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前言

這本書是我在三十多年前讀研究生時的課題，后來在碩士論文基礎上寫成了一本傳記，當時蒙北京出版社聞性真先生抬愛，同意出版。那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出版專著還是一件不易之事，記得當時為確定書名就頗費一番心思，叫朱棣傳吧，當時朱棣這名字在人們心目中還很陌生，叫明成祖?zhèn)?，可是明成祖原本是明太宗，后嘉靖間才改稱成祖，想來想去，最后才決定叫《永樂皇帝》。

待到書要付排的時候，編輯跟我商量，想請啟功先生寫個書名，以提高這本書的影響力。因為啟功先生與家父和先師均較熟識，我也未曾多想，便去找啟功先生，誰想當即遭到啟功先生拒絕，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我于是解釋說這是出版社的意思，啟功先生不好再推托，但是到我告辭的時候卻又留下一句話：“那就放到這兒吧，什么時候想寫再說。”然后又補充了一句：“沒日子。”我當時很奇怪，不知道平時對我們和藹可親的啟功先生今天為什么發(fā)了脾氣?；氐郊依镬o下來一想，忽然明白了。看起來事情還是出在傳主朱棣這個人身上，朱棣當年設奴兒干都司，開設建州衛(wèi)，與滿洲開國關系甚為微妙，啟功先生作為清朝的皇族，這種事情他當然還是要回避一下的，我確是有些難為啟功先生了。

最后還是自己動手，寫了“永樂皇帝”四個字，就作為書封面的題字，自己為自己的書題寫書名，也虧得那時候年輕，無知無畏，現(xiàn)在想起來，深感慚愧不安。轉眼間三十多年時間過去，每每看到這本書的時候，還會想起這段往事。

那時候我們隨先師剛主（謝國楨）先生讀研究生畢業(yè)未久，選擇明成祖朱棣研究，目的還是為了由此略窺有明一代典章制度。當時吳晗先生的《朱元璋傳》是我們必讀的經典傳記，不過朱棣這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卻尚未有傳記出版，而且據(jù)我所知，關于朱棣的研究成果也幾乎未見，我的這本《永樂皇帝》竟然成為了第一本關于朱棣的歷史傳記，后來還由臺灣出版了繁體字本。此后幾年陸續(xù)便有不少關于朱棣的專著出版問世，這些專著各有特色，拜讀之余，也感到我當年這本書中的許多不足，一直有心修訂，只因事務繁多，而我自己治史的旨趣又轉而為明代的文化與晚明史，因此也就一直未能著手修訂這本舊作，這一放便是二十余年。

前幾年，央視《百家講壇》讓我去講明朝皇帝，于是又重新拾起了這個舊題目，寫成了一部講稿。后來雖然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這本講稿，但那畢竟不是一本研究成果。恰在此時，長春出版社找我，想再版當年的舊作，于是將原書重新?？币槐?，部分章節(jié)稍稍作了一些調整，未有太多改動，便再度刊行。

今年初，中華書局擬出版“中華帝王傳記”，與我商量，欲將拙著《永樂皇帝》收入。這令我感到很大的壓力，也不得不花一些時間將這本舊作認真修訂，于是才有了這第三版的朱棣傳記，書名也定為《明成祖大傳》。

說起明成祖朱棣，這確實是一個令研究者感到十分糾結的歷史人物。雖然近年以來，對于他的評價從一味否定轉變而為毀譽參半，對于他的歷史功業(yè)也多予肯定，但是隨著近年來尋找建文帝蹤跡熱，在大多數(shù)人心目中明成祖這個人還是過于殘酷，終究未能改變暴君的形象。記得我在《百家講壇》講課的時候，有聽眾問我是不是很喜歡朱棣其人，這令我很難回答。想起他自幼喪母的孤獨，想到他從藩王到皇帝無人能夠相比的辛勞的一生，想到他病中治國的艱難，想到他所做的那些驚天動地的事業(yè)，想到他最終死于征途的悲壯的一幕，我確實深為他的一生所感動。但是看到他為掩飾篡位之舉而用種種慘無人道的刑法對付那些手無寸鐵的建文遺臣和他們的戚屬，他因為個人的病態(tài)去屠殺那些宮廷中柔弱的少女，看到他為了防人之口而設立宦官特務機構東廠的時候，我們又無法原諒他的所為。成祖的殺戮不同于太祖，太祖出身貧微，唯恐功臣或有篡逆之舉，屢興大案。但其所誅殺，多為開國功臣，或貪腐的官員，或涉及有所疑慮的士大夫大族，終究找得到些許理由。成祖的殺戮則專以對付建文的遺臣，且盡皆為忠臣，情況又不盡同。記得我當時對聽眾說，我并不喜歡明成祖其人，因為他太過殘酷。但是我佩服他，我甚至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成就的帝王，無人能夠企及。

明代的開國，從朱元璋開始，本來到建文時代便當結束，只因“靖難”之役，成祖奪位，將這開國的時代又延長了二十余年。有明一代的體制，奠定于明太祖朱元璋，卻完成于明成祖朱棣，所以后世稱之為成祖，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成功是明太祖朱元璋未能解決文武之爭的必然結果，而明成祖的時代，則是明朝開國的尾聲，自永樂設置內閣及削藩以后，從朱元璋時代延續(xù)下來的文武之爭漸趨結束，文官治國的形勢日漸明朗，成祖設內閣、立太子、定科舉諸多的安排已經將國家引向治世，所以他又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帝王，為其后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礎。

如同所有人一樣，成祖有他的性格特點。他的性格雖然不為人們所喜，卻極為適合一代帝王。他能夠成功奪位，并且成就“遠邁漢唐”的“永樂盛世”，與他那不同常人的性格有著極大的關系。冷酷，堅韌，為理想付出一切乃至生命，這便是成祖的性格，也是他成功的重要條件。這也正是我對他感到欽佩的原因。當然，成祖是一位專制帝制時代的統(tǒng)治者，他也必然不可能脫離那樣的歷史角色。明人筆記中記載了一個小故事，庶吉士劉子欽酒后微醉，在文淵閣中席地酣睡，為奉命刺事的宦官發(fā)現(xiàn)，報告給成祖，成祖罰他免官充為吏員。劉子欽自知有錯，略不分訴，換上吏員的服裝到工部就職，與群吏共侍于堂上?；鹿賹⒋饲樾螆笾勺?，成祖召他來，見他身著吏員服，說了聲“好沒廉恥”，又讓他回內閣去了。須知“好沒廉恥”正是帝制專制的產物，所謂“作養(yǎng)士氣”，在這一刻已經蕩然無存。

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寧可先生在《歷史研究》上發(fā)表文章，談到“歷史主義”的問題，我感到這是我們評價歷史也包括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最重要的理論角度。朱棣雖然是一個專制皇帝，但是他畢竟在歷史上作出巨大貢獻，在中國近古以來的歷史上，沒有哪一位皇帝有他這樣的功業(yè)。我以為這也正是我們評價成祖其人的基本出發(fā)點。

這次修訂，前后用了一年時間，又重溫了一遍成祖和他的那個歷史時代。在這本歷史人物傳記將要付梓之時，寫上這樣幾句，自是對讀者有一個歷史的交待。

作者

2016年10月3日

于北京亦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