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逆天行道，彈劾上帝

盡管理查德·斯托曼和母親的關系比較緊張，但他還是繼承了母親的一個特質：對激進政治極度熱情。

可這個特質要在十幾年之后才在斯托曼身上顯現(xiàn)出來。他早年的生活，用他現(xiàn)在的話說，是與“政治絕緣”的 。正如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大多數美國家庭一樣，20世紀 50年代，斯托曼一家試圖重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的那份寧靜、安逸的正常生活。

“理查德的父親和我雖然都是民主黨人，可我們覺得那段時間的生活還算過得去，”李普曼回憶著當年和理查德·斯托曼的父親住在紐約市皇后區(qū)的日子，“我們當時并沒有參與太多的當地或者全國的政治活動?！?/p>

然而，20世紀 50年代末期，李普曼的離異打破了這一切。她要重新搬回紐約市曼哈頓區(qū)，這不僅僅是改個住址，更意味著一份全新的獨立生活的開始，更意味著重回喧囂的大都市生活。

“關于政治活動，我最初的體驗是在離婚期間。當時我走進皇后區(qū)公共圖書館，卻發(fā)現(xiàn)關于離婚的只有一本。那里當時被天主教嚴格控制著，至少在我們住的阿母赫斯特區(qū)是這樣的。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被周圍的各種權威力量悄悄地控制著。”李普曼說。

重回童年居住過的紐約市曼哈頓上西城，李普曼被周圍的變化震驚了。十五年前，她離家去亨特學院讀書。如今，由于戰(zhàn)后住房資源緊張，當地居民對高樓有大量需求。為了建高樓，幾個街區(qū)成了一個政治決斗場。人們分成了兩派：一派人，主要是政客和商人，他們希望把這一片拆遷擴建，以應付越來越多的白領移居到這里；另一派人，主要是來自愛爾蘭或波多黎各的房客，他們都不富裕，所幸已經在這里找到了便宜舒適的住房。他們不想請來白領租戶，因為那樣會抬高當地房價和租金。

一開始，李普曼不知道站到哪一邊。作為一個新來的住戶，她覺得的確有必要擴建?？勺鳛橐粋€拿著微薄收入的單身母親，她和那些房客有著一樣的憂慮，覺得周圍越來越多的項目都是為有錢人開發(fā)的。心中忿忿不平，李普曼開始尋找機會，來和龐大的政治機器做斗爭，避免讓政客把上西城變成上東城那樣，只供有錢人吃喝玩樂。

李普曼第一次去民主黨總部是在 1958年。當時，她希望為兒子找個日托所，以便在自己工作的時候，有人照顧他。在本市的低收入人員幫助中心里，她一下子被那里的環(huán)境嚇到了。“我就記得當時那股酸臭的壞牛奶味兒，黑洞洞的走廊，還有那么一丁點的救助物資。我以前是護士學校的老師，是個愛干凈的人。護士學校的環(huán)境和這個幫助中心的反差太大了。我們看了一眼幫助中心里日托所的房間，就立馬走人了——環(huán)境實在太讓人惡心。”

這次造訪民主黨總部，讓李普曼很失望?！按蠹艺f的一點也沒錯烏煙瘴氣，不是個干凈地方，”李普曼說，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大家之所以看不起窮人，甚至仇視他們，黨內腐敗也許才是一切癥結所在。李普曼沒有再踏入民主黨總部一步。她看到當地眾多俱樂部都志在促進民主黨的黨內改革。李普曼加入了其中的一個俱樂部：伍德羅·威爾遜/FDR民主黨改革俱樂部，從此與坦慕尼協(xié)會余黨作斗爭 李普曼開始出現(xiàn)在俱樂部內部的例行會議中和市政委員會的會議上，以此，她取得了更多的話語權。

李普曼說：“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對抗以卡米思·德·薩皮奧Carmine DeSapio）為首的坦慕尼協(xié)會和它的追隨者 。我是市政委員會的一名代表委員。主要提議修建更多廉價住房，反對單純修建舒適豪宅?！?/p>

