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果從惲鐵樵點評《懷舊》開始算起，對魯迅作品的評價到現(xiàn)在剛好百年。在這一百年中，一度作為顯學的魯迅研究，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學隨術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新世紀以來的魯迅研究自然也會帶有新的學術方法，反映新的學術風氣。當然，以新世紀為界，選取十年論文，難免有些拘泥，究其原因還是一個帶有便宜色彩的選擇。所謂“新”，也常常和“舊”有幾分藕斷絲連。新世紀的不少研究傾向，正是從1990年代延續(xù)而來，難以一刀兩斷。

一

1990年代以來，學術界有所謂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傾向。從外部來說，這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知識分子從干預社會退居書齋，以“學術”相號召。從學術內部發(fā)展理路而言，則是學術研究制度化和知識分子專家化、學者化傾向，尤其是在海外保守主義和新儒家的影響之下，學界集體反思1980年代以至“五四”的激進主義，有重學術輕思想的趨勢。魯迅、胡適等“思想家”（或者說他們“思想家”的那一面）一度遭遇冷落，陳寅恪、王國維、錢鐘書等“學問家”則廣受追捧。尤其是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熱銷和錢鐘書的去世，更為這一風尚推波助瀾。

作為現(xiàn)代學術體制的一部分，199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更多關注的是學科建設、學術研究本身，而較少關注魯迅思想與社會思潮的直接互動。不斷生產(chǎn)創(chuàng)新成果的要求也使得研究者轉向以前相對冷門的方向，發(fā)掘新的學科增長點，魯迅的學問、知識結構和魯迅與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學術的關系逐漸引起關注。研究者自身的“學者”身份，也自然使得他們對魯迅的學術研究，或者說是對于作為“學者”的魯迅，更容易有會心之處。1980年代以來，魯迅輯校古籍、石刻手稿的相繼出版和魯迅藏書研究，也為這一風氣創(chuàng)造了外部條件。

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序魯迅的學術研究，在之前的魯迅研究中相對來說是不受重視的，甚至有的時候會被認為有損于魯迅的戰(zhàn)士形象，以至于趙景深談作為“小說史家的魯迅”還要預先為自己辯解，稱自己是因不能勝任研究魯迅思想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來研究魯迅的學術（趙景深：《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梢姰敃r的風氣，是思想大于學術，戰(zhàn)士高于學者。

近代以來文學研究的新風氣，從對象上來說，是歷來受輕視的小說戲曲得到重視;在學術方法上，是考據(jù)之學超越于義理、詞章之上，又與西方傳入的“科學”方法相結合，成為“新漢學”。魯迅的文學史研究，既繼承清儒家法，預流這一學風，又都能有所超越，一大原因便是他既是創(chuàng)作家，又是學者，二者相互促進。陳平原曾考察魯迅的“文學感覺”（文學修養(yǎng)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對其文學史研究的影響，認為正是因為魯迅“‘學’、‘文’兼?zhèn)洹?，他對“小說史的總體描述以及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便均是緊貼研究對象自身，既非純粹考據(jù)的外部研究，也避免以外來理論剪裁中國文學的削足適履之弊，有傳統(tǒng)考據(jù)家和現(xiàn)代新漢學者遠不能及處（陳平原：《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本書選錄的《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一文，則側重考察魯迅在學術研究方面對現(xiàn)代學術風氣的捕捉與超越，以及魯迅的研究方法對傳統(tǒng)學術與文學的體貼與同情。魯迅一面極力反對傳統(tǒng)，一面又保留著許多傳統(tǒng)文人的情趣，對于這一矛盾，陳平原從文體的角度闡釋，認為魯迅對于同一對象的不同表述，受到文體的制約：雜文側重現(xiàn)世關懷，不免借題發(fā)揮;學術專著則就事論事，側重對古人處境、學問設身處地的理解。魯迅對文體的謹慎選擇，恰恰體現(xiàn)出他強烈的文體意識，對傳統(tǒng)學術的體貼與同情。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研究，有兩種傾向，一是考據(jù)之風彌漫學界，一是以西方文學理論、術語剪裁中國文學。魯迅的文學研究實踐，立足于中國文學自身，既不外于學術風潮，又不為風潮所裹挾，多有超越之處，這正是陳平原的研究所要揭示的。

