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魯迅在東方世界

第一章　日本主流媒體百年來關于魯迅的報道與傳播
——以世界發(fā)行量首位的《讀賣新聞》為中心

被世人賦予了多重稱號的魯迅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和持續(xù)的關注。在他充滿動蕩飄零的人生中，無論創(chuàng)作抑或翻譯，其累累成果均成為世界寶貴的精神財富。魯迅雖已逝80余年，然而世界各國的人民至今仍在品析其犀利精練的言語、解讀其極具預見性的思想、闡釋面對當時“病勢沉疴”的中國人時他那怒其不爭和撕心裂肺的吶喊。其棄醫(yī)從文的堅定身影、孤寂偉岸的形象仍然在歷史長河之中清晰可見。

魯迅與日本有著不解之緣。正值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之際的魯迅選擇出國求學，希望通過開闊眼界、增長見識來應對當時國內(nèi)和國際的風云變幻，拯救國人，這成為他執(zhí)著追求的目標。日本求學經(jīng)歷在魯迅的人生之路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人生的重大轉折亦是發(fā)生在日本。救死扶傷的醫(yī)生是否能夠醫(yī)治精神上已經(jīng)病入膏肓的“患者”，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終于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他放棄一直以來的從醫(yī)志向，決定以言語為利刃，幫助世人剜掉思想上的腐肉。醫(yī)生醫(yī)病卻難醫(yī)心，只有以海納百川的氣量去接受更多新的思想，才能跳脫出“故步自封”的桎梏。他在日本學習不同的語言，而后他的譯作更成為一帖精神良藥。此外，不能不提及他與恩師藤野先生的君子之交、師徒情誼。二人的交往在動蕩不安的亂世之中如同一涓細流浸潤心靈。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是這波瀾不驚卻惺惺相惜的情誼，至今仍為兩國人民津津樂道。而時至今日，魯迅文學仍在世界文壇中屹立不倒，對魯迅文學相關的研究也從未止步，其中以中日韓三國最盛。

魯迅與日本淵源之深可以通過日本媒體得到印證。眾所周知，魯迅從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留學7年，最初兩年在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之后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學習一年半，于1906年3月左右返回東京，開始文學運動。第二次的東京生活由其弟周作人相伴左右。據(jù)周作人回憶，兩人每天都在東京寄宿的地方讀按戶送達的《東京朝日新聞》（以下簡稱《朝日新聞》）。1907年4月夏目漱石辭去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職務，進入朝日新聞社，于6月23日起開始連載長篇小說《虞美人草》，因而魯迅每天清晨都會伏在枕上，吸著中檔的敷島牌香煙，先看《朝日新聞》的小說欄。

《朝日新聞》于1879年1月在大阪創(chuàng)刊，1888年收購東京的《覺醒新聞》，更名為《東京朝日新聞》，1889年將大阪總社發(fā)行的報紙更名為《大阪朝日新聞》。

1912年5月起就職于教育部的魯迅，1919年在北京內(nèi)城西北部的八道灣購置住宅，將留在故鄉(xiāng)紹興的家人接到北京。魯迅當時訂閱了《讀賣新聞》，由東京郵寄至宅邸約耗時一星期。

《讀賣新聞》于1874年11月在東京創(chuàng)刊，因文藝界的相關報道較多，如1897年1月連載尾崎紅葉的小說《金色夜叉》等，被稱為“文學報刊”。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魯迅訂閱的不是《朝日新聞》（雖然《大阪朝日新聞》可以早一天送達八道灣），而是《讀賣新聞》，除重視《讀賣新聞》的文學性之外，還可能與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兩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出身東京，愛讀家鄉(xiāng)報紙有關。

如上所述，魯迅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熱心讀者。而日本媒體對魯迅最早的報道，是在1909年，當魯迅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留學生時，東京的刊物《日本與日本人》五〇八號《文藝雜事》欄，便報道了當時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說集》翻譯、出版的消息。隨著魯迅聲名鵲起，《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兩家報社也開始報道關于魯迅的新聞，甚至向魯迅約稿。如此，至2015年12月的這百年間兩家報社報道魯迅或與魯迅相關的新聞甚多，《讀賣新聞》約為695篇，《朝日新聞》約為875篇，其中1984年到2015年之間為726篇。

日本《讀賣新聞》是世界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2013年11個月的發(fā)行量超過了1000萬，為10007440份，雖然由于網(wǎng)絡媒體發(fā)展等因素，報紙的銷量連年下降，但是《讀賣新聞》于2015年的發(fā)行量依然為世界第一，11月發(fā)行量為913萬。《朝日新聞》2013年度的發(fā)行量為世界第二，2013年的發(fā)行量7520474份，2015年為671萬份。據(jù)此本文擬采用發(fā)行量最大的、報道關于魯迅新聞最早的《讀賣新聞》為數(shù)據(jù)搜集對象，探討《讀賣新聞》中魯迅相關報道的變遷及時代背景。順便一提，在中國1914年的調(diào)查中，北京各家報紙的發(fā)行量都為幾百至幾千，上海報紙中《新聞報》為2萬份，《申報》為1.5萬份。據(jù)中商情報網(wǎng)報道2014年《參考消息》發(fā)行量為350萬份，《人民日報》為280萬份。

在《讀賣新聞》報道的數(shù)據(jù)庫“YOMIDASU歷史館”的“明治、大正、昭和1874-1989檢索語”一欄中輸入“魯迅”，就可以閱覽從1874年至1989年間的所有含有“魯迅”這一關鍵詞的報道及廣告（與魯迅相關的主要為書籍）的版面圖片，及1986年以后的報道文本。在數(shù)據(jù)庫“YOMIDASU歷史館”中以“魯迅”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從1902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13日共顯示695條報道。其中1902年至1986年8月30日報道版面為圖片形式，1986年9月26日之后便以文本形式出現(xiàn)。據(jù)此，筆者進行了歸類整理，其中，262條報道與魯迅緊密相關，427條報道涉及魯迅，另有6條報道與魯迅無關。另根據(jù)不同時期的報道特點可將這些報道劃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節(jié)　第一階段（1902年9月-1945年7月）

“YOMIDASU歷史館”中以魯迅為關鍵詞搜索，首先出現(xiàn)的報道為1902年9月14日的題為《教育界雜論　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外國人特別入學臨時細則》的報道。魯迅入學仙臺醫(yī)專為1904年9月，因此這條報道中不可能出現(xiàn)魯迅名字。為何在《讀賣新聞》數(shù)據(jù)庫中檢索“魯迅”會出現(xiàn)這篇報道，有待商榷。

《讀賣新聞》中出現(xiàn)的第一篇關于魯迅的報道，亦是日本首次出現(xiàn)的有關魯迅的報道，出現(xiàn)于1922年，即1922年7月16日登載的《最近離開支那的愛羅先珂的近況（下）》。至于為何日本的報道會將魯迅與“愛羅先珂”相關聯(lián)，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魯迅事典》中對愛羅先珂的介紹可幫助理解。

愛羅先珂（Eroshenko，1889-1952），蘇聯(lián)詩人、童話作家，出生于富農(nóng)家庭，四歲失明，先后于莫斯科盲童學校及倫敦皇家盲人學校學習，1914年為學習中醫(yī)針灸，只身赴日。不久便掌握日語，兩年后通過日語口述開始童話創(chuàng)作，從1916年起三年間流浪于泰國、印度，因被懷疑是布爾什維克派而被英國·印度政府逐出印度之后返回日本，在左翼人士的演講集會上倡導人類的解放。日本政府害怕詩人成為社會主義國際合作及大眾運動的火種，于1921年6月以“宣傳危險思想罪”為由將其驅(qū)逐出境。從敦賀市返回海參崴時，他因俄國革命后的內(nèi)戰(zhàn)而無法返回莫斯科，于是前往上海，不久在魯迅與周作人兩兄弟的幫助下，被聘為北京大學世界語講師，1922年2月起在北京魯迅的宅邸住了一年多。

如上所示，因愛羅先珂曾經(jīng)赴日，精通日語，且在被日本驅(qū)逐出境后來到了上海。盡管如此，日本媒體依然關注著他的行蹤，《讀賣新聞》在報道其近況的同時，關注了與其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周氏兄弟。報道標題為《最近離開中國的愛羅先珂的近況》，分為上、下兩篇，在續(xù)篇報道的首句寫的是“與他們同住一個宅邸的是其兄周樹人”，從此處可以看出這篇報道的上篇并未提到魯迅，且魯迅登場在周作人之后。不過，此續(xù)篇幾乎通篇介紹周樹人與周作人兩兄弟在當時中國文壇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們與日本文人墨客的友好往來和交流，對中日文壇交流發(fā)展所起的推動與促進作用。報道談及周氏兄弟在文學上各有建樹，其中周樹人是教育部官吏，筆名為魯迅，專攻德國文學，身為創(chuàng)作家，擅于心理描寫，懷有一顆憂郁憤懣之心，敢于質(zhì)疑與揣測，因此相較弟弟周作人，他的作品更著重表現(xiàn)風雨飄搖的世間的黑暗齷齪，帶有極強的陰郁悲慘的絕望色彩；周作人雖然是英語文學的研究者，然其不僅將中日兩國文學互譯、進行介紹傳播，還與日本文壇的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長與善郎等人合著了多部文學作品。兩人都是在中國文壇上開創(chuàng)出嶄新局面的先驅(qū)者。

魯迅曾翻譯出版了愛羅先珂的日語原作《愛羅先珂童話集》（1922）、《桃色的云》（1923）并在小品《鴨的喜劇》（1922）中寫道：“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濒斞赣谖膶W革命之際發(fā)表《狂人日記》，發(fā)出吶喊，身處中國言論中心的他也對布爾什維克派主導的革命未來感到不安，其自日本留學以來形成的對俄國詩人的印象也開始瓦解。日本學者還曾經(jīng)指出愛羅先珂的“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這一呼喊最終升華為描繪半生的寂寞與悲哀的《〈吶喊〉自序》（1922）。

