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長安

——明清敘事文學中的長安城

明永樂年間，李禎（字昌祺，江西廬陵人）效瞿佑（字宗吉，浙江錢塘人）之《剪燈新話》，作《剪燈余話》，共收文言小說二十二篇，第一篇就是《長安夜行錄》。這篇小說以明初（洪武初年）為背景，敘述明太祖次子朱樉受封為秦王，就藩西安，有一位洛陽人名叫巫馬期仁，是奉派為秦王佐臣的湯、文二公的幕僚。一日期仁陪伴二公尋訪西安近郊興平縣的茂陵，夜歸獨行，求宿于一人家，不料主人竟非此世之人，而是七百年前唐開元年間的鬻餅師夫婦。夫婦二人向期仁追述當日寧王（玄宗兄李憲）強奪鬻餅婦入邸，婦以死自誓，寧王憫而釋之的往事。鬻餅師夫婦認為《本事詩》（唐孟棨著）一書記此事，以及后人所發(fā)的吟詠，都有謬誤之處，遂各賦一詩，求期仁為之流傳，使真情白于后世。次日天曙，期仁“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龁草而未休，四顧闃然，咸無所睹”。

《長安夜行錄》是一篇融合了明初政治與唐代歷史的鬼小說。明初的巫馬期仁身居歷史名都，竟然碰見開元年間的鬼，這是怎么回事呢？朱元璋的次子封秦王就藩，被派去輔佐他的湯銘之、文原吉二人，在小說中被推重為“老成練達，學問淵博”，但是到了藩國，遠離政治中心，便只能閑散度日。西安的印象從小說一開始便頗為曖昧，雖然小說稱當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但西安的意義并不在其繁庶，而是“漢唐故都，遺跡俱在”，所以湯、文二公的活動脫不了“訪古尋幽”，遍訪諸陵。換句話說，對明初的李禎來說，西安的意義乃在過去，不在當下。正如今日游人來到西安，必到帝王陵寢一游一般，故事中宦居西安的大小官員也安排類似的旅游行程。來自另一個古都洛陽的期仁，負責籌劃這次旅游，然而他顯然是個不合格的導游。明明設計的是一個一日往返的行程，結果本應由他帶領的游客早已驅馬回到出發(fā)地，他自己卻落后迷路，以致被迫“夜行長安”。

當然，“行”這個字眼，正如所有的旅行，本來就暗示了危險不安，更何況他所馳騁的不是“長安大道”，而是“禽鳥飛鳴，狐兔充斥”，令人畏懼的未知旅程。期仁所遇的鬼魂生活在唐代開元年間的長安盛世，他們所述說的故事是李氏諸王荒佚的行徑，這故事中的故事與小說歷史背景的明初政治與社會風氣大不相同。期仁對鬻餅師夫婦提出疑問：寧王李憲身為長子，卻讓出太子之位，號稱唐代宗室之英杰，何以竟然也有強搶民女的無道之事？鬻餅師的回答是，這類荒淫之事根本是長安宗室的常態(tài)，不足為怪，其他諸王的行為其實更為夸張。他如此追述：“若岐王進膳，不設幾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兩手于妙妓懷中，須臾間易數(shù)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zhí)燭，女樂紛紜，歌舞雜遝，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棄禮法?！泵鞒醯淖髡叱尸F(xiàn)開元間鬻餅師的回憶，可作雙重解讀。一方面，我們可以讀作對唐代長安糜爛風俗的批評，反過來說，便是對明初簡素社會風氣的肯定。然而，讀者不可忘記期仁以及他的服務對象湯、文二公，甚至受封秦王的朱樉，在小說中對西安的態(tài)度都是不明確的。他們遠離當今的政治中心，無所事事，閑散度日，等待離開的一天。那么，鬻餅師故事中窮極奢淫的長安，何嘗不使明初的當?shù)刂T臣暗地里心向往之？不過，不論是批評或向往，漢唐長安正有如鬻餅婦的“國色”，其絕世艷冶，反適足以證明這是過眼京華，早已成鬼物?；氐焦适轮黧w部分，期仁遇見鬻餅師夫婦時，身在由茂陵回程路上的荒地，而不是長安城內(nèi)。那么為什么小說題名為《長安夜行錄》呢？當然我們可以解釋這里指的是長安周邊。不過，鬼魂在開元年間所居之地可是長安城內(nèi)，寧王宅邊。因此，所謂長安夜行，或許應該這么解釋：開元的長安盛景只能在冥暗之中，荒野之上，透過一席“鬼語”，才能重現(xiàn)于明初之世。

