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第一朋友  ¹

呂啟祥

我把劉敬圻看作自己在學界的“第一朋友”，此點并未向她說起，征得她的同意或認可，但至少，在我這一面是這樣。所謂“第一朋友”，多少有點套用“第一家庭”“第一夫人”之類，我以為這較能恰切地表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其實我與敬圻的接觸并不多，更談不上頻密。記得上世紀80、90年代僅有兩次會議我與她同室，即1981年在濟南和1996年在哈爾濱，以后由于健康和各種原因她基本上不再來開會；本世紀之初見過兩面，一次在鐵嶺，一次即2002年的北京中秋聚會，但她都來去匆匆。彼此也少有電話，近年較多，不過一年一兩次而已。然而，就在這其淡如水的交往中，我卻頗為真切地讀懂了她的為人與為文。敬圻與我同齡，有某些類似的經(jīng)歷，我們對周遭境遇、社會人生有許多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頭。也就是說，我們之間極易溝通、多有默契，聽她談話，常能益我心智，助我提升，我之于她，大約只有一種“無用之用”，就是我曾對她說過，自己可以充當一個好的“傾訴對象”，理解和消納她所遇、所感的林林總總。

敬圻之為文為人最令我心儀和折服的一點是她的低調。這種低調并非故作謙虛，亦非缺少自信，而是一種清醒的睿智。你看她常把自己文集和文章題名為“補論”或“補說”，如《明清小說補論》《宋江性格補論》以及《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討》中的“補說之一”“補說之二”等等。在切入論題展開論說之前，總是尊重并略過學界已有的定評，絕不重彈讀者爛熟的時調，面對一個個“既膩人又誘人”的題目進行別開生面又鞭辟入里的“補說”。這種“補說”，其實是一種換了角度的“新說”，是更進一層的“深說”，是說人之未說，因此給人以清新脫俗之感。這種低調，也表現(xiàn)在她每面對一個論題，都清醒地意識到該論題的外延和內涵，把局限和制約申明在先，不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因而顯得平實、充實、游刃有余。這種低調，還是一種放下身段的低姿態(tài)，即以平等的、商量的態(tài)度對待讀者和同道，從不自以為是，從不武斷說絕，更不強加于人，因而透出親切平和的大度包容之氣。

2004年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劉敬圻著《明清小說補論》是一部近400頁的厚重之書。網(wǎng)上可檢索到繁體字的內容簡介，想來是向港臺和海外推介的。簡介寫道：“作者是中國古典小說資深研究者，這部論文集重在探討我國四大古典小說的寫作藝術、人物塑造、版本異同、研究方法等等。全書筆調明練、文字從容，是中國古典小說鑒賞的一本理想讀物。”我個人大體認同這個簡介，其中“筆調明練、文字從容”尤為中肯，但歸結為一本鑒賞讀物是不夠的。敬圻之文大多有相當?shù)睦碚撋疃群皖H為開闊的學術視野，和一般的鑒賞之文很不相同。作為學術文章，雖有理論底蘊卻不擺理論架子，雖以前代、同代或域外的作家作品作比卻不枝蔓，點到為止。總之，在平易靈動中自有一份厚重。這應是學術文章中的上乘之作。

我讀過劉敬圻和她夫君陶爾夫合著的《南宋詞史》以及有關岑參、小晏、李易安等諸多詩詞方面的專論。1986年，我有幸在廣東肇慶一韻文學的會議上認識陶爾夫先生，那真是一位謙謙君子，深研詞學，惜乎天不假年，于1997年猝然離去?！墩f詩說裨》一書為二人合集，許多篇章可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敬圻的“說裨”及此后有關小說的文章我大體都能看到，其中最為熟悉的自然是涉“紅”的部分了。

最早看到的是《“淡淡寫來”及其他——紅樓夢描寫大事件、大波瀾的藝術經(jīng)驗》，發(fā)表在《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2輯上，這篇“淡淡寫來”的文章一開始就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淡淡的描述、淡淡的格調，正是《紅樓夢》有別于其他古典名著的特色，那些驚心動魄的高潮都是蜿蜒而來，逶迤而去，那些深沉的寓意和前后的呼應又多在無意隨手之間。紅學前輩李辰冬談《紅樓夢》藝術特色的小浪、大浪起伏相繼、不知起止之說為大家熟悉和服膺，敬圻的分析更為詳盡到位。今天在《紅樓夢》熱度過高、“奪目”眩暈之際，再來溫習這“淡淡的”本色不啻是一服清涼劑。到了1986年哈爾濱國際紅學研討會上，敬圻作為大會的東道之一，認真準備，正面攻堅，提交了有分量的《紅樓夢主題多義性論綱》，會前就已印好發(fā)給了大家。記得那次會議我繳了一篇有關《紅樓夢》和張愛玲的文章，其時紅學圈對張愛玲很陌生，正合我邊緣化的本心，既不必發(fā)言，亦不入文集。但敬圻就不能像我那樣偷懶，必須面對當時很熱門的主題、主線問題，作出與會議主題相符與主辦身份相稱的答卷，在我看來這是很難駕馭的，然而敬圻卻高屋建瓴、舉重若輕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岸嗔x性”在今天也許是常識，當時卻是新鮮的，文章完全擯棄了過往非此即彼、魚與熊掌不能得兼的思維模式，從古今中外文學的歷史事實出發(fā)，從作品本身豐贍復雜的內容出發(fā)，提出了在闡釋和把握主題的各種真知灼見之間，為什么不可以相容互補、相互吸收呢？并且認定每一種合理的解釋都是有價值的，而每一種解釋又都不可能窮盡其對象。從而正面闡述了對主旨、主線有理有據(jù)又頗具彈性的見解。我想此文大度包容、辯證分析的態(tài)度和方法是得到了多數(shù)學者認可的，并且留了足夠的地步予后人。相對于題目之重大，此文不長，要言不煩，恰為“論綱”。上舉兩文都不脫敬圻低調本色，“淡淡”一文自謂意在為當時文學藝術民族化的討論提供一個例證；“主題”一文則明言早已意識到這是一個古老而敏感的議題，而敢于涉足是仗著“不是專門家”。