如上所述，愛羅先珂與魯迅間有著很深的淵源，而魯迅最開始知曉愛羅先珂也是由于《讀賣新聞》的報道。1921年5月29日《讀賣新聞》中以全11行的大標題，詳盡地報道了警察強制拘留愛羅先珂的情景：“單憑俄國人這一理由/向盲人詩人愛羅先珂/嚴厲的驅(qū)逐命令”“警官穿著泥靴，登上二樓/不容分辯地強制拘留/踢踹、毆打愛羅先珂”“危險思想/宣傳/雖然盲人很可憐/斷然處置/川村前局長講述”。

1907年寫作《摩羅詩力說》以來，一直尋求為了國民革命而流血、喚醒民眾的詩人出現(xiàn)在東京，魯迅應該深受感動吧。《讀賣新聞》最后還用了“人類的一份子”的詩歌作為報道的結尾。從此，亦可看出《讀賣新聞》作為媒體對愛羅先珂的高度評價及對其遭受的不公待遇的同情。與此同時，對在中國提供幫助的周氏兄弟予以了高度的評價。

不過，稍有差異的是，日本記者雖對周氏兄弟與愛羅先珂的交往了解得極為清楚，但標題日語中“去”一般應譯為“離開”，大意就是離開中國“走了”的意思，但愛羅先珂于1922年2月24日到北京，7月3日其實是暫時離開北京，只是遠赴芬蘭參加世界語年會，而報道后的11月4日他又返回北京，最終是在約半年后的1923年4月16日離開北京返回俄國。愛羅先珂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曾吸引數(shù)千名觀眾前來聆聽，但他的世界主義并未能引發(fā)真正共鳴，就職幾月后選修世界語和文學講義的學生驟減，甚至有的班級只剩下3名同學。被孤立的愛羅先珂放棄了“解放的預言者”的抱負，于1923年4月返回莫斯科。

接下來的報道出現(xiàn)于1922年11月24日，標題為《“支那新人”周氏三人》，是對中國新人的介紹，但同樣與愛羅先珂有關。11月應該是恰逢愛羅先珂剛返回北京周氏三兄弟的住處之際吧。作為對文壇新人的報道，《讀賣新聞》非常隆重地介紹了周氏三兄弟在中國文壇上取得的成就與地位，闡述了三兄弟的文學領域與方向，總結了他們各自的文學風格與思想。報道中提到盲人詩人愛羅先珂氏稱周樹人是中國文壇創(chuàng)作第一人，對其文學作品相當推崇；白話詩人周作人是外國文學的傳播介紹者；周建人是文壇有名的評論家。三人的文學領域、文學建構法互不相同、各有千秋，但是三人通過文字所表現(xiàn)的深層意義與思想均是一致的。周樹人，筆名為魯迅，在教育部任職，相當于文部省的文書科長，同時也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小說史科目的講師。曾在日本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學醫(yī)，后棄醫(yī)從文。這一經(jīng)歷與日本文壇中的森鷗外和圭太郎頗為相似。魯迅創(chuàng)作的名篇《孔乙己》登載在《新青年》這一雜志上，目前已經(jīng)完結，引起巨大反響。小說塑造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舉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體不勤、窮困潦倒，在人們的嘲笑戲謔中混沌度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階級吞噬的悲慘形象?！犊滓壹骸穼懹?918年冬天，當時文壇以《新青年》為陣地，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但是封建復古的逆流仍很猖獗?？婆e制度雖于1905年被廢除，但培植孔乙己這類人的社會基礎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依舊是社會教育的核心內(nèi)容，這就有可能產(chǎn)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讓他們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魯迅選取了社會一角——魯鎮(zhèn)的咸亨酒店，運用細膩的心理描寫、平淡真實的筆觸，藝術地展現(xiàn)了20多年前社會上這種貧苦知識分子的生活，揭示了時代悲劇，可以啟發(fā)讀者對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當時的教育現(xiàn)狀，思考當時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

接下來的五年半時間，此前被隆重推出的周氏兄弟竟然沒有在《讀賣新聞》上出現(xiàn)過。五年半之后的1928年3月9日，一篇題為《上海的文藝》的報道主要介紹了日本新興文學對上海文藝的影響。當時上海最感興趣的文學是日本的新興文藝，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在上?；钴S的文學愛好者或文壇名家，很多都曾留學日本。涌現(xiàn)出的大量文學作品與日本文學有很多相通相關之處。當時正在中國開展的白話文運動，很多白話其實來源于日語。上海是中國的文學文藝中心，上海的文藝風向引領著全國的文學藝術。報道提到周作人等新銳作家對日本古典文學、近世文學、新興文學的翻譯介紹極大地推進了日本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中日文學的交流。但此篇報道通篇完全沒有提及魯迅，這應該與周氏兄弟間失和有直接關系。如此看來，日本的媒體至少報道時對此事亦頗為了解。

魯迅的名字再次出現(xiàn)是在1928年8月11日發(fā)表的《支那文藝談》當中。該篇以極短篇幅介紹了當時中國文壇的現(xiàn)狀。胡適的文學革命打響以后，停滯不前的中國文學出現(xiàn)了新興面貌并不斷發(fā)展，涌現(xiàn)了一大批社會小說、寫實小說。思想文化的社團聯(lián)盟，如新潮社等，宛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xiàn)，開辦雜志，發(fā)表了一系列作品。其中，魯迅、郭沫若、冰心、郁達夫等人作為新進作家，受到海外文學影響，展現(xiàn)出文明開化的先進思想。

1928年12月29日，另有《支那文壇一瞥》以大篇幅詳細介紹了中國文壇的動向與特點。在中國文壇中重要改革——白話文改革運動中，雜志《新青年》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本雜志涉及文學藝術及一系列社會問題，大約12年前就已經(jīng)開始發(fā)行，引發(fā)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白話文改革。報道還提到當時創(chuàng)刊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在中國社會改革的思想觀念上有重大分歧，最終導致《新青年》成為廢刊。但是《新青年》以后近代文藝依然不斷成長壯大，涌現(xiàn)出一大批優(yōu)秀作家名匠，大體可以將他們分為四派：資本主義派、古典派、無產(chǎn)階級派、無政府主義派。報道主要介紹資本主義派。資本主義派又分為語絲派與文藝研究會兩派。語絲派得名于該派所創(chuàng)的雜志《語絲》，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屬于該派。周樹人筆名魯迅，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小說家，同時被譽為中國文壇第一人，這一點與夏目漱石相似。他在《新青年》時期就發(fā)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引起廣泛反響。報道指出魯迅當時以翻譯為主創(chuàng)作為輔，翻譯了許多日本的文學作品，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壇先鋒者，其中短篇小說均收錄在其短篇小說集《吶喊》中。周作人具有白樺派傾向，而周建人更加關注生物學與女性問題，純文藝的作品相對較少。他們創(chuàng)辦的雜志《語絲》最初是純文藝雜志，而后隨筆與評論逐漸增加。此外，報道還提及了古典派、無產(chǎn)階級派和無政府主義派。

1929年2月12日、13日題為《支那的文學者》的兩篇連載，其作者為前田河廣一郎，著重介紹了中國文壇中的兩位名家：魯迅與郁達夫。作者提及魯迅是福建省人，曾在上海北四川路上名為“中有天”的餐館宴請過作者吃福建菜。記得魯迅曾在飯桌上說過這樣一段話：“現(xiàn)在的我是虛無主義。什么國民革命或者類似的改革，對我來說只是毫無意義的現(xiàn)象罷了?，F(xiàn)在對我說什么民眾運動，已經(jīng)不能感染我的靈魂深處了?！弊髡弑硎韭犃艘院蠓浅ｓ@訝，他本認為這一位偉大的老革命文學者絕對不會輕易妥協(xié)的。然而不經(jīng)意間瞥見魯迅逐漸蒼老憔悴的面容，不禁揣摩起魯迅的心理。揣摩著先生的靈魂深處，或許是已深知中國內(nèi)部的重重矛盾，困惑于那復雜交織的矛盾之中，因此產(chǎn)生了虛無主義吧。這篇不同于正式報道的采訪或許給日本社會留下了深刻影響。此文稿中談到魯迅與福建之關系亦讓人頗感新鮮。此后，該記者又介紹了與郁達夫見面后的交談，指出郁達夫是不同于魯迅的樂天派。

1930年10月18日《最近支那的傾向》則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涉及了魯迅。報道稱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流行思想，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fā)展絕對不在日本之下，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傳播與解讀。作者還認為當時各大雜志都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發(fā)聲機器，占據(jù)領導地位。但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是否能夠真正支配中國思想，作者認為中國目前的現(xiàn)實矛盾尚不足以完全吸收運用馬克思主義。

其間應該另有幾篇報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9月12日的報紙上登載了《阿Q正傳》的廣告。另外，早在1932年11月23日，日本改造社已經(jīng)在《讀賣新聞》上登出即將出版《魯迅全集》的預告。此后出版了井上紅梅翻譯的《魯迅全集》，因為井上的翻譯問題較多，全集的稱呼也不符合事實，魯迅本人對此亦表示過不滿之意。而后，再次登載出廣告時已是魯迅逝世近20天后的1936年11月8日。最終，1937年日本改造社正式出版了7卷的《大魯迅全集》，比中國最早出版的《魯迅全集》還早了一年。

1935年7月13日，《魯迅之影》的報道可謂是《讀賣新聞》中第一篇直接以魯迅為題的文稿。該篇篇幅短小，介紹了魯迅的現(xiàn)狀與思想近況。文稿寫到最近的魯迅從面容上來看失去了以前的開朗，變得有些陰郁憂愁。之后還記述了這樣一些內(nèi)容：魯迅不想投入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中去，懷有無意參與任何國民運動的虛無主義之心，只想做好一個文學者和詩人。這篇文稿比較側重對魯迅的身體及精神狀態(tài)的描寫。

魯迅于1936年10月19日離世，在次日朝刊上有一篇《魯迅印象（上）》的文稿，作者室伏高信是日本著名評論家，曾任《朝日新聞》等報記者。室伏高信在此文中記述了他有幸在內(nèi)山書店老板舉辦的歡迎會上結識魯迅，并且對其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該文詳細而生動地描寫了魯迅的音容笑貌，稱其是他有生之年所認識的世界眾位名作家中讓他極為難忘的人物，有著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并評價魯迅為中國文壇第一人，肯定了魯迅在文學學術方面的成就與深遠影響。報道同時分析了當時的中國文壇被馬克思主義完全主導的現(xiàn)象。不過，在這篇文稿中并沒有直接提及魯迅逝世。但從作者的文辭來看，其對魯迅病危的境況是深有了解的，文稿特以“上篇”形式結束，為撰寫下篇留有余地。