我們或許也不妨考慮，小說中，令開元鬼魂忿懣七百年的《本事詩》，到底如何記載賣餅妻一事？查《本事詩·情感第一》所記，賣餅妻故事正是王維名作《息夫人》一詩背后的緣起：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shù)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huán)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客座十余人，皆當時文士，無不凄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椿M眼淚，不共楚王言?！?/p>

后人敷衍，寧王因此放賣餅妻還家。在《長安夜行錄》中，鬻餅師夫婦所怨恨者，即在于《本事詩》記載賣餅人收了寧王財物，賣餅妻在寧王宅中寵冠眾姬，而且侍寧王經(jīng)年之久。依小說中的鬼魂自述，寧王是強搶鬻餅妻，鬻餅妻更以死自誓，堅不肯從，豈有受寵經(jīng)年之情事？顯然，唐代的《本事詩》記載這個故事，強調的是“情感”，而明代的《剪燈余話》重寫，講究的則是“堅貞”——清白不容一絲玷辱，否則做鬼也難安息！唐代鬼魂交付明人期仁的任務，便是給世人提供故事的正確版本，以正視聽，以安貞魂。這個詮釋邏輯的轉變，見證明初社會精神樣貌的特質，也暗示李禎這位明初作者對奢靡的唐代長安的處理——雖然曾經(jīng)華麗萬方，炫人耳目，在這個新時代則已成為一個必須鎮(zhèn)壓的精魅記憶。

若《長安夜行錄》的寓意可以如此解讀，那么我們不禁隨之要問——“西安”在明清小說的光天化日里還有位置嗎？

歷史上西安輝煌的日子，當然是宋代以前，作為千年國都的長安時期。經(jīng)過戰(zhàn)亂，又喪失國都地位以后的長安，一度相當?shù)虮?，這番景象曾讓許多身歷時代變遷的詩人感慨系之，發(fā)為吟詠。此后，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中心逐漸東移南遷。宋代以后乃至明清，西安的規(guī)模已較長安時期遠為縮小，雖仍是西北重鎮(zhèn)，但風華絲毫難與長安時期相比。《長安夜行錄》投射的就是這種狀況。進入二十世紀以后，論及西安，總以宋代以前為重，除了西北地理學的風潮以外，宋代以后的情況就更少受到討論了。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由政治、經(jīng)濟的角度來看，而在文學、文化的層面，情況也是類似的。本文便以敘事文學的表現(xiàn)為例進行討論。唐代的長安其實在敘事文學的發(fā)展上有其關鍵性地位——若沒有長安文化，便沒有唐傳奇。傳奇當然意不在傳寫現(xiàn)實情境，但傳奇的內(nèi)容卻往往與長安的城市細節(jié)相關。早有學者指出，唐傳奇的作者多有長安體驗，他們的作品不但呈現(xiàn)長安城市的結構與文化，其情節(jié)與人物也與長安城緊密聯(lián)系。例如，傳奇故事會出現(xiàn)長安真實存在的坊名或街名，而且安排特定地名富有特定含義，讓都市場景的設定關系到人物的行為、語言、房屋、用品、服裝等。曾留學陜西師大的日本學者妹尾達彥在討論《李娃傳》時，便通過文本分析，說明小說如何呈現(xiàn)長安城市結構的變化以及城市的庶民文化。透過對小說情節(jié)的介紹，妹尾達彥指出小說中出現(xiàn)了許多長安街道的名稱，包括布政坊、東市、西市、平康坊、鳴珂曲、宣陽坊、天門街、曲江池、杏園、安邑坊等。妹尾達彥并進一步證明，長安街道乃是貫穿小說的舞臺背景。簡單地說，男主人翁鄭生由江南進入長安，落腳于繁華的西市附近，隨后在華麗的街東邂逅李娃，床頭金盡后，淪落于街西的社會底層，最后在李娃扶助下一舉及第，回到街東，成為上層階級的官僚。妹尾達彥認為，正是因為唐代后期長安城市各區(qū)空間在功能上有所區(qū)隔，所以小說中出現(xiàn)的諸多地名皆有特定聯(lián)想，而與情節(jié)發(fā)展有所呼應，為小說增添現(xiàn)實感。這種將城市空間與小說情節(jié)緊密結合的經(jīng)營，實與作者白行簡豐富的長安經(jīng)驗有關。由妹尾達彥所分析的例子可知，在這個時期，長安這個空間可說是傳奇敘事文學的中心。

