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研究

音樂文學視野中的漢樂府詩本體特征

杜運通（潮州，廣東韓山師范學院中文系，521041）

摘要：漢樂府詩是我國古代音樂文學的翹楚之作，具有詩歌文本和演唱文本的雙重屬性，處于歌唱、舞蹈狀態(tài)的詩歌表演才是漢樂府詩的最終完成態(tài)。在現今的文學史和相關研究成果中，主要著眼于它的思想價值和文學藝術的表現，而漠視了它的樂舞文化的主體性。本文從音樂文學的視野，深入探討了漢樂府文本載體的多元性、敘事描寫的再現性、浪漫傳奇的多變性、傳播方式的演唱性和語言通俗的普適性等本體特征，這對于正確認識我國古代詩歌的本真面貌和豐富詩學理論的內涵都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漢樂府詩 音樂文學 文本多元 敘事再現 浪漫傳奇 演唱傳播 通俗普適

作者簡介：杜運通，男，河南洛陽人，現為廣東韓山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碩士生導師。

漢樂府詩是漢代詩歌的菁華，是我國詩歌發(fā)展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后的第三塊里程碑。也是我國古代音樂文學的翹楚之作，具有音樂與文學的雙重屬性，是我國古代詩歌中詩學和音樂學相交融的一種新范本。從兩漢人文背景的實際狀況來看，漢樂府詩原初喜聞樂見的音樂演唱的愉悅功能要遠遠高于它的思想教化的文學功能，其詩歌的語言要素是為歌舞藝術的表演服務的，因此，才有“樂府重聲不重辭”之說?；蛘邠Q句話說，漢樂府詩的本真面目就是一種演唱藝術的語言載體。但在現今的文學史和相關的研究成果中，主要著眼于它的思想價值和文學藝術的表現，而漠視了它的樂舞文化的主體性，給受眾以舍本逐末、以偏賅全之嫌。本文擬從音樂文學視野探討漢樂府詩的本體特征，這對于正確認識我國古代詩歌的本來面貌和豐富詩學理論的內涵都有著重要意義。

一 文本載體的多元性

漢樂府詩與現代詩不同，現代詩主要是具有文學審美的功能，并通過這種功能達到宣泄情感、以美育人的作用。而漢樂府詩的突出特征，是詩、歌、舞、器相結合的一種綜合藝術。它不僅具有文學的教化功能，而且還具有樂主娛賓的愉悅功能。其娛樂的功能要重于政治教化的功能，這是漢樂府詩的美學特征之一。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漢樂府是配合樂舞演唱的詩歌。一語道出了漢樂府詩文本載體的多元性特質。

（一）詩言志

詩是漢樂府文本最基本的語言載體。《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闭f明我國古代詩歌、音樂和舞蹈是同源同流的綜合藝術。樂府詩亦然。劉勰《文心雕龍·樂府》說：“樂辭曰詩”，“詩為樂心”。意思是說，漢樂府的歌辭就是詩，詩是漢樂府的核心和靈魂。漢樂府詩意蘊豐贍，情真辭警?；驅懷缬螝g樂之景，或抒愛戀憂愁之情，或敘生離死別之懷，或訴苛政兵役之苦，或嘆人生短暫艱辛，或慕神仙逍遙自在，這些都是詩人心態(tài)的流露，情思的噴發(fā)，是漢樂府詩文本言志抒情的具體體現。

人的思想情感不同，言志抒情的漢樂府詩形式也不同。漢樂府詩大體分為四種：第一種《詩經》形式。以四言為主，分為二音步，語言質樸，詞約義豐。如《公無渡河》《牢石歌》《岑君歌》等。第二種楚辭中的“騷體”形式。每句七至八字，語助詞“兮”位于句子中間，風格悲壯激切。如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等。第三種五、七言形式。五言形式以三音步為主，如《枯魚過河泣》《江南》《長歌行》等；七言形式以四音步為主，如司馬相如的《琴歌二首》等。尤以五言形式居多，風格整飭莊重。第四種雜言形式，句式長短不一，風格自由活潑。如《戰(zhàn)城南》《婦病行》《孤兒行》等。樂府詩大都篇幅簡短，語言暢達，音韻優(yōu)美，使詩、歌、舞達到了高度的和諧統(tǒng)一，這些詩形式的多樣性為抒情言志打開了方便之門，使讀者看到了兩漢時期的社會寫真和不同階層人的喜怒哀樂。

