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超越

本世紀再有五個年頭就要結束了，現在人們圍繞世紀之交的話題越來越多，比如將一個什么樣的地球帶到下一個世紀，將一個什么樣的國家?guī)У较乱粋€世紀，我們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進入下一個世紀。而議論最多的是尋找跨世紀的干部、跨世紀的人才。確實，我們這些世紀之交的人，在這繼往開來的時刻，應該作些什么樣的思考，怎樣繼承過去，開拓未來，這是個現實問題，也是個哲學問題。

繼承的兩個含義

繼承的第一個含義就是繼承以往的知識。每一個時代的繼承都表現為知識的繼承。每個時代都要把自己的實踐轉化為知識(精神的、物質的)傳給它的繼承人。因此不論是高級的、中級的干部，還是某一方面的工作者，他要承前啟后，就首先要最充分地占有以往的知識。恩格斯論述文藝復興時說，這是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凡時代交替、世紀更迭時的巨人必定最全面地繼承了上一代的文化，吸足了所有的養(yǎng)分，并且消化了它。馬恩創(chuàng)立了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首先掌握了關于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全部知識。康有為、梁啟超是維新人物，但他們對舊學爛熟于心。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產生了一批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化巨人，就是因為他們學貫古今，都是飽學之士。他們處在時代的交接點上，以上一時代所積累的全部知識為沃土，借新世紀的曙光來催生新思想的幼芽。魯迅說，他是從舊營壘中來的，所以就更知其究竟，戰(zhàn)斗也就更有力。五四文化人批孔孟、批八股，恰恰是因為他們最熟悉這些東西，并且還從其中吸取了精華。這和“文化大革命”中紅衛(wèi)兵以無知來破“四舊”根本相反。毛澤東同志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給以總結。革命者是先把以往的一切都接過來，爛熟于心，然后再在其中找出革命的題目、革命的目標，選擇突破口。知識貧乏的人是接不了班的，這比財富的貧窮還可怕，會有一種精神上的窮酸之氣。這種人心大眼小，看什么都好，給什么都要，抓住什么都不放。這種人接班，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或者像山大王坐了天下，不生丐心，便生野心。他們因為沒有知識的滋潤，外不修業(yè)，不能審時度勢；內不修身，無有自知之明。人有了知識，才會有分析、有比較。所以談繼承，首先是談知識度。對以往知之甚少，你繼承什么？文盲不能繼承文化，科盲不能繼承科學，對革命和建設無知，當然不能繼承革命事業(yè)。小平同志卓越地繼承了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所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這是因為他首先繼承了第一代領導人所積累的革命和建設的知識財富，包括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因此，對跨世紀干部的要求，首先是要勤學飽學，能夠將這一世紀的知識財富帶到下一個世紀?！皹I(yè)精于勤荒于嬉”，懶人是翻不過世紀之墻的。

繼承的第二個含義，就是只有知識還不行，還得有方法。最大的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因為以往的知識只是過去實踐的總結，是過去的記錄，只能作為借鑒，只能作為向新知識躍進的跳板。而方法卻是活的，是躍進的法則，是創(chuàng)造的工具。所以有飽學而無功的教授，也有大字不識的富翁。乃得法與不得法也。我們要求有知識，但更要求得其精髓，得其方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列主義的知識傳到了中國，但是王明只知道守著這些本本上的死知識，革命總是上不了軌。毛澤東同志提出有的放矢，實事求是，革命就成功了，他繼承了列寧的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從新中國成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按照蘇聯(lián)的模式，經濟總是上不去，人民總富不了，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下就富了，經濟上去了。他繼承了毛澤東同志的方法，實事求是。學生向老師學藝，愚笨一點的學其形，聰明一點的學其神。所以談繼承，更重要的是繼承前人的思想方法，沒有橋和船，背著一堆知識，怎么過河，怎么能走到下一個世紀？科學史上，知識雖多，但不得其法，功虧一簣的大有人在。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天生一雙銳眼，又酷好觀星。為研究天體規(guī)律，他發(fā)誓要記錄一千顆行星，到臨終時已記錄了750顆，但仍然沒有發(fā)現行星運行規(guī)律。第谷的學生開普勒并沒有一味地求多，而是改變方法，從深入解剖火星的資料入手，終于發(fā)現了行星運行的規(guī)律——開普勒第二定律。他說：“老師是富有的，但他不知道怎樣正確使用這些財富?！痹诟锩飞希裢趺髂菢颖沉嗽S多馬列、手握重權卻不知道怎樣使用財富的人屢見不鮮?，F實生活中，不懂得怎樣使用知識財富、權力財富的人也絕非僅有。他們或者無所作為，沒有創(chuàng)造，或者背著知識、權力這個財富的包袱犯錯誤，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繼承。