宋以后，尤其明清兩代，正是中國敘事文學飛越發(fā)展的時期，白話小說橫跨雅俗，在出版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時小說的重心卻早已隨著經(jīng)濟與文化發(fā)展的趨勢，遠離關中地區(qū)，完全向東南位移了。小說的作者往往出身南方，出版商家多數(shù)設在南方城市，作品要求的書籍市場（讀者群）以南方城市為主，小說評點者的活動區(qū)域主要也在南方，而當時的西安，似已自小說的舞臺隱身。若對白話通俗小說的發(fā)展史作一鳥瞰，此一情勢即昭然若揭。當然，仍有不少小說作品牽涉長安的背景，但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對漢、隋、唐時期都城長安的投射，而與小說產(chǎn)生當代的西安沒有關系。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唐代長安本身的城市特質。學者以長安和開封分別代表唐型與宋型城市，前者為棋盤城市，后者則是開放城市。也就是說，長安的街區(qū)和街道是嚴格棋盤結構，設計的目的是控制和限制人口，因此街道的主要用途是儀式性游行，而貴族享有空間使用的絕對控制權。在宋代，貴族和士紳都對貿(mào)易及商業(yè)有積極作用，共同控制城市，因此街道設計較為開放，到處都可能發(fā)展為市場。棋盤城市在宋代以后已完全讓位給開放城市。城市類型的變化實與小說的鋪展可能性息息相關。宋代以后敘事文學越來越貼近庶民以及日常生活，明清小說更在人情物理與日常生活的表現(xiàn)上發(fā)揮到了極致，以是，唐代長安典型的棋盤城市性格不適合小說表現(xiàn)庶民生活，明清西安的風采又已不再，也無怪古都在小說中虛位化了。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暫時以一個較粗略的方式，用以下的類別來概分明清時期與隋唐長安有關的通俗小說。首先是歷史演義類。這一類的作品極多，如《隋唐演義》《薛仁貴征西》《粉妝樓全傳》等，因為小說講述了隋唐時期的開國與征戰(zhàn)故事，自然與國都長安有關。與歷史演義直接聯(lián)系的是以歷史人物武則天或狄仁杰等為中心的小說，這一系列的作品可能以俠義、公案或者色情小說的形式出現(xiàn)，例如《濃情快史》《武則天外史》《武則天四大奇案》《蓮子瓶演義傳》《綠牡丹全傳》《隋煬帝艷史》等。不過，這些作品中的長安城只是空洞的名號，不像唐傳奇中的長安有實際的指涉，更不能塑造城市的性格。

