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體詩人及相關(guān)人物研究

超社逸社：被歷史遺忘了的文化遺產(chǎn)

民國初年，在上海租界之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批遺民詩社，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超社和逸社。這兩個詩社的成員，如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樊增祥和陳曾壽等，大多是清末民初舊體詩詩壇中的重量級人物。但是，對于超社逸社，一般研究者還相當陌生，因為長期以來，它們未能進入文學史的敘事框架之中。不僅各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沒有提到超社和逸社，甚至連關(guān)注新舊文學演進軌跡的近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如錢基博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和任訪秋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也沒有片言只語提到超社和逸社。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最近幾年，超社、逸社才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之中。較早注意到超社和逸社的是胡曉明、李瑞明主編的《近代上海詩學系年初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書中多次提及超社和逸社。緊接著，袁進在《上海文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近代編中也提到了這兩個詩社，并且有相當正面的評價。可惜，由于體例的原因，這兩部著作中涉及超社逸社的部分非常簡略。兩年后，楊萌芽在《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的第三章第三節(jié)中，專門談到超社和逸社在上海的結(jié)社活動，甚至對詩社的集會做過一些考證工作，這是近年來最細致的研究工作，可惜超社逸社只是他龐大架構(gòu)中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因此，他的研究仍不免簡略。本文擬依據(jù)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對超社和逸社做一個綜述性的介紹和分析。

一、超社逸社小史

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后，大批清朝官吏和士人先后避居于上海租界之中。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在清末就已經(jīng)是著名的詩人，還有一些人是喜歡吟詩作賦的高級官員。他們大多住在以跑馬場、靜安寺和張園為中心的區(qū)域之內(nèi)，經(jīng)常舉行各種形式的聚會，或宴集，或打詩鐘，或舉行五角會、十角會，彼此間的往來十分方便和頻繁，而交往之中心活動則是詩歌唱和。

到壬子（1912）年底和癸丑（1913）年初，由于居所的毗鄰、彼此間的多重淵源關(guān)系、共同的政治立場和文化意識，經(jīng)過一年有余的接觸，終于形成了一個成員相對穩(wěn)定的詩人群體。主要成員有瞿鴻禨、樊增祥、沈曾植、陳三立、沈瑜慶、繆荃孫、梁鼎芬、周樹模、左紹佐、吳慶坻、吳士鑒、王仁東、林開謩。很快，他們就組織了超社。后來，超社解體，在此基礎(chǔ)上又形成了逸社詩人群體?，F(xiàn)將超社和逸社主要成員的基本情況列在下表之中。

續(xù)表

超社的成立是這群詩人共同協(xié)商的結(jié)果，但具體源起于樊增祥的一則啟事。大約在癸丑（1913）年正月二月之間，樊增祥在詩人群體內(nèi)部發(fā)布了一個名為《超然吟社第一集致同人啟》的啟事^[1]。這是超社成立的一個綱領(lǐng)性文件。由此可知，超社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打發(fā)時光、聯(lián)絡友情和琢磨詩藝。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批旅居的遺民詩人需要一個交流存在感受、互相溫暖、砥礪風節(jié)的社交空間，當然，這一點樊增祥并沒有意識到，但實際上一直是維系詩社的關(guān)鍵因素。超社的活動形式是“或縱情清談，或觀書畫，或作打鐘之戲，或為擊缽之吟。即席分題，下期納卷”。集會的核心內(nèi)容是分題賦詩。超社的社集頻率是“月凡再舉”，即每月集會兩次。當然，這是最初的設(shè)想，后來并未貫徹到底。超社與以往的古代的文學社團有很深的聯(lián)系。小啟中“惟茲吟社，略仿月泉”一語，即點明了超社與南宋遺民詩社月泉吟社的淵源關(guān)系。啟中還提到司馬光退居洛下所組織的“真率會”。除月泉吟社和真率會之外，超社以及后來的逸社實際上與一系列詩社（如汐社、白蓮社、東林社、幾社、復社）都有很密切的精神鏈接。

