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歷史，一般認為，始于1840年，迄于1919年，前后約八十年時間。而從中國比較文學發(fā)展角度言，這段歷史時期中，比較文學的實際發(fā)展肇始于近代改良派人物黃遵憲發(fā)表的一篇有意識比較中外語言及文學的文章——《日本國志·學術(shù)志二·文學》，告段落于近代末期的學者劉師培，其間歷時約三十年左右，大約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這之前四五十年，從比較文學歷史看，還停留于翻譯媒介期，同明清兩代的總體情況無甚差異，沒有出現(xiàn)有意識作中外文學比較的論述文字，因此，本章所述近代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從黃遵憲開始，到劉師培結(jié)束。整個這段時期是此前漫長封建時代史前期的后續(xù)及發(fā)展，也是其后現(xiàn)代新時期的前導與開端。
總體上看，近代三十年的比較文學呈現(xiàn)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涉足中西文學比較的人士來自社會各類群體，未必是純文學研究學者。他們的文章、著作或譯作，涉及中西比較的，也未必是純文學范圍，而是包容了哲學、政治、語言、社會等多方面，具有綜合比較的特點。
其二，與西方相比，中國比較文學在這一起始階段有一點明顯不同：西方比較文學肇始于學院講壇，旨在解決文學史的發(fā)展問題，而中國則是緊緊與政治和社會改良運動有關(guān)，甚至是改良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林紓的翻譯小說，首先是社會意識驅(qū)使，恨國力之弱，欲借鑒西方；梁啟超是立足于社會政治改良而對西洋與日本小說發(fā)生了興趣；魯迅則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撰著《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著。可見，早期的中國比較文學是以比較為手段，通過比較，旨在喚起國民更好地認識中國社會，看清中國社會的弊端與不足，從而拯救中國，而文學比較僅僅是一種途徑的選擇。
其三，這一時期，除魯迅《摩羅詩力說》為專著外，其余均為零星片斷、隨感式文字。其中部分比較文學，與其說是比較，不如說是簡單“類比”（analogy），甚而比附（piecemeal comparison），與后來嚴格意義的比較文學相去較遠。另外，這一階段中，占大量的還是翻譯文學，翻譯、介紹工作仍然占著重要地位。這些都清楚表明，這個時期是發(fā)軔階段，還只是起始與開端，還不成熟，但它確也為以后的逐步成長、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我們不可輕忽之。
第一節(jié) 黃遵憲等初涉比較
從黃遵憲到劉師培的這一歷史時期，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變化的時期。封建的清朝已演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形態(tài)，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母體中分娩出了不成熟的資產(chǎn)階級共和體，使中國歷史開始了又一個篇章。然先天不足的共和體，在這期間不幸早夭，中國社會重又陷入了新的混亂。在外來文化影響下，中國終于爆發(fā)了開創(chuàng)歷史新紀元的“五四”運動，真正掀開了現(xiàn)代歷史的第一頁。這段歷史時期特殊的社會條件，使比較文學出現(xiàn)了與時代頗相適應的形式：翻譯成風，大量譯介西方政治、文化、經(jīng)濟、歷史、倫理、文學等著作和文章，以西學之長，比中學之短，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與此前比較文學發(fā)展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翻譯已不是僅僅停留于媒介與流傳水準上，而是開始作中西文化與文學優(yōu)劣、短長之比較，它標志著中國比較文學開始起步了，代表這種起步的顯明征象，是黃遵憲發(fā)表于《日本國志》卷三十三中的《學術(shù)志二·文學》一文
，它是中西語言文學綜合比較的濫觴。文章說：
余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舉《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髡撜?，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
黃遵憲這是以語言文字的中西比較，說明“言文合一”，從而涉及文學。這當中既談了翻譯，也作了比較，雖然從文學角度言，僅是極初步、粗淺的涉獵，但畢竟是作了比較。對于他的這種“言文合一”的看法，裘廷梁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裘氏結(jié)合“言文合一”及其與白話文的關(guān)系，鮮明地提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提高了白話文的地位，認為此為“維新之本”。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他說道：
耶氏之傳教也，不用希語，而用阿拉密克之蓋立里土白。以希語古雅，非文學士不曉也。后世傳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輒以其地俗語，譯《舊約》《新約》。吳拉非氏之至戈陀大族也，美陀的無士，施里無士之至司拉弗也，摹法、司喀、賁特三人之至非洲也，皆先學其土語，然后為之造字著書以教之。千余年來，彼教寖昌寖熾，而吾中國政治藝術(shù)，靡一事不恧于西人，僅僅以孔教自雄，猶且一奪于老，再奪于佛，三奪于回回，四奪于白蓮、天理諸邪教，五奪于耶氏之徒。彼耶教之廣也，于全地球占十之八。儒教于全地球僅十之一，而猶有他教雜其中。然則文言之光力，不如白話之普照也，昭昭然矣。泰西人士，既悟斯義，始用埃及象形字，一變?yōu)榱_馬新字，再變?yōu)楦鲊窖?，盡譯希臘、羅馬之古籍，立于學官，列于科目。而新書新報之日出不窮者，無愚智皆讀之。是以人才之盛，橫絕地球。則泰西用白話之效。