開普勒

生活中，有的家長總是著眼于為下一代積攢多少錢，夠用多少年；有的家長卻著眼于讓下一代學本事，讓他們快快獨立。錢財是死的，本事是活的。一個人窮光了，有本事，日子還是可以好起來，“紅米飯，南瓜湯”、“小米加步槍”，共產黨就是這樣起家的。毛澤東同志從馬列主義那里繼承了唯物辯證法，用馬列主義之矢來射中國革命之的，革命就勝利了，我們就得了天下?！八娜藥汀痹呀洕愕脼l于崩潰，把社會主義搞成了一個極左的新空想社會主義。小平同志從毛澤東同志那里借來了“實事求是”的法寶，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恢復了經濟。我們不但有老一輩留下的革命本錢，還有他們傳授的革命本事，這本事就是正確的思維方法，就是辯證法。

相對來說，得其精神，得其方法，比繼承知識還要難，因為這要分析，要比較，要思考。“行成于思毀于隨”，不動腦筋的人是接不得班的，連路也找不到，怎么可能走到下一個世紀？作為跨世紀的人，本錢要有，本事也要有。現在，馬克思老人正站在云端，靜觀著這群革命的子孫帶著他所傳授的本錢和本事去做一次跨世紀的“驚險一跳”。他暗想，但愿這次摔壞的只是商品而不是這些孩子。

繼承的態(tài)度——批判地繼承

過去我們常說一句話：批判地繼承。這是因為過去的東西不可能原封不動地適用于現在。這句話我們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曾經喊了多少年，現在我們自己也到了世紀的門檻，我們的背上也背了許多東西，有經驗，也有教訓，也面臨著批判地繼承的問題。只是用“批判”這個詞還有點不習慣。其實我們只要把批判的含義理解得寬一些，批判不一定就是打倒，它可以是徹底的革命，也包括發(fā)現問題，批評、糾正錯誤和對舊事物的改進。既然是繼承，其對象必是過去的東西，那么它就總會有一些不適應，總需要調整。對于舊的東西，我們可以依其陳舊的程度和對新事物的制約程度對其分別進行革命、批判、批評等不同程度的“批判”。判斷一個人有無接班的能力，能不能擔負跨世紀的大任，重要的一條是他有沒有批判的精神、批判的能力。那些思想圓滑、性格溫順、唯唯諾諾、唯命是從的人是不能接班的。他把前人的事業(yè)當大樹，只知道仰仗參天，追陰逐涼，山呼“好樹！好樹”，卻從不會想到去修枝治蟲。反正這棵樹枯了他就再換一棵，又山呼好樹。這種人只能寄生，不能繼承。