關于魯迅的文學與學術、作家與學者身份之間的關系，郜元寶從“心”字入手，以“心”為根基，統(tǒng)攝文學與學術。這一思路，受到日本學者竹內好的魯迅論影響。竹內好認為魯迅本質上是一個文學者，魯迅的文學具有某種本源性，其根本在于“無”。魯迅自身的矛盾，竹內好認為是文學家與思想家、啟蒙家的矛盾。在魯迅的諸種身份中，文學者是根本，其他身份都從文學者無限生成（竹內好：《魯迅》）。魯迅區(qū)分文學和學術為“神思之心”與“學之心”，郜元寶借用魯迅的“冰之喻”和吳宓的“二馬之喻”，對此“二心”予以闡發(fā)?！氨鳌敝赋鑫膶W“直語其事實法則”、使事物的真實狀況“昭然在前”的特征?！岸R之喻”原指事功與文藝的“二馬分途”，郜元寶引申發(fā)揮為“專門之成就”與“佳妙之著作”的沖突。于此“二心”之中，魯迅顯然更重“神思之心”，而相對輕“學之心”;重詞章，輕考據(jù);重“真實”，輕“事實”。所以“二馬背馳”的時候，魯迅總是選擇文學而放棄學術（郜元寶：《“二馬之喻”和“冰之喻”》，《“為天地立心”——魯迅著作所見“心”字通詮》）。魯迅如此選擇，與其說是重文學而輕學術，毋寧說是有意針對近代以來“舉世唯知識之崇”、人生將“歸于枯寂”的反動，其目的在于“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頗”（魯迅：《科學史教篇》）。郜元寶對于魯迅“心”的發(fā)現(xiàn)，對于“神思之心”的刻意強調，既是竹內好“文學家魯迅無限生成啟蒙家魯迅”的影響，也有對于文學和學術現(xiàn)狀的焦慮和不滿，是借魯迅的觀點與選擇，對當下學風的偏至有所批判，以求兼顧“人性之全”。

關于《中國小說史略》的所謂“剽竊”問題的論爭，在1920年代本已告一段落，1936年胡適在給蘇雪林的信中，更是認為魯迅“萬分冤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到了新舊世紀之交，不少人卻又把它當作新問題、新發(fā)現(xiàn)重新提出來。顧頡剛之女顧潮的《歷劫終教志不灰》一書便牽涉這一問題，書中的相關內容一是透露出當年給陳源提供信息說魯迅剽竊鹽谷溫的其實是顧頡剛，而非胡適所說的張鳳舉，二是將當年的材料掐頭去尾，給人造成魯迅默認剽竊的假象。對此章培恒先生曾撰《今天仍在受凌辱的偉大逝者》一文，再現(xiàn)了被故意省略的陳、魯論爭內容和當時的學術規(guī)范狀況，破除了顧潮刻意制造的假象。當然，顧潮之書也是有貢獻的，那就是讓人們知道了當時在陳源和魯迅論爭時提供“剽竊”炮彈的并非“小人張鳳舉”，而是顧頡剛。本書所選的《重識魯迅“剽竊”流言中的人證與書證問題》一文，可說是對于“剽竊”流言做了根本解決，無論從材料的掌握或論證方法上，都堪稱典范。在人證方面，從張鳳舉到陳源，再到胡適，以及“剽竊”事件的另一方鹽谷溫，逐一推進，作者認為：相信張鳳舉，不如相信陳源;相信陳源，不如相信胡適;相信胡適，不如相信鹽谷溫。至此，“剽竊”流言已基本站不住腳。不過作者并不以為滿足，更進一步搜集“書證”，即將鹽谷溫的書和魯迅的書認真對比，將“剽竊”流言徹底擊破。