裘廷梁的文章中還舉了日本的例子，認為日本“有雄視全球之志”，且“其國工業(yè)商業(yè)兵制，愈礪愈精”，也是“日本用白話之效”。由此，作者通過對“泰西”和“日本”的比較，得出了“白話”為“維新之本”、必須大力倡導之的結(jié)論。這是一篇頗有說服力的比較文體學的論文，它與黃遵憲的文章可并為發(fā)軔期的濫觴。
精通數(shù)國外語的馬建忠寫了一部以西方語法理論研究中國古代漢語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為中國語言學史作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在該書后序中，馬氏為中西語言學的比較開了先河，同時闡述了他對翻譯理論的見解。文章說：
夫華文之點畫結(jié)構(gòu)，視西文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后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定之規(guī)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雖經(jīng)籍亦有規(guī)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為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jié)繩而后，積四千余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yōu)劣，有不待言矣。
值得注意的是，馬建忠在《擬設(shè)翻譯書院議》一文中不僅提出了“譯書一事”乃“當今之急務”、“知己知彼”方能“百戰(zhàn)百勝”的觀點，且同時提出了“善譯”的標準，對后世翻譯事業(yè)無疑是一大貢獻：
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tài)，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jīng)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fā)出入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
周桂笙在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時，有意識地將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作了比較，指出了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以利于今日之翻譯。他在《毒蛇圈》的“譯者識語”中說：“我國小說體裁，往往先將書中主人翁之姓氏、來歷敘述一番，然后譯其事跡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詞章、言論之屬，以為之冠者。蓋非如是，則無下手處矣。陳陳相因，幾于千篇一律，當為讀者所共知。”而法國小說（如此篇《毒蛇圈》）則不然，“其起筆處，即就父母問答之詞，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來；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亂起。然細察之，皆有條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對西方小說中的這種異于中國傳統(tǒng)小說“常態(tài)”之處，周桂笙的主張是“爰照譯之，以介紹于吾國小說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譏之”。他在為《解題語》（譯本）所寫的《敘言》中，還專門指出了中西言文關(guān)系之詞，指出：“泰西言語與文字并用，不妨雜糅，匪若中國文字之古今雅俗，界限綦嚴也。中國除小說外，殆鮮文、言并用者；泰西則不然，即小說之體裁，亦與吾國略異?！薄巴话自?，出于西文，自不覺其俚；譯為華文，則未免太俗。此無他，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耳。”
當然，近代這三十年，對比較文學做出切實貢獻的，主要還是林紓、嚴復、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及蘇曼殊、劉師培等人（以時間為序），其中尤其是林紓、梁啟超、王國維、魯迅更為突出。
第二節(jié) 林紓與嚴復的翻譯
林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翻譯家，是第一個大規(guī)模將西方文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他對中國比較文學的最主要貢獻，是大量翻譯歐美小說，介紹西洋文學。陳子展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一書中說：“到了林紓，以古文家翻譯西洋小說，且以為司各德的文學不下于太史公，于是中國才漸漸知道西洋亦有文學，亦有和我國古人所謂‘文家之王都’——太史公一樣偉大的作家，這是中國認識西洋文家的起點，同時，留學西洋的學生研究西洋文學的漸漸多起來了?！?sup>林紓本人并不懂西文，他的翻譯主要靠他人口述，而后他自己追記潤飾之（與他合作翻譯的約有二十人）。他在《孝女耐兒傳序》中曾說：“予不審西文，其勉強廁身于譯界者，恃二三君子，為余口述其詞，余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正由于此，他的譯述缺點毛病很多。盡管如此，他翻譯介紹西洋文學，本身卻功不可沒。他有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文字技巧高超，譯文的藝術(shù)性頗高。胡適評介他的譯文（古文）達到了司馬遷以來的最高成就。錢鍾書先生在其《林紓的翻譯》一文中也對林紓作了肯定評價，認為至今不失吸引力。林紓從最初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始，總共譯出一百七十余部作品，字數(shù)達一千萬字以上，從客觀上說，他的這種翻譯，確實起到了“一廣國人之見聞”“一新國人之觀感”的作用，所譯小說包括的國家有英國、法國、俄國、挪威、瑞士、比利時、西班牙、美國等，涉及的著名文學家有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狄更斯、大仲馬、小仲馬、雨果、伊索、易卜生、塞萬提斯、托爾斯泰等。