（二）歌永聲

“歌”是漢樂府的音樂載體?！坝馈奔丛?，是按照一定的腔調演唱；“聲”即樂譜。漢樂府詩原來皆有辭有聲，聲辭合寫，或先聲后辭，或先辭后聲，志盡于詩，音盡于曲。但后來隨著時間的流逝，樂曲絕大部分亡佚，只剩下無聲的樂辭，即我們今天看到的詩。

漢樂府詩所用的聲調大概有四種：（1）雅聲。即周代之遺音。這種聲調影響很小，據有的研究者說，在現存作品中，無一首出于雅聲。（2）楚聲。漢高祖劉邦為楚人，素喜楚聲。因此，楚聲在漢樂府詩中出現最早，地位最高，影響也最大。楚在戰(zhàn)國時是南方的大國，后人說的“南音”即指“楚聲”。音韻學家認為，楚聲屬于去聲，具有迂緩悠長、哀婉凄清、音節(jié)頓挫、激情淋漓的感情色彩，特別能引起受眾的共鳴。（3）秦聲。自春秋以來，秦楚并雄。漢取代秦后，定都長安，長安原為秦地，秦聲自然占有天時地利之便。不僅如此，秦聲與楚聲風格迥異，具有北方那種悲涼、雄壯、急促、豪邁和粗獷的情調，與楚聲各具濃郁的地方音樂色彩，從而形成兩大聲調系統(tǒng)。（4）新聲。即北狄與西域之聲。漢初始輸入，武帝時受到青睞，融入漢樂府詩中，中外交融后，形成一種“新聲”，現存的《鐃歌十八曲》皆出于新聲。漢樂府詩合樂一般有三種途徑：一是采用“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的曲調為新辭協律；二是李延年等音樂家為司馬相如等文人創(chuàng)作的詩辭配置樂譜；三是民間的樂工、藝人改編或自創(chuàng)新譜新辭。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曰：“詩聲曰歌”“聲為樂體”，可見樂府詩就是歌辭，聲是音樂的載體，也是樂府詩的主體，演唱是其主要傳播方式。

（三）舞動容

“舞”是漢樂府詩的肢體語言。它的表現對象是詩，它可以使詩的內容由抽象而變?yōu)榫呦?，由文字語言轉化為人體律動。漢代的舞曲分《雅舞》和《雜舞》兩種，前者用于郊廟朝饗，歌辭多言文武功德；后者用于宴會，意在娛樂歡慶?，F存漢代舞蹈種類很多，有“折腰舞”“巾舞”“七盤舞”“踏鞠舞”“槃舞”“鞞舞”“拂舞”“鐸舞”“白纻舞”等，其中的“七盤舞”幾乎風靡兩漢。但這些舞蹈至今大都沒有相伴的歌辭。據《宋書·樂志》載，現存舞蹈有歌辭的僅有兩篇，其一為《圣人制禮樂篇》，屬于鐸舞，聲辭雜寫，為《云門》的曲唱本；其二為《巾舞歌詩》，屬于巾舞，正文前題為“巾舞歌詩一篇”，正文后又題為“右《公莫巾舞歌行》”。其后有人稱之為《公莫舞》。這是一個“母子離別舞”，是一出有角色、有情節(jié)、有科白的早期歌舞劇形態(tài)。一般來說，漢代的舞蹈肢體柔軟，一舉一動之間顯露出舞者身姿的秀美。高雅、飄逸的舞風給人一種飛鴻翩翔、游龍婉轉、心曠神怡之感。

（四）器益美

這里的“器”指樂器伴奏。漢樂府詩在演唱時多有樂器和舞蹈相伴，樂器伴奏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歌或舞?！稑酚洝酚州d：“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闭f明樂器伴奏與詩、歌、舞相輔相成。樂器伴奏可以使歌聲變得悠揚怡人，更加悅耳動聽，也可以使舞蹈的律動愈益形象優(yōu)美，令人神往。宋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將樂府歌曲分為十二類，不同類型的歌曲有不同的樂器伴奏。諸如，鼓吹曲主要以擊樂器和吹樂器的鼓、排簫、笛和笳的演奏為主；橫吹曲則以鼓和角為主，于軍中馬上奏之；相和歌多用彈弦樂器和吹管樂器，其中常用的樂器有笙、笛、琴、瑟、琵琶等，這些樂器大部分來自民間。漢后出現的清商樂，其伴奏樂器有鐘、琴、箏、笙、簫、篪、塤等15種之多。從中國古代音樂史可以看出，兩漢時期隨著俗樂的發(fā)展，吹管樂器和彈撥樂器的演奏頗引人注目，以琴伴歌是當時一種盛行的演出形式。

