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于隨意的歷史讀解——我看余秋雨的兩篇散文

古耜

在余秋雨先生相當走俏的系列散文中，《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堪稱是“俏”而又“俏”的兩篇。自它們問世迄今，國內至少有五六家頗有影響的選刊加以轉載或摘登；至于學者、作家、評論家的引證、論析與贊賞，委實到了舉不勝舉的程度，且興致之濃、評價之高，均屬近年來文壇鮮見。不僅如此，這兩篇作品似乎也很得作家自己的偏愛——先是一一收入主題散文集《文明的碎片》，后復雙雙選進散文自選集《秋雨散文》，并被排在全書的前列。而后者安排作品順序的依據，據說是作家自己對作品鐘愛的程度，這就是說，排在全書最前面的作品，也恰恰就是作家本人最喜歡的篇章?！兑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既然出現在全書之首，那么，它們理所當然地應該是作家的心愛之制和得意之作。

平心而論，從這幾年散文發(fā)展的宏觀態(tài)勢和流行意趣來看，《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作為藝術文本，確實不乏屬于自己的優(yōu)長和創(chuàng)造。譬如：它們把審美的目光對準了幽遠而駁雜的中國歷史，竭力讓普通讀者遠不是那么熟悉的歷史時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乃至歷史場景、歷史細節(jié)，伴隨著某些鮮見史料的展示，共同構成自身的主要表現對象。這便為題材至今尚有狹小之嫌的當代散文，開辟了新的藝術空間。它們表現歷史并不滿足于對現成結論的形象圖解與演繹，而是善于啟動作家的主體思考來駕馭和闡發(fā)史實，力求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表象，得出獨特而新奇的觀點與結論，這便使當代散文始終薄弱的思辨力量獲得張揚。它們的藝術構思多有一個明晰的聚光點，但筆力又總是盡量向闊大的歷史時空輻射、發(fā)散，于是，一派收得攏而又放得開的文章風度遂油然而生。加之在具體敘述過程中，它們自覺堅持激情與想象浸入歷史，讓歷史憑借激情與想象而復活，這就給從整體來講顯得過于規(guī)規(guī)矩矩的當代散文，平添了一種靈動美與磅礴美……毋庸置疑，所有這些都是值得當代散文界予以充分關注和認真借鑒的。從這一意義上講，《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被選家、評家乃至作家自己所看重，自有它一定的藝術必然性。

然而，我們也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問題：一篇散文，特別是一篇哲理性、思辨性極強，旨在審美敘述中揭示隱蔽的文化內涵與歷史真諦的學術性散文，僅有題材的拓展性，思考的獨立性和表現的新穎性，是否就足夠，是否就可以理所當然地稱之為真正的優(yōu)秀作品？對此，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因為大量的藝術實踐告訴我們：在散文創(chuàng)作過程中，新的題材的出現，只是從“寫什么”的角度，為好作品的產生提供了某種得天獨厚的可能性，而要讓這種可能性變?yōu)楝F實性，還最終取決于作家在“怎么寫”層面的切實進取與根本突破，缺少了后者，任何題材上的優(yōu)勢，都只能因無所附著而徒生遺憾。同樣，獨立思考的堅持，也只是在思維方式的意義上，為好作品的問世創(chuàng)造了某種潛在的有利條件，而這種潛在的有利條件，能否在作品中真正大放光彩，盡展斑斕，還要看它所運載的作家的思想、觀念與識見，是不是確實具備了科學的內質和真理的品格，如果不具備這一點，那么，即使是再大膽再奇特的思考，均無異于癡人說夢或嘩眾取寵。至于成功的藝術表現，雖然不乏相對獨立的審美意義，但畢竟更多屬于作品的形式因素，它只有同作品科學進步思想觀點和精神意涵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時，才有可能實現自身的根本價值。否則，仍難免花拳繡腿，華而不實之嫌?？傊谖铱磥恚阂黄嬲裏o愧于優(yōu)秀稱謂的學術性、文化性散文，除了在題材選擇、思維方式、藝術表現諸方面，均應當獨具風采、超越尋常外，還必須有一種更為本質、更為內在、更為關鍵的審美特征，這就是，讓整個藝術文體始終貫串著、呈現著體現了客觀真理性、歷史科學性與時代先進性的思想觀念與精神流程，從而蒸騰起啟悟心智、昭引認知的強大的理性力量。這是優(yōu)秀文化學術性散文之所以優(yōu)秀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切散文不朽之作的靈魂與神魄。如果以上論述并無悖謬，并且可以作為一種標準、一種尺度，用來衡量、檢視《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的話，那么，我不得不坦率地說一句：這兩篇贏得了多方面稱許的散文，實在算不上什么出色之制和優(yōu)秀之作，更遑論進入“經典”和“不朽”之列。因為，它們那貌似新穎別致，且不乏語言特色的敘述所含括、所張揚的，實際上是一些經不起認真考究和嚴肅推理的觀點與說法，其中有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歷史判斷，這無疑從終極意義上限制了作品的質量，影響了作品的價值。

