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旅伴

陜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qū)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內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許多地方嚴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陜西，一個農民有地可以多達一百畝，可是仍一貧如洗。在這一帶，至少要有幾百畝地才稱得上是一個地主，甚至按中國的標準來說，他也稱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種水稻和其他有價值的作物。

陜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也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jīng)常發(fā)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數(shù)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很少有真正的山脈，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卻常常像畢加索一樣觸目。隨著陽光的轉移，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陰影和顏色起著奇異的變化，到黃昏時分，紫色的山巔連成一片壯麗的海洋，深色的天鵝絨般的褶層從上而下，好像滿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溝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騎馬，倒不是可憐那匹奄奄待斃的老馬，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走路。李長林是這一隊戰(zhàn)士中最年長的，其他都是十幾歲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個綽號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時問他為什么參加紅軍。

他是個南方人，在福建蘇區(qū)參加紅軍六千英里長征，一路走過來的。外國軍事專家都拒絕相信長征是可能的事。但是這里卻有這個“老狗”，年方十七，實際上看上去像十四歲。他走了這次長征，并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說，如果紅軍要再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個孩子外號叫“老表”，他也是從差不多那么遠的地方江西走過來的?！袄媳怼笔鶜q。

他們喜歡紅軍嗎？我問他們。他們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們兩人顯然都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

“紅軍教我讀書寫字，”“老狗”說，“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能夠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紅軍幫助窮人?！?/p>

“就這么一些？”

“紅軍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從來沒挨過打，”“老表”說，“這里大家都一樣，不像在白區(qū)里，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里大家打仗是為了幫助窮人，救中國。紅軍打地主和白匪，紅軍是抗日的。這樣的軍隊為什么有人會不喜歡呢？”

有一個農村少年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我問他為什么參加。他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貧農，只有四畝田（不到一英畝），不夠養(yǎng)活他和兩個姊妹。他說，紅軍到他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并不難過，反而很高興。

另一個少年大約十九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里時，他放下風箱、鍋盤，不再當學徒了，只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么？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疤，那是戰(zhàn)斗的紀念。

還有一個少年是福建來的，一個是浙江來的，還有幾個是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shù)是陜西和甘肅本地人。有的已從少年先鋒隊“畢業(yè)”，雖然看上去還像孩子，卻已當了幾年紅軍了。有的參加紅軍是為了打日本，有兩個是為了要逃脫奴役，三個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過來的，但是他們大多數(shù)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

接著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是個“大”人，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毀了。他從田里回到家里，發(fā)現(xiàn)父母都已被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chǎn)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游擊隊隊員，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犧牲。

他們來歷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國軍隊相比，是真正的“全國性”的軍隊，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別編制的。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但這似乎并不影響他們團結，只不過是時常作為開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真的吵架。事實上，我在紅區(qū)旅行的全部時間中，我沒有看到紅軍戰(zhàn)士打過一次架，我認為這在年輕人中間是很突出的。

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的緣故。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chǎn)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xiàn)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于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fā)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么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zhàn)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里也唱，從農民那里學新的民歌，這時農民就拿出來陜西琵琶。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的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guī)Щ貋硪话?。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卷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里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就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并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系。他們很自愿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qū)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shù)靥K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zhàn)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陜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xiàn)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谷中間的一個村子里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什么叫共產(chǎn)黨員？”我問道。

“共產(chǎn)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

“還有呢？”

“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

“那么什么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干活，卻讓別人給他干活?！边@個答復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xù)問：

“這里有地主和資本家嗎？”

“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中國，又是什么國家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信的。誰把這一切教給他們的呢？

我后來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和遇到圣誕老人徐特立時，終于知道了是誰教給他們的。徐特立曾經(jīng)擔任過湖南一所師范學校的校長，現(xiàn)在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

事實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見到他，那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隊走下最后的一個山坡，踏進紅色中國臨時首都的時候。

一華畝約等于六分之一英畝。

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愛爾蘭小說家?！g注

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畫家?！g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