在10月20日晚報上刊登了一篇標題醒目的報道《親日文豪之死》，鄭重地報道了魯迅的離世，報道中寫到魯迅于10月19日在中國上海因肺結核去世，享年56歲，并簡要介紹了魯迅的生平經(jīng)歷與取得的成就。報道稱魯迅為中國文壇第一人。著有《阿Q正傳》《吶喊》《彷徨》《中國小說史略》等，在文學學術方面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魯迅曾就讀于日本東京弘文學院、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是東京德國文學協(xié)會成員，是文學自然主義的領軍人物，創(chuàng)辦了雜志《語絲》。先后于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課程。

《魯迅印象（下）》是續(xù)20日《魯迅印象（上）》的紀念文稿，是室伏高信對于魯迅的評價與追思。文中寫到，無論是在近代中國文壇還是中國的文化長河中魯迅都享有無上的地位與榮譽，那么他究竟是受困受限于這樣的榮譽還是對此投入滿腔的熱情呢？作者認為都不是，他早已超越了這些，到達了更高遠的境界。魯迅之所以深受當代中國青年的喜愛與崇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對左翼理論的理解，或者說是對它的同情。正是因為對左翼理論的理解與同情，他才會被冠以“反動作家”的名號。因此我們又說魯迅是偉大的左翼作家。魯迅的思想到底是不是所謂的虛無主義呢？日本的雜志《改造》上曾刊載過一篇文章，內(nèi)容是關于魯迅對中國思想家孔子進行批判的論述，并且認為魯迅和所有近代人相同，是一位“偶像破壞者”和“傳統(tǒng)輕蔑者”。這也是他的思想和態(tài)度受眾多中國青年追捧的原因。然而在室伏高信看來，他的錚錚鐵骨及其作品靈魂的確透露著老莊的虛無主義思想，這離不開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滋養(yǎng)。最后該作者認為如果魯迅的壽命可以延長至70歲、80歲，那么他的文學思想成就將可與孔孟老莊相媲美。中國現(xiàn)階段的發(fā)展情況陷入困境，魯迅的離世無疑是巨大的損失。

10月22日一篇《魯迅與我國文壇》的文稿被刊登。該篇是魯迅逝世后第三天的連續(xù)報道，高度評價了魯迅的文學風格以及魯迅文學在日本的影響。文章強調(diào)中日關系的冰點并不影響日本文壇對魯迅逝世的惋惜與追思。文章還提出，《魯迅選集》一書曾在日本文壇產(chǎn)生極大反響，魯迅的作品具有凝練、諷刺、辛辣、準確簡潔、頓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語言風格，因而具備足夠彈性，能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種種思維、情感的節(jié)奏，使行文富有韻味而回味無窮。魯迅運用極其冷靜客觀的目光看待紛繁世相，運用這些身邊的現(xiàn)實創(chuàng)作小說。報道最后指出魯迅的作品讓日本文壇在近代再次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關注。無論中日政治關系如何發(fā)展，都有一個超越政治，不關乎利益與狡詐，只專注于人與人、心與心碰撞的交織依存的世界存在，那便是文學藝術的世界。該篇報道可謂是將魯迅與日本文學及日本關系概括得淋漓盡致的一篇佳作。

3個月后的1936年12月1日，《讀賣新聞》登載了魯迅同時代作家郁達夫的《今日的中華》一文。文稿中提出了新型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式，即“集體創(chuàng)作”，并記述了對魯迅的追思與評價。郁達夫指出，魯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作家，他的文章言辭十分犀利、思想先進。他逝世前一直忍受病痛折磨，堅持創(chuàng)作，其堅韌不拔的意志力讓人敬佩。晚年，他不僅在文學上，在木雕藝術上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日本，《魯迅全集》這一魯迅的文學作品集也已開始發(fā)行。最后，文稿還論述了魯迅在中日文學傳播與交流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然而，深切追悼魯迅、表達中日友好之愿望的文稿因1937年日本侵華戰(zhàn)爭戛然而止。半年多之后，1938年7月6日有一篇主要撰寫井原西鶴與魯迅共同點的報道《西鶴與魯迅　極大共同點》被登載。該篇主要分析總結了井原西鶴的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僅稍許提及其與魯迅之比較。井原西鶴是日本江戶時代的小說家、俳諧詩人。原名平山藤五，筆名西鶴，大阪人。15歲開始學俳諧，師從談林派的西山宗因。21歲時取號鶴永，成為俳諧名家。俳諧是日本的一種以詼諧、滑稽為特點的短詩。西鶴的俳諧與初期以吟詠自然景物為主的俳諧相反，大量取材于城市的商人生活，反映新興的商業(yè)資本發(fā)展時期的社會面貌。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大體上可分為3個時期。初期作品著重描寫男女愛情，以秦樓楚館為背景，通過曲折的戀愛故事，塑造了一些不受門第約束、以愛情為人生第一要諦的人物形象，如《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二代男》，均以商人的冶游生活為題材。1686年創(chuàng)作的《好色五人女》描寫了5個人5種不同的愛情故事，以及在封建等級制和道德觀念的壓制下釀成的悲劇。最后一部艷情小說《好色一代女》完成于1686年，描寫一個諸侯的寵妾淪落為娼妓的悲慘一生。文稿指出魯迅的作品也是通過底層人物、普通市民（町人）來反映社會面貌、黑暗現(xiàn)實，揭示了深層社會矛盾。從語言風格來看，兩人作品的語言尤其是人物對話、心理描寫均詼諧幽默、辛辣諷刺，讀來感到無窮深意。

4年后的1941年5月28日，終于出現(xiàn)了中野重治撰寫的《魯迅傳》。值得一提的是，中野重治是日本小說家、詩人、評論家，別號日下部鐵，是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的主要理論家。20世紀30年代初期屢遭逮捕，戰(zhàn)后成為新日本文學會發(fā)起人之一，積極參加民主運動。

在日本，研究魯迅的人日漸增多，《魯迅傳》的出版讓日本民眾更加清楚了解到魯迅的文學與思想、品性與風骨，逐漸對魯迅產(chǎn)生喜愛、同情、理解與尊重的心情。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七七事變”，開始對我國進行全面侵略，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頑強抗爭。在日本，普通國民亦不能免受日本軍閥的強行征兵政策之苦，一紙紅頭文字的出兵令就將日本國民送上了生死難料的殘酷戰(zhàn)場。此時，日本媒體也被白色恐怖主義控制，幾乎不能發(fā)表對中國表示友好的文稿。

第二節(jié)　第二階段（1945年8月-1986年8月）

1945年戰(zhàn)敗后，日本被美軍占領，后因1951年9月于舊金山簽署的對日媾和條約，于翌年4月起恢復獨立。然而，簽署媾和條約的同時，也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日本獨立后美軍駐留日本，日本為美軍提供軍事基地。由于《安保條約》為美國構筑中國包圍圈、對東南亞進行軍事干涉提供了支持，所以許多日本國民反對1960年《安保條約》的修改，于1959至1960年掀起了近現(xiàn)代日本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群眾反政府運動。特別是1960年5-6月，數(shù)萬人的游行示威隊伍連日包圍國會，然而最終《安保條約》仍被修改。

日本作家以及中國文學研究者也參與了美日中國際關系背景下的《安保條約》反對斗爭。1960年5-6月訪問中國的日本文學代表團（團長為野間宏，團員為大江健三郎、開高健、竹內(nèi)實等）訪問的任務之一就是將反對《安保條約》的日本國民的聲音傳達給中國人民。條約改訂后，魯迅翻譯家竹內(nèi)好辭去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一職。

戰(zhàn)后，1946年5月14日一篇題為《周作人等的入獄》的文章，再次拉開了日本社會報道周氏兄弟的序幕，但此期間的文稿內(nèi)容尚未公開顯示，故無法判定具體內(nèi)容。緊接著又有幾篇關于對周作人被判刑的報道，顯示出日本媒體對周氏兄弟的高度關注。但戰(zhàn)后1946年的這段時間里，日本對魯迅的關注點多數(shù)僅限于報道周作人時提及魯迅。

1956年6月8日《痛快的文明批評》一文概述了魯迅的文學方向與風格。報道指出魯迅生前致力于研究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并對其進行了犀利評論與批判，因此魯迅的文學常被視為是對中國舊文明的批評。魯迅與其妻子許廣平的往來信件《兩地書》反映了魯迅對文學與社會的理想規(guī)劃以及對其現(xiàn)狀的批評與憤懣。

時至魯迅逝世20周年的1956年10月20日，一篇關于魯迅逝世20周年的紀念文稿在《讀賣新聞》上發(fā)表，題為《魯迅離去20年》。該篇報道篇幅極短，僅介紹了魯迅的出生地與逝世時間，附有魯迅兒時的學堂“三味書屋”的照片以及魯迅的全家福（魯迅、許廣平、周海嬰）。

在1960年7月19日《讀賣新聞》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人道主義文學的批判》的報道。該篇報道評述了1960年前后中國文壇的現(xiàn)狀，認為中國當代文壇的反人道主義是修正主義的一種，該報道還批評了中國文壇對資產(chǎn)階級文化的全面封禁，認為中國文壇沒有創(chuàng)作自由，同時高度肯定了魯迅的創(chuàng)作自由性。

此時，魯迅成為了連接中日兩國國民的象征。尾上兼英、丸山升編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第2卷《魯迅集》（平凡社）的廣告詞為：“（魯迅的）強烈的個性成為……死后僅20年既已完成革命的人民的巨大的力量?！保?963年1月11日晨刊）竹內(nèi)好譯作《魯迅全集》（全3卷、筑摩書房）的廣告詞為“確立人民文學的魯迅”（1966年8月24日晨刊）。這些可以說是代言了日本人心中的魯迅形象。雖然筆者認為這在文學史上并不正確。此外，媒體經(jīng)常登載“魯迅遺孀”許廣平的相關報道，也體現(xiàn)出日本人對魯迅的持續(xù)關注。如1961年2月19日晚報《中國婦女代表團下月訪日》，1961年3月17日晚報《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　魯迅夫人等共14人》，1961年3月19日晨刊《“新聞人物”中國訪日婦女代表團團長許廣平》。另外還有1961年6月29日題為《夫人寫作〈魯迅回憶錄〉》的報道。

