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回憶錄

這是一本回憶錄，無關(guān)確鑿的事實和精確的統(tǒng)計。當回憶起三四十年前的一個時代，我的同事們有時候會感到痛苦，有時又會覺得特別開心，通常是兩種情緒交織。起初還有些遲疑，緊接著回憶涌上心頭：曾經(jīng)的痛苦和歡欣、榮耀和恥辱。那時，也同樣有過歡笑。

他們講的都是真的嗎？這個問題就和彼拉多（Pilate，釘死耶穌的古代羅馬猶太總督）提出它時一樣不切實際，他的理論無法洗刷掉他的罪惡。在臨時歇腳的地方，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講述了他在加利福尼亞的痛苦遭遇，之后約德老爹（Pa Joad）向牧師凱西（Preacher Casy）提出了這個問題。

“老爹說：‘要是那家伙說的是真話呢？’牧師答道：‘他說的是真話，他的親身經(jīng)歷，并不是無中生有?！瘻穯柕溃骸俏覀冊趺崔k，也會是這樣的下場嗎？’凱西說：‘我也不知道?！?/p>

我想這位牧師說出了本書人物的心里話。他們的回憶都是自己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事情。確鑿的事實或精確的日期都沒有那么重要。這不是律師的辯護狀，也不是帶注解的社會學論文。我們只是試著從一些沒有精心準備的幸存者的講述中去了解“大蕭條”那場浩劫。

還有些人并沒有受到波及，或者說有些人過得相當不錯，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兒。在所有災難中，情況都是如此。就像卡羅琳·伯德（Caroline Bird）所寫的那樣，“大多數(shù)人受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傷害，在身上留下了‘無形的傷痕’。”非常感謝那些愿意在本書中揭開傷疤的人，我深表感激。這本書未能收納另外上百人（他們散落在四處）的生命片段，我對他們深感歉意，也表示理解：他們讓我對這段為人忽視的時期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本書中出現(xiàn)了一些年輕人。他們并沒有經(jīng)歷過“大蕭條”，在很多時候都感到迷茫，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這并不代表他們不成熟，反而標志著我們的不成熟。該是他們了解這段歷史的時候了，也是我們了解這段歷史的時候——了解它在我們身上加諸了什么，因而也是了解在他們身上加諸了什么。

我自己并不記得1929年10月里那個陰郁的日子。我也不像那些過目不忘的人，能夠記起三十年代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相反，一些模糊的畫面闖進了我的腦海。一些臉孔、聲音，間或一段悲傷的回憶或是快樂的一瞬，或是過去一個時代令人驚異的純真。然而，有一種感覺一直扎根在那里……

即便是現(xiàn)在，當我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間小小的汽車旅館外面“尚有空房”的霓虹燈標識閃著微弱的光，就忍不住想去我母親過去經(jīng)營的威爾斯-格蘭旅館。按捺不住一股不可理喻的好奇，我問自己：“它能扛下去嗎？明年它還會在這里嗎？”

正如我一個年輕的同事所指出，害怕?lián)p失財產(chǎn)是三十年代遺留下來的問題。有一位年長的公務人員，在華盛頓工作。只要手頭存夠了錢，她就會去買一塊土地?！叭绻賮硪淮未笫挆l，我還可以靠它們過活?！彼€記得新奧爾良碼頭附近的爛香蕉，那是她每天的伙食。

得益于現(xiàn)代科技，東西可以產(chǎn)出大量的東西。熬過大蕭條的那些人很難理解這一點。因此，在嚴重的情況下，他們會為了保護自己的東西（也就是財產(chǎn)）去打架，甚至去殺人。許多年輕人往往看不清這一點，那是因為他們對大蕭條一無所知。這個詞只在長輩責備他們的時候偶爾出現(xiàn)，并不能讓他們對此有所了解。

在二十年代中期，威爾斯-格蘭旅館的五十個房間總是客滿，經(jīng)常還有人等著住進來。我們的客人來自各個行業(yè)，基本上都是常住。暫時寄宿的旅客只有那些追求浪漫但又沒錢去高級地方的夫妻。奇怪的是，旅館里總是有房間，即便是給那些有過錯的罪人。