林紓之前，中國的長期封建閉國，阻礙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與了解，即便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不少中國人仍以為物質(zhì)文明、政治制度（立憲共和）是西方優(yōu)于中國，而中國的道德文章，尤其文學乃是世界上最完美無缺的。因而，林紓的這一大量翻譯介紹西方文學，特別是還將狄更斯等人的文章與司馬遷《史記》相比較，指出它們有超越司馬遷之處，無疑大開了國人的眼界，使中國人看到，華夏五岳之外還有奇峰異壑。林紓在《洪罕女郎傳跋語》中談了自己翻譯西洋文并作中西文學比較的目的：“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線處，用法頗同于《史記》。予頗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處，尤不能曲繪其狀。故于講舍中敦喻諸生，極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學，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則異日學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笨梢姡旨偟挠靡庠谟谝晕餮笪膶W為借鑒，借以促進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同時在比較中分辨中西文學之異同。在一些譯述的序跋中，林紓闡發(fā)了對西方小說較為客觀的評價：“故西人小說，即奇恣荒渺，其中寓以哲理，即參以閱歷，無茍然之作。西小說之荒渺無稽，至《噶利佛》極矣。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之風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諷其祖國。此得謂之無關(guān)系之書乎？”林紓一生的成就與貢獻，可以說主要不是小說與詩文創(chuàng)作，而是翻譯，清末近代，他是翻譯介紹西方文學學者中較早而又數(shù)量最多的一個，同時也是借譯介而作中西文學比較的先行者之一。
林紓的翻譯在當時影響很大，《巴黎茶花女遺事》問世后，不脛而走，風行海內(nèi)。嚴復曾撰詩贊之曰：“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薄逗谂跆熹洝烦霭婧笠疝Z動，魯迅、郭沫若、朱自清、錢鍾書等一些現(xiàn)代著名學者、文學家都曾受林譯的濡染。魯迅早在南京學堂時即買了林紓的譯本，在日本留學時更是見印出一部便購買一部，還專門跑到訂書店去裝訂；郭沫若曾說，林紓譯的小說是他童年時十分嗜好的讀物，它們對他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傾向如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風格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從林紓自己來說，他認為這樣做也是為救中國，他在《劍底鴛鴦》譯序中說道：“今日之中國，衰耗之中國也。恨余無學，不能著以勉吾國人，則但有多譯西產(chǎn)英雄之外傳，俾吾種亦去其倦蔽之習，追躡于猛敵之后，老懷其以此少慰乎？”毫無疑問，林紓的翻譯及比較，確實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使之認識到了西方文學的價值與中國文學的不足，糾正了數(shù)百年來封建文人輕視戲曲小說的所謂正統(tǒng)文學觀。這里，我們要指出，林紓所作的中西文學比較，是無影響聯(lián)系的平行比較，這從時間上看，遠較今日風行世界比較文學界的所謂“美國學派”倡導的平行比較要早得多。林紓不僅作了狄更斯與司馬遷的比較，還將狄更斯的小說《孝女耐兒傳》《塊肉余生述》分別同中國小說《紅樓夢》《水滸傳》作了比較。在《孝女耐兒傳》卷首語中，他寫道：
中國說部，登峰造極者，無若《石頭記》。敘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制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于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于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奸獪駔酷，至于人意未所嘗置想之局，幻為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顛倒，至于不能自已，則文心之邃曲，寧可及耶！
《孝女耐兒傳》今譯為《老古玩店》，是狄更斯寫的著名小說，林紓認為，這部小說同《紅樓夢》相比，專為下等社會寫照，不像《紅樓夢》，“終竟雅多俗寡”，因而他感到狄更斯的“用意著筆為尤難”，這是在肯定《紅樓夢》“雅”的同時說明《孝女耐兒傳》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不易。比較《塊肉余生述》（今譯《大衛(wèi)·科波菲爾》）與《水滸傳》，林紓的筆致更為具體、生動：
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窮水盡，輒發(fā)奇思，如孤峰突起，見者聳目。終不如此書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遠因，手寫是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涌現(xiàn)，隨地關(guān)合。雖偶爾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閑閑著筆間，已近拾即是，讀之令人斗然記憶，循編逐節(jié)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蹤，得是事之來源。綜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來咸得其用，此所以成為國手也。