現在，我們不妨具體探視一下《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的癥結所在。

首先，這兩篇散文在評價有關歷史現象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觀念缺憾。以《一個王朝的背影》為例，它從清代皇家園林——承德避暑山莊寫起，在歷史風云的鋪展和文化意涵的發(fā)掘中，梳理和把脈清王朝由勃發(fā)到委頓的命運軌跡，其字里行間明顯滲透著一種為清王朝“鳴冤”和“正名”的情緒與意向，并不時跳出“清朝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的提示。從歷史評價允許有個人創(chuàng)見的角度講，這原本無可挑剔，只是按照一般的思辨邏輯，此種創(chuàng)見是必須伴之以充分依據的。而《一個王朝的背影》所提供的為清王朝“正名”的依據，既不是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也不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形勢，而是與其相關，但又最終不同的清代皇帝，特別是康熙大帝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同時，還有作為避暑山莊和康熙大帝之對比物、反襯物的窳敗的萬歷深宮和許多“無賴兒郎”狀的明朝皇帝。這就進入了觀念的誤區(qū)。粗通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常識的同志大約都懂得：衡量一個歷史王朝乃至一種社會制度的優(yōu)劣高下，并由此選擇我們對它的評價與態(tài)度，其科學的標準和最終的尺度，絕不是這個王朝、這個社會最高統(tǒng)治者一己人格、道德、膽識、才智的可褒與可貶，而是這位最高統(tǒng)治者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先進或滯后，強固或腐朽。換句更為直白也更為透辟的話說，一個歷史王朝或一種社會制度，如果經濟形態(tài)是悖逆歷史潮流、妨礙生產發(fā)展的，那么，其最高統(tǒng)治者個人資質再英明、再超凡，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自身尷尬而可悲的處境；相反，這個王朝、這種經濟形態(tài)是順應了歷史前進方向的，那么，即使最高統(tǒng)治者不怎么勵精圖治，光彩照人，甚至有幾分小丑無賴狀，亦難以最終消解該王朝或社會固有的歷史進步意義。正是從上述基本支點出發(fā)，我們不能一味貶抑朱明王朝和明代社會，因為恰恰是在它們留駐中國的二百幾十年間，代表當時先進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獲得了長足發(fā)展，以致有效地加速了落后的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崩潰。同樣是從上述基本支點出發(fā)，我們亦很難違心地推崇和贊許愛新覺羅氏王朝和清代社會，因為正是這個王朝和社會，施出“揚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的殘暴，把一種帶有奴隸制特征的落后的生產關系，強加于具備了相對先進生產力的中原大地，從而導致中國正常的社會進程一下子延緩了幾百年，由此拉開了民族與世界各國在經濟實力上的距離。顯而易見，這里所有的結論都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堅實基礎之上；而《一個王朝的背影》僅憑康熙皇帝個人的才能與政績便企圖重新評價清王朝的思路，則無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唯心主義的傾向。