二 敘事描寫的再現性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漢樂府詩“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sup>[1]對于漢樂府詩“感于哀樂”，抒發(fā)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感情的現實主義精神，評論界眾口一詞，沒有任何異議。而對于樂府詩“緣事而發(fā)”所引起的敘事性特點研究者卻有不同的看法。游國恩先生認為：“漢樂府民歌的最大的最基本的藝術特點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點是由它‘緣事而發(fā)’的內容所決定的?！?sup>[2]而趙敏俐先生則認為：“漢人所看重的并不是歌詩所表現的故事內容，而是對歌舞音樂的欣賞和情感的抒發(fā)，敘事而占次要地位。一些學者認為‘漢樂府的最鮮明特點是敘事’云云并不符合它的實際。漢樂府歌詩的主體仍然是短小的準故事和抒情詩，它的主要藝術成就也表現在這一方面。”^[3]這里顯然涉及了對“緣事而發(fā)”的理解問題。

袁行霈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概論》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比較科學的詮釋。他說：“‘緣事而發(fā)’是指有感于現實生活中某些事情發(fā)為吟詠，是為情造文，而不是為文造情。事是觸發(fā)詩情的契機，詩里可以把這事敘述出來，也可以不把這事敘述出來?！壥隆c‘敘事’并不是一回事。”^[4]緣事不同于敘事，緣事的事指的是本事，即引發(fā)詩歌創(chuàng)作的具體事件。據有人統(tǒng)計，現存漢樂府詩148首，其中有本事流傳下來的就有65首，占總數的44%以上。事實上，有本事的漢樂府詩遠不止這些，有的本事在流傳過程中遺憾地失傳了。但有本事并不等于就是敘事詩。不論是游先生還是趙先生，在他們的著作中都看到了漢樂府詩的敘事性，只不過對這種敘事性在漢樂府詩中所占的比重與所起作用的大小認識有些不同罷了。

漢樂府詩的敘事性主要表現在敘述體的詩?！皵⑹隆倍謱嶋H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以“事”為主的紀實性，一是以“敘”為主的敘述性。這種敘事性的內容取向和敘述式的表現形式互相統(tǒng)一，形成了漢樂府詩敘事描寫的獨特風范。敘事并非濫觴于漢樂府詩。早在遠古時期的民間歌謠中已顯露端倪。《詩經》“國風”中的《七月》《東山》，“大雅”中的《生民》《公劉》《大明》，“小雅”中的《出車》《甫田》等，或敘述初民的農事活動，或描寫古代的戰(zhàn)爭場景，或記載人們的喜慶歡樂，或歌頌始祖的豐功偉績，有人物、有事件、有場面，基本上具備了敘事作品的主要特征。但在《詩經》中成功的敘事作品尚屬鳳毛麟角。尤其是缺乏典型的事件、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和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與《詩經》相比，漢樂府的敘事詩不僅表現出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質的日臻完善與成熟。

漢樂府詩中約三分之一為敘事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創(chuàng)作主體在選擇敘事對象時，善于發(fā)現現實社會中富有詩意的典型生活片斷，攝入自己的藝術鏡頭，使描述的筆觸集中在一個焦點上，既避免過多的交代與鋪陳，又能通過這個聚焦點映射出廣闊的社會背景。如寫下層人民貧病交加的《東門行》《婦病行》；寫人世艱險、陷阱四伏的《枯魚過河泣》《蜨蝶行》；寫婦女遭受遺棄痛苦的《白頭吟》《怨歌行》；寫戰(zhàn)爭和兵役帶給人們沉重災難的《戰(zhàn)城南》《十五從軍征》；但也有歌吟男女間誠摯堅貞愛情的，如《上邪》《迢迢牽牛星》；有的則禮贊婦女的機智、能干和反抗精神，如《陌上桑》《隴西行》《羽林郎》等等。這些詩篇大都來自民間，是“漢世街陌謠謳”（《宋書·樂志》）的一部分，通過一人一事一物的簡短鋪敘，再現了兩漢時期的人生世態(tài)和社會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