岸信介的自民黨內(nèi)閣在《安保條約》強行被批準后全體辭職，代替其上臺的是池田勇人的自民黨內(nèi)閣，池田內(nèi)閣推進高度經(jīng)濟成長政策，使得日本于1968年國民生產(chǎn)總值躍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國因“大躍進”（1958-1961）政策而經(jīng)濟疲敝，雖然后因劉少奇的調(diào)整政策得以暫時恢復，但又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再次陷入困境?！蹲x賣新聞》關于“文革”的報道僅是傳達《人民日報》等報道，批判周揚（1966年7月1日晚報《反黨的頭目是周揚　中國報紙指出》）后，接著批判郭沫若（1966年9月20日晨刊《郭沫若是“反動作家”　紅衛(wèi)兵、大字報批判》）。隨著混亂的擴大，人們將魯迅視為坐標軸的角色。紀念魯迅逝世30周年的編輯部專欄以“不知何故，我喜歡魯迅的‘自嘲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苯Y尾（1966年10月19日晨刊“編輯手冊”）。

《伊藤虎丸著〈魯迅與終末論〉》、1976年9月13日晨刊《丸山升著〈一位中國特派員——山上正義和魯迅〉》、1979年4月9日晨刊《新島淳良著〈讀魯迅〉》這三本著作通過《讀賣新聞》的介紹得到推廣。

鄧小平和華國鋒分別于1978年10月和1980年5月訪問日本，隨著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政策，各種代表團開始訪日，訪問地包括魯迅曾居之地仙臺，《讀賣新聞》對此均做了詳細報道。如：1979年7月29日晨刊《雨中訪仙臺參觀魯迅之墓　人民日報代表團》及1979年7月30日《松島之游　人民日報代表團》之類的報道。與此同時，中日兩國政府開始實施交換留學生政策，《讀賣新聞》對中國人的日本留學進行的報道中更以魯迅留學經(jīng)歷為例，如1979年11月8日晨刊《中國青年“日本留學熱”超精英選拔/背負“現(xiàn)代化”的熱烈期望》，同時也介紹了魯迅之孫周令飛的留學經(jīng)歷。

作為日本代表書店之一的三省堂書店于魯迅誕生之年開業(yè)，1981年5-6月在東京神田的本部舉辦了“魯迅·誕辰百年展”的大規(guī)模劃時代活動，《讀賣新聞》亦對此進行了詳盡報道。（1981年5月27日晚報《公開珍貴資料　魯迅·誕辰百年展/神田·三省堂書店》）

此后至80年代中期《讀賣新聞》每年都會多次登載魯迅的相關報道，涉及上海的歷史、魯迅的故居等內(nèi)容，如1981年10月22日晚報題為《都市物語上?！钸m宜的生活環(huán)境》的加藤祐三的連載，是以魯迅熱、魯迅紀念館修繕等為線索，持續(xù)介紹了正在推進經(jīng)濟改革開放的中國。在1986年7月28日登載了《對國民作家的敬愛與瞻仰　“魯迅熱”在中國高漲》的報道。

本時期的報道按關鍵詞檢索共計212篇，其中直接報道魯迅的24篇，與魯迅相關的報道85篇，其中包含對魯迅作品、書籍的相關廣告書評、電影及戲劇、各種紀念活動及介紹其家人弟子朋友等的報道。另外有引用魯迅話語等涉及魯迅的報道103篇。由于這個時間段中國處于幾個時代的轉換期，日本對魯迅的報道亦隨著中國社會運動的變化而變遷，呈現(xiàn)出多元性、矛盾性。

第三節(jié)　第三階段（1986年9月-1999年12月）

日本《讀賣新聞》自1986年9月開始采用電子版，可以直接查看文本資料。該時期對魯迅的報道多集中于紀念活動、出版物、電影戲劇、資料的新發(fā)現(xiàn)等幾個方面。本篇章聚焦于日本媒體于1986年至今的新聞報道，故采用分類形式對其進行梳理和分析，從而探尋出日本媒體對魯迅報道的特點。這一時期日本主流媒體對魯迅的報道可分為兩個主要時間段，其一為1986年至1999年，其二為2000年直至今日。

1986年至1999年的時間段內(nèi)，作為日本極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讀賣新聞》在報道中，提及魯迅之名的共計有84篇，其中圍繞魯迅進行詳細報道的共計26篇。在日本泡沫經(jīng)濟時期，前期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國內(nèi)經(jīng)濟呈現(xiàn)出一片欣欣向榮之景，然而繁榮背后潛藏危機，泡沫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之后對日本經(jīng)濟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日本此后經(jīng)歷了泡沫經(jīng)濟的嚴重打擊。在此情況下，魯迅能夠被如此頻繁地報道，可見其不凡影響力。這一時期，圍繞魯迅的報道主要集中于日本魯迅紀念館、魯迅紀念和展覽活動、魯迅著作、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珍貴資料的披露以及魯迅研究發(fā)現(xiàn)等諸多方面，由此可見魯迅影響力之大，影響范圍之廣。

圍繞紀念魯迅活動這一方面，《讀賣新聞》于1986年9月26日晨刊中報道為紀念與日本淵源頗深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之父魯迅逝世50周年，位于上海市虹口公園的魯迅紀念館經(jīng)全面改造之后重新開放，并同時公開關于魯迅的新資料，這將有助于更加客觀地對魯迅進行解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泡沫經(jīng)濟帶來的繁榮達至頂峰的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經(jīng)濟過度繁榮之下隱藏的隱患也一一顯露，1991年3月至1993年10月期間日本經(jīng)濟呈現(xiàn)出大幅衰退之景。在此憂患重重的時期，《讀賣新聞》不僅持續(xù)對魯迅進行報道，且報道數(shù)量也并未減少。由此可見魯迅的存在不僅對于當年深陷迷惘中的中國人擁有醍醐灌頂之奇效，而且對于面臨日本經(jīng)濟經(jīng)歷了空前發(fā)展后突然由盛轉衰之巨大變化的日本人來說，亦是一劑精神良藥。1991年3月6日晚報報道，為紀念中國作家魯迅誕生110周年，上海魯迅紀念館集中展出了150件魯迅曾經(jīng)在上海開展的版畫演講會時的學生作品“回鄉(xiāng)版畫展”。當時的作品約有500件由嘉吉先生帶回日本，而后贈送給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此次的版畫展展示的是該美術館的收藏作品，包括魯迅肖像及描繪當時的上海風景、歷史事件等諸多珍貴作品。1994年4月30日晚報則對町田市原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舉辦的“1930年代上海魯迅”展進行了介紹，展出品中除當時版畫家的作品外，另有魯迅收藏的外國版畫、海報等。時間轉入1998年，《讀賣新聞》圍繞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日途中紀念魯迅的活動進行了系列報道，突出了魯迅因自身與日本之淵源，在促進中日友好中所發(fā)揮的重要紐帶作用。今時今日，魯迅業(yè)已成為一種時代符號，深深融入中日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歷史血脈中?！蹲x賣新聞》于1998年11月26日的晨刊中分兩篇，介紹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結束東京正式日程后，前往仙臺追憶魯迅的足跡。正如魯迅在《藤野先生》中所記述的一般，中日兩國雖經(jīng)歷過交流溝通上充滿阻礙的艱難時代，然千帆過盡，兩國現(xiàn)在正處于同心協(xié)力構筑友好伙伴關系的重要歷史階段。同年11月29日的晨刊報道了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于29日參觀位于仙臺的魯迅曾就讀之地——現(xiàn)東北大學的階梯教室。此外，在同年11月30日的報道中，進一步介紹了江澤民在仙臺紀念魯迅的具體日程安排。江澤民不僅訪問了由市民募集資金于1960年興修的魯迅紀念碑，還親自種植了象征友好的梅樹，此后更與當?shù)匦W生親密交流。報道再次強調(diào)江澤民前往參觀了魯迅曾就讀的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現(xiàn)東北大學），并在被視為魯迅固定位置的座位上坐下，笑著表示“這是作為中國人絕對想要前往拜訪之地”，體現(xiàn)出魯迅在中日兩國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超凡地位。1998年12月13日，《讀賣新聞》晨刊在追悼曾留學中國上海，并前往仙臺學習，積極促成修建魯迅紀念館、為中日友好傾盡心血的菅野俊先生時，再次提及江澤民前往仙臺尋訪魯迅足跡一事。1999年5月3日的晨刊對訪問中國的民主黨代表于1日訪問了位于上海市內(nèi)魯迅之墓一事進行了報道，并提到這一行為是呼應1998年江澤民于訪日之際特地前往與魯迅存在種種關聯(lián)的仙臺市的有意之舉。此外，1999年11月6日的《讀賣新聞》晨刊中報道，以1998年秋江澤民訪問東北大學為契機，東北大學（前身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資料室于當年決定舉辦“文豪魯迅的留學之地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的計劃展覽”一事，展覽將持續(xù)到19日，地點在仙臺市青葉區(qū)片平的東北大學資料室二樓展示室。

通過《讀賣新聞》對魯迅紀念活動的細致報道，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憑借其頗具傳奇色彩的一生、高瞻遠矚的思想、獨到且意味深長的文筆，更憑借其出于深沉痛切的愛國情懷而毅然“棄醫(yī)從文”的一腔熱血，成為中日兩國共同的無法磨滅的時代印記。