不妨再看《抱愧山西》，它的歷史觀的傾斜屬于另一種性質。這篇作品由作家的山西之行切入，通過歷史的搜尋與審視，發(fā)掘出山西商業(yè)曾經有過的輝煌，以及同這種輝煌緊密聯系的晉人特有的商業(yè)人格，這些都是大致不錯的。然而，在談到山西商人于近代的整體敗落時，作品把主要原因歸咎于社會歷史方面，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xù)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并由此進一步寫道：“人民的生話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態(tài)秩序，只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成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边@就是說，在作家眼里，歷史上山西商業(yè)的最終敗落，完全是因近代革命爆發(fā)而導致的一場悲??；類似的悲劇在漫長的社會進程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與重要性，其要害在于離開了社會世俗的經濟秩序和民眾日常的生活形態(tài)，而奢求革命的轟轟烈烈，或者說是只求革命的轟轟烈烈，而不顧這種轟轟烈烈對社會經濟秩序和人民生存本能的破壞與傷害。這樣一種觀點，如果說是針對十年“文革”中極左思潮的泛濫而發(fā)，自然堪稱切中肯綮；但是，用之于批評包括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在內的近代革命運動，則分明是魯莽而發(fā)、大謬不然了。眾所周知，在中外歷史上，任何一次或一種暴力革命，都難免給當時的經濟秩序、生活形態(tài)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壞或傷害。但是，對于那個時代宏觀的經濟發(fā)展來說，這種破壞或傷害卻又因革命性質的差異而包含了全然不同的實際意義。具體而言，大凡脫離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無視經濟生產發(fā)展規(guī)律、憑著某種主觀愿望而掀起的一廂情愿的所謂“革命”，其對經濟和生產的破壞與傷害，是真正的破壞與傷害；相反，那種由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不可調和的矛盾所引發(fā)的，代表了歷史的必然性和前進性的革命，其隨之而來的暫時的經濟損失與生產停滯，則只能是社會沖破束縛、變革圖強所必須付出的、無法回避的代價，它最終的結果，是換來更大規(guī)模的生產發(fā)展和更高層次的經濟繁榮。以上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闡明的關于政治與經濟、革命與生產之關系的科學坐標。從這樣的科學坐標出發(fā)，我們來審視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便不能不承認：它們屬于后者，屬于推動社會發(fā)展和歷史進步的暴力行為。關于這兩場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們無須做更多的理論引證，只要客觀地回顧一下近代中國用屈辱和血淚寫成的歷史景觀，便可以不言而喻。當然，這兩場革命所具有的經濟解放意義，在當時因革命本身的初級性、幼稚性和不徹底性，而未能及時地、迅速地從效果下反映出來，它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才首次獲得了物質的實證。至于后來我國的經濟沒能持續(xù)發(fā)展，不曾出現預想中應有的飛躍，相反幾度走上了彎路，這是當代人令人扼腕的失誤，其板子似乎打不到洪秀全和孫中山身上。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抱愧山西》以山西商業(yè)在動蕩中敗落為事實依據，不加分析地埋怨和責備近代革命，是相當主觀、相當隨意的，它在貌似雄辯的議論中，不知不覺地陷入了機械唯物論的泥淖，其結論自然無法服人。

其次，這兩篇散文在分析論證有關問題，進而確立自己的歷史觀點時，常常流露出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和“六經注我”的浮躁學風。譬如：《一個王朝的背影》一文，為了使自己為清王朝“正名”的觀點更具有說服力，便在正面闡述理由的同時，以扶誤和撥正的口吻，引發(fā)了一個歷史話題：“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達久遠，卻包容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大多是從封建正統(tǒng)觀念逐漸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tǒng)論……由姓氏正統(tǒng)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tǒng)論?！币谎砸员沃谧骷铱磥?，今天許多人之所以“對清代總有一種復雜的情感阻隔”，蓋因為一種包含了“極大不公正”和“很多盲目性”的“民族正統(tǒng)論”在作怪——滿人不應當入主中原。我覺得，這是一種將局部事實擴大化、膨脹化了的說法。事實上，縱觀中國的歷史，“大漢族主義”的情緒和眼光，雖然的確左右過某些偏狹短視者的是非判斷，但是，它從來不曾作為漢民族觀照歷史、臧否人物、指導實踐的權威圭臬，更沒有能夠上升為現代人評價過往、褒貶社會、抑揚時代的規(guī)范坐標。關于這一點，我們姑且不論漢唐時期朝廷重臣中有多少位系“胡人”身份，也不說“和親”之舉中包含了幾多民族平等與團結的意味，而只要體味一下華夏文史長廊里作為鮮卑族的唐太宗和作為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光彩鮮亮的形象，便不難感受到漢民族在整體上并不封閉、傲慢與獨裁；相反，它極具開放性和兼容性，是一個善于容納和融合各兄弟民族精英的集體。唯其如此，我認為：《一個王朝的背影》將民族正統(tǒng)論的責難加在近現代的漢民族身上，如果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以偏概全，那么便是扭曲史實、肢解現象的為“我”所用。作為一種民族精神現象的描述，它是經不起認真檢驗和深入探究的。

