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dá)”，是魏晉間名士們高自標(biāo)榜的一種風(fēng)范。譬如在兩晉之交，王澄、胡毋輔之等貴族子弟們縱放不羈，時人謂之“八達(dá)”。達(dá)，按其所指，是本從世俗的常規(guī)中超脫出來而以飄逸、放蕩的姿態(tài)存在于世，由此被視作體道的高妙之舉。當(dāng)然，流弊所及，也引起了持正者的批評，如東晉高士戴奎有過《放達(dá)為非道論》的文章，顧名思義，就是要從理論上辨析“達(dá)”與“道”的關(guān)系，將“達(dá)”去“道”化，還原成放肆與悖禮的荒唐。

那么，達(dá)者究竟何為？

一

對于“達(dá)”，一個解釋是明事理，以通情明理為“達(dá)”。

《德行》三一：“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fù)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后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dá)乎！’”

《任誕》五〇：“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獲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笧樵O(shè)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敢允纸硌跍I，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yù)卿事！’王嘆曰：‘靈寶故自達(dá)！’”

庾亮所乘之馬中有的盧，傳說騎乘的盧的，將不利于主人。所以有人勸庾亮將馬賣了，而庾亮認(rèn)為，賣馬，只是把自己的災(zāi)難轉(zhuǎn)移到買主身上。人豈可將自己的不幸轉(zhuǎn)讓別人承擔(dān)呢？從前孫叔敖殺掉傳說人但凡遇到就必死的兩頭蛇，效仿孫叔敖乃通達(dá)事理。

王大是王忱。他小醉后行散，頻頻叫人“溫酒”（服用過五石散后要喝熱酒來調(diào)適），“溫”字無意中觸犯了桓玄的家諱（桓玄父桓溫），乃不敬之言。在魏晉，正式場合犯人家諱是很嚴(yán)重的事。例如，范陽名士盧志曾在大庭廣眾中問陸機“陸遜、陸抗是你什么人”，引得陸機嚴(yán)厲駁斥?！妒勒f新語》把這事置于《方正》一門中，即是贊賞陸機的駁斥可謂方正。余嘉錫先生就此評論：“晉、六朝人極重避諱，盧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為無禮。此雖生今之世，亦所不許。揆之當(dāng)時人情，更不容忍受。”而桓玄并未遷怪醉后失言的王忱，自個兒流淚，王忱過意不去，便要告辭，桓玄反過來寬慰不關(guān)他的事，這贏得了王忱的贊嘆：桓玄確實是“達(dá)”。

這兩處所指的明理之理，乃人情事理，也就是情理。所以，達(dá)是通達(dá)人情事理；其中所體現(xiàn)的，主要基于忠恕的道德精神。葛洪《抱樸子·刺驕》說：“夫古人所謂‘通’、‘達(dá)’者，謂通于道德、達(dá)于仁義耳?！备鸷閷ξ簳x以來放誕不羈的社會風(fēng)氣深為不滿，他不想看到到處都是無規(guī)無矩的失范狀態(tài)，所以重申“通達(dá)”的含義，來矯正人們的觀念。

但在魏晉的名士群體中，他們對于“達(dá)”不是從儒家的忠恕來認(rèn)識，而是道家的超然。名士們熱衷、樂行的“達(dá)”，有三個方面的含義。

其一，看得開。

其二，任性情。

其三，不像樣。

在觀念上能夠徹底看開、看透、看穿，在行為上自然就能為所欲為，無所顧忌；又正因為是無所顧忌的任性，必然要違反、打破通行的社會規(guī)則，所以其言、其行就顯得不那么正經(jīng)，這就有點不像話、不成個樣子了。

二

“達(dá)”，首先有其認(rèn)識上的前提，是意識高度自覺的產(chǎn)物，即通常所謂“達(dá)觀”。這用《莊子·齊物論》中的說法就是“夫達(dá)者知通為一”。