每到周六，大部分的客人都會支付上一周的房錢。傍晚時分，我會跑到街區(qū)銀行去存錢。除了幾個流動工人和一位老銅匠（因為禁酒法案而賦閑），所有的客人都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法庭》（Judge）和《生活》（Life）（當時還是周刊）上有喬治·讓·內(nèi)森（George Jean Nathan）和帕爾·洛倫茲（Pare Lorentz）的評論文章，還有杰弗遜·馬查默（Jefferson Machamer）畫的各色女人，十分熱鬧。《自由》（Liberty）上有維斯特布魯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撰寫的體育報道，最難忘的是一篇向被文明毀掉的有幾分孩子氣的杰出拳擊手巴特林·西基（Battling Siki）致敬的文章?！段膶W文摘》（Literary Digest）仍在發(fā)行，尚具備償債能力，還沒有預測到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在幾年之后的勝利。在高中生辯論隊，我們討論的是美國應不應該準許菲律賓獨立，應不應該加入國際法庭，應不應該承認蘇聯(lián)。我們可以任選一個立場。那真是一段悠閑的時光。

這可能是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最壞的時代。史考特·聶爾寧（Scott Nearing）強烈抨擊美元外交。鮑勃·拉福萊特（Bob La Follette）和喬治·諾利斯（George Norris）在議員競選講臺和參議院表達了和霍雷肖（Horatio）相似的立場，反對對外巨額投資。然而，有兩張臉孔在我的腦海中反復出現(xiàn)：副總統(tǒng)查爾斯·蓋茨·道斯（Charles G. Dawes）和查爾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前者是一位有責任心的銀行家，嘴里總是叼著一根重心極低的煙斗；后者之前做過騎師，長相平平，態(tài)度和藹。當時的整體氛圍很單純，但絕非伊甸園式的。

說起那年股市的崩盤，我個人什么都不記得，除了店里的客人漸漸減少，不過一開始還察覺不出來。他們好像被人帶走了，沒有反抗，也沒人看見，跟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blee）的祖母不一樣。我們在旅館門口掛上了“內(nèi)有空房”的牌子。

留下的客人每天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門廳里。之前，我只在傍晚和周末的時候能看到他們。撲克牌磨損得越來越快。棋盤上的紅黑格子變得幾不可辨?？死锉绕媾频哪踞斠瞾G得更頻繁了……人們越來越暴躁，冷不丁就為了難以名狀的原因打上一架。

那些突然閑下來的人會責怪自己，而不是把責任推到社會頭上。沒錯，在市政廳和華盛頓都有饑餓游行和示威，但是當數(shù)百萬人拿到解雇通知書時，內(nèi)心是覺得羞愧的。盡管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但他們內(nèi)心深處有一個聲音在低喃：“我是個失敗的人?！?/p>

沒錯，許多窮人都有同樣的想法，但沮喪有時會演變成暴力，暴力又會轉(zhuǎn)向他們的內(nèi)心。于是，父子背離，正在找工作的母親一言不發(fā)。從某種含糊不清的角度而言，除了那些雄辯的政治反對派，外在因素要對此負責。事實并非如此。這就是個人內(nèi)心感受到的愧疚。

我們將那些老住客都登記在冊。母親、哥哥和我每天翻看那本越來越難以辨認的賬簿時，都會談起其他人的命運。當情況變得糟糕時，我和哥哥就試圖安慰母親——不管怎樣，我們和客人都會挺過去的。她的回答就是指著賬簿上潦草的筆跡：真是債臺高筑。

我們越來越頻繁地去拜訪房東。（在日子好過的時候，我們簽了一份長期租約。）他是一個經(jīng)歷過世紀之交的人，沒有電話，所有的文件都是手寫簽署的。他的筆跡醒目流暢，用詞也沒有錯漏。鑒于形勢的奇怪轉(zhuǎn)變，他對租約的調(diào)整是相當合理的。他這個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選本黨候選人時，他投給了胡佛（Hoover），而不是麥金萊（McKinley）。他看上去比我想象得還要讓人摸不著頭腦。他一下子變得笨拙、慌亂起來，這讓我很吃驚。

