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英志學

許金元的中學時代大部分是在蘇州萃英中學度過的，時值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中國，那是一個民眾覺醒，思想激蕩的時代。由于辛亥革命的沖擊，加上帝國主義各國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jīng)濟掠奪，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迎來了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全國上下普遍興辦學校，廢除讀經(jīng)，提倡男女同校，新式教育迅速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和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社會呈現(xiàn)出一片新氣象，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共和、議會、選舉等新思想、新觀念深入人心，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在此基礎上，為反對北洋軍閥的獨裁與專制、尊孔與復古，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并企圖以此來改造國民性，提倡新道德，發(fā)展新文學。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協(xié)約國的勝利而告終。1919年1月，中國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然而和會的操縱列強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維護國家主權的正義要求，決定將戰(zhàn)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zhuǎn)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nèi)，自5月4日起，一場由學生、知識分子、商人、工人等社會各階層成員組成的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斗爭在全國迅速展開。蘇州各界也迅速響應，《蘇州日報》《平江日報》等報刊進行報道宣傳，蘇州人民紛紛以通電聲討、示威游行、宣傳演說、罷課罷市、抵制日貨等方式投入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1919年5月9日，蘇州各校學生在體育場集會，聲援五四運動。

蘇州學生首起響應，就讀于萃英中學的許金元也深受影響，積極參加。5月6日，蘇州學界吳研因等向北京總統(tǒng)府、廣州軍政府、各省教育會、全國學生及上海報界通電，怒斥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行。5月9日，是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國恥紀念日，蘇州各大中小學將國恥紀念活動和聲援五四運動結(jié)合起來。當天下午，萃英中學與東吳大學，省立二中，桃塢、晏成、英華等校學生在公共體育場召開大會。會后，學生手持寫有“人心未死”“國民速起”“力爭青島”“勿忘國恥”等字樣的標語旗幟在城內(nèi)游行。隨后幾天，各校學生相繼于課后上街游行，“隨地演說，沿途聽者甚眾，頗能令人油然而生愛國之心”。5月18日，蘇州學生聯(lián)合會宣告成立，從此，蘇州學生運動由學校自發(fā)行動進入到統(tǒng)一組織罷課斗爭的新階段。5月24日，蘇州學聯(lián)組織2500多名學生集會，通電全國，表示“愿聯(lián)絡全國學界共策進行”。5月27日，蘇州學聯(lián)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從次日起，全市中等以上學校一律罷課。罷課決議被印成通告廣為散發(fā)和張貼。通告指出：“外交失敗，內(nèi)政日紊，學生等呼吁無效，杞憂難已，忘絕路窮，痛深慮切。謹于5月28日起一律罷課?！?8日當天，全市20多所學校一萬多名學生列隊前往觀前街、閶門等鬧市區(qū)游行。沿街高呼“外爭國權，內(nèi)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爭回山東權利”“抵制日貨”“拒絕巴黎和約簽字”等口號。學生的罷課斗爭和愛國熱情深得蘇州各界群眾的同情和支持，許多學校校長和教職員工通電北洋政府和南京督軍，表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6月1日，北洋政府下令取締學生一切愛國行動，并公然表彰被民眾斥之為賣國賊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激起了全國學生及其他一切愛國群眾的憤怒。6月3日，北京學生再次走上街頭游行演講，北洋政府出動軍警鎮(zhèn)壓，逮捕了800多名學生。6月5日，上海六七萬人舉行罷工，聲援北京愛國學生，五四運動的中心也由北京轉(zhuǎn)移到了上海。蘇州各界愛國群眾的聲援活動隨之掀起新的高潮，學界、商界紛紛發(fā)出通電，強烈要求罷免賣國賊的職務，并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萃英中學與東吳、晏成、桃塢等教會學校校方下令學生限期復課，并威脅如不復課，將一律出校，不準停留。6月6日，全市19所學校的代表針對教育當局提前放假、破壞罷課的陰謀，決定各校學生在放假后，都得在本籍組織學生聯(lián)合會支會，互通聲氣，并派代表去上海同全國學聯(lián)取得聯(lián)系。6月8日，吳縣教育會發(fā)動小學總罷課，已經(jīng)宣布罷課的蘇州中等學校數(shù)千學生再次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