批判地繼承要有以發(fā)展為己任的責任心，要用心去發(fā)現舊事物的突破口，發(fā)現新事物的生長點。一個總是說過去什么都好，現在也什么都好的人，絕不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一個對現狀提不出一點問題的人，絕不會有什么創(chuàng)造。凡歷史上世紀之交的巨人首先是批判舊世界的英雄，然后才是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功臣。現在我們研究跨世紀，不妨以科學史為例看看上世紀末的人是怎樣跨入本世紀的。在1895年到1905年翻越世紀門檻的十年間，重大發(fā)現接連不斷，科學去舊圖新，一下躍入原子時代。從倫琴發(fā)現X射線(1895)，貝克勒爾發(fā)現放射性(1896)，湯姆生發(fā)現電子(1897)，居里夫婦發(fā)現鐳(1898)，盧瑟夫發(fā)現原子衰變(1902)，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1905)，科學巨人們在一步步摒棄舊概念，跑步跨入新世紀。正是這些實驗一次一次向舊理論提出挑戰(zhàn)，是實驗的批判敲開了原子物理的大門，不但在物理學范疇，而且在哲學范疇中也引起了深刻的變革。其實，繼承總是表現為批判地吸收、否定地疊加，誰能發(fā)現問題，誰就先勝一籌。

在社會科學領域，鄧小平同志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批判地繼承的好榜樣。我們現在學習《鄧小平文選》三卷，最大的感觸是他的批判勇氣。第一代老一輩革命家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的和物質的財富，但同時這種成就和威望也造成了我們思想上的慣性和框框。當“兩個凡是”論盛行時，小平同志敢于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而使許多我們在習慣思維上以為是正確的，但實際又在影響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得到撥亂反正。至今人們還能真切地回憶起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全國思想理論界是怎樣大大地舒了一口氣。當我們已經高唱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好”時，小平同志卻敢于提出“什么是社會主義”。1985年4月15日他說：“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經過不斷思索，1992年年初他又給社會主義的本質下了新的定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下子就把過去許多人為制定的既妨礙生產力發(fā)展，也妨礙我們思想發(fā)展的條條框框都沖破了。我們的經濟迅速回升、迅猛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終于保住了社會主義這塊陣地，贏得了國家的中興，令全球刮目相看了。歷史上，一切中興之主，有為之臣，都是不拘陳規(guī)，能主動找出問題大膽革新。漢文帝、景帝針對內亂甫定，實行輕徭薄賦而有“文景之治”；唐玄宗針對武則天的酷吏政策，整頓吏治而有“開元之治”；清雍正掃除積弊，改革稅制，置銀養(yǎng)廉，才有“康雍乾之治”。不是說在這些“大治”之前的人和事就不好，他(它)們也是一個高峰，而是說繼承者必須在舊的基礎上批判地發(fā)展，再有作為。北魏孝文帝勇于吸收先進的漢文化，是個大改革家。他問大臣拓跋澄現在改革有阻力怎么辦，答曰：“只有非常之人才能成非常之事，決心去干就能成功。”干大事、傳大業(yè)就要有這種不拘一格的非常之人。其實歷史的進步就是一批又一批的非常之人接過前人的班，又干出一些非常的事。代代相續(xù)，批判地繼承，開拓前進。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一個事業(yè)，一種學說，一個偉人，如果他(它)的繼承者竟找不出其中的問題，不知該作何改進，不敢批判，不敢發(fā)問，這才是真正的悲劇。這種繼承就不會是后浪推前浪，江河滾滾，而是江河日下，氣數將盡。

批判地繼承是科學地揚棄，是對精華的吸收，對主流的發(fā)展。好像一棵樹，砍掉了旁枝側蔓，讓主干更好地生長，這才是繼承到了真東西，是繼承大統(tǒng)，是真繼承。而對以往的成就，只有舍去枝蔓，保留主體，保留精髓，它才可能延綿不絕，源遠流長。