提及魯迅，必然提及其作品，字里行間閃爍著學者氣度和智慧、透露著對現(xiàn)狀的痛切批判，仿佛能給當年處于迷惘和混沌中的國人以當頭棒喝，值得一讀再讀?！蹲x賣新聞》在1988年12月27日晚報《20世紀文學游記》欄目中介紹了魯迅《故鄉(xiāng)》一文，不僅介紹了《故鄉(xiāng)》的主要內(nèi)容，還對該作讀后感想進行了闡述。1992年2月10日晨刊登載了片山智行譯著《魯迅〈野草〉全譯》的簡介與評議，并進一步評價道：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可說是體現(xiàn)魯迅文學“精髓”的最重要作品，然而內(nèi)容卻并非通俗易懂，在日本至今仍未出版評解譯本。該作詳細解讀了《野草》24篇，刻畫出貫穿始終且如今更具強烈現(xiàn)實感的魯迅文學特質(zhì)，更難能可貴的是翻譯及評議均通俗易懂。1994年，對于魯迅作品或魯迅作品相關評價書籍的報道更為集中。1994年1月24日晨刊在介紹王德威的《小說中國》一作時，特別對該作中獨辟蹊徑的魯迅論進行了介紹，并提出了觀點：該作卷首隨筆《從“頭”談起》以應稱為魯迅文學原風景的“幻燈片事件”的斬首刑為線索，考察了個人、社會及國家的崩潰象征體系，該《魯迅論》將其與在作品中比魯迅更經(jīng)常描述斬首場面的年輕一代作家沈從文進行對比，呈現(xiàn)給讀者更為有趣的學術研究的發(fā)展。1994年8月31日晚報中報道了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兩位年輕文學研究者，這兩位研究者閱讀研究論文以及舞臺劇表演評論等中國及國外發(fā)表的與阿Q相關的資料達1萬件以上，并總結成676頁、字數(shù)達51萬字的大型書冊。該報道還進一步介紹了本書的構成共計5章，內(nèi)容包括小說《阿Q正傳》和魯迅自身所作的阿Q論、作家茅盾及魯迅之弟周作人等人關于阿Q的研究及爭論等國內(nèi)具有代表性的阿Q研究70年的成果，還收集了日本、美國、法國等作家與學者的論文中的海外阿Q形象、舞臺和電影中出現(xiàn)的阿Q形象等。在《阿Q——70年》序文中，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林非認為阿Q性格中最顯著的特征是“精神勝利法”。報道評價《阿Q——70年》通過對比起到了理解今昔70年異同的橋梁作用。1994年9月12日晨刊中介紹了作家錢理群所著《豐富的痛苦》，進行了莎士比亞悲劇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和塞萬提斯筆下的騎士堂吉訶德兩大英雄類型在近代中國如何展開的具體論述。報道指出，該書認為魯迅將堂吉訶德精神勝利法的消極面加以拓展，創(chuàng)造出阿Q這一人物。評論者同時圍繞“演出者和觀眾”這一主題，論述魯迅與愛羅先珂等俄國文學家的影響關系。1996年2月29日晚報登載了片山智行著《魯迅——阿Q中國的革命》的書評。書評論述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代表作家魯迅被認為是與儒教封建社會進行戰(zhàn)斗的人物。然而魯迅真正憎恨的是革命后至今仍殘存的中國統(tǒng)治者和民眾共通的“欺瞞”和“敷衍”。該書作者進一步指出“用現(xiàn)實主義看待社會實際情況的魯迅，一直對統(tǒng)治者和民眾的‘渾渾噩噩’進行抨擊。不僅是反封建，更是超越時代的普遍性批判”。此外，在1997年12月2日晨刊中刊登出小學生閱讀魯迅《故鄉(xiāng)》一文后所寫的感想和切身體驗。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及其作品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學者，更是面向大眾，滲透于中小學生的日常生活之中。這與日本的中學課本每年采用魯迅的作品有著密切的關系。

與此同時，《讀賣新聞》也持續(xù)關注魯迅留學期間的珍貴資料，試圖通過公開寶貴資料這一方式為社會大眾還原一個真性情且滿腔熱血的完整的魯迅形象。1988年7月20日晚報報道了魯迅留日期間在東京神田的照相館拍攝的身著西裝的照片在親戚家中被保存了近80年，并最終贈予上海魯迅紀念館一事。因魯迅年輕時期的照片上幾乎都是身著學生裝或和服的形象，報道亦稱日本留學時期的西服照片“恐怕僅此一張”，上海魯迅紀念館也表示今后將找尋機會將其展出。

在這一時期內(nèi)，魯迅研究方面也有所突破。1987年2月晚報報道稱時任櫻美林大學文學部副教授的藤井省三先生被魯迅文學的現(xiàn)代性吸引，通過對比提出嶄新的魯迅形象的論點。報道指出藤井認為魯迅文學的核心是“寂寞之中的希望”，報道引用藤井對魯迅的評價：“雖然宛如陷入絕望之中，但內(nèi)心某處依然有微弱光亮。在整體呈現(xiàn)出陰沉印象的諸多作品中始終可以感受到這種心境。”“他的魅力之處在于其現(xiàn)代性?！薄叭欢宜P心的并非只是魯迅，而是通過其人解讀當時的日本和時代。因此今后將運用社會史的解讀方法進行探尋?！弊鳛橹铝τ谘芯眶斞傅拇砣宋铮倬淌诘囊娊馍羁探沂玖唆斞肝膶W的內(nèi)涵，為廣大學者研究魯迅提供了新方向。

此外，1987年7月11日的晚報則對時隔約60年后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李允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魯迅的一份原稿一事進行了詳細報道。報道指出該原稿十分珍貴，迅速引起了中日魯迅研究者的極大關注。文中魯迅研究者藤井省三表示，該稿是1981年為紀念魯迅誕生100周年中國發(fā)行《魯迅全集》人文版以來的新發(fā)現(xiàn)，包含書信在內(nèi)，都是極為珍貴的譯稿。這一時期的報道中另有改編自魯迅生平的戲劇相關報道6篇，詳細情況在戲劇篇單獨進行分析，此處不作贅述。

1986年至1999年除系統(tǒng)地對魯迅進行報道之外，實際另有58篇報道提及魯迅之名。其中，介紹其他書籍著作、提及魯迅或是與魯迅著作進行對比的報道有20篇，介紹與魯迅相關人物時提及魯迅共計15篇，此外是相關活動進行過程中提及魯迅的報道21篇。所余3篇則是圍繞與魯迅緊密相關的內(nèi)山書店及其他方面的報道。

這一時期的魯迅報道特點主要以魯迅紀念活動為主，涉及面廣、報道次數(shù)頻繁。

第四節(jié)　第四階段（2000年1月-2015年12月）

進入21世紀，魯迅相關報道迎來第四階段，主要為2000年至2015年12月。這一時期《讀賣新聞》提及魯迅之名的報道共計94篇，其中提及魯迅之名而未及深入的報道共有21篇，所余73篇皆從不同角度對魯迅進行了詳細報道?？v觀這一時期的魯迅報道情況，魯迅相關紀念活動和展覽活動依舊是關注熱點，其次魯迅著作及相關解讀也占有較大比重。此外，魯迅生平的相關介紹也有所涉及。

在重點關注的魯迅相關紀念活動和展覽活動方面，2000年2月12日晨刊登載了西宮市為紀念友好城市合作15周年招募人員參加與中國紹興市交流之旅一事。報道稱活動日程暫定為23日一同出席在紹興市舉辦的紀念儀式、參觀魯迅紀念館和釀酒工廠等名地，屆時將通過在魯迅故鄉(xiāng)開展這一系列活動，來紀念和緬懷魯迅。

2001年11月22日《讀賣新聞》晨刊報道了魯迅誕生地紹興市將魯迅銅像贈予仙臺市并陳列于仙臺市博物館一事。據(jù)報道，22日紹興市副市長一行人也將出席揭幕式。銅像捐贈是以2000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學和醫(yī)療企業(yè)相關人員訪問仙臺、參觀博物館、瞻仰魯迅紀念碑為契機，因魯迅與仙臺淵源頗深，紹興市決定贈送銅像。2002年5月14日，晨刊刊載了中國青年團體聯(lián)合組織中華全國青年聯(lián)合代表團于13日訪問仙臺市青葉區(qū)的東北大學片平校區(qū)，瞻仰魯迅像并參觀魯迅曾經(jīng)學習的教室這一則報道。2002年7月9日晨刊報道了1998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訪問仙臺之際所種植的紅梅有枯萎之狀。該紅梅是由江澤民與魯迅之孫女周寧一起種植的，與魯迅紀念碑一同受到參觀者的歡迎。時隔數(shù)年后，《讀賣新聞》繼續(xù)關注1998年訪問后續(xù)，可見魯迅在日本所代表的特殊意義。而后，2003年6月13日晨刊再次針對魯迅紀念館進行報道。報道稱因即將迎來魯迅仙臺留學100周年，呼吁建設紀念館的呼聲日益高漲。以仙臺市民組織的“中日東北間交流促進研究會”（代表大內(nèi)秀明為東北大學文學學院教授）為中心，在近期組織了討論會。對此呼吁，東北大學情報科也表示，雖然建設紀念館存在諸多困難，但一定全力以赴。由此可見，即使逝世多年，魯迅在日本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卻未曾減弱。2003年12月17日，《讀賣新聞》晨刊報道松岡町兼定島的縣立大學情報中心舉行“魯迅研究關聯(lián)文獻圖書資料”展，將展出魯迅相關圖書、雜志、資料等約240件。展品是由該大學看護短期大學部名譽教授、因研究魯迅而廣為人知的泉彪之助先生贈送。其中包含魯迅從奶媽那兒第一次拿到的繪本、魯迅作品阿拉伯語譯本等寶貴資料。