同樣的毛病也出現在《抱愧山西》中。這篇作品為了強化近代革命破壞了社會經濟自然進程的核心觀點，不惜用酣暢淋漓的筆墨，展示了山西商業(yè)由盛而衰的全過程。如此描述，乍一看來貌似有理，但細一琢磨，依然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主觀臆斷和驚人的只取所需的“歷史注我”。不知作者可曾想到：上一世紀乃至更早些的山西，雖然確曾有過因商賈發(fā)達而導致的經濟繁榮，但是，這種商業(yè)經濟的繁榮，畢竟只是一種地域景觀，而不是普遍現象；況且無論就其賴以運作的經營機制看，抑或就其作為歸宿的利潤消費言，均屬于傳統(tǒng)的商品流通在封建經濟母體之內自然而然的循序漸進。它既不意味著山西一地生產水平和經濟形態(tài)的本質飛躍，更不能說明當時整個中國尖銳的社會矛盾和嚴重的利益沖突已不復存在。正因為如此，面對這種繁榮，我們可以祈祝它的進一步發(fā)展，但是，卻沒有理由因此而否定由更為普遍、更為深廣的社會齟齬所催發(fā)的一系列暴力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否則，我們將無法令人信服地把中國近代歷史說清楚。

最后，這兩篇散文在史料運用和一些具體問題的評價上，亦表現出明顯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如《一個王朝的背影》在贊許康熙大帝個人的生命力時，信手拈來了一段主人公記錄自己狩獵成績的文學。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段文學作為“御筆”的真實性，但是，它的字里行間無疑包含著康熙自我吹噓的成分，因為“朕于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只”云云，不僅超出了人體能力的極限，而且違背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真實。作家將這樣的記述作為立論的依據，其觀點是很難讓頭腦清醒者心悅誠服的。又如，仍是這篇作品在寫到康熙皇帝基于修補長城既無軍事意義，又勞民傷財的考慮而反對此舉時，禁不住大加稱賞，寫道：“我對埋在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一直不敢恭維，讀了康熙這段話，簡直是找到了一個遠年的知音?！边@里，我不得不坦率地說一句：作者同康熙實在是謬稱“知音”了。因為雖然同樣是由長城引出的話題，但康熙的“長城意識”同國人的“長城情結”并不是一碼事。前者不同意修長城，是從經世致用的角度權衡得出的一種旨在節(jié)省財力、休養(yǎng)生息、講究御邊實效的朝政方略；后者崇仰長城、熱愛長城是從心靈與情感的港灣出發(fā)，表達對民族偉力、華夏文明的認同感與歸宿感。前者不涉及對長城的精神的、文化的評價，后者不包含對長城的功利的、實用的思考。作者將它們混為一談，并通過揚前者而抑后者，顯然缺乏邏輯上的同一性與嚴密性，因而既難以自圓其說，更無法以理服人。我覺得，在長城評價問題上，王蒙先生有一段話似可抄給作者參考：“如果探討中國落后的原因，大可不必把長城拽過來抹黑。長城如果有罪過，也早就超出了追訴期而應該享受‘大赦’了。長城的價值在于它又長又險又古又美。長城的價值在于它使海外游子夢寐難忘……我們對待長城的態(tài)度可以超脫一點，否則就會走上‘徹底砸爛’、‘破四舊’的結論上去。用單一的思潮，其實是只側重其經世致用即功利方面的標準來衡量一切，如衡量長城是否具有民主科學人權精神這種貧乏性和偏狹性恰恰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弱點之一。在批評傳統(tǒng)文化的時候。我希望我們不要帶著偏狹的胎記去批評古人的偏狹?！保ā肚艺f長城與龍的評議》）

類似的粗疏悖誤之處，在《抱愧山西》中亦不乏其例。如該篇在充分肯定山西農民以“走西口”的方式而自救謀生時寫道：“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愿意傾軋鄉(xiāng)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愿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边@種脫離具體的社會條件和歷史背景，而將逃荒出走與揭竿起義、以農為本與為賈經商完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并有絕對地揚此抑彼的意向，便很有可商榷和挑剔之處。只是限于文章的篇幅，同時也考慮到這并非什么復雜的理論問題，個中是非讀者稍加分辨，自可胸中有數，所以，筆者在這里就不再一一臚陳拙見了。

綜上所述，不難斷言：《一個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對中國歷史進行了相當隨意的解讀和頗為主觀的褒貶。如果質之以歷史的本真，它們當中的許多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然而，這樣兩篇歷史觀明顯有誤的作品，卻贏得了極為普遍的喝彩聲，這是否說明我們的讀書界、評論界乃至藝術傳媒，在文學接受過程中，出現了某種價值失衡與理性盲點呢？我認為，這是很值得文壇予以深省的問題。

原載《理論與創(chuàng)作》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