華爾街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家回憶道：“華爾街的人也普遍覺得困惑。他們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們覺得會宣布點兒什么?！保ㄎ业闹攸c）1930年，財政部長安德魯·梅?。ˋndrew Mellon）預測道：“……這個國家將在來年取得穩(wěn)步進展?！币晃煌稒C者誠惶誠恐地回憶道：“像皮爾龐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和約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這樣的人也損失了巨額財富。無人幸免?！?/p>

凱里·麥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建議華盛頓的聽證會研究引發(fā)大蕭條的原因?！八麄兩涎萘俗詈玫穆嬜髌?。主要的實業(yè)家和銀行家都出席做證。他們還是頭緒全無……?！?/p>

我們的旅館只住滿了一半，許多客人更愿意用救濟支票而不是之前慣用的現(xiàn)金來交房錢。星期六的晚上再也不能讓我興致勃勃了。

越來越少人談起奧爾良街頭小房間里的姑娘，白天喝酒的人明顯增多。有意思的是，賭馬的人越來越多：半美元的賭注，六匹馬。大家愈發(fā)認真地研究起《賽馬報道》（The Racing Form）。賽馬雜志《伯特·E. 科利爾之選》（Bert E. Collyer's Eye）和賽馬簡報在眾人手邊傳來傳去。輸?shù)舻暮谌巳ネ鏀?shù)字游戲，輸?shù)舻陌兹藙t在一邊發(fā)牢騷。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法學院待了三年，沒有什么好講的。我?guī)缀跏裁炊纪?，只記得我們班上有一個黑人——來自非洲的王子，他的領(lǐng)地屬于英國（還是法國來著？）。還有一個案件我記得很清楚——涉及法定強奸罪。我什么都沒記住也怪不得那些教授，他們?yōu)槿松屏?，而且學識淵博。問題出在我自己身上——總是昏昏欲睡。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直到現(xiàn)在也沒弄清楚。這是不是一種我自己當時沒有意識到的感覺——一天天過得無關(guān)緊要？還是一個懶學生事后的文飾心理？這個問題我一直沒有弄明白。

在大學的那幾年（1931年—1934年），我確實學了點兒東西。從威爾斯-格蘭旅館到大學校園，我得經(jīng)過黑人區(qū)。我是不是為了逃避“侵權(quán)”和“不動產(chǎn)”這些東西，才找到了藍調(diào)音樂。我不清楚。

我知道的是，我在其中挖到了寶藏：那些見錢眼開的人稱之為“種族唱片”（race records）。我記得的歌手有大比爾（Big Bill）、孟菲斯·梅尼（Memphis Minnie）、坦帕·雷德（Tampa Red）和大馬塞奧（Big Maceo）。他們讓我知道生活之外還有很多東西，甚至超出了維斯特布魯克·佩格勒的想象——就此而言，他們說的是巴特林·西基和塞內(nèi)加爾。

生存。不論當時還是現(xiàn)在，黑人藍調(diào)音樂的核心就是貧窮。盡管它們顯而易見的主題和歌詞通常都關(guān)乎女人、變化無常或永恒持久，以及征服者約翰（John the Conqueror）的英勇無畏，然而真正吟唱的卻是他“貧困潦倒”的生活狀態(tài)。這位年長的黑人小聲低語：“黑人本就生來貧苦。如果有人可以告訴我現(xiàn)在的不景氣和1932年的大蕭條對黑人有什么不同，我倒是很想聽一聽?！?/p>

這就是他在回憶那些“艱難的日子”時笑得如此苦澀的原因?！斑@些大人物為什么要自殺？他無法忍受只能帶豆子，而不是牛排或雞肉回家給他的女人。很少聽說黑人會因為錢自殺。在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有錢。”

