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學理論構入實踐的問題屬性

文學理論是構入實踐的應用性理論，它以文學實踐為研究對象，并在對文學實踐的構入中研究文學實踐。對文學實踐所通常理解的四個方面，即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接受、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其實都是建立在文學實踐與社會實踐相互關聯(lián)的基礎上，并且由這一基礎所貫通，這一基礎是文學實踐研究中被不同程度地忽視的第五個方面。從問題發(fā)現(xiàn)的角度來說，這五個方面都以文學實踐展開過程中不斷出現(xiàn)的差異性變化而引起文學理論研究的關注，并得以按問題的方式展開研究。對文學實踐展開的差異性進行研究，這是文學理論的要點所在，而被研究的文學理論構入其中的實踐性問題，則規(guī)定著文學理論構入實踐的問題屬性。文學實踐以其展開的差異性向文學理論照面，文學理論在差異性關注中將這一照面提煉為語言表述的問題，并對其進行語境性研究。

由于我們對文學理論構入^[1]或深度介入實踐，而不僅僅是面對實踐的問題屬性缺乏足夠認識，致使這一領域缺乏有現(xiàn)實針對性和理論創(chuàng)造性的力作，經(jīng)常出現(xiàn)遠離時代語境，疏離文學實踐，因襲或套用西方理論的狀況。雖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這個問題，卻不是來自文學實踐又構入文學實踐，而是更熱衷于對既有理論的思辨，反而往往使問題越來越深奧，遠離實際，甚至成為妨礙我們通過構入實踐進行理論建構的一種障礙。近年來不乏對此問題的研討與爭論，幾乎每次全國規(guī)模的學術會議都會提出五六個、七八個議題，卻常常淺嘗輒止，究其原因，是很多研討與爭論冷淡于實踐問題的求解，常淪為不食人間煙火的概念之爭、命題之爭或邏輯之爭。

一 文學理論的觀念性誤區(qū)

觀念是人們通過概念對于世界和社會生活的把握，它屬于西方人所說的理性范疇。毫無疑問，由于其理性的概念邏輯言說的性質(zhì)，人文科學理論，包括文學理論本身就是觀念性的。不過，觀念從社會生活進入人的頭腦、落入一定的理性構架之后，便有了獨立運作的力量，成為康德所說的理性主觀自生的“先驗概念”，或黑格爾所說的“自在自如的真理”。于是，文學理論的觀念性誤區(qū)便由此而生，多年來國內(nèi)文學理論研究經(jīng)常在這一誤區(qū)中掙扎，沉湎于遠離文學實踐領域，在觀念的邏輯運作中自滿自足。

當下是文學實踐的高度活躍期，文學活動在樣式、方法、構成、運作、活動形態(tài)等眾多方面都發(fā)生著前所未有的動蕩與變化，甚至裂變。文學理論所面對、所參與的再也不是先前那個相對封閉的，甚至用一個文本中心幾乎就可以冒名天下的對象了，互聯(lián)網(wǎng)研究、數(shù)字化研究、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研究、大眾傳媒研究等，這些新的研究領域，用一種差不多可以說是突襲的方式進駐文學理論，這是聲勢浩大的文學實踐面對文學理論的展演。構入這一展演的文學理論擴容 5年前即已成定局。文學理論遭受到文學實踐前所未有的有力挑戰(zhàn)，它在觀念誤區(qū)中苦苦掙扎的窘相，也就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來。文學理論既然是觀念性的，那么觀念又何以會成為當下文學理論亟待走出的誤區(qū)呢？究其原因，在于文學理論有一個重要屬性被時常忽略，這就是文學理論構入實踐的問題屬性。

十幾年前，金元浦發(fā)表過一篇談論文藝學問題意識的文章^[2]，他通過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出的“問此”“設此”與“構此”引出結論：理論對于對象的關注、領會、闡釋、把握首先需要就對象提出問題，即“問此”；在“問此”中，提問者領會對象并使自己成為對象的領會者，并在領會中向著解釋的可能性而在，又在領會的籌劃中使問題得以解釋，進而達成自己在之中的對象性理解。金元浦并沒有止于當年海德格爾提出問題的實踐論傾向，而是把自己的問題導入實踐論的、開放性的文學與文化研究。金元浦當時敏銳地感受到?jīng)坝慷鴣淼拇蟊娢幕瘜嵺`對于文學理論的沖擊，他以問題意識的方式做出了理論應對。