施耐庵著《水滸》，從史進入手，點染數(shù)十人，咸歷落有致。至于后來，則如一群之貉，不復分疏其人，意索才盡，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猶敘盜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聳懾。若是書，特敘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跡，自不善操筆者為之，且懨懨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為奇，撮散作整，收五蟲萬怪，融匯之以精神，真特筆也。史、班敘婦人瑣事，已綿細可味矣，顧無長篇可以尋繹。其長篇可以尋繹者，惟一《石頭記》；然炫語富貴，敘述故家，緯之以男女之艷情，而易動目。若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
這段文字，林紓從寫作結(jié)構(gòu)上較為細膩地論述了中西兩部小說的異同，指出狄更斯的小說“伏脈至細”、語寓微旨、結(jié)構(gòu)嚴謹，乃國手之作，而《水滸傳》雖“歷落有致”，卻后半部“精神不能持久”，“生人睡魔”，不及狄氏能“化腐為奇”。不僅是中西比較，林紓還有西西比較，他的一些譯述序跋中常涉及對外國文學家及其作品之間的評論。如《冰雪因緣》序中，他將司各特、大仲馬及狄更斯作了比較，認為“司氏之文綿褫”，“仲氏之文疏闊”，讀后無復余味，而狄更斯“臨文如善弈之著子，閑閑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此評語可謂中肯、恰切，擊中要害。林紓在《冰雪因緣》序中對狄更斯和中國的《左傳》、司馬遷之文作了文學創(chuàng)作手法的比較，其中尤其評述狄更斯藝術(shù)特色的細致綿密，令人贊嘆：
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馬，吾則皆譯之矣，然司氏之文綿褫，仲氏之文疏闊，讀后無復余味。獨迭更司先生臨文如善弈之著子，閑閑一置，殆千旋萬繞，一至舊著之地，則此著實先敵人，蓋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惟其伏線之微，故雖一小物、一小事，譯者亦無敢棄擲而刪節(jié)之，防后來之筆旋繞到此，無復叫應。沖叔初不著意，久久聞余言始覺。于是余二人口述神會，筆遂綿綿延延，至于幽渺深沈之中，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嗚呼！文字至此，真足以賞心而怡神矣！左氏之文，在重復中能不自復；馬氏之文，在鴻篇巨制中，往往潛用抽換埋伏之筆而人不覺，迭更氏亦然。雖細碎蕪蔓，若不可收拾，忽而井井臚列，將全章作一大收束，醒人眼目。有時隨伏隨醒，力所不能兼顧者，則空中傳響，回光返照，手寫是間，目注彼處，篇中不著其人而其人之姓名事實時時羅列，如所羅門、倭而忒二人之常在佛羅倫司及乃德口中是也。
他在《黑奴吁天錄》的《例言》中所說有關(guān)中西文法的不同，也顯示了比較的色彩：
是書開場、伏脈、按筍、結(jié)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芍形魑姆ǎ胁煌?。譯者就其原義，易以華語，所冀有志西學者，勿遽貶西書，謂其文境不如中國也。
不過，我們也應指出，林紓的翻譯與比較研究，雖然數(shù)量眾多，影響不小，見解獨到，啟人心迪，然而林紓本人卻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固有的腐朽頑固思想立場，在對待“五四”新文化運動上，他表現(xiàn)出了抵觸、反對情緒，堅持宣傳封建禮教，試圖以封建倫常綱紀挽救危亡的國家，這顯然是與其譯介西方文學、比較中西文學的業(yè)績相悖的。當然，盡管如此，對林紓的成就還是應當肯定的，他用比較的方法綜觀世界文學，充分肯定西方文學及其理論的長處，打破了傳統(tǒng)的閉塞狹隘觀念，確立起了在當時屬于進步的文學觀，這在林紓時代是很不容易的。林紓的業(yè)績，表明19世紀末葉的中國，比較文學已登上文壇，并開始從散見的零星評點發(fā)展到有一定影響了（主要是翻譯）。
嚴復是一個具有高度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他曾留學英倫，對西方學術(shù)有較深造詣，回國后，又系統(tǒng)研究中國學術(shù)，這更有助于他對中西文化的理解與比較。他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fā)，很想使西方的先進思想傳播到中國，發(fā)揮啟蒙作用，為改良與變法維新服務。嚴復在中西比較方面的貢獻主要是翻譯，他堪稱中國近代翻譯史上一員主將，是近代中國引介西方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著作的第一人。他翻譯的作品主要是社會科學著作，偶爾也有文學作品，如英國詩人蒲柏、丁尼生的詩歌。他所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在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影響很大，“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敗”幾乎成了知識分子文章中的常見習語。一時間，向西方學習、主張維新變法成了難以阻遏的浪潮。嚴復對翻譯的態(tài)度嚴肅認真，在《天演論》譯者“例言”中，他說：
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以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于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俱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fā)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故中文之旁支，后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shù)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辭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jīng)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一、《易》曰：“修辭立誠?！