這種參與在 20世紀 60年代變成了更大的政治活動。1965年，李普曼已經開始公開支持一些民主黨的議會候選人，比如威廉·菲茨·賴安（William Fitts Ryan），他在各個民主黨改革俱樂部的幫助下進入議會，并成為當時第一批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議員。

不久之后，李普曼也開始公開反對美國涉足越南戰(zhàn)爭問題?！白詮目夏岬险衍婈犓腿ピ侥希揖鸵恢狈磳υ侥蠎?zhàn)爭。從一開始，我就閱讀各種來自前線的報道文章。很多文章都預測美國政府會因此深陷泥潭，我也非常贊同這個觀點?！?/p>

這種反戰(zhàn)之聲充斥在這個家庭里。1967年，李普曼再婚。她的新任丈夫莫里斯·李普曼是一名空軍少校，越南戰(zhàn)爭開始他辭職以示反戰(zhàn)。莫里斯的兒子，李普曼的繼子，安德魯·李普曼（Andrew Lippman）當時正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他暫時還可以申請延期入伍?？呻S著戰(zhàn)事升級，戰(zhàn)爭時間一久，入伍時間到期，他還是要去服役。當戰(zhàn)事延續(xù)到 20 世紀 70年代，理查德·斯托曼雖然年紀還小，可也不得不考慮入伍的問題。他要么選擇去越南參戰(zhàn)，要么選擇到加拿大避開兵役。

李普曼說：“越南問題成了家里的重點，我們總是不停地討論它——如果戰(zhàn)爭持續(xù)下去我們怎么辦？要是理查德或者安德魯收到征兵令怎么辦。我們全家都反對這征兵令，更反對這場戰(zhàn)爭。我們從心里覺得這場戰(zhàn)爭是不道德的?！?/p>

對于理查德·斯托曼來說，越南戰(zhàn)爭給他帶來的情感是復雜的：恐懼、不解，以及最終給他帶來的一種政治上無能為力的感受。斯托曼如此地厭惡權威，他甚至無法忍受私立學校的威權制度。別說參軍，哪怕就只讓他想想軍隊里的訓練，都會令他不寒而栗。

“我當時被嚇壞了。可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該怎么做。更沒膽量去上街參加游行?！彼雇新缡钦f。1971年，政府最終取消了學生延期入伍的政策。抽簽征兵 的結果讓他很是擔心：他 3月18日的生日，征兵順序中比較靠前。“我很難想象要移民到加大拿或者瑞典。要一個人離開過日子，我當時可不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顧自己，我對自己在生活自理方面的能力非常不自信。”

斯托曼說，他至今依然感慨家人在公開場合的反戰(zhàn)行為。他記得父親車上有一個車貼，把美萊村屠殺 比作納粹的大屠殺。這個車貼是父親親自制作的，他還做了很多這樣的車貼，分發(fā)給大家。斯托曼很受父親情緒的鼓舞，他說：“我很崇拜他這么做，”斯托曼坦言，“可我沒想過自己能做什么。當時我很害怕自己的一輩子就這樣被征兵令毀了。”

然而，斯托曼也逐漸開始不喜歡反戰(zhàn)運動的方向和調調。正如其他科學之星計劃的學生一樣，斯托曼每周末都會看到聚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抗議群眾 。最終，斯托曼形容說，各種非理智力量把反戰(zhàn)運動變得與各種其他青年人的非理智活動一樣可怕。一瞬間，那個年級的姑娘們都不再崇拜披頭士，改去崇拜各路反戰(zhàn)領袖，如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杰里·魯賓（Jerry Rubin）。理查德·斯托曼，這個中學生里的異類，面對各種流行趨勢已然有些應接不暇了，如今又來了“要做愛不作戰(zhàn)”這種花哨口號，實在讓他覺得甚是沮喪。他顯然不喜歡戰(zhàn)爭，至少不喜歡這次在東南亞的戰(zhàn)爭?？蛇@也并不意味著就有會有個姑娘愿意與他一起共度春宵。