繼承必須超越

繼承是否定之否定，是科學的揚棄，是逆水行舟。它必定對以前有所否定，有所超越，有所創(chuàng)造，這樣才可能實現繼承。歷史只有兩種記錄，或者是求超越而成功的繼承，或者是圖保守而失敗的繼承。奇怪的是所有保守型的繼承者總是自封為正統(tǒng)，而把超越型的繼承視為離經叛道，但最后又總被歷史拋棄。而超越型的繼承者，開始總被看作叛逆，遭受種種非議、種種磨難，但最后歷史前進的大旗還是扛在了他們肩上，時代還是選擇他們做繼承人。這種例子幾乎排滿了科學史。公元2世紀，托勒密創(chuàng)立地心說，到16世紀，科學發(fā)現越來越懷疑這個學說，保守的繼承者為了能自圓已經千瘡百孔的地心說，作出許多啰啰唆唆的修補，但這些卻頂不住哥白尼超越傳統(tǒng)的一句話：天體本來就不是圍繞地球轉。他們對新說的創(chuàng)立者又關、又殺、又燒，歷史還是只記住了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當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去世時，他的全部成果里還沒有無理數這個概念，他死后有一個叫希帕索斯的青年學者宣布發(fā)現了無理數，人們卻因他竟敢反傳統(tǒng)將他扔到海里淹死了。但數學還是將接力的火把傳到了希帕索斯的手里，那幾個“勇敢的捍衛(wèi)者”并沒有被歷史納入繼承者的行列。在中國革命史上，王明等以照搬的方式繼承過馬列，結果真正的馬列主義并不是從他們的手傳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虔誠地學習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結果導致經濟建設上的許多弊病，小平同志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結合于中國實際，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許多東西才在中國得到了真正的繼承。一次又一次，老一輩革命家對那些“虔誠的膜拜者”、“勇敢的捍衛(wèi)者”并沒有傳之衣缽，倒是對那些敢于挑戰(zhàn)、藐視不恭的繼承者十分放心地傾囊相傳。

可見，“凡是派”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產物。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凡是派”和“求是派”向來都各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派別?！胺彩恰笔且员颈緸槭?，“求是”是以客觀規(guī)律為是，本本有限，規(guī)律無窮，所以要“凡是”就必然保守，要“求是”就必然超越。這兩種思維方式、兩種方法、兩個派別、兩類人的切磋與斗爭，構成了一部人類科學史和思想史。但是不管斗爭多么曲折，歷史總是繼承于敢于超越者的手里。只知照老規(guī)矩辦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是不能接班的，這種人把前人的江山看作是一塊大烙餅，只會坐吃山空。超越派是把江山看成一座未完成的大廈，不斷地往上添磚加瓦。長江后浪推前浪，雛鳳清于老鳳聲。歷史的規(guī)律就是一代超過一代，這樣才能持續(xù)發(fā)展，不停前進。敢于超越前人，這是繼承者起碼的素質。牛頓說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才有成就。這話說得何等好。以后愛因斯坦又站在他的肩上更登高峰。毛澤東同志站在馬恩列斯的肩膀上，小平同志又站在了毛澤東同志的肩膀上，才有今天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果后人不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只是躺在他們的懷抱里，甚至是跪在他們的腳下，歷史就只能停留在某一時刻，青史上也永遠只能有一兩個秦皇漢武，再也不可能英雄輩出。

“繼承必須超越”這個道理很明顯，但為什么要做到它這樣難，只有極少數優(yōu)秀分子才能在科學和歷史發(fā)展的關鍵時刻縱身一躍，跳過鴻溝，跨過世紀呢？這是因為要實現批判的繼承，要做到事業(yè)上的超越，還有兩點最難。一是超越理論，二是超越自我。

理論是實踐的概括，它既總結了以往的實踐，又預示和指導著未來。但是，這種針對過去的總結可以做到十分，而針對以后的預示卻頂多只能做到八分、九分；總結可以做到定性、定量，預示只可做到定性。理論只能是方向的宏觀的指導，并不能毫末畢現地規(guī)定好未來。麻煩就出在這里，當一個理論已經被千百次地證明有效時，我們總是百分之百相信，總是習慣以實踐之車去循理論之轍，而不敢撥轉馬頭另辟新路。實踐的錯誤，會立竿見影地得到懲罰，而理論的錯誤則要通過由它指導的實踐的錯誤來折射，這要有一個過程，甚至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而假如對一個錯誤的理論不能超越，我們就只有永遠在它的指導下做著錯誤實踐的惡性循環(huán)。所以理論的超越是實現事業(yè)超越的前提，是繼承的前提。當我們越過一個理論的高峰時，就會立即出現一馬平川、一日千里的勝利實踐。