理論上來說，落在才子佳人小說與人情小說類型中的作品，因為情節(jié)必然涉及人物在社會中的活動，因此作為場景的長安城，就算遠遠不如杭州、蘇州、南京等城市在明清小說中得到豐富的處理，但總是比較可能呈現(xiàn)一些城市的情感與色彩。這類作品其實不多，因為明清時期的才子佳人小說與人情小說，不論設定的時代為何，空間上實以江南為主。少數(shù)的例子有《玉樓春》（講唐代宗年間故事）、《二度梅全傳》（講唐肅宗年間故事）、改編自傳奇的《燕子箋》、《章臺柳》（以安史之亂為背景）等。明初已有《燕子箋》平話小說，后來阮大鋮的《燕子箋》傳奇就是本此敷衍而成，現(xiàn)在所見的《燕子箋》小說刊刻于清代，大致仍維持原來的情節(jié)。小說時代背景是玄宗年間，茂陵才子霍都梁本是霍去病后裔，流寓西京，他與閨秀酈飛云、妓女華行云在安史之亂中有一番才子佳人的遇合。雖然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安史之亂，人物都出身長安及其外圍地帶，但是“長安”仍只是當作一個地方的套語。例如“話說長安一個妓女”（第三回）、“話說長安一個書辦”（第四回）云云，雖然交代人物的出生環(huán)境，但是對他們活動的場所卻沒有實存的描述?！墩屡_柳》本于唐傳奇，時代背景同樣是天寶年間，敘述才子韓翊因應試而流寓京師，與柳姬在安史之亂中的遇合情事。長安城在這部小說中的身影仍然模糊，但是或者因為有唐傳奇為本，因此若干與長安有關的地名便偶爾出現(xiàn)，例如韓翊與柳姬二人在“法靈寺”相遇結合，韓生隨軍征討安祿山，柳姬到“青門”送行，直送到渭河邊上（第七回），等等。當然，這種處理離真正城市特質的表現(xiàn)，還有很大距離。另一部可以留意的小說是《玉樓春》，這是一部明末或清初的作品。小說情節(jié)是奇情式的，雖以唐代宗年間為背景，但對情節(jié)牽涉的長安與洛陽都沒有具體描寫。唯有小說第一回提到按照“東京風俗”，二月二十五日要踏青，稱為撲蝶會，這倒講的是洛陽風光了。而書中所述細節(jié)，則多與歷史不合，例如科舉制度等，都不是唐代的情況。若干地點倒是實有其地，例如第五回提到主人翁父子在長安“章敬寺”作寓，該寺確為唐時所立之名寺。至于《二度梅全傳》，這是一部比較為人熟知的作品，在民間也有相當影響力，尤其女主人翁陳杏元和番的情節(jié)，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小說以唐肅宗年間為背景，講的是盧杞迫害忠良的故事，以忠臣之后梅璧與陳杏元的離合為主線。與《玉樓春》相似，《二度梅全傳》在觸及制度時，皆代以明清的情況，而小說對長安這個空間幾乎是完全不處理的?？傮w看來，這一類以才子佳人遇合為主線的小說，容或以特定歷史時空為背景，但并未能在細節(jié)鋪陳上經(jīng)營空間的表現(xiàn)，作為舞臺主景的長安因此只是徒具虛名。

以筆者個人接觸明清白話小說的經(jīng)驗來看，可說沒有什么作品對當代西安或歷史上的長安的城市文化，賦予具有深度的文學表現(xiàn)。不過，有趣的是，另一批小說作品則使長安城在象征層次上產(chǎn)生意義。這些作品無法歸類為特定的類型，而是有共通的特點。簡單地說，這些明清時期的作品中，雖然長安這個場景仍舊沒有實體感覺，也沒有城市生活的細節(jié)，但是小說卻運用歷史上長安的交通樞紐地位，發(fā)揮中心與邊緣互證的情節(jié)構造。這種安排當然有歷史的支撐，因為唐代確實以長安為中心，形成全國水陸交通網(wǎng)，更擴及西域諸國以及南海諸國，進行頻繁的通商、朝貢等交流活動。這里提到的這些明清小說都以唐代為背景，情節(jié)也都涉及長安與所謂“域外”以及“藩國”之間的關系。不消說，《西游記》當然是我們最熟悉的作品。取經(jīng)僧一行人由長安西行，歷經(jīng)劫難，功德圓滿后，回到長安。又，西游續(xù)書中有《天女散花》一種，則寫天女有感于世人迷昧，于是由西天反走取經(jīng)路線，最后抵達長安，會見太宗，散出十萬八千朵花，成就善緣。時代背景假托武后時期的《鏡花緣》，小說前半部同樣具有神話的游歷框架，失意的唐敖游歷海外，遠離長安政治中心，由中心向邊緣游離；后半部由各方集結的謫降花仙，先是集體回到長安參加女科考試，后與抗周勢力結合，抵制以長安為基地的武后勢力，是一次由邊緣向中心進行的旅行。在以上這些時代設定為唐代的作品中，長安無疑在政治局勢與宗教/文化交流上被賦予強烈的象征意義，而唐代長安的政治與交通地位，正好作為這些明清小說隱喻取譬的背景。