1913年3月29日（癸丑展花朝日），超社同人在樊增祥寓所樊園（今南京西路）舉行了第一次雅集，超社正式宣告成立。與會者11人，主人是樊增祥，主題是看樊園杏花，限東韻做七古一首。緊接著，第二次雅集于4月9日（癸丑上巳日）在樊園舉行，主人是瞿鴻禨，與會者10人，主題是用杜詩《麗人行》韻作七古一首，再以“暮春之初天朗氣清群賢畢至”序齒分韻，賦五古一首。此后，超社舉行了多次集會，每次集會的形式基本上與這兩次集會相同或相仿，即，有一個約定的時間（時間點通常有一定的文化意味），有一個約定的地點（通常也有一定的文化意味），輪流由某位成員做主人（特殊情況下也有多位主人），其職責是負責召集此次集會并且承擔宴集費用，每次集會都有一個主題，眾人須圍繞該主題賦詩。

超社成立之后一年之中，社集頻繁，成員們有相當充分和愉快的交流。但是，1914年初夏開始，超社社員周樹模、左紹佐、樊增祥先后北上，接受了袁世凱政府的官職，這是對超社同人基本政治立場的背離。與此同時，清史館開館，繆荃孫和吳士鑒接受了清史館總纂和纂修之職。這些人的“出山”或“半出山”，尤其是樊增祥的出仕，直接導致了超社社事的停頓和解體。于是，逸社隨之出現(xiàn)。

1915年3月10日，在瞿鴻禨的召集之下，十四位遺民詩人在沈曾植寓所舉行集會，宣告逸社成立。逸社實際上是超社在新階段的新名稱，因為除了馮煦、陳夔龍、朱祖謀和王乃徵四人之外，其他成員還是超社的原班人馬，活動方式和宗旨與超社也幾乎沒有差別。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逸社其實就是超社的延續(xù)。

逸社至少了存在13年之久。十余年中，社史變遷頗多，但初步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15年3月10日（逸社第一集）到1920年逸社重開，大約有五年時間。第二階段是1920年4月7日逸社重開直至逸社自然消亡，至少有八年之久。

逸社成立之初的集會還比較頻繁而有規(guī)律，但是，從1915年秋天開始，紛繁復雜的政局吸引了大部分成員的注意力。一部分人甚至直接卷入了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無暇旁顧。因此，逸社的集會活動時斷時續(xù)。張勛復辟失敗之后，逸社的集會活動更加稀少，后來幾近于消停。在此情形下，幾位不甘寂寞的人（主要是陳夔龍、沈曾植和馮煦）開始醞釀重開逸社。

1920年4月7日，在陳夔龍、沈曾植、馮煦等人的推動下，逸社重開，并在陳夔龍寓所花近樓舉行了第一次雅集。逸社重開之后，最初的集會比較有規(guī)律，每月十九日定時集會，月必一集。但是，四次社集之后，集會再次“失常”，又呈現(xiàn)出時斷時續(xù)的狀態(tài)。是年冬天，諸老發(fā)起了較有規(guī)律的消寒社集。消寒社集是逸社社集活動的一部分，以消寒為目的，一般自冬至前后開始，每冬共有九次左右的集會。逸社消寒社集支撐了很長一段時間。從陳夔龍《花近樓詩存》中的記錄來看，自1920年至1927年，除1924年冬天情況特殊以外，年年冬天都有消寒會。

逸社十余年社史就是一個不斷新陳代謝的歷史。1920年逸社重開其實已經(jīng)是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人員更迭。參加重開第一集的詩人當中，初期逸社的成員只有五位，而新人卻有七位，他們是：王秉恩、鄒嘉來、余肇康、陳夔麟、章梫、胡嗣瑗、陳曾壽。后來，由于老社員的不斷去世，逸社要繼續(xù)存在下去必須不斷地接納新的成員。自1921年起，先后參加逸社集會的有陳邦瑞、鄭孝胥、鄭家相、朱榮璪、吳慶燾、秦炳直、汪詒書、沈銘昌、黃心霖等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鄭孝胥。但是，無論怎樣不斷地“新陳代謝”，重開之后的逸社難以恢復超社和初期逸社的盛況。除了1920年有比較經(jīng)常的社集和此后數(shù)冬的消寒會之外，逸社社集一直時續(xù)時輟，沒有長性。困擾逸社的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社員的遷移不定，二是社員的老病或去世。隨著人物的不斷凋零，逸社越來越衰敗。

1928年之后，逸社消寒會還存在了幾年。最后階段，除了陳夔龍以外，參與逸社消寒會的還有秦炳直、喻長霖、黃心霖、汪詒書、林葆恒、袁思亮、沈麟雨和夏敬觀等人，相較于初期逸社，這些都是“碩果僅存”的“新面孔”。幾經(jīng)蛻變，最后階段的逸社實際上已經(jīng)不再是當初的那個逸社了。1932年，發(fā)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使這個“面目全非”的逸社完全解體。在日軍侵華的炮火聲中，逸社徹底風流云散了。

