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教運動談起

60年代前半，在全國范圍內又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叫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運動。北大又大大地折騰了一番。規(guī)律仍然是：這場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鞈?zhàn)了一陣，然后平靜下來，又都奉命到農(nóng)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于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口內外的交通要道。據(jù)當?shù)氐睦习傩崭嬖V我，當年這里十分繁華，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臥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里面劃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xiàn)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只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

村里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里談。我只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了“革命”的烽火。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實，滿篇邪理。它據(jù)說也是頗有來頭的。姚文元不過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出臺獻藝的小丑而已。我讀到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腦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細胞，雖然解放后幾乎天天學習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鈍，時時刻刻講階級斗爭，然而我卻偏偏忽略階級斗爭。我從文章中一點也沒有體會出階級斗爭的味道。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出這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風暴將要來臨的信號。我只把它當作一篇平常的文章來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話的缺點（優(yōu)點？）?？赐炅艘院?，我就信口開河，大發(fā)議論，毫無顧忌。我到處揚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會同彭德懷有什么瓜葛。我還說，“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30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里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里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nóng)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瞇瞇的。后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chǎn)階級接班人的貧農(nóng)兼烈屬的子弟，已經(jīng)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鏡子里照見自己的真相！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捕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里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shù)”。它把年青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里講一講。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臺，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根據(jù)上面的規(guī)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內部情況只有我們自己明白。我們這一伙來自四面八方的“雜牌軍”，盡管過去并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xié)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jīng)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么信，看完之后，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么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戳岁惖男袕剑易匀淮蠡蟛唤?。特別是過舊歷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么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么要燒掉呢？”

“不留痕跡?！?/p>

“撕掉丟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p>

“你過分小心了?！?/p>

“不是，干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p>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里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并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里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jīng)驗之談，是從無數(shù)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边@是后話，這里就先不談了。

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絕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里是搞階級斗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斗爭，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絕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斗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里想到，在我們在這里搞階級斗爭的同時，全國范圍內已經(jīng)涌起了一場階級斗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1966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xiàn)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于陸續(xù)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消息，從外面?zhèn)鬟M來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風驟雨前濃云密布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么，我們心里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5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fā)出一些文件，什么《五一六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jīng)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jīng)說到，我腦袋里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斗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huán)境里，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

此時城里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里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里已經(jīng)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xiàn)了打人的現(xiàn)象。據(jù)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剎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5月25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里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xù)、發(fā)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挨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guī)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6月1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臺播出了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么人的贊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么“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么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并沒有形成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消息不斷地陸陸續(xù)續(xù)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chǎn)生多大干擾，我們實在是不了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東語系在南口村參加社教的師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總支書記，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規(guī)定，我們都是被整的對象，因為我們都是“當權派”。所有的當權派，除了最高層的少數(shù)幾個天之驕子以外，幾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神秘莫測的中國語言把它縮簡為“走資派”）。在南口村，東語系的“走資派”和一般教員和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因此，我們這兩個走資派“難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夢中，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懸崖邊上，下臨無地，只等有人從背后一推，立即能墮入深澗。而個別推我們的人此時正畢恭畢敬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搖著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巴狗。

沒有想到—其實，如果我們政治嗅覺靈敏的話，是應該想到的—6月4日，我們忽然接到學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參加革命。我們帶的東西本來不多，一無書籍，二無細軟，幾床被褥，一個臉盆，順手一卷，立即成行，擠上了學校派去的大汽車。住了七八個月的南口村，現(xiàn)在要拜拜了?！翱蜆浠乜闯晒枢l(xiāng)”，要說一點留戀都沒有，那不是實情。心頭也確實漾起了一縷離情別緒。但是，此時有點兵荒馬亂的味道，顧不得細細咀嚼了。別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們那一位總支書記，政治細胞比我多，階級斗爭的經(jīng)驗比我豐富。他沉默不語，也許有點什么預感。但是此時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樣子。我雖然心里也有點沒底兒，有點嘀咕，我也沒有時間考慮太多太多。以前從南口村請假回家時，心里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這一次回家，卻好像是走向一個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個多小時以后，我們到了燕園。我原來下意識地期望，會有東語系的教員和學生來迎接我們，熱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們畢竟還是總支書記和系主任，還沒有什么人罷我們的官嘛。然而，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里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校內林蔭大道上，橫七豎八，停滿了大小汽車。自行車更是多如過江之鯽。房前樹下，角角落落，只要有點空隙，都擠滿了自行車。真是洋洋大觀，宛如自行車的海洋。至于校內的人和外面來的人，更是不計其數(shù)。萬頭攢動，人聲鼎沸。以大飯廳為中心，人們成隊成團，擁擁擠擠，真好像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我們的車一進校門，就寸步難行。我們只好下車步行，好像是幾點水珠匯入大海的波濤中，連一點水花都泛不起來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簡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國去了。