弊釉唬骸稗o達而已?！庇衷唬骸把灾疅o文，行之不遠?！比吣宋恼抡?，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厘千里。審擇于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shù)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倘于之數(shù)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導言”十余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仆始翻“卮言”，而錢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nèi)典原有此種，可名“懸談”。乃桐城吳丈摯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懸談”亦沿釋氏，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為，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為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為文，于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懸談”“懸疏”諸名，懸者系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質(zhì)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于下，取便閱者，以此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這篇“例言”，是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其中提出的信、達、雅三標準，是我國翻譯史上的首創(chuàng)，對近代乃至當代的翻譯都有深遠影響。魯迅先生對嚴復的翻譯評價頗高，他在《二心集·關(guān)于翻譯的通信》中特別談到了嚴復的翻譯，對嚴譯《天演論》表示首肯。吳汝綸、蔡元培、胡適等人也都對嚴復的翻譯表示贊賞與肯定。嚴復在《天演論》之后，又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名學》、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嚴復的翻譯，主要偏重學術(shù)文化，而罕涉文學，但其翻譯本身，以及所提出的“信、達、雅”三標準，無疑不僅譯介、傳播了西學，且對比較文學的媒介學、流傳學起到了規(guī)范和促進作用，為中西比較建起了橋梁，也甚助于當時的西學救中國、科學民主為救國必由之路的輿論潮流（這也是嚴復自己倡導的主張）。雖然嚴復晚年在政治上趨向保守，但他的這一傳播西學、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功勞不能抹殺。具體地看，嚴復的中西比較思想偏重于對中西方思想文化知識的認識與理解，他是從客觀上把握中西方思想的變遷與異同，從中探索中西方弱與強的原因，分析中西方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差異在思想發(fā)展觀上的不同，肯定西方進化論的進步，指出中國循環(huán)論、封建家法制的弊病。這些都體現(xiàn)出了嚴復自覺運用比較方法認識問題的可貴之處。在文學比較方面，嚴復曾與夏曾佑合寫過《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一文，文中在比較中外地理、歷史、民族、宗教、習俗、語言等的同時，也比較了文學的同異，旨在“使民開化”，“因聞歐、美、東瀛，開化之時，也往往得小說之助”。只是這類比較比例甚小，因而我們評論嚴復的翻譯與比較成就，主要側(cè)重他的學術(shù)文化翻譯方面。
第三節(jié) 梁啟超與王國維的貢獻
在近代文壇倡舉“革命”旗號而又受西方影響較大的文人，要數(shù)革新派人物梁啟超了。他之極力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與讀了大量西方文化著作很有關(guān)系。首先，在中國文學進化觀上，梁啟超明顯體現(xiàn)了受達爾文進化論及西方文藝觀的影響。他曾明確認為：“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guān)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yōu)樗渍Z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瓕こＵ撜?，多謂宋元以降為中國文學退化時代，余曰：不然。……自宋以后，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fā)達故?！?sup>據(jù)此，他十分反對“厚古薄今”的復古主張，惡聞“薄今愛古”之論，認為“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他熱切推崇黃遵憲詩歌，即是這種認識的體現(xiàn)。此外，在對文學體裁的看法上，梁啟超也明顯受了西方文學觀的影響，對中國傳統(tǒng)文壇重詩文、輕戲曲小說很不以為然。1898年，他為配合維新變法運動，譯印了一些政治小說，并創(chuàng)刊《新小說》雜志，在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一文，大力強調(diào)小說的作用，高度評價了小說的價值。同時他自己也創(chuàng)作小說，如《新中國未來記》等。這些舉動，在當時文壇影響很大，對小說地位的提高、小說的革新，以及促使人們對小說本身認識的改變都起了一定作用。梁啟超有意識作中西文學比較的文字主要反映在《飲冰室詩話》及《譯印政治小說序》中。《飲冰室詩話》中他在評論黃遵憲詩歌時，將中西詩歌作了簡要類比。