超社存在的兩年之中，集會活動至少在26次以上。平均下來，基本上每月都有一次集會。逸社存在的十余年中，至少有109次以上的集會。超社和逸社的每次集會幾乎都有一個明確的主題。關(guān)于集會之時間、地點、與會者、主人、主題等基本情況，筆者曾經(jīng)有過比較詳細的考證，并且形成了三個表格，可惜，由于篇幅的原因，這里無法列出這些表格。^[2]

二、超社逸社詩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活動

超社逸社的成員中，絕大多數(shù)曾經(jīng)是清王朝政治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其政治傾向非常明顯。超社成立小啟中“吾屬海上寓公，殷墟黎老”之語即可說明超社的自我定位是遺民詩社。它的政治立場很明確，即，忠于清朝而拒絕民國。這是超社成立和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礎(chǔ)。后來，因為樊增祥等人背離了這個立場，使超社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當時的上海租界中甚至有人譏諷“超”社成員“聞召即走”^[3]，因此，超社不得不宣告解體。逸社的成立是對忠清立場的再次宣示，其主要成員都是真心忠于清室的遺民。

遺民意識成為影響超社逸社詩人生活和生命的第一要素。例如，辛亥除夕，繆荃孫在日記中寫道：“聞上已遜位，清國遂亡，自此以后，偷息人間，與已死何異?！?sup>[4]《藝風老人年譜》的編寫到此戛然而止，最后的幾句話是：“國破家亡，生不如死?！?sup>[5]從某種程度上說，清朝的覆亡對于他們而言，無異于宇宙秩序的崩毀和精神生命的終結(jié)。從這一刻起，對清王朝的痛悼和對民國共和的痛恨便主宰了他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他們大多在清亡的那一刻就已下定了要以遺民終身的決心。例如，1911年11月14日，鄭孝胥曾對來訪的朋友表示：“吾為人臣，惟以遺老終耳?！?sup>[6]陳三立亦在感嘆清帝遜位的《無題》詩中說：“生逢堯舜為何世，微覺夷齊更有山?！?sup>[7]他們不僅以遺民自處，有時甚至還稱自己為“流人”、“罪人”、“戮民”，這些稱謂中既包含著深深的自責，又帶著強烈的政治意識和情感色彩，表達了他們對清王朝和古典政治理念的無限忠誠以及拒絕接受現(xiàn)代政制的絕決姿態(tài)。

超社逸社詩人的政治理想人各有別，但是，多數(shù)人傾向于君主立憲政體，因此，恢復清帝的統(tǒng)治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目標，復辟是他們念茲在茲的夢想。他們不僅通過詩歌的方式對故國進行深情嘆惋，而且，還以實際行動為復辟出謀劃策、勞碌奔波，從而深深地走進了民國政治史的電光塵影之中。于是，政治密謀的成敗便與超社逸社的社集活動有了相當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也與詩人們的生活境況和情感狀態(tài)形成了直接的聯(lián)系。

自清朝覆亡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就開始致力于復辟的事業(yè)，直到日軍戰(zhàn)敗和偽滿覆亡為止。三十余年中，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顛覆袁世凱、張勛復辟和籌建滿洲國等一系列的重要政治事件。

在超社逸社詩人的眼中，袁世凱是“只手覆人國”的“竊國大盜”，是清室復辟的最大障礙，因此，顛覆袁世凱的統(tǒng)治就成為復辟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1913年年初，惲祖祁在談到復辟戰(zhàn)略時說：“第一要著為先除掉袁世凱，在北京舉事，擁宣統(tǒng)復位，號令天下?！?sup>[8]而惲祖祁正是包括沈曾植、鄭孝胥等人在內(nèi)的上海復辟派的中堅人物之一。沈、鄭等人經(jīng)常與其密籌復辟之策。1912年，劉廷琛等人在青島潛樓密謀發(fā)動叛亂，惲祖祁、沈曾植、鄭孝胥、梁鼎芬等人也曾參與此次密謀活動^[9]。二次革命之后，沈曾植等人看到袁世凱與革命黨人的矛盾，開始加緊復辟密謀活動。他們?yōu)榈乖蛷捅僮隽碎L時間的準備工作，但是，直到1915年袁世凱策劃稱帝，倒袁的最佳機會才真正來臨。為了倒袁和復辟，超社逸社詩人曾經(jīng)聯(lián)絡和結(jié)納過多種力量，其中有北方復辟實力派、其他的上海遺民、地方軍閥和海外援助力量，甚至還包括革命黨人，儼然組成了一個反袁的同盟陣線。例如，沈曾植與康有為在上?！叭障ν嬌场?sup>[10]；章梫為溝通南北復辟力量而奔走于上海與青島之間；沈、鄭與日本聯(lián)系密切，甚至王國維也成為沈曾植等人的“情報員”。選派有生力量使其打入軍閥內(nèi)部是他們重要的策略之一。年輕有為的胡嗣瑗是沈曾植等人派出的一位“諜報人員”，與此同時，康有為也派出了門生麥孟華和潘之博。他們先后打入馮國璋的幕府，后來確實發(fā)揮了棋子般的作用。在沈曾植、瞿鴻禨等人“合縱連橫”的策略之下，復辟派與革命黨聯(lián)合行動，促成了西南的獨立，最終導致了袁世凱帝制夢想的破滅。

