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思想文化的比較研究，既要鑒別其異，又要認識其同，以達到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以實現(xiàn)各個文化圈的互補與互認。比較研究之作用即在于此，我對它抱有一種興趣亦在于此。

在中國，思想文化的比較研究此前一直比較注重東與西的比較，具體地說，就是集中在中國思想文化與西方思想文化這兩大體系上。何以如此？是受理論要求與實踐要求的雙重驅(qū)使。相比之下，后者顯得更為迫切。自近代始，西方列強的炮火摧毀了東方緊閉的大門，中華帝國再也抵擋不住滾滾而來的世界潮流，各種西方文化紛至沓來，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沖突異常尖銳。中國文化能否同西方文化融合，能否更新和重建，能否適應時代的要求，成為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xiàn)實課題。為了求得答案，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應運而生，以至于到了今天，還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成了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中心。眾多思想家都試圖解開中西文化比較之謎，著書立說，十分活躍。總之，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成了我們比較研究的中心。只是，在現(xiàn)代，我們應擴大比較研究的地盤和視野，要關切同一文化圈或同一地域中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思想文化比較。就東方來說，中國與印度、中國與日本等都應該成為我們比較研究的重要對象。本書所進行的是中日之間的比較研究。

進行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較研究，一開始可能會受到兩個消極因素的影響。一是認為中日同文同種，有一體的連帶感，認為中國文化是曾得到了高度發(fā)展的文化，日本文化只不過是中國文化的輻射和投影，缺乏創(chuàng)造性，因而沒有比較的必要和價值。這一因素由來已久，現(xiàn)在雖有所淡化，但并未消失。跟這一因素大異其趣，近年來又產(chǎn)生了一個新的因素，即熱心關切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較，其發(fā)生的原因主要來自對日本近代化的驚嘆。人們常常發(fā)問：中國與日本在近代之始有那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何以日本迅速走向了近代化，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而中國卻多災多難，步履蹣跚，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期待中國的現(xiàn)代化，希望從日本奇跡般的成功中尋求借鑒，迫切要求進行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較。這種愿望很自然，無可責難。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卻潛伏著不利于進行客觀比較的因素。因為，若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作為根據(jù)，那么就很容易只注目一些有利的事實。相反，如果把中國近代化的挫折作為出發(fā)點，那么就很可能只提取一些不利的事實。其結(jié)果，對日本來說，所描繪的是獨好的、完美的歷史形象，而中國也就不足掛齒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因素，如果能夠加以克服的話，中日思想文化的比較研究就會得到很好的發(fā)展。

中日思想文化比較研究的領域是相當廣泛的。就傳統(tǒng)文化來說，中日佛教，特別是禪宗可以比較；中日儒學，尤其是朱子學、陰陽學也可以進行充分的對比分析。從近代文化來看，中日東西文化論、中日傳統(tǒng)文化觀、中日近代化等都是很好的比較課題。但就中日學者在這些領域所做的研究工作來看，總的來說還很不夠，仍需要研究者去做一些開拓性的工作。

本書的比較范圍是中日近代思想文化，具體而言，是抓住中日啟蒙思想這一對象，并以嚴復與福澤諭吉這兩位著名啟蒙思想家為中心而展開的。中日啟蒙思想是中日近代思想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同中日近代化的歷程有密切的關系。比較中日啟蒙思想，對把握中日近代思想文化的發(fā)展特征，對認識中日傳統(tǒng)思想如何轉(zhuǎn)變、更新，對了解中日啟蒙思想在中日近代化中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嚴復與福澤諭吉是中日啟蒙思想運動中的兩位標志性人物，在中日啟蒙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過對他們的透視，能展現(xiàn)中日啟蒙思想中更多微觀的部分，以達到對中日啟蒙思想的更具體的把握。

但是，要做到上述之點并不容易。這是因為在中日啟蒙思想比較研究這一點上我們還找不到可資借鑒的東西，具體到嚴復與福澤諭吉更是如此。這樣一來，我就感到了要做的事情的困難性，我只能做嘗試性的探討工作。

本書將在中日歷史的縱向演變與時代的橫向關系這一大背景下，首先對中日啟蒙思想的整體做出粗線條的描述，繼而在此基礎上對嚴復與福澤諭吉這兩位啟蒙思想家的啟蒙思想進行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