中國近代的批儒思潮，是新文化運動反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彭春凌的《中國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從章太炎到周氏兄弟》，著重闡發(fā)的是這一思潮的跨文化性，即其背后的日本侵略的外因。周氏兄弟的批儒，從學術思想上，是對章太炎的繼承;從所處的境遇上，則是兩代知識分子共同感受到日本人在“同文同種”的名目下對中國的侵略野心?？紤]到這一“跨文化”因素，則從章太炎到周氏兄弟等留日知識分子在批儒方面的激烈，以及對國內外鼓吹儒學思潮的敏感，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二

魯迅在歷史上常常被劃入“左翼”陣營，作為“自由主義”知識群體的對立面出現(xiàn)，尤其是在1949年后海峽兩岸的冷戰(zhàn)模式中魯迅與胡適分別被視為不同陣營的“革命導師”和“文化英雄”。1980年代胡適和“自由主義”開始逐漸以正面形象回歸大陸學界，但是還處于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怯狀態(tài)，研究者往往仍囿于主流定性，只是有限度地予以肯定，或是努力發(fā)掘胡適與魯迅一致之處，以此作為肯定胡適的前提。199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逐漸為學術界認可，“革命”則日益成為負面價值。之前的魯迅與胡適研究，基本以“革命”或以魯迅為標準，批判“自由主義”，新背景下的研究往往恰恰相反，開始以“自由主義”或胡適的標準來評判、剪裁魯迅。

這樣的魯迅研究產(chǎn)生出兩種流弊：一是以自由主義教條指摘魯迅，即將魯迅與自由主義的教條一一對比，證明他不符合自由主義思想，證明他不懂自由民主，不夠現(xiàn)代，所以難免（難怪）與專制主義合流，從而認為今天魯迅的遺產(chǎn)（和革命遺產(chǎn)一起）需要反思甚至清算。另一種傾向則恰恰相反，是將魯迅向自由主義靠攏，雖然也將自由主義看作正面價值，但是從魯迅作品中尋找證據(jù)，證明魯迅熱愛自由，與革命反倒貌合神離，所以魯迅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不僅符合自由主義的標準，甚至比那些一貫被冠以“自由主義者”稱號的文人如胡適等人更自由主義。這兩種傾向，看似截然相反，其共同之處其實很明顯，都是將魯迅置于自由主義理論的視野中審視，以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作為評價魯迅或是胡魯比較的唯一標準，只不過對于“自由主義”和魯迅的理解不同，所以才產(chǎn)生相異的結論。

王彬彬的《魯迅對鶴見祐輔〈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譯》一文，通過對魯迅翻譯日本自由主義作家鶴見祐輔的《思想·山水·人物》過程中心理狀態(tài)和篇目取舍的研究，考察魯迅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對這兩種傾向都有所糾正。文章在將鶴見祐輔的原著與魯迅的譯著逐一對比中，發(fā)現(xiàn)魯迅對原著文章的取舍中值得注意的幾種情況：一類是被魯迅舍棄的，這一類基本是魯迅不太喜愛，不合魯迅口味的;一類是魯迅雖然不太喜愛，但是由于和原著的核心理念相關，卻不得不選擇翻譯的。在魯迅舍棄的文章中，有《自由》這樣重要的闡釋自由主義理念的文章，可見魯迅對自由主義的冷淡態(tài)度，因而他不可能被稱為是自由主義者。而另一方面，魯迅對他舍棄了的那些文章的反對，也是受特定情境制約的，而非絕對的無條件。所以，魯迅之于自由主義，只是相對冷淡，不感興趣，他固然談不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也絕非自由主義的敵人。