文學理論構入實踐的問題屬性，不同于海德格爾哲學性的“問此”，而實際上是一種實踐差異性的躍入，是逼迫而來的待問。恰恰是面臨這種緊迫的待問，文學理論的觀念誤區(qū)使研究者遲鈍而且麻木。這里有三種誤區(qū)性征兆須予以診視：其一，理論研究的興趣大于實踐研究的興趣。大家熱衷于理論思考，對理論思考本身充滿興趣，對理論地思考什么卻缺乏進一步的熱情，而對文學理論而言，倘若研究者不能在文學實踐中發(fā)現(xiàn)與提出可供理論思考的問題，進而進行理論思考，那么他的理論興趣就只能是遠離現(xiàn)實的、觀念的興趣，他所深思熟慮地證實的東西，便也只能是無法求真的東西。對此，懷特海曾不無嘲諷地說：“倘若我們把任何哲學范疇圖式都看作某種復雜的斷定，并且把邏輯學的真假選擇應用于這種圖式，那么，其答案必定是：這個圖式是假的?！?sup>[3]其二，更熱衷于理論問題而不是實踐問題。理論問題是理論運作的問題，這類問題從理論自身涌出，如某種觀點、某部文本封閉在觀點或文本中的理論讀解問題，某類概念或命題的邏輯限定問題，某種思想的體系問題，等等。這類問題往往具有很強的理論及思辨的檢驗性與考驗性，能有效地激發(fā)被驗者為自己的理性榮譽而應試應驗，并且能使其長時間地迷醉于理論沉思的樂趣。其三，對于已然發(fā)生的、成為歷史的問題興趣，大于當下正在以實踐差異性躍入的問題興趣。這是延續(xù)著的觀念認識論，而非實踐認識論的研究方法在作祟。^[4]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定型并且成勢的西方觀念認識論方法，把正在發(fā)生的實踐問題摒除在研究之外，熱衷于到已然發(fā)生或成為歷史的事實或事件中發(fā)掘恒常不變的東西。不少國內(nèi)文學理論研究者受此影響，重既往而淡當下，在既往的東西中求得恩斯特·卡西爾所說的“心智運作的學問”。這三個征兆性的觀念誤區(qū)問題糾纏在文學理論研究中，不但使很多研究成果僅僅是理論轉述的、缺少新意的成果，而且也使不少研究成果像早熟的核桃那樣，自我封閉在長不大的理論硬殼中。

造成這三個征兆的原因很多，擇其普遍性與延續(xù)性較為突出者，可概括為三點。第一個原因是不少中國學者太熱衷于與西方學者進行觀念性對話，當然，這種對話多數(shù)都是不在現(xiàn)場的，是閱讀的對話。這種對話并無均等可言，主要是我們讀他們的書，其實是讀他們提供的各種觀念。這里有兩點應該實事求是地指出，就得于抽象思辨的“心智運作的學問”而言，中國學者在積累及訓練有素方面，確實尚有所短，因此很容易在閱讀中陷進去，被牽著走；再有就是很多被閱讀的西方文本，其產(chǎn)生時往往也是來自實踐的、有血有肉的，而近些年傳入國內(nèi)并流行開來的卻往往是他們十幾年、二十幾年前的著作，當時西方的實踐語境早已時過境遷，更不用說與中國當下實踐語境相對應了，中西理論對話的時間與空間的變化，導致西方文本的進一步觀念化，由此進行的純粹觀念對話就成為常態(tài)。第二個原因是國內(nèi)學科領域性的，即仿效西方的學科刻板劃分與各執(zhí)一域，結果造成理論研究的“圍墻化”。領域圍墻在國內(nèi)高校建制中具有難以逾越的合法性，學者們被分域管理，即便是同一教學樓層的教研室之間也往往難以有跨學科話語的交流與通達，一級學科中二級學科的教授身份，靠他們多年養(yǎng)成的彼此差異分明的知識結構支撐。然而，這類分域所面對的社會實踐卻總是以其多元綜合性為特征，它拒絕高校的學科分域，這往往導致學科與社會實踐的嚴重不對應。第三個原因是文學理論學者們的觀念思辨興趣的語境性強化。不言而喻，改革開放國策得以實施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西方思想的自由涌入，哲學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倫理的、藝術的，等等。西方哲思的觀念表述特點原本就很突出，加上前面提到的去語境化、去時效化的傳入，觀念性就愈加純粹起來，封存于文本的就是概念、范疇、命題、邏輯，以及翻譯過來的理論陳述。2014年第6期《文學評論》發(fā)表了張江的一篇論文，該論文對西方文論觀念性的強制闡釋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西方理論觀念化癥候獲得診視，很有啟發(fā)性^[5]。恰恰又是這些來自西方的觀念性的東西，不同程度地支撐著國內(nèi)各種類型、各種規(guī)模、各種形式的學術活動，同時又通過研究生學位教育進行遞接性傳達與強迫性接受。于是，與西方的觀念性對話便成為備受各方面重視的對話，觀念研究的興趣也就成為持久的學術興趣。

走出文學理論觀念誤區(qū)的極為有效的辦法，就是恢復與強化文學理論的實踐屬性，讓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由純粹的文本理論回歸文學實踐。而且，即便是文本理論，在當下很多理論研究中，也已蛻變?yōu)椴簧嫖谋緦嵲诘奈谋居^念。很多人都在談文學，卻只是天南海北大雜燴式地空談文學概念；很多人都在談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卻被復雜的傳播與接受的功能、意識、心理、價值這類觀念層面的東西，而非實踐層面的東西鎖定在純粹觀念“自給自足”的運作中。如何把觀念的東西導入實踐，如何實踐地提升富于實踐活力的觀念，并使之理論化，這是文學理論建構并構入文學實踐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6]

二 文學理論的實踐屬性

延續(xù)至今的主導性文學理論基本上是觀念認識論的，這已在一些文章中進行了闡釋，而實際上，文學理論更應關注并深入探討的對象屬性則是實踐論的。

（一）文學理論是文學對象的實踐關聯(lián)性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