《鏡花緣》的例子其實又另外透露了一個端倪，亦即當女性人物在小說中扮演主導角色時，長安往往有較為豐富的象征意涵。在這里筆者舉出幾部可歸類為英雄兒女的作品為例。這些作品同樣將唐代設為時代背景，讓人物活躍于長安與域外諸國之間，而且焦點都是女性的英雄人物。例如《忠烈全傳》這部小說，其實改編自蔣士銓的劇作《空谷香》。蔣士銓在《序》中聲稱此劇乃根據(jù)友人顧瓚園所述的親身經(jīng)歷寫成，劇情主要講述乾隆年間顧瓚園的側室姚夢蘭一生的貞烈事跡。小說《忠烈全傳》的情節(jié)架構完全脫胎于《空谷香》，卻假托為明代作品，而且一下子把時代背景拉到了天寶年間的長安。小說的主人翁仍叫姚夢蘭，乃是幽蘭仙史謫降，在人間二十九載，落難受苦，建功立業(yè)。情節(jié)中落難的這部分，與《空谷香》若合符節(jié)，但到了后半為夫建功的部分，就與原劇脫鉤了。小說安排姚夢蘭夫妻在交趾國、大琉球國等地有神奇的際遇，使得姚夢蘭之夫與其后代得到朝廷的蔭封。這種離奇聳動的遭遇，自是通俗小說的手法，與原劇的風化之旨已有相當距離。但是為什么要把時代拉到唐代呢？當然，小說假托明人所作，歷史背景自然不能更晚；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小說既要敷衍姚夢蘭在外國的事跡，那么國際關系鼎盛的唐朝顯然是首選。神奇的女英雄于是由長安出發(fā)，朝向外邦而行。因此，唐代長安的意義，在于其多元的可能性。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小說是《忠孝勇烈奇女傳》，又名《忠孝勇烈木蘭傳》或《木蘭奇女傳》。此書可能作于道光初年，乃是根據(jù)木蘭從軍故事敷衍而成。木蘭故事究竟起于何時，其實未有公論?；蛑^北魏，但也有人主張是隋或唐代?！吨倚⒂铝移媾畟鳌穭t將木蘭故事設定在唐太宗年間，且與開國傳奇結合。因此，小說前半部主要敘述開唐英雄李靖、紅拂、魏征、長孫無忌、尉遲恭等人的發(fā)跡事跡。小說一大特色是敘事多借人物之口，作大篇幅的佛道討論，并有許多解夢的情節(jié)。至于木蘭，則不再姓花，小說將她設定為朱若虛之女，十四歲以男裝代父出征，因大敗突厥的戰(zhàn)功而授為武昭侯。戰(zhàn)后，朱木蘭封為領禁衛(wèi)兼兵部左侍郎，但木蘭決定恢復女裝，在家供奉西王母。木蘭上表陳情，太宗因此封她為武昭公主，賜姓李。朱父死后，太宗再詔木蘭入京，木蘭以守喪故，再次上表陳情，拒絕上京。當時李淳風觀天象，有“武人”將亂唐室，許敬宗為保全武才人，便誣指“武昭”公主日后將危亂本朝。太宗惑于此言，派張昌宗三詔木蘭入京。木蘭心知為詐，三上陳情表，并在張昌宗面前“解衣露胸，手執(zhí)寶劍，將胸骨破開，用手扯出心來”，“須臾鮮血迸盡，木蘭氣絕”（第三十二回）。木蘭之心呈上太宗，則化為舍利子矣。武則天主政后，有感于木蘭的忠烈事跡，封為昭烈后。小說男裝出征的情節(jié)，轉化自花木蘭故事，以及明清通俗小說中層出不窮的女扮男裝故事。但是被誣叛國，忠而受戮，則是明顯的轉折，木蘭剖心的慘烈結局更為驚人。這種安排與籠罩小說的宗教觀照，應該有很大的關系。另一方面，主人翁是以女性的身份，加入初唐英雄的行列，代表唐朝對抗外國，甚至被派任為“領禁衛(wèi)兼兵部左侍郎”，可以說進入了長安政治的核心。然而，木蘭決定面對自己的邊緣身份，恢復女裝，退居鄉(xiāng)野。小說之有趣即在于，木蘭雖然選擇退居邊緣，卻仍然對長安政治造成威脅。她的“退出”朝堂，潛心修道，尤其是拒絕奉詔上京的決定，反在邊緣地帶形成與長安中心對峙的勢力。當然，武則天的魅影才是驅動的力量。武人亂唐的預言固然直接造成木蘭屈死，卻也是武則天才能出于對女性力量與命運的理解，昭顯木蘭“忠孝勇烈”的質性。在明清小說中，這部《忠孝勇烈奇女傳》可說借由結合傳說與虛構的木蘭這個人物，從側面對武則天的女主政治提出了另一層解釋。若在這個男性/女性、中心/邊緣的架構中，長安既是政治中心，那么木蘭三次拒絕上京，無怪乎被視為抵制中央權力的表現(xiàn)。