對于魯迅與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也有人認為是二人思想觀念的不同所致。對于文化名人之間的矛盾糾葛，許多人習慣于從思想觀念層面尋找根源，而忽略了文化名人自身即可能具有凡俗的一面。周作人在文化思想層面，固然不妨是個巨人，而在個人生活層面，卻不免凡庸。他看似恬淡，實則熱衷，表面謙和，內心傲慢，貌若謙謙君子，卻極度缺乏自省精神，即使做錯了也絕不肯露出絲毫悔意。劉麗華的《親情、仇恨、不辯解說——再談“二周”兄弟失和》一文，便是從比較“俗”的層面解釋二周的失和。在失和事件發(fā)生前，周氏兄弟的關系以及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經(jīng)發(fā)生逆轉。周作人逐漸從事事依賴大哥的附庸變?yōu)楠毊斠幻娴纳鐣?，?jīng)濟收入和社會知名度方面都開始超過魯迅，正是在這樣一種情境下，周作人才會因太太的一面之詞和大哥翻臉，老死不相往來。在對待此事的策略上，周作人也和后來做漢奸一樣，一面故作高深地表示“不辯解”，一面又扭扭捏捏拐彎抹角地不斷暗示，為自己開脫。香港趙聰《五四文壇點滴》涉及此事，引用許壽裳的話，“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jù)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以為“去事實不遠”，卻始終不肯明白地為魯迅“平反”。這些都可以看出這位學界名流的自私和無情。

魯迅思想的分期，歷來也是魯迅研究的重要問題。傳統(tǒng)左翼言說的經(jīng)典論述認為魯迅在革命文學論爭之后有一個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民族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這種轉變，在思想上意味著魯迅的進步，在組織上意味著對政黨的忠誠。與魯迅同時的自由主義者一般也都認為魯迅存在這一“轉變”，而在他們看來，“轉變”則意味著委身于特定的政治勢力，淪為附庸，是自由主義立場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喪失。而在這兩種觀點之外，也有人認為，在魯迅的思想中有一種超越于政治立場之外的東西一以貫之，魯迅的思想有轉換，但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魯迅的上海十年，先與創(chuàng)造社，后與“左聯(lián)”周揚等人之間有許多矛盾，集中體現(xiàn)在革命文學論爭和兩個口號之爭中。關于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的關系，衛(wèi)公的《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關于“革命文學”論爭始末》一文，分析創(chuàng)造社與魯迅從聯(lián)合到失敗的原因：一是根據(jù)對鄭伯奇、郭沫若二人不同時期回憶文章的文本分析，以及與鄭伯奇一同訪問魯迅的段可情的訪問材料，確定最早提出聯(lián)合魯迅的應是鄭伯奇而非郭沫若，郭沫若不同時期的回憶文章前后矛盾，不夠客觀;其二，鄭伯奇倡議聯(lián)合魯迅，成仿吾并不知情，當時他正在日本勸說馮乃超、朱鏡我等人回國，另有計劃，回國后反對與魯迅結盟和復活《創(chuàng)造周報》，而另辦傾向更左的《文化批判》，這直接導致創(chuàng)造社第一次和魯迅聯(lián)合的破產(chǎn)。

葉德浴的《周揚的“避嫌”之作》一文，是有關兩個口號之爭的。這場論爭雙方的首腦，正是魯迅和周揚。葉文根據(jù)周揚好友譚林的回憶（《難忘相識在東京》），發(fā)現(xiàn)1936年光明書局出版的《現(xiàn)階段的文學論戰(zhàn)》一書，是周揚為了避嫌而借用譚林的筆名（林淙）所編。這本書旨在確立“國防文學”的正統(tǒng)地位，以支持“國防文學”的文章為正面，反對文章作為反面，甚至設立A、B欄以區(qū)分正統(tǒng)與異端，將除魯迅以外的反對者都打入另冊（B欄）。周揚所寫的“前記”，對魯迅在虛的方面做了一點空泛的肯定（“提示了一部分頗值得重視的意見”），卻在實的方面予以否定（“涉及私人的事件太多”）。而對其他和魯迅意見一致的反對者（如胡風、馮雪峰），則直接否定。這也正可以看出，魯迅在“左聯(lián)”甚至在1949年后的中國大陸所處的其實只是“止于尊崇”的位置。