袁世凱去世之后，相當一批逸社詩人又卷入了張勛復辟的密謀和行動之中。例如，從1916年年底到1917年初，沈曾植的詩作幾乎都在隱說復辟之事，字里行間都流露出難以抑制的興奮之情。丁巳（1917年）正月，沈曾植、瞿鴻禨、沈瑜慶、鄭孝胥等人為《靈武勸進圖》題詩，表現(xiàn)出空前的亢奮情緒。1917年春夏，逸社詩人大多處在焦慮和興奮之中。6月初，胡嗣瑗從北方給上海遺老帶來了確切的復辟信號。6月8日，沈曾植連忙給劉廷琛發(fā)去了密信一封，信中附有代擬的《復位奏議》、《第一月行政大略》和《第一詔書》，建議實行復辟應在“疾雷不及掩耳之時”^[11]。接著，在張勛和劉廷琛的邀請之下，胡嗣瑗、陳曾壽、沈曾植、王乃徵等人先后奔赴北京，直接參與了張勛復辟。復辟內(nèi)閣名單中，逸社成員就有五位，他們是：胡嗣瑗（內(nèi)閣閣丞）、沈曾植（學部尚書）、陳曾壽（學部右侍郎）、王乃徵（法部右侍郎）、章梫（學部左丞）^[12]。在以宣統(tǒng)為名義所發(fā)布的一系列詔書之中，瞿鴻禨被授予大學士之職，陳夔龍、鄒嘉來、馮煦、朱祖謀等人被授予弼德院顧問大臣之職，鄭孝胥也被明令召往北京（未赴）。毫無疑問，這些人都曾參與復辟的密謀。宣統(tǒng)師傅梁鼎芬更是直接卷入復辟事件之中。

張勛復辟的失敗對逸社詩人的打擊非常之大，但是，他們并未放棄復辟的夢想。他們開始以一種更隱蔽、更熾烈、更壓抑、更悲涼的方式想望著復辟。隨著政局的風云變幻，緊跟著清室小朝廷的動向，他們把近乎幻想般的希望寄托在一個又一個的軍閥或國外勢力身上。但是，軍閥和國外勢力的立場不斷改變，因此，他們的晚年一直處在希望與失望并存的心境之中。大部分超社逸社詩人都在頹唐失意之中離開人世，長壽和較年輕的則又與偽滿洲國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1924年遜帝出宮前后，鄭孝胥、胡嗣瑗、陳曾壽、楊鐘羲、林開謩等人紛紛北上，成為溥儀身邊的侍臣。1928年6月之后，國民革命軍控制了京津地區(qū)，清室復辟基本無望，甚至連遜帝何去何從都成為一個很急迫的問題。但是，“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給溥儀和復辟派帶來了意外的生存空間。溥儀成為日軍侵華戰(zhàn)略中的一個棋子，這使逸社詩人陷入了忠于君主還是忠于國家的倫理困境之中。