據(jù)說從6月1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般涌進燕園。在“馬列主義”信徒們眼中，北大是極其神圣，極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過了麥加，超過了耶路撒冷，超過了西天靈鷲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滌除身體上和靈魂中的一切污濁，一切罪孽。來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先是附近學校的人來，然后是遠一點的學校的人來，最后是外地許多大學的人，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風塵仆仆地趕了來。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進來湊熱鬧，夾在里面起哄。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墻上，地上，樹上，布滿了大小字報，內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擠進了人群。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斗，沒有拳打，沒有腳踢。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將“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從此以后，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我在外文樓外的大墻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蔑、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逝?，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驍將，急先鋒。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斗，甚至被連續(xù)斗上四十八小時。批斗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著站在短墻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斗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斗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里揪出來批斗，好像舊日戲園子里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里，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象征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征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征呢？以后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后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文章，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fā)展?？磥磉@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jīng)過什么人批準了的。后來流毒無窮，什么“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別人高。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里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么隱藏在我身后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后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反正我此時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遙。這時的燕園比起6月4日來，其熱鬧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時候，許多邊遠的省份，受到了千山萬水的阻隔，沒有能趕到北京來，朝拜北大這一塊“圣地”?，F(xiàn)在都趕來了。燕園在平常日子看上去還是比較遼闊的。但是，在這“八方風雨會燕園”的日子里，卻顯得極其窄狹，極其渺小。山邊樹叢，角角落落，到處都擠滿了人。我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倉中一粒米了。

據(jù)我的觀察，這一階段，斗爭的矛頭是指向所謂“走資派”的。什么叫“走資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個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個頭頭，他必然就是“走資派”。于是“走資派”無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覺悟奇低，我在當時一直到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總是虔心敬神，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位必有一個“走資派”，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個大小頭頭都成了“走資派”，我們工作中的成績是怎樣來的呢？反正我這個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沒有人可講。既然上頭認為是這樣，革命小將也認為是這樣，那就只有這樣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可憐我們虔誠地學習了十幾年唯物論和辯證法，到頭來成了泡影。唯物主義者應該講實事求是。當前的所作所為，是哪一門的實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將也絕不可輕視。他們有用之不竭的創(chuàng)造力。北大的“走資派”在脖子上被掛上了大木牌，上面寫著這個“走資派”的名字。這個天才的發(fā)明就出自北大小將們之手。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著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木牌這一個新生事物一經(jīng)出現(xiàn)，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fā)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面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地心吸力把鋼絲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鮮血直流。在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場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但是“批斗”的場面我卻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則“走資派”站在講臺上，低頭掛牌。革命群眾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則“走資派”站在椅子上，墻頭上，石頭上，反正是高一點的地方，以便示眾，當然是要低頭掛牌。我沒有見到過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來還是有的。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后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于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臺。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么“萬歲！”主要發(fā)言人走上前去發(fā)言進行批斗。發(fā)言歷數(shù)被批斗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蔑，最后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么都是真理，說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給“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而后已。這種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說不清。是想震懾“犯人”嗎？我說不清。參加或參觀批斗的人，有的認真嚴肅，滿臉正義。有的也嘻嘻哈哈。來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來取經(jīng)朝圣的人們，有的也乘機發(fā)泄一下迫害狂，結果皆大歡喜，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果然來到了。這種“先進”的經(jīng)驗被取走，轉瞬之間，流溢全國。至于后來流行的“坐噴氣式”，當時還沒有見到。這是誰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呢？沒有人研究過，好像至今也還沒有人站出來申請專利。

在北大東語系，此時的批斗對象，一個是我上面談到的總支書記。帽子是現(xiàn)成的：走資派。一個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現(xiàn)成的：反動學術權威，另外還加上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給他們二人貼的大字報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蠻。對總支書記的批斗我只見過一次，是在一個專門為貼大字報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貼的都是關于他的大字報，歷數(shù)“罪狀”，什么“牧羊書記”之類的人身攻擊。他站在棚前，低頭彎腰。我不記得他脖子上掛著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張白紙，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筆畫了一個叉。這是從司法部門學來的，也許是從舊小說中學來的。一個犯人被綁赴刑場砍頭時，背上就插著一個木牌，寫著犯人的名字，上面畫著紅叉。此時書記也享受了這種待遇。批斗當然是激烈的，口號也是響亮的。批斗儀式結束以后，給他背上貼上一張大字報，勒令“滾回家去！”大字報不許撕下來，否則就要罪上加罪。

對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樓大會議室中。樓道里，從一層起直到二層，都貼滿了大字報。還有不少幅漫畫，畫著這位教授手執(zhí)鋼刀，朱齒獠牙，點點鮮血從刀口上流了下來，想借此說明他殺人之多。一霎時，樓內血光閃閃，殺氣騰騰。這樣的氣氛對一個根本不準發(fā)言的老人進行所謂“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見了。結果是參加批斗的青年學生群情激昂，真話與假話并舉，吐沫與罵聲齊飛，空氣中溢滿了火藥味。一只紙簍扣到了老教授頭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將把整瓶藍墨水潑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變成了斑駁陸離的美國軍服。老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勒令“滾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6月18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發(fā)奇想，要在這一天大規(guī)模地“斗鬼”。地址選在學生宿舍二十九樓東側一個頗高的臺階上。這一天我沒有敢去參觀。因為我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我這樣一座泥菩薩最好是少出頭露面，把尾巴夾緊一點。我坐在家中，聽到南邊人聲鼎沸，口號震天。后來聽人說，截止到那時被揪出來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揚人民之雄風，振革命之天聲。每一個“鬼”被押上高臺，喊上一陣口號，然后一腳把“鬼”踹下臺去。“鬼”們被摔得暈頭轉向，從地上泥土中爬起來，一瘸一拐，逃回家去。連六七十歲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們無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臺上，挨上一頓臭罵，臨了也是一腳踹下高臺，再用抬筐抬回家去。聽說那一夜，整個燕園里到處打人，到處罵人，稱別人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瘋狂肆虐，滅絕人性。

從此以后，每年到了6月18日，必然要“斗鬼”。我可萬萬沒有想到，兩年后的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與其盛，千載難遇。此是外話，這里暫且不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