即便是在“大蕭條”時期，白人過得“窮困潦倒”，黑人的境況也更加不堪。在他們的藍調(diào)音樂里，這一不爭的事實被反復吟唱。

我就像約伯那可憐的火雞，

無事可做，只能咯咯咯，

我太窮了，親愛的，

不得不靠著籬笆嘟噥。

哦，親愛的，我要換個地方待，

天啊，我太窮了，親愛的，

我在黎明的時候向上看。

親愛的，那些還在礦井下的人兒，

都抬頭瞧著我……

——大比爾·布魯茲尼（Big Bill Broonzy）

畫面開始模糊，時光流轉(zhuǎn)。接著就到了解禁年。我和一個同學出現(xiàn)在突然之間就變得合法的酒館里。當時開始流行一種做法：酒館為客人的第三杯酒免費。我們?nèi)ミ^的所有酒館都是如此?，F(xiàn)在還是不遵守這一習慣比較好。

在我認識的人當中，老銅匠海尼克（Heinicke）因為禁酒令的解除受益最多。他原本總在旅店前廳閑坐，一把年紀，病懨懨的，耳朵又背，被生活折磨得疲憊不堪。突然之間，好些釀酒廠急需有他這門手藝的人。人們有多渴望喝到啤酒，熟練銅匠就有多短缺。

他一周工作六天，意想不到的高收入和（最重要的是）工作帶來的快樂讓他變年輕了許多，就像浮士德一樣。他新買了一臺超外差收音機，擱在占了房間一半的巴洛克式櫥柜里，音量開得特別大，可以清楚地傳到旅館全部的五十個房間。一半是因為他實在高興，一半也是因為他耳背。

其他人則打破以前的沉默，熱衷于政治爭論，言辭尖刻，通常熱鬧又滑稽，除了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 D. R.）的爐邊談話。每到周日，前廳里都會響起一個新的聲音，那就是查爾斯·E.考福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他的聲音會從一臺放置在高木架上的收音機里傳出來。有人低聲說：“關(guān)掉，關(guān)掉！”但是，馬修·麥格羅（Matthew McGraw）堅持要聽下去。這個干瘦的老人是我們的夜班職員，戴著眼鏡然而目光炯炯（長得和考福林神父極像）。

馬修有幾分像知識分子。在股市崩潰之前，他是一位木匠師傅。他經(jīng)常引用書中或者是激進周刊、月刊里的句子。他反對有錢階層、權(quán)貴還有壟斷。他會引用德布斯（Debs）、達羅（Darrow）和潘恩（Paine）的話?！?929年10月到1934年11月[社會正義聯(lián)盟（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此時成立]之間的某個時間，馬修·麥格又遇上事兒了。這個被人遺忘的人，手邊的那杯苦酒滿得都溢出來了。

一個印刷工還記得他的父親從鮑勃·拉福萊特——威斯康星州力主改革的議員——轉(zhuǎn)向了考福林神父。這個沮喪的人想要一個答案。那個態(tài)度溫和、講話輕聲細語的推銷員也是一樣，他之前從未質(zhì)疑過任何事情。他的女兒還記得他說起這位來自羅亞爾歐克的牧師：“他是對的?！边@位推銷員投了羅斯福一票。

而我的母親，手緊到吝嗇，好不容易存下來的錢也隨著塞繆爾·英薩爾（Samuel Insull）帝國的坍塌打了水漂。這樣看起來，我之前跑銀行費的工夫全是白忙一場。這對母親的打擊特別大。幸虧她之前沒有聽信街區(qū)里一位銀行家的話。這位R. L. 奇澤姆（R. L. Chisholm）先生吹噓自己的銀行——諷刺的是，居然叫作信任國家銀行——是如何如何好。盡管他恨不能跪在自己母親墳前發(fā)誓，并對我母親的節(jié)儉表示欽佩，她還是把自己的幾千塊錢取了出來。第二天，這家伙的銀行就倒閉了。到頭來，這位公共事業(yè)巨頭還是吞掉了她這筆錢。母親為此恨上了英薩爾，還有她自己。