眾所周知，魯迅于1904年9月進入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就讀，2004年是魯迅留學仙臺100周年的特殊歷史時刻。恰逢具有特別意義的一年，以仙臺為中心，日本各地的魯迅紀念活動都如火如荼。2004年3月12日，據(jù)《讀賣新聞》晨刊報道，為紀念魯迅與其恩師藤野嚴九郎相遇百年，在福井市寶永國際交流會館舉行“魯迅展”，展出包括魯迅生平的約140份親筆手稿及照片等物。展出的藤野先生修改的魯迅解剖學筆記及魯迅小說《藤野先生》的原稿傳達出兩人真摯的師徒情誼。相當于日本國寶的中國國家一級文物魯迅的親筆詩《我的失戀》，魯迅留學時與友人的照片，所住房間照片，所用硯臺、毛筆等也均在展示之列。約一個月之后，2004年4月14日晨刊報道了魯迅度過人生最后時光之地上海虹口區(qū)的人民政府干部等6人于13日拜訪豐中市，并瞻仰了與魯迅有深交的當?shù)厣飳W家西村真琴的墓碑，報道介紹了魯迅與西村真琴交往、互贈禮物逸事。2004年4月18日，晨刊再次報道為紀念魯迅留學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100周年，以魯迅學習過的“階梯教室”為會場，將于10月舉行紀念儀式，并將通過該儀式創(chuàng)立“魯迅獎”，意在表彰在該大學學習研究、立志繼承魯迅志向的優(yōu)秀中國人。對此魯迅之孫周令飛表示“期待以此為契機，加深中日友好”。2004年4月20日晨刊再次具體報道了東北大學舉行魯迅赴日留學100周年的紀念活動。2004年10月22日晨刊再次介紹了東北大學及仙臺市民為紀念魯迅赴日留學100周年而舉行的盛大紀念活動。同日晨刊更另辟版面對東北大學的魯迅留學100周年紀念活動進行單獨報道。實際上，2004年從中日關系發(fā)展來說，是不平靜甚至波瀾迭起的一年。在種種因素使得中日關系蒙上陰影的關鍵一年中，日本主流媒體《讀賣新聞》頻繁對魯迅紀念活動進行報道，一方面，其謀求中日關系改善這一目的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也凸顯出魯迅在聯(lián)系中日兩國情感這一方面所發(fā)揮的不凡作用。魯迅在中國人心目中所占的超凡地位自不必說，他對日本也具有一定影響力。日媒關注魯迅，可謂是謀求中國人心靈上的共鳴，希望以此為兩國關系注入活力。2004年10月23日晚報再次對東北大學舉行的魯迅紀念活動進行了詳細報道。據(jù)悉，以魯迅之孫周令飛先生、魯迅恩師藤野教授之孫藤野幸彌以及中國六所知名大學的校長和副校長為首，中日雙方100余人出席了23日在仙臺市青葉區(qū)魯迅紀念碑前舉行的紀念儀式。東北大學校長吉本高志致辭表示“學校將竭盡全力培養(yǎng)中日友好交流橋梁的人才”。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表示“期待以這次儀式為契機，加深中日友好交流關系”。儀式上，宮城縣知事淺野史郎等相繼獻花，對魯迅表示懷念之情。紀念儀式上向四名中國留學生頒發(fā)了“魯迅紀念獎”。仙臺市長藤井黎在致辭中明確了由市政府購買并保存魯迅曾經(jīng)居住的“佐藤屋”建筑及土地的方針。報道更提及同日“談魯迅”研討會也在仙臺市青葉區(qū)的青年文化中心舉行，約200人參加。不僅如此，時隔不久，2004年11月2日的晨刊中再次對東北大學舉辦的魯迅紀念活動進行了回顧。至此，《讀賣新聞》對2004年10月23日東北大學舉辦魯迅紀念活動的報道時間長達半年之久，從紀念活動計劃之初至成功舉辦，乃至舉辦后均進行了詳盡報道。由此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不僅在中國人心中是無可取代的存在，在日本也是舉足輕重的存在，這種“魯迅情結”已經(jīng)深植中日兩國人民心中，成為一種無形牽引力。2004年迎來魯迅紀念活動高潮后，日本國內(nèi)的魯迅紀念活動仍在持續(xù)。2006年2月19日，晨刊報道了為紀念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贈送東北大學魯迅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留學時“解剖學筆記”電子復制版，“魯迅和藤野先生”國際研討會于18日在仙臺市青葉區(qū)的仙臺國際中心舉行一事。研討會上6位魯迅研究者發(fā)表了魯迅解剖學筆記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討會后僅3天，2006年2月22日晨刊報道了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本名孫毅）和館長助理黃喬生于21日訪問仙臺市立五橋中學（仙臺市青葉區(qū)），針對魯迅功績及其與日本關系進行講演一事。兩日后的2月24日，《讀賣新聞》晨刊再次對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一行人的訪日最新進展進行報道。館長孫郁一行人前往福井縣，訪問魯迅恩師藤野嚴九郎紀念館，對此孫郁表示，希望能加深與福井縣和蘆原市的友好關系。2006年7月5日，晨刊報道中國國家旅游局局長邵偉等一行人從3日開始在仙臺市進行為期2天的訪問，訪問了東北大學片平校區(qū)，參觀了魯迅留學時所用的階梯教室，并瞻仰了矗立于仙臺市博物館的魯迅紀念碑。

2006年11月28日《讀賣新聞》晨刊報道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將向蘆原市及東北大學贈送魯迅銅像以及蘆原市將向北京魯迅博物館和東北大學贈送藤野嚴九郎銅像一事。此番中日互贈銅像是慶祝東北大學創(chuàng)立100周年這一歷史時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預計將于翌年3月運送銅像。與此同時東北大學也在積極解讀魯迅留學時期的解剖筆記，計劃將研究成果裝訂成冊，回應此友好之舉。2006年12月1日，《讀賣新聞》晨刊再度對銅像贈送一事進行了報道，并重點描述魯迅與藤野嚴九郎深厚的師徒情誼。2007年1月13日《讀賣新聞》晨刊繼續(xù)對銅像捐贈活動進行后續(xù)報道。為紀念魯迅和出生蘆原市的藤野嚴九郎惜別百年，蘆原市制作完成藤野先生的胸像，共有3座，其中兩座分別贈予北京魯迅博物館以及魯迅與藤野先生相遇之地的東北大學。北京魯迅博物館亦制作3座魯迅胸像，其中兩座分別贈予蘆原市和東北大學。蘆原市長松木干夫表示：“以百周年紀念為契機，懷念兩人的親密交流，促進今后中日友好發(fā)展?！辈⒂?月23日在舟津藤野嚴九郎紀念館舉行揭幕式。2007年2月6日，晨刊對展示曾留學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現(xiàn)東北大學）的魯迅生涯的“魯迅展”將于仙臺市青葉區(qū)的市博物館舉辦一事進行了報道。該展覽展示的是魯迅住在仙臺“佐藤屋”的照片，以及體現(xiàn)與良師益友的解剖學教授藤野嚴九郎交往的資料。其中藤野教授修改的魯迅所記“解剖學筆記”（復制品）約120份。2007年2月21日，《讀賣新聞》晨刊繼續(xù)關注銅像捐贈一事，對該捐贈活動的最新進展進行了報道。藤野教授胸像由其出生地蘆原市捐贈，魯迅胸像由中國北京博物館捐贈，于19日送達。為紀念“惜別”百年，蘆原市將藤野教授胸像贈予東北大學和魯迅博物館，魯迅博物館將魯迅胸像贈予東北大學和蘆原市，二人“再會”得以實現(xiàn)。同年3月6日，據(jù)《讀賣新聞》晨刊報道，魯迅與藤野嚴九郎的胸像已送達蘆原市，將于23日舉行揭幕儀式。這次的胸像贈送活動是具有紀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外務省支持“2007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的活動之一。2007年4月6日《讀賣新聞》晨刊再次對胸像贈送儀式進行介紹，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等100人出席揭幕式，并說明藤野先生現(xiàn)在在中國備受愛戴，表示“希望回歸魯迅初心，進一步加深交流關系”。2007年6月22日晨刊中對21日舉行的胸像揭幕儀式進行了報道。據(jù)報道，為紀念東北大學創(chuàng)立100周年，魯迅與恩師藤野嚴九郎的胸像揭幕儀式于21日在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舉行。揭幕儀式共有約150人參加。東北大學校長井上明久致辭表示，“對東北大學而言，藤野和魯迅在此留下的足跡是無比珍貴的財產(chǎn)”。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的王毅也表示，兩人深厚的師生情能啟發(fā)當今年輕人，中日兩國必須攜手共創(chuàng)未來?！蹲x賣新聞》對胸像交換捐贈這一紀念活動投入關注，充分體現(xiàn)進入新紀元，日本欲加強與中國交流合作的意向，而魯迅作為中日兩國的共同情結，更是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在日留學期間，魯迅與恩師藤野嚴九郎教授的相遇與相知被傳為美談，亦成為聯(lián)系中日兩國的堅實橋梁。

2009年4月24日晨刊報道了東北大學于23日明確了新建魯迅紀念館（暫定名）的方針。在13人出席的會議上，提出聯(lián)系階梯教室等歷史建筑設置紀念館，也商討是否向中國有關方面借相關史料。校長井上指出“新建紀念館可以吸引更多留學生”。同年9月21日《讀賣新聞》晨刊報道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中支持魯迅開展文筆活動，并為紀念對兩國文化交流做出極大貢獻的內(nèi)山完造逝世50周年，相關人士于17日舉行座談會。會上，針對有人批判敢于指出中國的缺點、稱贊日本優(yōu)點的魯迅是“親日派”“賣國賊”這一問題，研究者的發(fā)言讓人印象深刻。研究者指明這是極大的誤解，魯迅的偉大之處正是他敢于指出本國國民的弱點，敢于直面弱點，并進一步指出正是魯迅的赤誠愛國之心打動了內(nèi)山，而對中國一視同仁的內(nèi)山也獲得了魯迅的信賴，這才使得二人彼此視為知己。2010年10月5日《讀賣新聞》晨刊登載了華裔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訪日與同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大江健三郎在東京銀座親切交流一事。其間，高行健高度評價了魯迅文學，他表示魯迅文學非常豐富地描寫了人性及其弱點。如《阿Q正傳》正是由于描繪了真實的人性，才達到超越歷史之高度。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的目的便是呼吁人性覺醒。但反觀現(xiàn)今，自20世紀初魯迅的呼吁之后，人性便日漸脆弱、衰退。過往的人道主義已不能滿足現(xiàn)代社會的需求，身為作家，應該深入挖掘人性的復雜，深化對人類自身的認識。高行健對于魯迅的評價進一步肯定了魯迅在揭示人性和解放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011年10月7日，晨刊報道了東北大學在片平校區(qū)開設陳列魯迅相關資料的“魯迅紀念展示室”這一舉動。2015年8月19日，晨刊報道了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與松本清張紀念館共同主辦的以魯迅等20世紀以后的作家們影響關系為主題的“現(xiàn)代東亞文學史的國際共同研究”的公開研討會，該會于22日、23日在北九州市小倉北區(qū)松本清張紀念館召開。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做《夏目漱石和魯迅》的主題演講。研討會上，日本、中國、韓國等研究者除以“現(xiàn)代東亞的魯迅”“東亞的松本清張和村上春樹”“東亞的臺灣文化”為主題展示研究成果外，還將展開討論。圍繞魯迅的系列紀念活動、座談會和研討會長期以來一直在各國學者的鼎力支持下積極開展，通過解讀魯迅的言行和作品，學者們致力于還原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魯迅形象。