希臘詩人荷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為今日考據(jù)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秘本，每篇率萬數(shù)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動亦數(shù)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為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郁雄偉博麗之氣，尚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余字，號稱古今第一長篇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于世運無影響也?！秸撛姡顑A倒黃公度，……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騭。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
這段話中，梁啟超至少說明了以下三點：第一，推崇西方荷馬、莎士比亞、彌爾頓等詩人及其詩作；第二，中國詩歌（文學）與西方相比并不遜色，差可頡頏；第三，中國詩人及其詩歌中，能與西方比者，黃遵憲（公度）詩歌堪稱代表，所謂“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即為此意。
梁啟超的譯印西方小說，除了旨在提高小說本身地位與價值外，還意欲運用文學手段發(fā)揚和體現(xiàn)民族精神。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說，“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自身之所經(jīng)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恳粫?，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正由于此，梁啟超“特采外國名儒所撰述”，“次第譯之”，“以供愛國之士”“庶覽”。梁氏的這篇《譯印政治小說序》本身，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也堪屬重要文獻，發(fā)表后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對推動當時的翻譯事業(yè)起了不小作用。在翻譯研究方面，梁啟超還寫過《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文中的“文學的情趣之發(fā)展”一節(jié)中，梁氏直接將佛典中的有關(guān)作品與中國文學作品相比擬，如說“《佛本行贊》，實一首三萬余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仿佛。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經(jīng)彼點綴之后，能令讀者肉飛神動”。他同時又指出了佛教影響中國文學的狀況：“我國自《搜神記》以下一派之小說，不能謂與《大莊嚴經(jīng)論》一類之書無因緣。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滸》《紅樓》之流，其結(jié)體運筆，受《華嚴》《涅槃》之影響者實甚多。即宋元明以降，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汲《佛本行贊》等書之流焉?！?sup>文章對中印文學影響關(guān)系作了深入闡發(fā)，體現(xiàn)了梁氏一貫認為的文學無國界，因而文學研究也不應限于本國，應盡力輸入世界各國各派文學之說。該文是中國近代第一篇討論外來文化（尤其是佛教翻譯）對中國文學風俗、情趣影響的著作。
梁啟超的上述比較研究與譯介工作，在中國比較文學的早期“跋涉山林”階段，無疑有著開創(chuàng)性意義，對后來比較文學的進一步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他的這些努力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畢竟還只能屬粗淺表層的類比，其間還包含了非純文學的綜合文化比較成分，比較文學的系統(tǒng)性與理論色彩均還不夠。
相比之下，王國維在文學與理論色彩方面似比梁啟超要濃些。王國維早年曾受日本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影響，接觸了西方哲學，讀過叔本華、康德、巴爾善等人的哲學著作。他特別贊賞叔本華的哲學，并依叔氏哲學見解撰寫了《紅樓夢評論》。這篇文章，是中國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第一篇用西方理論評論中國文學的論文，其立論基礎(chǔ)即是叔本華的哲學、美學與悲劇觀，以此來認識、觀照《紅樓夢》，論述《紅樓夢》的精神實質(zhì)及美學與倫理學價值，批評前人的種種評論研究。《紅樓夢評論》一文被認為是“新紅學”的開山之作，開了用西方理論分析、評判《紅樓夢》的先河。王國維依據(jù)叔本華的哲學與美學見解撰寫《紅樓夢評論》，其所據(jù)叔氏觀點主要取之于《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這本書中的非理性悲觀哲學是叔氏倫理學與美學的核心，因而它也就自然成了王國維評“紅”的核心內(nèi)容。撇開王國維依據(jù)叔氏理論評析《紅樓夢》產(chǎn)生的唯心、消極成分，從中西比較文學看，王國維在運用西方理論評析中國文學著作方面，主要有以下兩方面成功或有成效之處：
第一，王氏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宇宙大著述，是悲劇中的悲劇，堪與歌德的《浮士德》媲美。兩部作品主人公賈寶玉與浮士德所受痛苦與解脫痛苦的途徑是相似的。這表明，《紅樓夢》與《浮士德》一樣，具有“崇高美”，完全可以躋身于世界大悲劇行列而無愧色。
第二，在批評舊紅學的所謂“自傳”說時，王國維以但丁創(chuàng)作《神曲》為例，辨明所謂“親見親聞”并非作者必為“劇中人物”。他指出，意大利詩人但丁《神曲》中寫到詩人由維吉爾與貝雅特麗齊引導，游歷了地獄、煉獄、天堂，難道可因此認為但丁必為《神曲》中的人物嗎？王國維認為，這問題牽涉到藝術(shù)美乃自然與理想的妙合關(guān)系，過去的研究往往混淆了歷史與藝術(shù)、歷史人物與藝術(shù)人物的關(guān)系，從而導致了一些不符合藝術(shù)本質(zhì)規(guī)律的荒謬之說。