“左聯(lián)”中的前創(chuàng)造社成員和周揚等人與魯迅的和解，是組織手段強行干預的結果，而非思想、情感層面的修復和契合。此后由于魯迅被塑造為“圣人”，對魯迅的不滿自然不可能通過書面的形式公開表達。1980年代以后，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對于魯迅的評價逐漸出現(xiàn)多元化的傾向，一些健在的魯迅論敵舊事重提，往往說出自己的真心話，揭出被外力掩蓋的魯迅與“左聯(lián)”之間的矛盾，如夏衍的《懶尋舊夢錄》中，就有不少質疑魯迅的內容。《成仿吾晚年談魯迅——一種既往的文化現(xiàn)象或心理現(xiàn)象的回顧》一文，披露了成仿吾晚年私下里提及魯迅時的評價。除去謾罵性的言論外，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對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眱删湓姷睦斫猓J為這兩句詩說明魯迅唯我獨尊，以救世主自居，而將人民群眾當做阿斗，是不要人民，不要民主;二是對魯迅不同意解散“左聯(lián)”深為不滿，認為這是反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三是1927—1928年間年創(chuàng)造社第一次試圖和魯迅合作，而成仿吾堅決反對，他認為和魯迅合作是倒退，導致聯(lián)合的動議擱淺。從這些言論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創(chuàng)造社與魯迅的爭論和后來“左聯(lián)”部分盟員與魯迅的沖突，一直潛在地發(fā)生著影響，只不過受制于時勢，隱而不發(fā)，一旦外在的政治力量松動，這種不滿情緒便宣泄出來，而且壓抑得越久，宣泄得也就越激烈。即便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后，在成仿吾這些人的意識里，仍然認為只有他們才是革命的、先進的，魯迅則是退步的，即便聯(lián)合魯迅，也只能拿他來做陪襯，只是在特定情況下策略性地沖淡一下革命隊伍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正如作者閻煥東所分析的，成仿吾的憤怒和火氣，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源于1949年以后“反魯迅”罪名給他帶來的苦難，他將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全部歸因于魯迅，將對那些打著魯迅旗號迫害他的勢力的不滿和憤恨，全部發(fā)泄到了魯迅身上。這種心理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化思想界是很普遍的，如“魯迅是專制主義精神盟友”論、“魯迅研究之謎”，都是在魯迅和利用魯迅的政治力量之間劃了等號。

自由主義觀點的流行，也促使人們思考“左”傾知識分子在革命大潮中是否仍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問題，尤其是他們在革命成功之時（往往也是革命變質之時）的進退出處，也引起人們的關注。這在魯迅研究中，牽涉魯迅和“左聯(lián)”的關系、魯迅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以及1949年以后許多人喜愛談及的“假如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話題。李春林、高翔的《20世紀30年代：魯迅、紀德與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主義》涉及魯迅對蘇聯(lián)的態(tài)度，以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圍內知識分子普遍“左”傾問題。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左”傾，多半是基于對于被侮辱與損害的弱者的同情和對自由、個性的向往，這一點上，魯迅和紀德是有共通之處的。二人的區(qū)別在于，紀德到訪過蘇聯(lián)，明白看到蘇聯(lián)的專制與不公，在訪蘇歸來后發(fā)表直接批判的文字，而魯迅由于客觀原因，沒有去過蘇聯(lián)，信息閉塞，所以對蘇聯(lián)的批評和質疑或者是間接地通過對蘇聯(lián)“同路人”作品的譯介，或者是只言片語，只限于朋友之間的談話和信件。

三

魯迅曾經(jīng)說過，“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憶韋素園君》）。作為現(xiàn)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人，無論生前身后，魯迅都被大量評述，這既是魯迅的接受過程，同時也是魯迅形象塑造、魯迅傳統(tǒng)形成的過程。而魯迅形象的建構，又被直接納入政黨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建構之中，因而不免隨具體歷史情境發(fā)生變化，魯迅思想、文學的不同側面，也因政治需要而遭到增添刪減。