《忠孝勇烈奇女傳》以長安作為政治中心的象征，并以“拒不上京”暗示女英雄刻意與權力保持距離的決心，當然，為這一決定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明確而慘烈的。這一解讀策略，將引領本文進入最后一部分的討論——彈詞小說《榴花夢》。在這個產(chǎn)生于十九世紀福州地區(qū)的作品中，女英雄同樣在建立無上功業(yè)以后，不斷面臨來自唐朝長安權力的疑懼與打壓。

所謂彈詞，指的是明清時期南方地區(qū)流行的一種說唱藝術，唱詞主要以七字成句，以三弦與琵琶伴奏。彈詞小說則是利用這種形式寫成的韻文小說。清代出現(xiàn)了不少女性創(chuàng)作的彈詞小說，有些甚至廣為流行，影響深遠。那么，這種南方出身的寫作形式如何可能與西安扯上關系呢？

這一切可說是一場因緣際會的巧合。《榴花夢》共三百六十卷，約五百萬字，號稱中國敘事文學中篇幅最巨的作品。書前有作者友人佩香女史陳儔松《序》以及作者《自序》，兩者都寫于道光辛丑年（一八四一年）。根據(jù)這兩篇序來推測，《榴花夢》的作者是一名叫作李桂玉的女子。從序言可知她來自西隴，婚后隨夫經(jīng)過湖南，移居閩地，晚年教女塾為生。李桂玉其實只寫了《榴花夢》的前三百五十七卷，書未完。一直到二十世紀，才由當?shù)氐囊幻麐D女翁起前（號浣梅女史）約同親戚楊美君共同補成最后三卷。根據(jù)記錄，《榴花夢》在福建地區(qū)十分受女性歡迎，紛紛傳抄，抄本甚至被當?shù)厣倥斪骷迠y的一部分。

《榴花夢》的情節(jié)，歷史背景設定于唐代后期，講述幾個大家族中男女英雄在國家亂局中裂土封王的故事，而女英雄尤其占了重要的地位?！读窕▔簟ば颉返淖髡哧悆壦蓪⑺谥械摹懊随ⅰ崩罟鹩衩枋鰹殚|閣奇才，不但性耽文墨，更對歷史特別關懷，至于“搜羅全史，手不停披”。根據(jù)陳儔松的說法，李桂玉時常評論歷代興衰，尤其對唐室的衰亡過程大有感懷。在李桂玉的觀察下，盛唐貞觀以后，已現(xiàn)“法紀乖張”之象，中、晚唐以后，更是“朝綱廢弛，外藩侮主，逆閹無君，神器動搖，柔懦不振”。當其時，雖不乏忠貞英武之士，卻都因為天子宰相不知舉用而抱屈遠走，以至于“國事幾不可為”，最后還得靠女英雄的努力才能統(tǒng)合群力，使家國免于全面崩毀。當然，陳儔松在此呈現(xiàn)的是李桂玉觀看歷史（包括野史傳說）的特殊角度。李桂玉描述一個深陷危機中的古老偉大帝國，毫不猶豫地選擇創(chuàng)造一個女英雄來扮演救國濟世的角色。

筆者之前討論到《榴花夢》這部作品時，它還只是福州地方文史界喜談樂道的一則文藝傳奇，少有人實際探討此一龐大著作的內(nèi)容。最近《榴花夢》似乎開始引起比較廣泛的注意，出現(xiàn)高度重視這部女性敘事作品的呼聲。不過，包括筆者之前的研究在內(nèi)，解讀《榴花夢》的框架，傾向于所謂“以唐喻清”，亦即認為作者李桂玉雖然寫的是晚唐的紊亂政局，很可能懷想的卻是當代（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風雨漸來的情勢。當然，筆者仍然相信這是一個可能的詮釋角度。不過，正由于作者是女性，我以為除了時代意識以外，這部作品其實還富含許多具有更大普遍性的論題，例如情感。而小說中地方藩主與中央政府的緊張關系，又交織了男女性別的曖昧與張力，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仔細看來，這與前述《忠孝勇烈奇女傳》中女英雄的“上京”情結，其實頗有彼此生發(fā)之處。我們留意到，《榴花夢》雖然也寫女扮男裝，卻安排女英雄們在恢復女裝后，更積極地參與國家機要政事，甚至創(chuàng)建自己的王國。小說中的女英雄具有超凡入圣的能耐，尤其女主角桂恒魁這個人物，更集古今女英雄之大成。所謂：