這一時期，報道也持續(xù)關注魯迅研究資料的公開。2000年6月8日《讀賣新聞》晨刊中轉載了上海報紙《文匯報》7日有關魯迅和前總理周恩來是遠親，這一點通過在浙江省發(fā)現(xiàn)的史料得以確認的報道。此前，因魯迅和周恩來的祖籍皆為紹興，有關二人是遠親的這一說法雖存在卻一直未得證實。此次通過家譜等史料得以證實，這無疑也是魯迅研究的一大新發(fā)現(xiàn)。2005年12月20日晨刊中針對北京魯迅博物館將魯迅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現(xiàn)東北大學醫(yī)學部）留學期間的解剖學等6冊筆記的電子復制版贈予東北大學一事進行報道。所贈筆記均被視為中國國寶，相當于國家一級文物。東北大學積極展開針對筆記內(nèi)容的翻譯與解讀工作，以期借此探討魯迅棄醫(yī)從文的理由，從而挖掘出嶄新的魯迅面貌。2006年1月28日，晚報報道藏有豐富資料的中日歷史研究中心將所藏4萬件珍貴資料一次性轉讓給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一事。資料包括“九一八”事變至抗日戰(zhàn)爭前后在日本發(fā)行的《魯迅全集》，以及魯迅對日本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唁電等資料?，F(xiàn)已確認1935年的《魯迅選集》、1937年《大魯迅全集》相繼在日本出版一事在當時中國報紙及廣告上已有相關報道。也包括在魯迅幫助下，版畫家內(nèi)山嘉吉于1931年在上海舉辦講習會及文學家長與善郎于1931年在中國訪問魯迅等時的豐富資料。而在2006年2月17日，晨刊于時隔100年后揭示，魯迅與恩師藤野嚴九郎教授拍攝照片之處是一家名為“大武”的照相館。報道指出，這一發(fā)現(xiàn)源自北京魯迅博物館向東北大學贈送魯迅解剖學筆記中的相關照片上顯示“大武分店”字樣，因而推斷出這一結論。而同年3月15日，《讀賣新聞》晨刊針對藤野先生照片的錯用一事進行了報道。據(jù)報道，魯迅離開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之際，恩師藤野曾將自己的照片贈予魯迅以做紀念，而后這張照片一直由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2005年出版的《魯迅與仙臺》等書中所用照片與藤野紀念館所藏照片不同，經(jīng)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北京魯迅博物館約15年前起便錯用照片，這一事件引起騷動。事后，魯迅博物館表示對錯用藤野先生照片負有責任。2006年9月10日，晨刊對佐藤明久先生將于12日在中國上海紀念館公開父親遺物即魯迅晚年親筆書法一事進行了報道。佐藤自父輩起便與魯迅結下不解之緣。佐藤的父親自20世紀30年代起，在上海日本人經(jīng)營的書店工作，并與為學習海外文學而穿梭于書店的魯迅有深交。幼時就常聽魯迅逸聞的佐藤對其很感興趣，29歲開始研究魯迅。佐藤表示，做出這一決定的出發(fā)點是希望父親與魯迅的深厚情誼能夠促進兩國友好關系的發(fā)展。

2006年11月11日晨刊報道了在荒尾市荒尾、宮崎兄弟資料館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第一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及魯迅的作品。經(jīng)確認，已知包含毛澤東5本書，魯迅2本書。魯迅的書寫作于1931年，記錄了其日本知己所作的針對中國人的辛辣評論，且書上按有魯迅指印，實屬罕見。2010年6月24日晨刊報道了魯迅贈給女性運動家高良的著作于23日被高良長女與次女贈予東北大學一事，并進一步報道了預計當年秋天在東北大學史料館中公開此書。

這一時期有關魯迅資料的發(fā)現(xiàn)，其數(shù)量雖不多，卻對于推動魯迅研究具有不可替代之作用。借助公開的魯迅親筆所書課堂筆記和書法等資料，可以更加精準而深入解讀魯迅其人、其風骨、其思想。此外，在此時期，《讀賣新聞》對魯迅的著作及與魯迅相關的作家作品的最新進展等一直密切關注。2002年8月24日，晚報登載了增田涉譯作的魯迅《故鄉(xiāng)》的有關新聞。報道簡要概括小說情節(jié)，并指出中國都市和農(nóng)村之差與百年前一樣。魯迅期待農(nóng)村可以發(fā)展壯大，然而他的希望仍未被完全實現(xiàn)。

而后，2003年6月22日，晨刊刊登了魯迅之子周海嬰所作回憶錄《我的父親魯迅》的書評。因作者7歲時父親魯迅便去世，因而主要憑借回憶和傳聞，然而文中關于魯迅個人生活方面鮮為人知的事情有很多。2006年9月26日，晨刊介紹了山本正雄縣議員總結關于魯迅與恩師藤野嚴九郎之間交往的多年研究成果，自費出版的《藤野先生和魯迅的思想和生涯》一書。希望“以兩人的師徒情誼為基石，加深福井與中國的友好關系”的作者通過該書介紹了藤野的一生，以及藤野初次公開的鄉(xiāng)土史家的青園健三郎等人的業(yè)績，并加入了關于魯迅思想等的論述考察?！蹲x賣新聞》晚報分別于2006年10月18日、25日在《世界名作游記》欄目中登載了松本侑子讀魯迅名作《故鄉(xiāng)》所感，其中穿插魯迅生平介紹。同年11月1日相同欄目中再次刊登松本侑子投稿的魯迅經(jīng)典《阿Q正傳》的簡介及閱讀感想。2007年1月28日晨刊報道了《藤野先生與魯迅——惜別百年》一書將于3月出版，該書介紹魯迅與出身蘆原市的藤野嚴九郎之間的深厚情誼。該書也記載了東北大學魯迅研究項目對藤野先生修改的魯迅“解剖學筆記”的研究成果，及以魯迅和藤野先生之間的交往為契機，蘆原市與中國持續(xù)20年多年的交流活動。

2007年11月11日晨刊介紹蟹澤聰史所著《暢游文學的地質(zhì)學》一書，提及魯迅生平。報道指出魯迅留學日本之前曾學習地質(zhì)，作為公費留學生前往日本，不久便寫作《中國地質(zhì)略論》，分析歐美列強對中國的地質(zhì)調(diào)査，解讀外國人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并對其野心展開批判。雖然清政府指定魯迅在東京帝國大學（現(xiàn)為東京大學）學習冶金，然而魯迅以醫(yī)生為目標決定在仙臺學醫(yī)，最后走上了文學道路。

2008年4月21日晨刊對于魯迅編纂的木版畫集《北平箋譜》進行了介紹，該書復刻了明清時代開始流傳到北京的大型信箋，淡彩描繪著美麗的人物、山水、花鳥畫，并附有詩文，是魯迅贈予佐藤春夫的珍貴禮物。同年8月10日刊登了“這個夏天閱讀的打動自己的一本書”募集活動中一篇推薦魯迅《故鄉(xiāng)》的投稿。作者情真意切描繪自己閱讀該作的所思所想，表達出“故鄉(xiāng)”二字于自己而言是無法割舍的牽掛。

2009年6月14日，《讀賣新聞》晨刊介紹學者藤井省三新譯的魯迅16篇代表作的共通之處為文中均強烈流露出魯迅對“沒能幫助”貧困好友和患病去世的父親的悔恨。魯迅對面臨同胞之死而發(fā)出喝彩聲的中國人感到憤怒，認為比起治療身體病痛，治療精神頑疾更為重要，該文也強調(diào)魯迅沒有放棄希望，并在作品《故鄉(xiāng)》最后，主人公“我”的獨白讓我們的胸膛熱起來。2010年8月8日晨刊中介紹了讀書委員選擇的“暑期一冊”——魯迅的《故鄉(xiāng)》《阿Q正傳》。報道進一步強調(diào)了魯迅文學是體現(xiàn)不屈精神的極富力量的文學，反復描繪著遭遇不幸、身心受到重創(chuàng)的人物形象。

2011年3月29日，《讀賣新聞》晨刊在魯迅誕辰130周年之際，對中國文學研究家藤井省三先生出版的《魯迅》一書進行了介紹，并表示對于1930年代中國都市發(fā)展的相關媒體章節(jié)頗感興趣。魯迅在1933年，發(fā)表了與27歲的年輕女性的往來書信結集《兩地書》，該書在當時被日漸成熟的出版社所接受，出版成為暢銷書。此書在獲得版稅的同時，也被媒體視作丑聞。受媒體恩惠，被研究的原型正是魯迅。2011年7月31日，晨刊中刊登了東北大學教授對藤井省三所著《魯迅——活在東亞的文學》一書的書評。書評指出該書在現(xiàn)有魯迅論基礎上增加了對“竹內(nèi)魯迅”的偶像打破和“東亞共通的現(xiàn)代古典”的新魯迅接受現(xiàn)狀的報告，并在此基礎上對比了藤井譯文和竹內(nèi)譯文的特點。