魯迅去世之初，中國共產(chǎn)黨就積極爭取對魯迅的闡釋權?？箲?zhàn)初期，左翼文化界在國統(tǒng)區(qū)通過舉辦紀念魯迅活動，確立魯迅在新文學傳統(tǒng)中的領導地位，有意識地爭奪意識形態(tài)領導權。段從學的《魯迅在新文學傳統(tǒng)中的領導地位之建立——文協(xié)與抗戰(zhàn)初期的魯迅紀念活動》一文，研究抗戰(zhàn)后文化界抗敵協(xié)會在國統(tǒng)區(qū)的魯迅紀念活動。在1940年以前，國共兩黨官方共同參與了魯迅紀念活動，中國共產(chǎn)黨對魯迅的闡釋也側重于抗戰(zhàn)救國方面，向國民黨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三民主義”靠近。從1940年開始，毛澤東著手構建新民主主義的新意識形態(tài)，與國民黨爭奪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領導權，并將魯迅納入新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之中，對魯迅的闡釋隨之發(fā)生變化。國民黨官方也不再能夠容忍魯迅的公然傳播，不斷動用政治力量干預、禁止對魯迅的紀念活動。

魯迅在1949年以后中國內地的處境，很大程度上是延安魯迅傳統(tǒng)的延續(xù)。延安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有意識地、系統(tǒng)地研究、塑造符合中國式馬克思主義話語，符合新民主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魯迅形象。這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魯迅在政治層面的地位，開啟神圣化魯迅的先河，另一方面，也對豐富的魯迅思想和文本進行刪削、規(guī)訓。魯迅的闡釋權為官方所壟斷，只有符合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闡釋才是被允許的，魯迅被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淪為政治的附庸。袁盛勇的《延安時期“魯迅傳統(tǒng)”的形成》，從魯迅接受史的角度，考察魯迅在延安時期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革命家”的魯迅被強調，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則被弱化。對于魯迅的闡釋，完全被納入到新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框架之中，魯迅被塑造為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預言者及其真理性的印證者，并直接運用到具體的政治運動當中。這樣的闡釋和鼓吹，雖然促進了魯迅的傳播，但是其闡釋的方式是以政治為根本的，背離了魯迅自身。

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勝利奪得政權，魯迅形象的塑造及其在普通人中的傳播主要通過教育制度完成。教育制度本是國家政權生產(chǎn)傳播知識、制造新人的重要手段，魯迅及其作品在教科書中的形象、地位的變遷，與國家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建構和對于魯迅的想象、闡釋密切相關。魯迅作品從1920年代即開始被選入教科書，1949年以后魯迅作品在教科書中所占篇目之多、地位之重，更是無人能及?？梢哉f，作為一個經(jīng)典形象的魯迅塑造，是在教育制度中最終完成的。董奇峰、苗杰的《中學語文教材（1950—1977）中魯迅作品的選錄與解讀》一文，梳理了1950—1977年間中學語文教材中魯迅作品的選錄、闡釋情況。在這三十年中，不同的歷史階段，魯迅作品的去取和闡釋，自然都不免帶有時代的烙印，配合思想政治人物的痕跡，甚至是赤裸裸的曲解，魯迅在當時所受到的推崇和新時期以來遭受的質疑，均與此有關?？墒亲髡咭舱J識到，魯迅作品自身的豐富性，使得它即便在文化專制橫行的年代，也充當了不少人思想啟蒙的資源，引發(fā)人們獨立思考。

歷來國家政權出于政治需要，要將自身豎立起來的“圣人”及其思想納入意識形態(tài)之中，必然要強化、鼓吹其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相合的部分，對于那些不符甚至齟齬的部分，則是盡力加以彌合。這種工作類似于建筑工人粉刷墻面時的“打膩子”，其宗旨在于彌縫裂痕，使歷史看起來光滑平整，完美無缺。在魯迅研究中，這種“打膩子”的工作則是要將魯迅與新意識形態(tài)對接，凸顯魯迅思想中可以為意識形態(tài)所用的部分，對其做出符合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解釋。與之相對的則是弱化魯迅思想中難以規(guī)訓的部分，排斥官方意識形態(tài)以外的闡釋。作為魯迅晚年最重要的弟子，胡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魯迅思想的繼承者，胡風本人顯然也以此自任。胡風及其友人在1949年以后遭到批判，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對魯迅思想的闡釋和主流不同，不符合新意識形態(tài)下思想同質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政教合一式的大一統(tǒng)之下，竟以魯迅嫡系傳人自居，于官方指定的魯迅傳承之外別立門戶，而忽略了歷來官方對于“圣人”的態(tài)度均是“止于尊崇，不許學樣”。李新宇關于魯迅在不同時期的傳播、接受及其與當時思想政治之間的關系撰寫過一系列文章，其中的《1955：胡風案中的魯迅》一文，處理的便是胡風案中對于胡風和魯迅問題的解決方式。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中，最高領袖顯然選擇了將魯迅思想中不宜規(guī)訓的部分判歸胡風，予以否定，而將閹割后的魯迅思想繼續(xù)高置于廟堂之上，使之一貫正確。李新宇指出，作為革命精神資源的魯迅思想，其實并不利于新秩序的統(tǒng)治。新政權之所以選擇打倒胡風而保留“魯迅”，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者對自身文化資源的留戀，執(zhí)政黨對于革命話語的一致性和道義資源的顧及。這樣的做法于魯迅精神傳播的影響，則是尊號雖然保留，其精神內涵卻已遭受閹割。