何以體道的達(dá)人沒有分別心，把世界上的事物看作同一、當(dāng)成一回事？莊子認(rèn)為，人通常迷失在對于世界的區(qū)分中而遺忘了這區(qū)分不過是特定立場所塑造出來的，它們不具備永恒的真實性。人強行建構(gòu)了關(guān)于世界的大小、貴賤、美丑等價值坐標(biāo)，反過來就引導(dǎo)和控制人心。人被這些不真實的東西激發(fā)出種種情態(tài)，喜怒無根，哀樂無常，就像猴子們的朝三暮四一樣，人為之失去了應(yīng)有的平靜和穩(wěn)定。達(dá)人從這迷失中超脫出來，他有足夠的精神力量以“一”對待事物，分別對于達(dá)人失去了最終的意義。好讀《莊子》的魏晉名士以其放誕的行為認(rèn)同了莊子的思想。

《任誕》一二：“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閑共集，不復(fù)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這是“達(dá)”到連豬碰過的酒都不嫌棄的地步了。此則故事中“接去”二字據(jù)閻步克先生考證，乃“酌取”之意。并非如通常所解釋的：阮家兒郎伸出頭來與群豬在大甕中同飲。如果人、豬之分先橫亙在心，這一大甕酒恐怕就要嫌臟而有所顧慮，不敢再痛飲狂歡了。不介意飲豬碰的酒，至少在這一刻是把豬和人放在同等的位置上，確實很達(dá)觀。

《任誕》四：“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晉陽秋》：“昶為人通達(dá)，仕至兗州刺史?！?/p>

魏晉是門閥政治的時代，高門與寒門之間界限分明，高門中間自然形成與其身份和地位相稱的社交圈子。所以，對名士們來說，社交有其特定范圍，一般情況下不大可能與寒士有對等的交往。劉昶字公榮，他好飲酒，為人通達(dá)，性情隨和，一起喝酒的對象不加選擇，各色人等皆有，所謂“雜穢非類”。有些比較矜持和審慎的人批評他，劉昶說：“超過我的人不可不與之喝酒，不如我的人也不可不與之喝酒，與我同類的人又不能不與之飲酒?！彼猿商熳眭铬傅?。在喝酒的對象上，劉昶持開放的態(tài)度：只要能喝到一起去，就無分彼此，無分貴賤。此乃“通達(dá)”。

《言語》四八：“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淡，與法師結(jié)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dá)，不異蓬宇也?！?/p>

竺法深是東晉高僧道潛（字法深），他出自瑯琊王氏。這則故事中，劉惔故意嘲笑他：為什么出家的高僧也出入權(quán)貴之門？嘲笑法深名利之心未盡。這當(dāng)然刁難不了法深。他回答：你自以為是朱門，在我看來與蓬戶無異。而劉孝標(biāo)注引用了《高逸沙門傳》中的材料，說竺法深與會稽王司馬昱交好，盡管出入王府，但不覺得與草屋有什么區(qū)別，視朱邸與蓬宇齊一，富貴與貧賤不二。這是竺法深渾融貴賤的曠達(dá)。

《晉書·夏侯湛傳》：“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jié)，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dá)存亡之理?！?/p>

夏侯湛生前錦衣玉食奢侈揮霍，臨死則求儉葬，被輿論視作在生死問題上很達(dá)觀。

《任誕》四三：“張湛好于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p>

松柏多種在墳?zāi)骨?，張湛卻植于齋前。挽歌是送葬時的歌曲，袁山松平時出門，卻喜好左右唱挽歌。松柏和挽歌，是死亡的象征。死亡本令活人忌諱，避之唯恐不及，張湛和袁山松偏要把死亡的象征放在視聽所及的范圍內(nèi)，提前進(jìn)入死亡狀態(tài)。中國舊日社會有習(xí)俗，老人們到一定年齡后，開始為自己預(yù)備棺材，置放屋內(nèi)，時常摩挲，其用意正與張湛、袁山松同。這是超脫生死之別的達(dá)觀。