“我并不喜歡這種反抗文化，”斯托曼坦言，“我不喜歡他們的音樂，不喜歡毒品。我非常害怕毒品。我更厭惡他們那套反理性反知識的論調，厭惡他們對各種技術的偏見。因為無論怎么說，我還是喜歡計算機的。我還經常遇到各種沒頭腦的反美意見，這也讓我很反感。有些人的頭腦真的太過簡單了，他們覺得如果要反對美國參加越南戰(zhàn)爭，就意味著支持越南北方政權。他們就天真到想不出另外一種可能?！?/p>

這樣的評論也許是在為斯托曼當時的怯懦找到些借口，但也標志著斯托曼自己政治思想的逐步成熟。對于他來說，政治上的信心和自信心成正比。到了 1970年，斯托曼已經在數學和科學以外的一些領域里樹立起了自信。當然，有在數學方面的信心和能力作為基礎，讓斯托曼可以從純邏輯的角度分析越南戰(zhàn)爭。這種分析最終帶來的結論讓斯托曼覺得，盡管反對越南戰(zhàn)爭，但不可否認，戰(zhàn)爭在維護自由和捍衛(wèi)正義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斯托曼也不想讓自己在同齡人里過分特立獨行，于是他關于戰(zhàn)爭的這些分析，也就一直留在自己肚子里了。

1970年，斯托曼離開了家，離開了每晚家中餐桌上的越南戰(zhàn)爭和政治討論，去了哈佛大學。他回憶，從曼哈頓母親的公寓，轉到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宿舍，對自己來說是一種“逃離”?？赏g人來看，他的這次大逃離并沒有給他帶來多少解放。

“他在哈佛的第一年很痛苦，”丹·柴斯——另外一位去了哈佛大學的科學之星的學生，回憶道，“簡單的人際交往對于斯托曼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蛇@種交往在哈佛又是無法避免的。哈佛校園就是個大社交場?！?/p>

為了讓這種過渡更順暢，理查德·斯托曼重新埋頭在自己的老伙伴中間：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很多科學之星計劃的成員一道，斯托曼輕松通過數學 55的課前考試，獲得了選修數學 55的資格。所謂數學55，是哈佛大學一門數學類課程的官方編號。它專門為未來數學家設計，以難度大而聞名全校。在這門課上，科學之星的成員湊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是數學黨的，”柴斯笑道，“跟科學之星比，哈佛不在話下?！?/p>

可要修成正果，斯托曼、柴斯和其他科學之星成員，必須要通過數學 55。這個課程把本該四年學完的數學知識，全部放在兩個學期里。只有真正肯下工夫的人，才能啃下這塊硬骨頭?！澳钦媸情T讓人神往的課，”戴維·哈伯特（David Harbater）曾是這門課上“數學黨”的成員，如今已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數學系教授，他回憶道，“很保守地說，幾乎沒有幾個給大學新生設計的課程能這么難、這么深，課業(yè)量也很少有這么大的。我經常給人這么形容這門課的難度——第二個學期，我們已經開始講巴拿赫空間的微分幾何了。一般人聽了肯定瞪大眼睛，因為絕大多數人到了研究生第二年才開始說點巴拿赫空間的東西?！?/p>

那年，這門課剛開始有 75 個學生，到第二學期結束，就只有 20個學生還在堅持 。戴維·哈伯特說：“這 20個學生當中，只有 10個人真正聽懂了課上講的是什么。這 10個人里，8個人后來做了數學教授，另外有一個做了物理教授?！?/p>

“最后那一個，”戴維·哈伯特強調，“就是理查德·斯托曼。”

賽思·布萊德巴特也是數學 55 課上的學生，他記得當時斯托曼就顯出了與眾不同的特質。

“遇到一些事，他總是特別能堅持。當時，我們經常用一種錯誤的方法來解題。每次我們要定義一個函數的時候，我們都會先定義一個函數，然后證明這個函數是良構的。這么做本身是用錯了術語。斯托曼第一次也犯了這個錯?？珊髞?，他都是先定義一個關系，然后證明這個關系是一個函數。其實證明的過程都一樣，但他用了正確的符號和術語。而其他沒有一個人這么做。他就是這么個人?！?/p>