早在清朝覆亡之初，部分清室復辟派尤其是宗社黨就有回到“龍興之地”的想法。但是，上海遺民如瞿鴻禨、沈曾植、陳三立等人都堅決反對這個設(shè)想。然而，“九一八”之后的局勢與民國初年有很大的不同?！熬乓话恕敝?，日軍占領(lǐng)了東北大部，迫切需要扶植一個傀儡政府，溥儀則是他們的首選人物。在是否應該支持遜帝投靠日本人的問題上，逸社內(nèi)部發(fā)生了很大的分歧。鄭孝胥力主利用這個機會在東北“建國”，而陳曾壽、胡嗣瑗和絕大部分逸社詩人都持質(zhì)疑或反對的態(tài)度。但是，溥儀沒有聽從反對的意見，秘密抵達東北。鄭孝胥與日本軍方簽訂了出賣東北利權(quán)的密約，偽滿洲國建立。在“君臣大義”的約束之下，胡嗣瑗和陳曾壽抱著見機挽救的希望，無可奈何地進入東北，為溥儀繼續(xù)效力。最后，因為企圖為溥儀爭取更大的權(quán)力，他們被日本軍方視為眼中釘，不得不先后辭職。而鄭孝胥也被關(guān)東軍解職，“曲線救國論”完全失敗。

東北變局使許多逸社詩人陷入了難以申辯的痛苦之中。最后，在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的炮火聲中，絕大部分詩社成員離開了人世。他們要么被釘在恥辱柱上，要么被歷史的風塵所掩埋。

三、超社逸社詩人的文學成就和文化追求

曾經(jīng)參加過超社、逸社活動的至少有32人以上。這些人中，有詩集流傳下來的大約有23人，他們是：瞿鴻禨（《超覽樓詩稿》）、樊增祥（《樊樊山詩集》）、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繆荃孫（《藝風堂詩存》，《藝風堂文漫存》中也有部分詩作）、沈瑜慶（《濤園集》）、梁鼎芬（《節(jié)庵先生遺詩》）、周樹模（《沈觀齋詩》）、沈曾植（《海日樓詩》）、陳夔龍（《松壽堂詩鈔》、《花近樓詩存》、《鳴原集》、《庸龕詩鈔》）、陳曾壽（《蒼虬閣詩》）、鄭孝胥（《海藏樓詩集》）、楊鐘羲（《圣遺詩集》）、章梫（《一山詩存》）、吳慶坻（《悔余生詩》）、吳士鑒（《含嘉室詩集》）、余肇康（《敏齋詩存》）、王乃徵（《嵩洛吟草》）、朱祖謀（《彊村語業(yè)》、《彊村棄稿》）、馮煦（《蒿庵詞》，《蒿庵隨筆》中有部分詩作）、王仁東（《完巢剩稿》）、左紹佐（《竹勿生詩鈔》）、王秉恩（《養(yǎng)云館詩存》）、吳慶燾（《竿珠仙館詩存》）。其中，當時已有詩名的就有十余人。例如，進入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的有15人，分別是：陳三立、沈曾植、梁鼎芬、陳曾壽、鄭孝胥、樊增祥、朱祖謀、馮煦、吳士鑒、瞿鴻禨、陳夔龍、周樹模、沈瑜慶、楊鐘羲、王乃徵。若以作品的特色和成就論，相當一部分人有資格進入文學史書寫，成為歷史留給后人的文學遺產(chǎn)。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政治原因，他們的文學成就被否定或被低估了。

十余年來，由于國學熱和陳寅恪的被發(fā)現(xiàn)，陳三立最先被學者們重新發(fā)現(xiàn)。隨后，沈曾植、鄭孝胥等人也開始成為晚清民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點對象之一。近年來，涌現(xiàn)出了一批以超社逸社成員為對象的個案研究著作和論文。但是，力作不多，人員有限，有深度的更少。從詩學的角度來說，新時期的研究大多還不能超越汪國垣等一批民國學者的研究水平，因此，他們的研究成果仍然是我們進入晚近詩學的一座橋梁。

在汪國垣、錢基博和錢仲聯(lián)看來，陳三立、沈曾植和鄭孝胥是同光體詩人的代表人物。汪國垣在《光宣詩壇點將錄》中列出了兩位“詩壇都頭領(lǐng)”，把“天魁星及時雨宋江”的寶座交給了陳三立^[13]，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錢仲聯(lián)在《近百年詩壇點將錄》中，稱陳三立為“托塔天王晁蓋”，以陳為“詩壇舊頭領(lǐng)”^[14]。在錢仲聯(lián)的觀念當中，沈曾植是清末詩壇的集大成者。鄭孝胥的詩學成就也得到了多位詩學研究專家的認可。樊增祥則是清末民初中晚唐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錢基博和任訪秋的著作當中，也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歷史席位。因為有陳、沈、鄭、樊四人的存在，超社和逸社在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更何況，超社逸社詩人群體中還有一大批優(yōu)秀的詩人。