在這一時期，關于魯迅生平及魯迅相關人物的報道也時常見諸報端。2001年4月26日，《讀賣新聞》晚報《名作之旅》欄目上刊登了一則介紹魯迅家鄉(xiāng)紹興及魯迅名作《故鄉(xiāng)》的報道。報道提及魯迅家鄉(xiāng)紹興以紹興酒產(chǎn)地而聞名，同時也因文豪魯迅之名被人熟知。而魯迅代表作之一《故鄉(xiāng)》一文也是源于魯迅變賣紹興房產(chǎn)，舉家北遷這一背景而寫成的，因而漫步紹興，即可感受魯迅作品之氛圍。2001年7月30日，晨刊報道了與魯迅是至交好友的前上海內(nèi)山書店經(jīng)理兒島亨去世一事。從1933年開始一直到戰(zhàn)爭結束，兒島亨在推動中日友好的內(nèi)山完造所經(jīng)營的內(nèi)山書店工作。在此期間，兒島亨與書店?？汪斞赋蔀楹糜眩瑧?zhàn)后，回到福山市后繼續(xù)與魯迅長子保持書信聯(lián)絡，并在日本介紹晚年的魯迅。同年5月16日，晨刊公開了魯迅之子周海嬰先生手記中《關于父親之死》一文。該文記述了周海嬰對于魯迅之死是否因為當時負責治療的日本人醫(yī)生故意延誤治療這一疑問的看法。事實上，魯迅死因一直以來存有爭議，雖有研究者提出因未及時施治而導致魯迅病情惡化最終不治這一疑惑，但未能提出確鑿資料，亦不能代表魯迅研究界看法。2003年2月2日晨刊在《編集筆記》一欄中回顧了藤野先生與魯迅相遇相知的師生情誼。文中介紹到，魯迅的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教授一直鼓勵魯迅，并用紅筆幫魯迅添改筆記。而后，魯迅寫作短篇小說《藤野先生》表達對教授的感恩與敬愛之情。2003年7月5日，晨刊回顧了魯迅留學仙臺時與恩師藤野嚴九郎的交往，同時也概括了魯迅的生平經(jīng)歷與發(fā)表作品。2006年2月12日，《讀賣新聞》晨刊在《奇才面談》欄目中介紹了大村泉解讀出魯迅在筆記中寄望中日友好一事。報道介紹到，東北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大村泉因中國環(huán)境問題研究而知曉魯迅，之后對魯迅及其作品產(chǎn)生濃厚興趣。魯迅留學仙臺100周年紀念之時，他在學生幫助下完成《魯迅和仙臺》一作。北京魯迅博物館于去年將魯迅筆記的電子復制版贈予東北大學，此后大村泉教授積極投入筆記解讀工作。而在2007年3月5日，《讀賣新聞》晨刊中大村泉教授再次回顧魯迅與其恩師藤野嚴九郎的師生之情。文章指出魯迅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現(xiàn)東北大學）留學已過去100年，然而校內(nèi)關于魯迅和其恩師藤野嚴九郎的故事依舊風靡。這一話題是以2005年12月北京魯迅博物館將魯迅的解剖學筆記贈送給東北大學為契機?；隰斞腹P記，大村泉教授做出“魯迅作為醫(yī)學學生不能說是優(yōu)秀的，最終他轉向文壇這一選擇是明智的”這一大膽猜測。原因是雖然筆記中所畫肌肉和骨骼線條流暢，但從醫(yī)學專業(yè)學生的角度來看并不嚴謹，多處欠缺重要部分。而藤野先生修改其筆記之事也被魯迅寫入小說《藤野先生》中，魯迅在小說中表達了對藤野先生的深沉的感激之情。大村泉教授更點評道：“東北大學現(xiàn)在有很多留學生，藤野先生的行為某種程度上也是現(xiàn)在老師的榜樣?！本o接不久，同年3月7日，晚報再次提及魯迅與恩師藤野嚴九郎，描述了魯迅對恩師難以忘卻的感恩之情。魯迅無法忘記對自己諄諄教誨、批改筆記、耿直正義的老師，即使回國成為作家，也不忘將恩師的照片掛在墻上，日日激勵自己。2012年10月1日，《讀賣新聞》晨刊又一次講述了魯迅與藤野嚴九郎的交往。魯迅尊其為恩師，并深情地為他寫作《藤野先生》一文，銘記其恩情。報道表達出寄望魯迅與藤野先生之情誼能感染更多中日兩國年輕人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美好愿望。2013年8月31日《讀賣新聞》晨刊介紹了多年來從事魯迅研究的著名學者佐藤明久于6月當選上海魯迅紀念館的首位日本人客座研究員一事。

此外，《讀賣新聞》對于這一時期魯迅研究方面的成果也進行了相關報道。2015年8月21日，《讀賣新聞》晚報報道著名學者、魯迅研究者藤井省三教授指出巖波文庫出版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譯文以輕快短句代替魯迅原文中長句，失去魯迅原文長句中蘊含的苦惱煩悶之感，因而與原著氛圍不符，因此藤井教授嘗試以長句重譯魯迅作品。藤井教授表示，“魯迅并非圣人，也有后悔和迷惑”，長句更能表現(xiàn)魯迅的心情。時隔不久，2015年9月13日晚報中介紹了藤井教授的魯迅文學觀點。魯迅從夏目漱石《哥兒》、森鷗外《舞姬》等日本文學中受到刺激，從而確立了自己的文學。而反之，魯迅也對佐藤和太宰治等作家作品產(chǎn)生了不少影響。藤井同時研究魯迅對村上春樹文學等東亞文學的影響，如魯迅的《阿Q正傳》與村上的《1Q84》之間的關聯(lián)。在《魯迅和日本文學》中，藤井對《1Q84》描寫的公社思想和中國研究者新島淳良之間關系的論述也引人注目。

這一時期關于魯迅戲劇方面的報道共計6篇，此處不作贅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9月8日《讀賣新聞》晨刊對于近年來中國高中語文課本中魯迅文章被刪減一事進行了報道。報道詳細敘述了這一事件的經(jīng)過。據(jù)報道，魯迅極富思想啟發(fā)性的文章此前一直是高中語文課本中的重點文章，故此度刪減引起教育界和文藝界熱議。并指出因時代背景復雜、口語與文言體混雜、文章晦澀難懂而在學生和教師間未獲好評是刪減原因。與此同時，認為“魯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持反對意見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據(jù)中國《競報》報道，人民教育出版社5年前改編，被廣泛使用的新版教科書中，魯迅作品從原來8篇削減了5篇，只有《祝福》等3篇文章被保留。網(wǎng)絡調(diào)查顯示，約60％網(wǎng)友反對削減，24％贊成削減。某作家對削減提出質(zhì)疑，認為“魯迅作品中的血性，是我們必須繼承的民族精神”。《讀賣新聞》對中國國內(nèi)圍繞魯迅文章產(chǎn)生的議論也及時給予關注，可以看出日媒對關于魯迅的一舉一動的關注不僅限于日本國內(nèi)，更遍及世界各國，對作為魯迅母國的中國也充分給予關心，足見魯迅的存在感無可取代。

縱觀日本主流媒體關于魯迅的報道，可見其覆蓋面之廣、延續(xù)時間之長，因而魯迅在日本所具有的無可忽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魯迅曾于年輕時期留學日本，在日本留學期間，遇到人生一大轉折點，并以此為契機完成了人生的一大轉變。從一心從醫(yī)到經(jīng)由“幻燈片事件”受到震動，義憤填膺之余亦受到啟發(fā)，獲得思想上的升華，從而堅定從精神上醫(yī)治國人的這一志向。在日本的留學生活不僅讓魯迅開闊眼界，掌握外語能力，為以后的寫作翻譯奠定基礎，更讓魯迅與生命中的良師益友藤野教授相遇。身在異國他鄉(xiāng)的魯迅獲得的藤野老師的關懷，不只是學業(yè)上的鼓勵，更是心靈上的溫暖和支持。惺惺相惜的師生情誼亦成為魯迅在艱難道路上堅定前行的動力之一。臨別之際，一張紀念照片被魯迅視若珍寶，更寫作了讓人讀罷難以忘懷的經(jīng)典之作《藤野先生》，講述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也道盡對恩師的感激之情。某種意義上來說，若沒有留學日本這一經(jīng)歷，或許魯迅會走上完全不同之路。換言之，日本留學這段經(jīng)歷，成就了今日魯迅的偉岸形象。留學歸來的魯迅以筆為戎，寫作了一篇又一篇的經(jīng)典佳作，看似并不奢華的平實語言內(nèi)含觸動人心的強大力量，一言一語皆充滿對混沌世事的尖銳批判，讀罷發(fā)人深省。不僅如此，魯迅文章并未止步于現(xiàn)實的批判，更難能可貴的是對于社會發(fā)展的預見性指摘。魯迅的一身傲骨，堅實有力的文筆贏得了世界學者的關注和尊重。因他曾在日本的留學經(jīng)歷，與日本結下的不解之緣而備受日本學者青睞。學者一直在研究魯迅的道路上辛勤耕耘，普通日本民眾也對魯迅之名耳熟能詳。魯迅因病逝世雖已數(shù)十年，然而紀念魯迅、懷念魯迅之情卻未見衰減，反而與日俱增。日本主流媒體也充分發(fā)揮大眾媒體的影響力和作用，持續(xù)對魯迅及與魯迅相關的新聞給予關注，及時向國內(nèi)外傳達有關魯迅的訊息。而中日兩國也以魯迅為紐帶，在加強兩國交流與理解方面不斷努力。一切可謂是“魯迅效應”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力。

1. 山本武利：《近代日本的新聞讀者層》，法政大學出版局1981年版。

2. 朝日新聞百年史編修委員會編：《朝日新聞社史》（明知篇），朝日新聞社1990年版，第3、182頁。

3. 讀賣新聞社社史編集室編：《讀賣新聞發(fā)展史》，讀賣新聞社1987年版，第217、238-239頁。

4. 藤井省三：《日本介紹魯迅文學活動最早的文字》，《復旦學報》1980年第2期。

5. 參見日本ABC協(xié)會報道的數(shù)據(jù)，2015年的發(fā)行量為下半年的平均值，不包括晚報及電子版。《讀賣新聞百年史資料·年表》。http://www.garbagenews.net/archives/2141038.html，檢索日期：2016-3-26。引用時不滿10000份時略去。

6. 藤井省三：《魯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版，第226-227頁。

7. 關于愛羅先珂和魯迅的影響關系，詳細請參照藤井省三：《愛羅先珂的都市物語——20世紀20年代東京·上海·北京》，みすず書房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