既然人的世界中的一切區(qū)別都可以被無視，那么從根本上說就沒有任何觀念能夠限制人的行為了，于是人就可以完完全全率性而為了。

嵇康在《釋私論》一文中說了句很著名的話：“越名教而任自然?！庇械膶W(xué)者根據(jù)這句話把嵇康的思想歸為魏晉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一個階段，因為嵇康主張順任自然，且要超越名教。在自然和名教的關(guān)系上，嵇康的思想有尚前者而棄后者的傾向。實際上，“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嵇康的原文中，還有一個前提——“去矜尚”?！榜嫔胁淮婧跣?，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什么樣的“越名教”都是“順自然”，只有“矜尚不存乎心”，也就是心不存差別之念，無好無惡，無是無非，這才能真正做到任自然！任性，只不過是無所矜尚的心境的外在表現(xiàn)而已。

從這點說，“達(dá)”就是任性。

《三國志·陳思王傳》講他“任性而行，不自彫勵”。有一則故事很典型地表現(xiàn)了曹植的任性：

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yōu)小說數(shù)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qū)別之意，然后論羲皇以來賢圣名臣烈士優(yōu)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dāng)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材，謂之“天人”。（《三國志·邯鄲淳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曹植與邯鄲淳在大熱天盡情論學(xué)術(shù)、歷史、文學(xué)、政治及軍事，放縱之態(tài)，灼然可見?！段膶W(xué)》六六劉孝標(biāo)注引《魏志》說曹植“性簡易，不治威儀。車輿服飾，不尚華麗”。曹植是貴胄公子，性子卻很平易，不大喜歡擺與其身份相匹配的排場，衣著出行，不崇尚華麗。在起居上拒絕奢華，一種是基于道德，以節(jié)儉、謙遜為美德。其實像曹植這樣出身優(yōu)越、以享受特權(quán)為理所當(dāng)然的公子王孫，儉德其實并無必要。他也不是刻意擺出平凡的姿態(tài)以顯示他的謙遜。他身份的高貴是個顯明的事實，不需要用特別的動作來彰顯。相反，繁瑣的儀節(jié)，闊大的排場，盛裝與美飾，只會束縛他的性情，令他不自在。脫略形式，無須裝飾，率意而為，才有釋放性情的快感。

性尤通達(dá)，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cè)，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于白首，而清明令望不渝于始。（《品藻》九注引荀綽《兗州記》）

這里說的是高平名士閭丘沖。他這個人不矜不假，敢于放肆所好，出入常乘四望車。四望車是一種裝飾華麗的豪車，《魏晉南北朝生活史》中提到，曹操殺掉楊修，贈送其父楊彪的物品中就有四望車；文淑因失去了晉武帝的信任，以私作陽遂四望車、僭飾過制的理由而被免官。盡管逾越禮制，閭丘沖卻安然自在，這并沒有減損他一貫的恭敬以及淡泊，輿論也不認(rèn)為他奢侈和僭越。閭丘沖以淡然的態(tài)度為其性之所欲，就是通達(dá)。

魏晉中最著名的任性者，當(dāng)屬阮籍了，他甚至還被認(rèn)為是“達(dá)”的最大的倡導(dǎo)者。王隱《晉書》說：“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fā)，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dá)也。”南朝詩人顏延之寫阮籍：“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阮籍是以放誕越禮的形象出現(xiàn)于世人面前。

我們看阮籍驚世駭俗的任性行為：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shè)也？”（《任誕》七）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fā)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畢，便去?；騿柵幔骸胺驳?，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其中。（《任誕》一一）

儒家禮制嚴(yán)守男女之別。如《禮記·曲禮》中說：“嫂叔不通問?！痹凇睹献印分?，還專門設(shè)計了嫂溺水、小叔子可否援手相救的倫理困境來討論。阮籍全無這些顧忌，嫂子回娘家，他徑直道別，并很傲然地宣稱：“禮難道是為我們這類人所設(shè)計的？”這是什么意思呢？大概阮籍以為，他們這類人通達(dá)大道，洞悉禮的本質(zhì)，知道禮作為人倫規(guī)范僅僅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暫時性的產(chǎn)物，不具備絕對性和真實性，因而有逾越的自由。