數學 55 的課堂上，斯托曼又一次展現(xiàn)了他的聰明才智。布萊德巴特早早就承認了這一點。而柴斯好勝的個性則很難讓他服輸，但到了第二年，他還是不得不承認，斯托曼也許是整個課堂中最優(yōu)秀的數學家。如今，柴斯已是亨特學院數學系的教授，他回憶道：“在一堂實分析的課上，斯托曼想出了一個關于復測度的證明，那個證明實際上是借鑒了變分法里的一些技巧。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能自己想出來，并用這么漂亮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p>

柴斯坦言：眼看著斯托曼在黑板上寫下解答，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學時候，柴斯也被認為是班上的數學明星。而如今見識了斯托曼之后，讓他覺得自己竟然如此渺小。幾年之后，柴斯逐漸接受了這個現(xiàn)實：自己在數學方面雖有過人之處，但也算不得頂尖高手?；叵肫饋恚谒雇新蠖r，柴斯就已經從斯托曼的那次證明中隱約意識到自己的位置。

“這恐怕就是數學之美吧，”柴斯說：“你不必需要成為一流的數學家，就可以欣賞數學天才的作品。我就處在這么一個尷尬的地方。我算不上一流的數學家。如果斯托曼當初選擇做數學家的話，他肯定會是一流的?！?/p>

有得就必然有失，斯托曼在課堂上的得意，換不來社交上的成功。其他數學黨的成員一般都會湊在一起討論數學 55 的作業(yè)，而斯托曼則自己一個人應付作業(yè)題。住宿問題上斯托曼也堅持如此。在哈佛大學住宿申請的表格上，斯托曼清晰地說出了自己對室友的要求：“我說我希望能有個幾乎看不見、聽不見、摸不著的室友?！彼奚峁芾聿块T這次倒是難得如此識相，竟然接受了斯托曼的要求，在他入學的第一年，給他安排了一個單人間。

布萊德巴特是數學黨成員中，唯一一個在大一期間和斯托曼同住一個宿舍樓的。他回憶，斯托曼當時的確慢慢地學著如何和別人溝通交往。他記得，當時其他幾個宿舍的學生，都被斯托曼嚴密的邏輯分析能力感染，都喜歡跟他湊在宿舍樓的大廳或者餐廳里談天說地。

布萊德巴特說：“我們湊一起經常會扯上一些異想天開的事情，比如如何解決各種世界問題，或者某種東西如果成真了會怎么樣。好比說，有人發(fā)明了一種長生不老藥會如何，你該怎么辦？這東西的政治影響會是什么？如果說每人都吃了這個藥，最后誰都不會老，最后人越來越多，到頭來還是會因為資源困乏，大家都得死掉。老是不會老了，但終究也會死?？扇绻拗瓢l(fā)布這個藥，好比說，只有現(xiàn)在活著的人能拿到這個藥，新生兒不能吃長生不老藥，那最后世界上就會被分出一批下等人。斯托曼總能比大家更早看出各種決策的優(yōu)劣。”

斯托曼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討論：“我總是對長生不老的話題感興趣。我很驚訝，不少人覺得長生不老并非什么好事情。我們要是能看到 200年之后，世界是什么樣子，那會如何？”

盡管眾人已經公認，斯托曼會是個一流數學家，也是個非正式的辯論能手，可他自己卻一直避免參加各種有明確排名或分界線的競賽。布萊德巴特清晰地記得，斯托曼大一的時候，大家眼看著他回避參加帕特南競賽（Putnam Competition）。帕特南競賽是專門針對美國和加拿大數學系本科生的競賽。參賽者借此可以知道自己的數學水平，更重要的，比賽的結果經常被各大院校當作選拔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依據。按照學生中間的流言來看，如果拿到好成績，就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學讀研究生或博士，而且是免學費，全額獎學金。當然，這也包括哈佛大學。