王國維從叔本華、康德等人的哲學中看到了中西思想方法與思維方式的差異，認為中國人的特點是實際、通俗，西方人的特點是思辨、科學、長于抽象。他的《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以中國南北方的思維差異，比較文學（詩歌）風格的差異，并以之與世界范圍的文學現(xiàn)象類比。他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學可分為南北兩派，南方文學因南人想象力豐富而表現(xiàn)出想象發(fā)達于北方文學，從而使南方詩歌有勝于北方詩歌，這在世界范圍內(nèi)亦然，古代印度人與希臘人想象豐富，因而使得富有想象力的文學作品——神話也便豐富。王國維還借助中西美學對比，用西方研究方法總結(jié)了中國古代的審美經(jīng)驗，使之系統(tǒng)化，并主張將中國藝術(shù)的特有傳統(tǒng)傳播到西方去（見《中國名畫集序》）。
毫無疑問，在中國比較文學發(fā)展史上，王國維是最早有意識地運用西方理論評析、論述中國文學論著的學者。他的這一開先河之功意義深遠，為后代學者創(chuàng)了先例，給人以啟示，開拓了研究領(lǐng)域與視野。與近代其他學者相比，王國維的研究少了綜合比較與為現(xiàn)實服務的傾向，多了純文學理論的色彩，雖然他的比較太執(zhí)著于叔本華哲學，給人有《紅樓夢》附會叔氏哲學之感，顯得牽強，但畢竟其成就是主要的，研究視角也是新的。
第四節(jié) 魯迅《摩羅詩力說》
在近代三十年的比較文學研究中，有一位值得重筆一書的學者，他就是成就主要體現(xiàn)于現(xiàn)代文學史的一代文豪魯迅。魯迅的比較文學著作之一——《摩羅詩力說》問世于1907年，屬于20世紀初期，因而我們要在本章中對他的比較文學研究（主要是《摩羅詩力說》，另外還有《文化偏至論》等）予以詳述。有學者認為，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堪稱中國比較文學史上的早期力作，它的誕生，標志了中國比較文學的新開端，標志了魯迅作為一個比較文學學者在中國比較文學史上的歷史性地位。這話不無道理。
魯迅早年已開始接觸西方文化與思想。留日期間，他廣泛閱讀了西方哲學、政治、文學等方面的書籍，這為他后來決意棄醫(yī)從文，畢生從事醫(yī)治人民心靈創(chuàng)傷的事業(yè)打下了基礎(chǔ)。這期間，他翻譯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熱衷于把西方文學介紹到中國，在翻譯、介紹過程中，著意于比較，力圖了解別人，剖析自己，取長補短。他宣稱，這樣做“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赌α_詩力說》一書即是他早期作這種比較研究的成果。
魯迅之所以寫《摩羅詩力說》，是因為他感到當時中國找不到一個符合標準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因而只好“別求新聲于異邦”，這“新聲”不是別的，即“摩羅詩派”?！赌α_詩力說》一書介紹和評論了西洋包括“摩羅詩人”“復仇詩人”“愛國詩人”“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詩人”在內(nèi)的浪漫詩人和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裴多菲等共八人。他熱烈地歌頌他們“力如巨濤，直薄舊社會之柱石”“不克厥敵，戰(zhàn)則不止”的革命精神，反抗、復仇、愛國、反傳統(tǒng)、反偶像、反舊俗、反虛偽的戰(zhàn)斗意志，并將其與中國封建禮教、詩教作了鮮明對比。在該文中，魯迅系統(tǒng)闡述了“摩羅宗”在歐洲的源流，介紹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等人如何受拜倫影響而形成“摩羅詩派”，以及他們的浪漫主義特色，同時分析了八位浪漫詩人因不同氣質(zhì)、不同生活遭遇、不同民族風尚而形成的不同風格特色。例如闡述普希金受拜倫的影響，指出普希金與拜倫在性格、思想上的不同，分析其原因是：“西歐思想，絕異于俄，其去裴倫（拜倫），實由天性，天性不合，則裴倫之長存自難矣?！庇秩绫容^密茨凱維支與普希金，說他們兩人“雖甚稔”，“又同本裴倫，而亦有特異者”，原因是波蘭與俄羅斯的社會條件不同，密茨凱維支的思想傾向與普希金不同。在作西西比較的同時，魯迅還作了中西比較。書中特別比較了中國詩人屈原與“摩羅詩派”的異同，指出：中國為何不能產(chǎn)生像摩羅詩派這樣的叛逆反抗詩人（魯迅認為屈原是“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然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zhàn)，則終其篇未能見”。），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社會的體制本身造就了不敢反抗的土壤?！赌α_詩力說》一文重點談了拜倫的影響，即拜倫的思想、作品對歐洲文學（同時代的及后起的眾多浪漫詩人）的巨大影響，并同時述及了拜倫本人同歌德、司各特、彭斯等人的關(guān)系。他認為，拜倫之所以會產(chǎn)生如此強大影響，原因主要在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的特殊社會條件。
從《摩羅詩力說》一文我們可以看到，魯迅的比較研究著意在縱向與橫向的結(jié)合上下功夫：縱向上，考證文學的流傳與淵源影響；橫向上，作無聯(lián)系、無影響的平行與跨學科研究。盡管魯迅本人在撰寫《摩羅詩力說》時，也許并無我們這里所說的自覺的比較意識，更遑論今日所謂比較文學的“影響”與“平行”研究，但文中客觀的論述無疑告訴了我們，魯迅確實在這方面樹立了范式。魯迅在論述中國沒有摩羅詩人這一觀點時，對中國文學與中國政治作了縱橫兩方面的考證分析，在介紹拜倫影響歐洲摩羅詩人時，指出了這些摩羅詩人縱向上的影響痕跡和橫向上的各自不同特點；在這個基礎(chǔ)上，他認為，中國由于封建帝王“意在保位”，對“摩羅”天才人物的出現(xiàn)“必竭全力死之”，因而中國沒有“摩羅詩人”，而中國要想有救，唯有像西方一樣，出現(xiàn)一批“摩羅詩人”式的志士仁人，為中華之崛起而奮斗，才可使中華有希望，否則就無藥可救。從《摩羅詩力說》全文看，魯迅的旨意顯然側(cè)重于政治，但從論述本身看，全文無疑是從文學著眼，從比較入手，所舉詩人之例，均為中西（或西西）文學比較范疇，而在具體比較中，又貫穿了影響與平行研究的成分，還注意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與西方文學理論的有機結(jié)合，互為觀照，從而使全文的直觀性、鑒賞性與理論性、邏輯性互相發(fā)明、相得益彰。
