州老家小住。后來魯迅也去了廣州，再后來兩人又一同來到更適合他們居住的上海。未必全是事先的策劃，事出有因是明明白白的。

韓石山的說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他說魯迅與許廣平之事卻是事實。還有，只要讀過魯迅《兩地書》的人，都知道魯迅對廈門大學的校長林文慶是不滿的。過去有一種觀點，只要魯迅反對的就是不好的，只要魯迅擁護的就是對的。實踐證明，魯迅罵過的人未必都是壞人，正如季羨林所說：“今天，事實已經(jīng)證明魯迅也有一些話是不正確的，是形而上學的，是有偏見的?！币虼?，對林文慶半生坎坷、功績卓著是不應回避的。

林文慶(1869—1975)，字夢琴，原籍福建海澄，1869年10月18日(清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新加坡的一個華僑家庭。1887年，因?qū)W習成績優(yōu)異，獲得英女皇獎學金，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yī)學院。1892年獲得醫(yī)學內(nèi)科學士和外科碩士學位。以后，香港大學又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林文慶雖受英國教育，但對漢語也有較深的造詣，并熟諳閩、粵方言。他還精通馬來語、泰米爾語、日語等，被譽為“語言天才”。1899年，他作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中華女校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率先捐獻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黃端瓊也親自到女校任教。黃端瓊系老同盟會員黃乃裳之長女，受過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游歷、考察過英、美等國。1896年與林文慶結為伉儷后，積極支持并參與丈夫的社會改革事業(yè)。

1921年4月，陳嘉庚創(chuàng)辦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鄧萃英上任不久即辭職，陳嘉庚遂聘請林文慶當校長。廈大開學后，林文慶親自對學生進行英語口試，并將口試情況通報全省各公、私中學，對推動福建省外語教學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一直到1937年廈大改為國立，林文慶才辭職回新加坡。他在廈大任職16年，在廈門島上荒涼的一角，建立起一座規(guī)模宏大的學府，校內(nèi)設施、院系組織、課程設置以及教授的延聘，都參照歐美大學而改進，使廈大成為全國聞名的私立大學。1934年，陳嘉庚經(jīng)營的企業(yè)在世界經(jīng)濟危機的襲擊下宣告破產(chǎn)，廈門大學也瀕于關閉，林文慶毅然與陳嘉庚分憂，只身南渡，為大學籌募經(jīng)費，共得20萬元，使廈大度過難關。他用《大學》中的“止于至善”四個字作為廈大的校訓，以培養(yǎng)學生“人人為仁人君子”。1926年，廈大成立國學研究院，林文慶親自兼任院長，自稱“對于國學，提倡不遺余力”。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務之外，還從事儒家倫理的研究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著述活動。他喜愛屈原的《離騷》，并于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由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序出版。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編。他的主要著作有《從內(nèi)部發(fā)生的中國危機》、《東方生活的悲劇》和《新的中國》等。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廈門大學各種矛盾開始浮出水面。林文慶開始有所醒悟了：林語堂不僅把北京的文化名人請來，而且，林語堂的二哥林玉霖在廈大文科哲學系任副教授，弟弟林幽是文科外語系的講師，如果廈門大學變成了第二個北大或女師大，那是不堪設想的。當初林文慶不惜重金張羅人才，給每位教授的月薪是四百元，而當時北京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給每個教授的月薪大約是二百八十元到三百元左右，有時還欠薪。林文慶這樣做，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在學校管理方面，卻是嚴格的。如教師的生活方面，絕對不能浪費。規(guī)定一房間只能有一盞電燈，因為魯迅房間里有兩盞電燈，電工就非得摘走一只燈泡不可。這對于林文慶的學校管理來說也屬于正常，可魯迅就受不了。關于著作的印刷費問題，尤其是國學研究院的預算縮減，更使林語堂們出現(xiàn)不滿情緒。

1926年11月20日，林文慶以陳嘉庚橡膠業(yè)受到損失為借口，將國學研究院的辦公經(jīng)費由原來的5000元消減為400元。所以，原計劃出版的著作和刊物，就受到了重大的影響或被勒令停止出版。林語堂作為國學研究院的總秘書和文科主任，對此不能袖手旁觀。他找到林文慶，據(jù)理力爭?？闪治膽c給他的答復是：“現(xiàn)在校主橡膠業(yè)受挫，經(jīng)濟暫時困難，你我應當同心協(xié)力，共渡難關。校主當年辦校宗旨是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振興華族。說到救國，當然是科學至關重要。林先生是留洋博士，想必比我更清楚了。當此困難之際，國學研究，你看是否可以暫緩一步……”

后來，林語堂明白了，原來他們的辦公經(jīng)費被挪用到理科去了。理科主任劉樹杞，是學校的秘書，掌管學校的財權和后勤，是林文慶的得力干將。由于經(jīng)費遲遲不能落實，劉樹杞要林語堂把國學研究院的房子退出，說是本來應該歸理科的，他甚至逼得魯迅三次搬家，最后安排魯迅住在理學院大樓的地窖里?！笆刽斞笟獾媚康煽诖?，胡須盡翹起來”。林語堂也沒辦法，只好提出辭職！

11月25日，林文慶在國學院召開座談會，當他看到教授們的不滿情緒，而又難以收場時，只好取消了消減國學院國學研究經(jīng)費的決定。其實，早在10月20日，孫伏園已經(jīng)請假去廣州，聯(lián)系辦報了；10月27日，國學研究院主任沈兼士，也辭職回北京了。劉樹杞的刁難排斥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國學院自身“窩里斗”的問題，也是路人皆知。

林語堂非常贊佩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開放眼光，所以他在用人上，胸懷坦蕩。他舉薦了魯迅、沈兼士、孫伏園、章川島等語絲派的人，也容納了一些接近現(xiàn)代評論派的人，如顧頡剛、陳乃乾、潘家珣、陳萬里、黃堅、盧梅、黃梅等人。在林語堂看來，過去他與現(xiàn)代評論派的論爭，并非是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只是一些觀點和看法的不同，或僅限于作風、氣質(zhì)、趣味的差異。如果從私誼來看，林語堂與胡適過從甚密，林語堂也在《現(xiàn)代評論》上發(fā)表過文章，這就是林語堂的做人方式：私誼歸私誼，看法歸看法。但魯迅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他感到林語堂的做法是一種“糊涂”的表現(xiàn)。對于這一點，魯迅十分反感。魯迅與他們難以共事，所以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多次提到要離開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