和數學 55 一樣，帕特南競賽也是個殘酷的競技場。兩場考試，一共六個小時。這比賽是鐵了心要把學生分出三六九等。布萊德巴特，這位參加了科學之星計劃，也上了數學 55 的學生，依然覺得這個競賽是他參加過的最難的考試?！熬透氵@么說吧，滿分 120，我第一年的時候分數是 30多分。就這分數，我還能排上第 101名。”

可讓人吃驚的是，斯托曼——這位全班數學最好的學生，竟然不參加這個比賽。布萊德巴特記得當時他們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幾個人把斯托曼圍在墻角，讓他解釋為什么不參加。“他說他怕做得不好。”布萊德巴特回憶。

一聽這話，布萊德巴特和其他幾個學生迅速寫下了幾個帕特南競賽的題目，扔給斯托曼，讓他做?！八甲鰧α恕Ｎ耶敃r就覺得，所謂‘做得不好’，對他來說也許就是拿個亞軍，或者做錯一道題?！?/p>

斯托曼對這個事情的記憶則略有出入?！拔掖_實記得他們給我題目了，可我好像記得我就做出來一道，反正肯定沒全做對?！睙o論如何，斯托曼承認，正如布萊德巴特說的，他當時的確是出于害怕才不參加這競賽的。斯托曼只是在班上指出同學或者老師的錯誤。但他卻不喜歡，甚至害怕參加任何正面競爭。結果，他就總是避開類似的比賽。

斯托曼說：“同樣的原因，我也不喜歡下棋。每次我下棋的時候，我都害怕那種一步走錯，滿盤皆輸的情況。而這種恐懼，最后總是成真?！?/p>

究竟是不是因為這種恐懼，才讓斯托曼沒能成為數學家，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大一結束的時候，斯托曼已經有了新的興趣：編程。這興趣從斯托曼中學的時候就逐漸形成，但潛伏了很久，最終在大一后期成為了他的一個主要興趣，讓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熱情。其他數學系的學生都靠選修藝術類和歷史課來放松，斯托曼則跑去機房緩解壓力。

當年第一次在 IBM 紐約科學中心編程的經歷，誘使著斯托曼去了解更多。他說：“在哈佛學習快一年的時候，我開始跑去哈佛的幾個計算機實驗室，看看他們那里有什么新東西。剛到那里，我就問他們能不能給我一份使用手冊。”

把這些使用手冊拿回家，斯托曼開始仔細閱讀，比較各個機器之間的差別和聯(lián)系。并且，他寫了一個測試程序，這樣可以在把手冊還回去的同時上機測試一下。在那個時候，盡管很多實驗室并不允許隨便讓一個陌生的小孩子在他們的電腦上操作，不過對于斯托曼這樣才華橫溢的孩子，他們還是同意讓他嘗試運行自己的程序。

第一年快結束的時候，斯托曼有天聽說在麻省理工學院，有個特殊的實驗室。那個實驗室就在校區(qū)旁邊的技術廣場大廈九層。傳說，這個實驗室是專門為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而設立，里面有各種高級計算機和軟件。

斯托曼被這一切吸引住了，決定親自前往一探究竟。

從哈佛大學到那里并不遠，走路大概三公里，坐地鐵只要十分鐘?？傻鹊搅四抢铮雇新虐l(fā)現(xiàn)，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簡直就像兩個世界。麻省理工學院里真可說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各個建筑糾纏在一起；相比之下，哈佛大學則顯得明快寬敞。兩所大學，一張一弛，一陰一陽。這不僅體現(xiàn)在建筑風格上，在校風學風上也是如此。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多是中學里的怪才，他們好開玩笑，喜歡惡作?。欢鸫髮W的學生更多是家有深厚背景的孩子，或是從小就有政治抱負的青年。

這種學校風格同樣延伸到計算機實驗室中。與哈佛的各個計算機實驗室不同，麻省理工大學的這個人工智能實驗室，沒有門衛(wèi)；沒有拿著小本子，記下等候使用終端的人，給他們排隊的人；也沒有貼著“嚴禁觸摸”標識的那種氛圍。到了那里，斯托曼就看到了幾個空著沒人用的終端，和幾個機械臂，提醒著人們這里正在做著人工智能方面的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