20世紀初期比較文學學者除了上述以外，我們還應提及兩位譯介西方詩歌的起始者：馬君武、蘇曼殊，其中蘇曼殊的名聲與影響更大些。
馬君武是最早翻譯西方學術(shù)思想的人士之一，他曾譯過《法蘭西革命史》、達爾文的著作及席勒的劇作。在詩歌方面，他主要翻譯了拜倫與歌德的作品，他的譯作如同他的創(chuàng)作，具有雄豪深摯的特色，讀來感人，在當時評價較高。蘇曼殊譯有《拜倫詩選》，該書序言中，蘇氏寫道：“善哉拜倫！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詩歌之美，在于氣體，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sup>對拜倫詩歌作了高度評價。除拜倫外，蘇曼殊還譯過彭斯、雪萊、歌德等人的作品。他的譯詩如他自己所說：“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sup>其中尤其是譯拜倫的詩，在表達原詩意境與用字的優(yōu)美上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影響頗大。有人認為，蘇曼殊的這一成就同他與拜倫有著相似的身世、受拜倫精神濡染很有關(guān)系，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不過，也應指出，由于蘇氏譯詩太受中國古詩表達形式的約束，使拜倫作品中那股慷慨激昂的情調(diào)難以充分表現(xiàn)，致使譯詩有些地方顯得古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流傳面。蘇曼殊也有一些中西文學比較的論述，如《與高天梅論文學書》中，他說：“拜倫足以貫靈均、太白，雪萊足以合義山、長吉；而莎士比亞、彌爾頓、田尼孫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以杜甫爭高下。”話雖屬比附之語，但能看出比較意識的成分。
最后值得提及的比較文學學者是劉師培，他可以稱是近代這三十年中（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后一位發(fā)表過比較文學見解的人士。最能集中體現(xiàn)劉師培比較意識的文章是《孔子真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孔子之失有四處，而這四處均為劉氏比較西方學術(shù)以后所得出。此外，劉氏還依據(jù)英國人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分析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將中國社會的君主禪讓與西方共和政體作了比較。在文學比較方面，劉氏最典型的論述是《論文雜記》，這當中，他參照西方文學理論，總結(jié)了中國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使之既符合文學客觀，又符合歷史規(guī)律。應該看到，劉師培本人在政治上由早期的革命變成了后期的反革命，并不足取，但他在文學和藝術(shù)上，卻具有創(chuàng)造性，敢于吸收外來新東西，大膽比較，不因襲守舊，屬于進步派，在當時有較大的社會影響。
- 光緒富文齋初刊本。
- 原載《蘇報》，轉(zhuǎn)錄自《清議報全編》卷二十六，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頁。
- 載《適可齋記言》卷四，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 中華書局1929年版，上海書店重印本，第167頁。
- 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57頁。
-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第143頁。
- 商務印書館排本，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61—162頁。
- 《紅礁畫漿錄》二，《譯余
語》。 -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57—158頁。
- 《塊肉余生述》序，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65頁。
- 《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63—164頁。
- 同上。
- 《黑奴吁天錄》，林紓譯，上海文明書局，1920年版。
- 《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23—124頁。
- 《小說叢話》，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25—126頁。
- 轉(zhuǎn)引自《中國歷代文論選》第四冊，第134—135頁。
- 轉(zhuǎn)引自同上書，第206頁。
- 《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載《飲冰室合集》第59卷。
- 參見趙瑞蕻：《魯迅〈摩羅詩力說〉注釋·今譯·解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89頁。
- 《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頁。
- 轉(zhuǎn)引自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第147—148頁。
- 轉(zhuǎn)引自同上書，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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