除上述四人之外，至少還有陳曾壽、梁鼎芬、周樹模、瞿鴻禨、陳夔龍、朱祖謀、馮煦等人在詩詞創(chuàng)作上有相當高的成就。朱祖謀和馮煦是著名的詞人和詞學家，近年來，他們已經(jīng)成為詞學界的研究熱點，此處無庸贅論。最缺乏研究的是陳曾壽、梁鼎芬、周樹模、瞿鴻禨和陳夔龍。就成就而言，最不應被忽略的是陳曾壽。陳三立曾在《蒼虬閣詩序》中說：“比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為傖父?！?sup>[15]對陳曾壽的評價相當之高。可惜，長期以來，因為曾在滿洲國政府中供職，陳曾壽的詩學成就一直得不到應有的肯定。其實，陳曾壽供職于偽滿是迫不得已之事，經(jīng)過考證辨析，其愛國精誠可大白于天下。陳曾壽詩歌的品格是清雄高古、孤往澄明、絢麗凄馨。其詩學成就和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陳三立媲美。梁鼎芬的詩歌也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值。以辛亥革命為界，其作品可以分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品有秀雅悱惻和豪宕超逸兩種風格。后期作品因為清朝覆亡之故，則變?yōu)槔p綿凄愴和剛烈悲憤。梁鼎芬為人耿直狷潔，嫉惡如仇，道德人品可以成為后世之風范。周樹模之政治品格有可議之處，但是，其詩仍有較高的藝術(shù)價值。由于受老莊思想影響最深，所以，周樹模集中多精潔超逸之作。瞿鴻禨詩歌的特點是典正，雖有臺閣氣味，但是在藝術(shù)上也相當成熟。陳夔龍的創(chuàng)作量相當之大，總體質(zhì)量雖然一般，但披沙揀金，仍有一些作品達到了較高的藝術(shù)水準。例如，悼亡組詩、《甲子臘月雪后半淞園題壁》組詩^[16]和《春晚雜感》組詩^[17]，發(fā)自內(nèi)心，毫無虛矯之感，都是集中上乘之作。這些人物都是古典文學“落日余暉”的具體體現(xiàn)，可惜，學界對他們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如果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基本上可以下一斷語，即，超社和逸社是中國古典詩史終結(jié)時期最重要的詩社之一，其地位甚至不亞于南社。其實，在歷史現(xiàn)場之中，南社詩人的詩名遠遠不如超社和逸社的代表人物（如陳三立和鄭孝胥）。因此，超社和逸社詩人一度是南社的“假想敵”和“眼中釘”。1916年到1917年，南社內(nèi)部唐宋之爭發(fā)生的背境就是以超社和逸社為代表的舊派詩人與革命黨新派詩人之間的暗中角力。雖然柳亞子等新派詩人處于攻勢，實則他們在當時尚不足以撼動宗宋詩派的地位。后來，因為政治和歷史的位移，以超社逸社詩人為代表的舊派詩人和以南社詩人為代表的新派詩人在文學地圖上的位置才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形成了直至今天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的近現(xiàn)代文學史圖景。

當年，在南社和新文學的攻擊之下，超社逸社詩人也有所反擊。例如，1917年8月，鄭孝胥曾在日記中提及南社內(nèi)訌^[18]。1920年，陳夔龍曾在一首詩中說：“但適我輩適，罔忌纖兒怒?！?sup>[19]“纖兒”指涉的就是攻擊清遺民詩人的文學革命者。同年，沈曾植也在逸社第四集社作中說：“近來才人貴顳颥，性情不持法度殊。頗聞雌黃議坡谷，或有輕薄哂揚盧。瀛奎髓為鼓吹奴，何怪言訞鼓嚨胡。”^[20]“顳颥”和“雌黃”即妄言，沈曾植諷刺的“才人”當是指“議坡谷”、“哂揚盧”的柳亞子、吳虞和胡適等人?？梢?，舊文學和新文學曾經(jīng)有過緊張和交鋒。在舊派詩人的眼中，新文學家未必是對手。如果不以政治立場作評價標準，也許這也正是歷史事實。由“但適我輩適，罔忌纖兒怒”一語可以推斷，重開逸社含有回應新文學挑戰(zhàn)的意味。雖然此種回應比較含蓄和超然，但由此亦可窺見1920年前后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

