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條”，全國憤慨。

那年九月，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新青年》（原名《青年》），提倡“新文化”，介紹“新思想”。

年底，袁世凱嫌大總統(tǒng)不過癮，接受“擁戴”，要當“皇上”。

第二年（一九一六年）正式“登基”，結果天怒人怨，眾叛親離，鬧了不到三個月，折騰死了。

時局像“走馬燈”似的，一幕一幕地換。北京的老百姓照舊完糧納稅，反正“帝制”和“共和”都差不多。

那年老舍從師范學校畢業(yè)，由校長方還的推薦，當了北京方家胡同市立小學校長，才十七歲①。

十七歲還是個大孩子，去負責國家基本教育行政重任，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簡直有點“荒唐”。可是那時候剛廢止私塾沒幾年，全國都改成洋式“小學堂”，教育行政人才缺乏，無論如何，老舍是正規(guī)師范學校畢業(yè)。機緣巧合，這個大孩子就當了小孩子頭兒。

這是老舍有生以來第一個職業(yè)。同時也把家庭的重擔由母親手里接過來。他必須兢兢業(yè)業(yè)，保住這個飯碗。

老舍規(guī)規(guī)矩矩地做了三年小學校長?？伎兲貎?yōu)，由當時的學務局派到江浙考察教育②。對他來講，這是一種榮譽。我想他當時一定相當興奮，因為有機會能到“南邊”去見見世面。

就在老舍南下的那年（一九一九年），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開始了。由北大等十幾個學校的學生發(fā)起示威游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后來全國響應，連安分的北京人也卷入了這個大風波。

三月底，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對德和約簽字。

十月十日孫中山宣布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

年底，毛澤東在湖南辦《湘江評論》③。

瞬息萬變的“時局”，對老舍的影響并不太大，他在《我怎樣寫〈趙子曰〉》④里說：

……“五四”把我與“學生”隔開。我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yè)斷緣，可是到底對于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磻虻臒o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戲的……

這話，依我看，他有點兒言不由衷。

當時周圍的環(huán)境，對老舍有多大影響，我們無法知道。但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面臨這么大的一個運動，當然不會無動于衷。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對于當時的社會一定感到不滿。既“不滿”，為什么又沒有什么行動呢？

我看主要是為了“生活”，得來不易的職位，不能憑一時沖動，就把飯碗砸碎。還有，“五四”各校代表決議，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沒有小學師生的份兒。老舍是小學校長，以他“北京人的性格”，絕不會“上趕著”去參加。

另外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他是“北京??人”。北京人永遠安于現狀，不做“過激的事情”。五四運動是“革命”和“造反”的行為，北京人絕不會參加。所以他只限于“不滿”，或者“彷徨”。

同時，老舍并沒有一定的政治理想，或篤信任何學說，所以就無從為某種理想或學說去奮斗，而成為一個革命者。他寫過一篇叫《習慣》的文章，敘述任何一個主義、一種理論都不能使他永遠相信。有時候一篇文章，一場電影，或者和朋友談一席話都能改變他的整個思想。而生活習慣則不易改變：如抽煙、喝酒和種花之類。

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在《我怎樣寫〈趙子曰〉》里邊，他說：

……我自幼貧窮，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遠不和目前的事實相距很遠，假如使我設想一個地上樂園，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滿地流蜜，河里都是鮮魚的夢差不多。貧人的空想大概離不開肉餡饅頭，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為什么有說有笑，好諷刺而并沒有絕高的見解。

老舍不但沒有什么固定的“理想”，而且也不大喜歡好高騖遠的人，在《我的理想家庭》⑤里，他說：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講戀愛，講革命，講志愿，似乎天地之間，唯我獨尊，簡直想不到組織家庭——結婚既是愛的墳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漢的累贅。及至過了三十，革命成功與否，事情好歹不論，反正領略夠了人情世故，壯氣就差點事兒了。雖然明知家庭之累，等于投胎為馬為牛，可是人生總不過如此……

這些話可以代表老舍對做人的看法。在《一筒炮臺煙》⑥中的關進一、《鐵牛與病鴨》⑦里的王明遠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公民”。他們的特點是身體健康，愛國家，孝父母，做人本分，做事規(guī)矩，助人克己，大節(jié)無虧，小節(jié)馬虎……

在《大悲寺外》⑧里的黃先生，《駱駝祥子》⑨里的曹先生都是老舍心目中的好人。而丁庚和阮明一類的青年都是“披著革命外衣”的壞蛋。依老舍的看法，三十歲以前的革命者多出于赤誠，上了年紀就變成了“吃革命飯”的，而拿美麗的理想去奴役別人的自私自利者。

總之，老舍理想中的“標準公民”和當時“修身”教科書里講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