那是1936年。我很久之前就已經(jīng)決定放棄走上法律這條道路，在這一年加入了“伊利諾伊州作家計劃”（Illinois Writers' Project）。我是電臺部門的一員。我們撰寫腳本，靈感源于芝加哥藝術(shù)學院（Art Institute）的畫作。這些稿子會在《芝加哥論壇報》的電臺WGN上播出。這些對城市文化的貢獻讓報紙的出版人麥考密克上校（Colonel McCormick）感到非常自豪。在他報紙的頭版，總是登載著一幅漫畫，要么是方帽長袍、瘋瘋癲癲的教授，要么是公共事業(yè)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無足輕重的人物，靠在自己的鐵鍬上。盡管如此，他還是堅持制作《偉大的藝術(shù)家》（Great Artists）系列節(jié)目。在節(jié)目尾聲，有這樣一段話：“……本節(jié)目由公共事業(yè)振興署支持播出，署長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庇腥烁嬖V我他經(jīng)常聽節(jié)目，而且聽得還挺開心。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開始錄制廣播肥皂劇，參與過的節(jié)目包括：《帕金斯媽媽》（Ma Perkins）、《貝蒂和鮑勃》（Betty and Bob）和《首場?？汀罚‵irst Nighter）。工作機會很多，而且沒有任期限制。解雇人的理由只有：電刑、終身監(jiān)禁或者槍斃。

隨著工會活動愈演愈烈，在《瓦格納法案》（Wagner Act）的支持下，美國廣播藝人聯(lián)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Radio Artists）成立。廣播人幾乎都贊成。但總有一些固執(zhí)的高管，扮演著卡紐特大帝的角色。但工會運動的大潮席卷了他們。就此而言，當時的氛圍是相當宜人的。

其他行業(yè)的工會也不盡然。就以美國報業(yè)協(xié)會（Newspaper Guild）為例。對于三十年代，我最鮮活的記憶——當然也是最悲痛的記憶——就與芝加哥的這場沖突有關(guān)，它給我之前的印象畫上了句號。赫斯特集團的早報《先驅(qū)考察家報》（Herald-Examiner）正在進行一場漫長而嚴重的罷工。記者們在辦公樓外聚集抗議。赫斯特集團的運貨車上裝了好些人。我記得其中一些是我的高中校友，還有一些曾有過合作。他們現(xiàn)在是雙重身份：送貨人和恐怖分子。一旦出現(xiàn)情況，他們就會沖擊聚集的記者。

我目睹了戲劇化的一幕：一個臉色蒼白、渾身是血的記者躺在人行道上，他的同事和路過的行人驚恐地瞧著。大街的中間站著一個結(jié)實的大塊頭，手里拿著車用千斤頂。他四肢張開，似乎在向所有的來人發(fā)出挑戰(zhàn)。然而，我在他的眼中清楚地看到了恐懼。

其余的已成為歷史，我就把它交給那些記憶更完整的人們。這本書就是他們的記憶和反思。

出自美國現(xiàn)代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出自卡羅琳·伯德（Caroline Bird）的作品《無形的傷痕》（The Invisible Scar）。
傳統(tǒng)釀酒業(yè)會雇用專業(yè)的銅匠照看蒸餾器?！g者注
征服者約翰是非裔美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g者注
“約伯的火雞”（Job's turkey）比喻一個人一貧如洗?！g者注
塞繆爾·英薩爾（1859－1938），英裔美國人。1881年赴美任愛迪生的私人秘書，1892年成為芝加哥愛迪生公司總經(jīng)理。1912年他的大型電力公司已擁有數(shù)百座發(fā)電廠。他又組織一些持股公司，供電網(wǎng)又迅速擴大。1932年這些公司因大蕭條而倒閉，英薩爾逃至歐洲；1934年被迫回到芝加哥，因詐欺、違反破產(chǎn)法和侵占罪而三次受審，均被判無罪?！幷咦?/li>
之后，英薩爾在芝加哥受審期間，漫畫作品《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反映了瓦伯克爸爸——勇敢的紅頭發(fā)小姑娘的恩人——的痛苦經(jīng)歷。他自己也被釘在了十字架上。
全稱為“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即“世界上最偉大的報紙”?！g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