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洞察朝中事

就在蔡元培已躍上大比之巔，遙看青云之路時，“蕞爾小國”日本，羽翼已豐，也像西方列強一樣，要用槍炮打開大清帝國的門了。此時的中國，又會用一種怎樣的姿態(tài)來面對？

蔡元培從小受到的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教育，而這場全方位的較量將要徹徹底底地改變中國，也使蔡元培的人生價值觀，以及人生的道路大為改變。

1894年下半年，蔡元培才到翰林院供職，開始了自己的京官生活。應(yīng)李慈銘之邀，他還成了李氏嗣子家的私家教師，為其講授《春秋左氏傳》。此外，李慈銘天津“問津書院”的課卷閱卷之事，也成了他的案頭工作。平日里，蔡元培便住在李宅。

7月25日，舉世震驚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持續(xù)了半年多的戰(zhàn)爭伴隨著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而結(jié)束，中國與日本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清政府不僅要賠償巨額賠款，還要割讓領(lǐng)土。

作為朝廷的官吏，蔡元培對戰(zhàn)爭的情況、結(jié)果自然清清楚楚。對于這樣的國之大事，他也只能感慨關(guān)懷，深思其原因。當(dāng)時的蔡元培是支持主戰(zhàn)意向的，即使知道《馬關(guān)條約》的消息，他仍然堅持：“依宋、聶諸軍，經(jīng)數(shù)十戰(zhàn)，漸成勁旅，殺敵致果，此其時矣?！笨墒乔逭畼O端腐敗，幾乎是無藥可救，這只能讓初出茅廬的翰林青年痛哭流涕罷了。

是年7月，蔡元培在《雜記》中寫道：“……二十七日報謂：日人已發(fā)哀美敦戰(zhàn)書，訂期于昨日十二下鐘開仗，據(jù)此，則中日已構(gòu)兵矣。此間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

同年10月，蔡元培為了支持主戰(zhàn)派，協(xié)同翰林院中一些有志之士共謀良策，他親筆給朝廷寫了奏章，名為《與文廷式等奏請密聯(lián)英德以御倭人折》，奏章中明確表明：敵情叵測，宜出奇計，以弭兵釁。

蔡元培等人告誡政府，如果只能和不能戰(zhàn)，則“和也不可恃，戰(zhàn)敗而遂和，則國必不復(fù)振”。

蔡元培在折中還引用了兵法中“善敗不亡”的名言，希望讓清政府清醒起來，從失敗中找到不足，轉(zhuǎn)敗為勝。

1895年，隨著中日甲午的戰(zhàn)敗，條約的簽訂，蔡元培難以掩飾心中的憤怒之情，在《雜記》中這樣記述：“上決與倭議和，和約十事。其大者，割臺灣，割奉天遼東以東，遵海而南至旅順，給兵費二萬萬，定七年畢給。倭人駐兵威海，歲給兵費五十萬。俟二萬萬畢給，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日伏禍機，韓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又言：“倭餉竭師罷，不能持久……依宋、聶諸軍，經(jīng)數(shù)十戰(zhàn)，漸成勁旅，殺敵致果，此其時矣。圣上謙抑，博訪廷議，而強臣跋扈，政府困茸，外內(nèi)狼狽，應(yīng)疑恫侶，以成場灶之計，聚鐵鑄錯，一至于此，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極大地刺激了整個中國，尤其像蔡元培這樣的敏感知識分子。他為清政府的無能痛哭，更為民族、為國家痛哭！

誠然，中國敗仗以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始于鴉片戰(zhàn)爭，但那個時候，國人普遍認為，這些都是科技的因素，國外的堅船利炮難以敵對。吃敗仗，割地賠款，也是無奈之舉。

囂張的日本，不但在戰(zhàn)爭上取得了勝利，也像其他列強那樣向中國開刀。

于是，國人在壓迫下驚醒了。蔡元培在《紹興推廣學(xué)堂議》中說道：甲午以后，中國睡而將醒。

甲午之后，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屈辱中的國人，尤其是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zé)”視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對過去進行深刻反思。

漸漸地，有識之士終于懂得打開國門看世界，以及富國強兵的道理。他們認識到，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也是造成中國落后的重要原因，“師夷長技以制夷”并不能徹底改變中國，政治的改變才是勢在必行的。

而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當(dāng)時有兩條路，一是堅持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主義道路；二是走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口號是“振興中華，挽救危局”。次年初，孫中山將總部設(shè)于香港，明確提出“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

這一口號的提出，直接表明了“興中會”反封建的革命性質(zhì)?？稍诋?dāng)時，“興中會”的思想并未得到廣泛接受，只是在少部分知識分子中流傳。

故而，改良主義應(yīng)運而生?？涤袨椤⒘簡⒊瑸榇淼奈煨缱兎ㄟ\動產(chǎn)生一定影響。而早在1888年，康有為就曾上書光緒帝要求變法，可當(dāng)時并未被批準。

1895年，《馬關(guān)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京城，此時，康、梁二人正逢會試。5月2日，他們二人聯(lián)同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請求變法，表明變法的重要性，倘若不及時變法，外國入侵會更加嚴重，人們的反抗也會日益增強。

光緒帝深受震動，也不愿作亡國之君，于是下令籌劃此事。1898年6月，光緒帝排除眾議，下詔變法。

可好景不長，是年9月，慈禧太后發(fā)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帝，而康、梁二人遂亡命日本，剩下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楊深秀，即為“戊戌六君子”，被殺于北京菜市口。至此，維新變法宣告失敗。

蔡元培對戊戌變法的態(tài)度固然贊許，他曾說過：“維新黨人，吾所默許。”可他卻并未參與其中，這又是何緣故？

他在《口述傳略》中解釋道：“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孑民與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關(guān)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復(fù)生君。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直至民國七年，為對德宣戰(zhàn)問題，在外交后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孑民即于九月間請假出京，其鄉(xiāng)人因以康黨疑之，彼亦不與辯也。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于不先培養(yǎng)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shù)人弋取政權(quán)，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

可見，蔡元培之所以未參加變法，原因有二：一是康、譚在炙手可熱之時，他“恥相依附”；二是他與改良派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這是蔡元培自己所說的原因，而非世人所想，他對康有為、梁啟超二人的為人不滿，他曾對梁啟超的《讀西學(xué)書法》批評道：“取《西學(xué)書目表》之識語演簡為繁……末篇立意本正面竄入本師康有為悖謬之言，為可恨也?！?/p>

蔡元培和康、梁二人有人格上的差異，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主張的不同，道路的不同。康、梁主張的是變法以強國之路，而蔡元培選擇的是以教育救國的道路。

加之變法失敗之后，六君子于北京被殺，而康、梁二人逃亡日本，蔡元培對他們的行為更是頗為不齒。

其時，身為京官的蔡元培，對朝廷也有了略微的感觸，無形中，他漸漸發(fā)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