生居綺閣，長出名門，仕女班頭，文章魁首。抱經(jīng)天緯地之才，旋乾轉坤之力，負救時之略，濟世之謀，機籌權術，萃于一身，可謂女中英杰，絕代梟雄，千古奇人，僅聞僅見。

作者將帝王將相之文治武功集于女主角一身，也讓她綜合古今英主、哲后、名將、賢臣的德行，可說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過分完美的人物。而小說中其他眾多女英雄也都是超尺度的人物。長安曾是這些女英雄會集的場所，但是她們后來都因故離開長安，為唐室效力后裂土封王，最后在風雨飄搖中偏安一隅，建立自己的邦國。作者設想的這些“藩國”一一與唐王朝形成危險的平衡關系，尤其這些藩國都是女主當?shù)溃ㄗ鳛榕⑿叟渑嫉哪杏⑿垭m然領有王的頭銜，卻往往虛占其位），她們所擁有的權力顯然對積弱不振的長安中央造成威脅。換言之，長安的中央政府將男女功臣分封為四方藩主，卻形成中央與地方的牽制拉鋸關系。核心人物女英雄桂恒魁功高震天，獲得唐皇所賜的丹書鐵券，與丈夫離開長安，受封于湖南地區(qū)為王。小說描述長安的皇室奸亂并起，而湖南的王國卻是一片太平氣象，治理得法，軍容壯盛。然而功高難免震主，長安的皇帝對僻處湖南的桂恒魁始終疑忌，認為這位女王總有一天要叛變，因此一再以各種策略試探其忠誠?；实酃室庀略t，令恒魁與其夫進京，作為最終的試驗。“上京”的詔令，不但不是榮寵，反是生死一線的危機，因此身為藩主的桂恒魁竟在下詔欽差面前自殘濺血，以明心跡。這與《忠孝勇烈奇女傳》中木蘭剖心的情節(jié)相當類似，兩者也都暗示長安皇權與地方勢力的折沖，當然女性這個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

《榴花夢》在接近結尾時，終于為眾女英雄安排了一次長安之旅。在這段情節(jié)中，桂恒魁之夫迫于皇帝的嚴令，不得不以藩主身份，奉詔入京朝覲。桂恒魁憂心之余，也私下約集一群年輕時曾經(jīng)同在長安聚首、后來又同生共死的姊妹淘，共赴長安。這隊女性旅人重作馮婦，再次扮裝，集體入京。她們一方面欣賞天朝風華，一方面回味往事。小說借由女英雄的眼睛，描述了長安的繁華景色以及會集各國朝使的天國印象。女英雄們在長安大道兩旁看見各國會館，各色人等，充分體驗了長安作為全國水陸交通中心，以及諸國人士交集之所的繁盛。然而，來自藩國的女英雄也目睹長安城在朝貢期間布下重兵，可見唐皇對諸國多有猜忌，不復泱然大度，這也引起了女英雄的輕視與嘲笑。這段上京的情節(jié)，在女英雄們潛入皇宮窺探后妃以后結束。總之，在這段旅程中，唐皇在明，藩國女主在暗，而長安在社會上的繁華與政治及軍事上的緊張，則是女主欣賞與評估的對象。因此，《榴花夢》中的女英雄上京之旅，再次呼應了中央與地方權力張力的主題。小說的作者李桂玉生活于十九世紀上半葉，出身西北，曾到過湖南地區(qū)，最后在福建定居，這樣一位女作家利用南方的文學形式，借由她對以長安為中心的唐代歷史的感懷，鋪陳長安與邊疆乃至外國的關系，并進一步發(fā)揮了女性邊緣位置的問題。筆者以為，除了《鏡花緣》，這可能是明清敘事文學中對唐代長安的象征意義做了最有創(chuàng)意的發(fā)揮的一部作品了。

在明清敘事文學中，長安只能夜行——這是一個在文本中被高度歷史化，以致無法表現(xiàn)實體存在的場所。隱喻與象征因此便成為小說對長安城的基本處理模式。不過，意外的是，女性的因素反而為原本未免空洞的象征增添了新鮮的轉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