比如，我們現在終于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解決了一個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但這個成果是在對舊的理論思維一步步地突破、超越后得來的。十四大報告中對這個超越的過程有很詳細的描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么樣的目標模式，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傳統(tǒng)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們逐步擺脫這種觀念，形成新的認識，對推動改革和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tǒng)一的體制；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特別是鄧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談話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這個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边@段史實可以說是我們黨史上在繼承過程中尋求理論突破并十分出色地完成了理論突破的典型例證。

但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這種大的理論的突破，往往是基于大的社會實踐，甚至是全黨、全國在一個長時期內的實踐，如果是自然科學理論方面的突破，則要求有大量的長期的科學實驗的積累。因此對一個人來說，就要求他本人有足夠的實踐積累和對以往理論的相當熟悉，并且有運用實踐檢驗理論、發(fā)展理論的能力。誰做到了這一點，誰就是為歷史所承認的繼承人。如果他超越的是某個學科的理論，他就是這個學科的傳人；如果他超越的是某方面的管理理論，他就是這方面的管理專家；如果他超越的是國家革命和建設的理論，他就是新一代的領袖。從一定意義上講，一部分人為什么能領導另一部分人，就是因為他們比另一部分人多一些理論。實踐不能指導實踐，只有理論才能指導實踐。只有實踐積累，還沒有上升到理論的人不能指導別人的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心者治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但治人(領導人)，治國、治事都要用“心”，只有“力”是不行的。

無論是哪一方面、哪一階層的杰出的繼承人，都是在或大或小地超越了一定理論之后才可能建立起自己嶄新的功業(yè)。就像小雞的出生總得啄破一層蛋殼。愛因斯坦超越經典物理學，建立相對論，而終于有了原子彈的爆炸、原子能的利用。小平同志超越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終于有了國家的中興，人民的富裕。我們每個人的工作，要進步也需要有理論的突破。比如計劃生育工作，馬寅初的人口論就是一個理論，一個進步，但是我們沒有認識到，曾“錯批一人，多生幾億”。比如新聞出版物這些敏感的精神產品的管理，依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它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大批判的武器；按照計劃經濟的做法，它就是公款支付的宣傳品；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下它才可能全面顯示出政治、信息、文化和商品各個側面的屬性。只有在理論上一層層地明確，才可能在管理上一步步地科學，事業(yè)上一天天地繁榮。理論是一個臺階，實踐是在這臺階上演出的活劇，如果我們不能上一個理論新臺階，就永遠只能重復那些陳舊的故事。

1949年馬寅初(中立者)在北京大學

還有一條是超越自我，這涉及世界觀的改造，是最難最難的。這里有三層意思，一是超越自滿，積極進取；二是超越習慣，大膽創(chuàng)新；三是超越私心，實事求是。

關于超越自滿。生活中有一種人意識不到時代的責任、工作中的問題，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屬于無知無為型。一個好的繼承人要能不斷給自己提出新標準。這首先要有強烈的責任心。我們說以天下為己任，實際上對一個人來說天下是擔不動的，但偏要去擔，這就是一種精神，是報國之心、濟世之心，是責任心。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時時圖進取，年年求超越。其次要有強烈的求知欲。既知責任所在，便感知識甚缺，求知就會如饑似渴，越學越覺不足，便能把自己不斷地引領到最高處。一個學生問教師：“你的學問比我們多得多，為什么比我們學得還勤？”教師畫了兩個同心圓，答道：“我是外圓。圈越大，與外面未知世界相連的就越多，就越感到要學?！币粋€人如果立在圓心，反而會什么也看不到，以我為核心，自滿自足，不學無為。要知道，我們有時雖處于高位重權，卻經常知不抵職，識不符權，如果不趕快充實自己這個或大或小的圓圈，更以此自滿，便成了一個危險的肥皂泡，也就談不上什么繼承和接班?！稇?zhàn)國策》觸詟說趙太后：“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沒有。原因就是自滿，錯以現勢為永勢，不圖進取。毛澤東同志說卑賤者最聰明，知不足而發(fā)憤也。諸葛亮窮兵書于南陽，范仲淹以簪劃粥讀于破廟。不滿現狀才終成大器。