魯迅在國外的傳播，以日本最為興盛。丸山升的《日本的魯迅研究》一文，介紹了魯迅在日本的接受史，日本學者對于魯迅以及中國研究與其對本國處境思考之間的關聯(lián)。尤其是對日本魯迅研究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的竹內好的研究，在政治與文學的關系之中理解魯迅，關注到魯迅思想文學中“不變”的部分。大部分外國文學研究，其研究對象雖是異域，但真正的問題指向卻在本土。竹內好的魯迅研究，也是如此，他是以魯迅及中國的“近代”方式來反思、批判日本的近代。

吳曉東的《竹內好與伊藤虎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解讀》分析了竹內好和伊藤虎丸的魯迅觀。竹內好提出“回心”和“贖罪的文學”的概念，以直覺的方式道出魯迅文學、思想中具有“原點”意味的東西。伊藤虎丸繼承了這一點，將竹內好在《狂人日記》中發(fā)現(xiàn)的“回心”稱作“第二次文學自覺”，發(fā)展出關于魯迅的“終末論”思想，他認為魯迅正是由于對罪的意識的獲得，才完成了“第二次文學自覺”，“成為對世界負有真正自由責任的主體”。吳曉東也注意到竹內好和伊藤虎丸魯迅觀的歷史語境，即都是借助魯迅來反思日本的近代化轉向，過度強調“回心”，有對魯迅的曲解之處。

高遠東的《“仙臺經(jīng)驗”與“棄醫(yī)從文”——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fā)生原因的一點分析》一文，是對“竹內魯迅”的反思之作。文章指出，竹內好的魯迅和中國形象，只是“為了建構其理想的日本現(xiàn)代主體——尤其是日本現(xiàn)代文學的主體——而傾注其主觀價值、追求解放的對象”，“竹內好的魯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遠離魯迅的歷史性存在為特征，以放棄對魯迅的‘實體性’理解為代價的”。關于魯迅文學的發(fā)生，竹內好將其“回心”確定在“紹興會館”時期，而質疑魯迅自述的“仙臺經(jīng)驗”，關于魯迅文學的屬性，竹內好強調其文學性，即非功利、非政治性。高遠東則強調魯迅文學發(fā)生的多原點特征，魯迅文學個人遭遇和民族歷史的“經(jīng)驗的同構性”，因而無法將啟蒙者、愛國者等與文學者完全對立，也不必將思想者魯迅從屬于文學者魯迅。

四

“學者魯迅”、魯迅與自由主義及左翼的關系、魯迅傳統(tǒng)的形成，是與近年來學界風氣演變關系密切的部分，此外在魯迅思想、文本細讀、翻譯以及史料研究等方面論文，本書也均有選錄，沒有一一提及，并不代表文章不夠重要。最后需要說明的是：

1．本文選收錄魯迅研究論文以2000—2010年為主，以后也收錄了2010年數(shù)篇，題中“十年”，只是概數(shù)，并非確指。

2．文選分上、下冊，共五輯，據(jù)論文內容大致分類。

3．所選論文，一律保持原貌，以原文發(fā)表期刊為據(jù)，不做改動。

4．作為選本，限于篇幅及編者的眼界識見，本書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掛一漏十，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