超社逸社詩人在文學上的成就和自信來自于他們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信守和堅持。這批人大多經(jīng)受過歐風美雨的沖擊，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某些觀念，但是，從未放棄過對中國文化的信念。進入民國之后，他們更是自覺地充當了傳統(tǒng)文化守護人的角色。例如，1912年，沈曾植積極參與、發(fā)起了孔教會，沈瑜慶、王仁東、鄭孝胥、林開謩等人組織了讀經(jīng)會。此外，他們或參修典籍，或捐獻圖書，或組織學社，或著書立說，參加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動，竭力為傳統(tǒng)文化招魂返魅。

超社和逸社的社名可以體現(xiàn)他們的文化觀念。超社又名“超然吟社”，而“超然之義，取諸超覽?！背[樓是瞿鴻禨罷相之后退居之所。在清末腐敗的官場當中，瞿是比較少見的能夠廉潔奉公的高官。同時，他曾在權(quán)力中樞與袁世凱和奕劻做過斗爭，所以，贏得了清流士大夫的贊譽?！俺灰魃纭奔耐辛顺缭娙藢τ谇迥┱蔚囊庖姾蛯硐肴烁竦淖非蟆８钜粚诱f，無論是“超覽”還是“超然”，都寄寓了不肯“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場和文化態(tài)度。“超”至少包括兩層含義，即，在政治和道德上堅持正義和真理，在人生哲學上追求卓越和自由。逸社的命名也有一番深意。逸社第一集時，與會者曾圍繞“逸”字作足了文章。瞿鴻禨云：“命名竊比古逸民，茹恤同為舊朝士?！标惾⒄f：“為招四老人，古之逸民選?！?sup>[21]沈曾植也說：“逸禮不臺記，逸書不師傳。逸品畫不圣，逸曲琴無弦。天壤廓無際，逸者象其先。古今邈無朕，逸者游其玄。……吾方耽逸病，放意懷與安?！?sup>[22]通過一“逸”字，他們將自身處境與歷史上的隱逸傳統(tǒng)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而隱逸傳統(tǒng)的實質(zhì)就是以儒家禮樂文化為主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其基本精神見于《后漢書·逸民列傳》。據(jù)《后漢書·逸民列傳》可知，隱居求志、回避全道、靜己鎮(zhèn)躁、去危圖安、垢俗動概、疵物激清是逸民傳統(tǒng)的文化要義，其核心精神是重道和適性。“重道”的精神主要來自儒家，“適性”的精神則與道家又有了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沈曾植等人以“逸”名其詩社，取義高古，在清民之際道術(shù)將墮的背景之下，又蘊含了特殊的時代意義。陳三立在逸社第一集社作中說：“酒酣悲生腸，八極仍血戰(zhàn)。蝮蛇伺我側(cè)，吞噬逼寢薦。束手與俱亡，果驗儒術(shù)賤。雁影迷關(guān)山，雞聲靜庭院。留此歌泣地，聊許道不變。”^[23]這幾句詩感受慘烈，憂心如焚，說明逸社詩人并不滿足于只做自保其身、自全其道的隱士，他們已經(jīng)在非常嚴肅地思考近現(xiàn)代中國的深層問題，亦即現(xiàn)代中國立國之本和中國文化之未來等重大問題。沈曾植詩云：“天壤廓無際，逸者象其先”，似乎暗寓著逸社遺民乃是天地之間的文化先知之意，隱含著中國文化復興必須從茲開始的意味，然則其自我期許不可謂不大。此類文字，在超社逸社詩人詩文集中比比皆是。而這種文化意識是超社逸社詩人詩學之根、精神之本，也是最值得后人去發(fā)掘、發(fā)現(xiàn)的精神礦藏。

客觀地說，無論在文學上還是文化、道德上，超社逸社中確實有一批詩人是清末民初知識群體中的精英人物（當然，并非人人如此）。從他們那里，可以看到中國文化沒落的痛苦和重生的可能。

結(jié)語：同情地理解超社逸社詩人群體

上述數(shù)節(jié)勾勒出了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的基本面貌。對于今人而言，走進超社逸社詩人最大的障礙恐怕還在政治觀念的隔閡，這確實也是七八十年來他們被歷史遺忘或者說有意過濾的根本原因。政治立場先行是過去較長一段時間中的特征，因為民族危亡一直是晚清民國需要應對的大問題。但是，今天的中國，烽煙已散，我們完全可以以更寬松的心態(tài)去打量那段歷史，去審視和理解超社逸社詩人群體。