關于超越習慣。存在決定意識，每個人都習慣于按過去的做法辦事，不大容易換位思考，做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就是說不能自覺地不斷塑造一個新的我，總是習慣于用舊觀點解釋新事物，如果解釋不通，寧肯削足適履，坐井觀天。所以列寧說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有時在新事物面前也難免表現出一個固步自封的“我”。物理學老前輩邁克爾遜以他著名的實驗推翻了“以太”舊說，客觀上為相對論的誕生掃清了道路，但他卻不肯接受相對論。1931年，79歲的邁克爾遜見到愛因斯坦時說：“我真沒想到，我的實驗反倒促成了相對論這個怪物的誕生?！?1900年普朗克完成了量子理論，但他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此后有4年時間總在尋找更好的辦法，把新觀念納入舊理論。牛頓劃時代地完成了他的力學體系，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創(chuàng)造，反而用科學來證明上帝的存在。新事物是從舊事物中脫胎的，新理論是從舊理論中脫胎的，敢于舍舊我而求新我的超越是最難的。

關于超越私心。有一種情況是思想上已經超越，行動上卻不敢或者不愿跟上，私心雜念作怪。一個人在社會上從事某種工作，他同時也受著各種因素的制約。能不能排除雜念，義無反顧，奮然一躍，往往在沉吟之間。20世紀30年代中期，居里夫人的女兒伊倫娜在一篇論文中提到鈾可能會裂變的觀點，一位朋友向物理學家哈恩推薦這篇論文，剛一開口，哈恩就大喊：“我對這位小姐沒有好感，我不看她的東西！”他們過去有一點小矛盾。朋友勸他還是看一下。就是這一看，哈恩沿著這思路反復實驗，終于發(fā)現了核裂變，直接導致了后來制造原子彈。哈恩于1944年獲得諾貝爾獎。如果這一念之私當時沒有得到克服，又不知結果如何，后來的科學史該怎樣寫。對于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內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左”的錯誤，在高級干部中是彭德懷同志最先站出來說真話反對，他因此被罷官。后來又有許多干部群眾堅決抵制，直到小平同志從理論上、路線上撥亂反正，這中間涌現出多少無私無畏超越自我的忠誠戰(zhàn)士。但是在這個漫長過程中，也有許多人對問題早已看得明白，就是缺乏說真話的勇氣，因此也就失去了繼承大業(yè)的權利。英雄與凡人，退縮與超越有時就差這一念。私心常常是埋葬自我的墳墓。古往今來因私而害功毀業(yè)，甚而坐獄殺頭的大有人在。這私心之人粗分一下大約有兩類。一種人，他也看到了問題的所在，看到了超越的契機，但私心作怪，緘而不語，縮而不前，退而保職保身，無所作為，這是小私。另一種人有了一定的權位之后就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害國害民。這是大私。無論小私大私，都是一個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問題，都是背離了為人民服務、解放全人類的宗旨，滑到為我為私的剝削階級的立場上去了。

綜上所述，當此世紀之交，怎樣做才算一個合格的跨世紀的繼承人？歸納起來大致有這樣幾點。第一，有知識。既是飽學之士，又是勤學之人，能接過以往的全部知識，又掌握了辯證法，善于靈活運用。第二，有思想。有足夠的批判精神，能發(fā)現問題提出問題，大膽改革，有所創(chuàng)新。第三，有能力。在理論上、實踐上都能超越前人，有業(yè)績，有新功。這樣，我們的事業(yè)就能繼往開來，一代勝過一代，我們的國家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事業(yè)，在新一個世紀里，就必定會更輝煌，更興旺。

(《文匯報》199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