第二則故事講的是阮籍居母喪不守禮。從兩漢以來，國家就把孝規(guī)定為最基本的倫理價值，圍繞著孝設(shè)計出了一整套繁瑣的制度。在服喪期間公然不守禮制，是性質(zhì)很嚴(yán)重的事，將遭輿論非議，視為非孝。阮籍不理會這些，酒喝醉了，披頭散發(fā)，箕踞而坐，沒有孝子的模樣。裴楷（官至中書令）前往吊喪，依吊客之禮，也不理會阮籍，該哭則哭。這一幕有點滑稽：孝子若無其事，吊客禮數(shù)周全。裴楷很能理解兩人的做法，他自居俗人，不得不依禮行事；阮籍是超俗之人，自可不拘禮數(shù)。

阮籍的率任越禮深刻地影響到其后的諸多名士。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任誕》二〇）

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yuǎn)慕老莊之齊物，近喜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劉琨《答盧諶書》）

任性的結(jié)果，是不講究規(guī)矩，而隨心所欲，徹底自由。儒家本來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一定的角色需要扮演，該角色本身就已經(jīng)規(guī)定了他的義務(wù)、職責(zé)。他的言行、舉止、情態(tài)都須與之適應(yīng)。如果從名分的角度來講，是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父要有父的樣子，子要有子的樣子；如果從言行舉止的角度來講，是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行有行樣，穿有穿樣，說有說樣。推而廣之，一切人在任何時候都要有他應(yīng)該有的樣子，每個人只需依樣而行，方可為人；否則，就是不像話，不成樣。而任性，勢必導(dǎo)致無規(guī)無矩，不像樣。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dá)，或有裸體者。（《德行》二三）

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中，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fù)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簡傲》六）

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dá)。（注引鄧粲《晉紀(jì)》）

王澄（字平子）、胡毋輔之（字彥國）及謝鯤等人號稱“八達(dá)”，這群貴族子弟恣情縱性，率意而為，把放肆推至極端，盡情享受著掙脫一切陳規(guī)的快感，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象征性動作是以赤身裸體示人。為什么裸體會成為任性的符號呢？衣物，除了遮體避寒的實用功能外，它的文化意義在于標(biāo)識身份（區(qū)分人與動物以及人與人）。《論語·憲問》中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惫苤俦M管有諸多可非議的個人缺點，終屬小節(jié)，他最大的功績是集合諸夏的力量應(yīng)對夷狄的威脅；否則，孔子們也要披頭散發(fā)、左開衣襟——這是夷狄的衣裝。著衣，可區(qū)分華夷、文明與否?！逗鬂h書·光武帝紀(jì)》：“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fù)見漢官威儀?！痹谶@里，著衣進(jìn)一步又成為政治正統(tǒng)與否的標(biāo)志。因之，赤身裸體就是把衣服所象征的正統(tǒng)、文明等屬性全都拋棄，是為穿無穿相、不像個樣子。

第二則發(fā)生在王澄出任荊州刺史時。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中將王澄出刺荊州、王敦出刺青州視為王衍的一項重大政治部署，以維持瑯琊王氏對局勢的掌控。王澄離京赴任，王衍及滿朝權(quán)貴為他送行。在這樣一個冠蓋云集的盛會上，荒唐的一幕發(fā)生了：王澄脫去衣物，爬樹，掏鳥窩，內(nèi)衣掛在了樹枝上，索性脫掉，神色坦然，旁若無人。從一般人來看，如此近乎兒戲的舉動居然發(fā)生在當(dāng)朝顯貴身上，是很失禮的，不合身份，完全不成一個達(dá)官的體統(tǒng)。如此放蕩不羈，時人卻稱之為“達(dá)”。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dá)不已，幼輿折齒?！H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謝鯤和王澄等人同入達(dá)人之列。他輕薄無行，挑逗鄰家女，被打斷了兩顆牙齒，還洋洋自得。對于這樣不正經(jīng)、不像樣的行為，他不以為羞，其坦然之狀，乃所謂“達(d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