相比而言，更為低調是其后《薛寶釵一面觀及五種困惑》。由題目就可見出，是“一面觀”而非面面觀、多面觀，更非全面觀；“困惑”本來就具有不確定性，竟有“五種”之多。總之，是一種探索的、商榷的、誠懇的態(tài)度。事實上，揭載于《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1輯上的這篇文章，影響更大，至少在筆者心目中是這樣。我以為，不論人們是否認同文中的具體論述，有兩點十分可貴。其一是敬圻的學術勇氣，如她在開篇時坦言，談薛寶釵顧忌很多，涉及她所敬重的師友，然而她還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本著探討學術的誠信和虛心亮了出來。學界朋友都知道，上世紀50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有名家講《紅樓夢》唱對臺戲的佳話，那就是北大教授吳組緗先生和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先生，他們觀點不同，各抒己見從而嘉惠后學。敬圻其時正求學北大，想來親歷其境。其后吳組緗先生一直任教北大，更是新時期中國紅學會首任會長，1988年在蕪湖的全國紅學研討會上，吳先生給大會作的學術講演中，又著重講析了薛氏的皇商家庭和寶釵表里不一的巧偽性格。敬圻所見顯然與吳師不同，她能勇于表述并形諸文字，正是北大優(yōu)良學風的體現(xiàn)。其二，正因此，這篇文章推動和深化了關于薛寶釵以及紅樓人物的研究，促使廣大學者思考和探索，我本人就從中受益良多。80年代之初我曾寫過一篇關于薛寶釵的文章，很是淺稚，對此一直關注，敬圻之文說了某些我想說而說不出和我根本沒想到的話，當然我也感到困惑而且時至今日仍在困惑之中。總之敬圻此文足可成一家之言，給人以諸多啟發(fā)。此后，她陸續(xù)有《林黛玉永恒魅力再探討》（《求是學刊》1996年第3期）、《賈寶玉生存價值的還原批評》（《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1輯）、《紅樓夢女性世界還原考察》（《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4期）諸文，她清醒地意識到都是些“說膩了、又不得不說”的課題，而她卻能低姿態(tài)高水準地就這些題目“接著說”，說出新意。

再往后，我很難看到敬圻的所寫了，她說，近年來，即便是有文章，也只發(fā)在地方刊物上，而把那些所謂“核心期刊”的位置讓給年輕的、更被“量化”所制約的同事。這符合她一貫為人處事的作風。她從來為他人想、為學生想、為“梯隊”的接續(xù)者想，這就是她數(shù)十年來無論為師為長為領導、為妻為母為祖母，任何一個角色都能盡責到位的原因。作為一個局外人，我深知她在校內外有很好的人緣和很高的人望，也為之付出很多，直至現(xiàn)在仍不能完全卸下重擔。2004年黑龍江大學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學科通志》。這副重擔落在了作為學科帶頭人的敬圻身上。此乃大型項目，要求客觀性、資料性、工具性，其中取舍詳略均費斟酌，主持其事煩難可知。最近一輪的修改是從去年到今年，敬圻用了十個月做了一次全面通改，耗時費力，盼望能早日結項。

作為老朋友，私心指望敬圻能如愿以償?shù)胤潘上聛?。其實，敬圻有很好的藝術感受力和想象力，《明清小說補論》后記中說，她覺得這書“像一道冷拼盤，或曰從舊衣店里走出的模特兒”，這固然是自謙，那比喻則讓人不由得想起張愛玲；她行文中常有重疊的、排比的句式，又令人想起王蒙。我常想敬圻本也可當個作家的，當然，她有濃厚的理論興趣，勤于學敏于思，善于抽象言語邏輯。做個教授、學者也完全勝任愉快。人生原本不能設計，只是到了這個鐘點，該給自己留一點時間和空間，這應當不算是奢望。

（此文原載《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5輯）

注解：

1呂啟祥《紅樓夢會心錄》，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459—4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