從革命史的眼光來看，清民之嬗遞是新政治、新文化對舊政治、舊文化的勝利。但是，從超社逸社詩人的角度來看，民國初年卻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這是他們存在的宏觀時勢。他們有其充足的理由拒絕新政權(quán)和新文化。首先，清朝覆亡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后果，最顯著的后果是連年不斷的戰(zhàn)亂，大部分詩人深受其害。第二，進入民國之后，國家最高權(quán)力基本上處于分裂的狀態(tài)之中。第三，民國政府對領(lǐng)土和主權(quán)的喪失無能為力。第四，進入民國之后，士大夫階層的社會地位迅速沉降。第五，傳統(tǒng)文化在民國呈現(xiàn)出加速沒落的趨勢，這是清遺民懷念清朝和拒絕民國的根本原因，也是清末民初最深刻的社會變遷。除宏觀時勢之外，微觀的成長和生存環(huán)境也對政治、文化觀念的形成產(chǎn)生過重大的影響，以下幾點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超社逸社的所有成員在利益上早已與清帝國形成了緊密的粘連，進入民國之后，絕大多數(shù)人都蒙受了一定的經(jīng)濟損失。第二，超社逸社詩人大多與清朝君主有過直接的接觸，接受過君主的恩惠，這是忠君觀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許多清遺民在與君主的接觸中，對君主（光緒或溥儀）產(chǎn)生了深厚的情感，這是忠君觀念發(fā)生的關(guān)鍵因素之一。第四，長期的教育和仕宦經(jīng)歷已經(jīng)深深地將三綱六紀的理念植入了他們的心靈之中，成為他們生命的支柱，這是他們政治認同和文化觀念的來源，他們由此而獲得了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崇高感。因此，在宏觀時勢和微觀境遇的綜合作用之下，超社逸社詩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樣的政治和文化觀念。

如何評價超社逸社詩人群體，需要有一個超越政治觀念局限的更為遠觀的立場。這就需要我們對晚近的中國歷史有更深刻、宏觀的認識。在筆者看來，晚清民國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與其說是民族的生存危機，不如說是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裂變。傳統(tǒng)中國未能有效應對民族危機，使得古典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受到了全所未有的沖擊，越來越受到新一代知識精英的蔑視。這里雖然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是，也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新舊之間缺少接續(xù)的局面，使得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還有相當大的缺陷，難以統(tǒng)攝人心和應對更大的民族生存危機，其歷史后遺癥是相當嚴重而深廣的。歷史尤其是文化的演進決不是新與舊的簡單更迭。超社逸社詩人對古典政治和文化理念的堅守，不僅合乎人情，在很大程度上也合乎歷史演進中的真實邏輯。

從大歷史的眼光來看，超社逸社詩人的存在既是對激進主義的觀念形態(tài)的抵抗（表層），也是對祛魅和現(xiàn)代性的抵抗（深層）。其實質(zhì)是對美好的普世價值的守護，是本土文化的自尊和自愛。雖然他們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雖然他們的力量如此微弱，雖然他們的抵抗如此痛苦和不合時宜，但是，他們的呼吁和掙扎不應該被遺忘，更不應被曲解，而應該被吸納、分解、轉(zhuǎn)化，成為新文化、新人文、新政治的血液和養(yǎng)分。從這個意義來說，超社逸社詩人群體不僅是清民之際的文學遺產(chǎn)，更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

（本文原發(fā)表于《中國文論的直與曲（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1] 樊增祥《樊樊山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82—1983頁。

[2] 詳細表格可參見朱興和《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42—44、62—63、79—83頁。考證文字詳見該文附錄。

[3] 王存善語，見于《鄭孝胥日記》所抄錄的章梫之《答金雪孫前輩書》。《鄭孝胥日記》，勞德祖整理，中華書局，1993年，第1572頁。

[4] 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449頁。

[5] 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80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736頁。

[6] 《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年，第1356頁。

[7]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0頁。

[8] 宗方小太郎《宗社黨的復辟活動》，《近代史資料》第48號，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92頁。

[9] 宗方小太郎《宗社黨的復辟活動》，第91、94頁。

[10] 若干年后，康有為在沈曾植挽詩之中，追述他與沈曾植的交往和相得之誼，在談到1913年到1917年的往事時說：“癸丑（1913年）重握手，黃浦客禮渣。昔者相對憂，恐國步蹉跎。今者相對泣，見荊棘銅駝。公勸留滬居，國事得切蹉。巨君謀帝制，假堯衣帝佗。與公謀覆之，日夕同畫沙。偕公被密捕，頭顱巨萬賒。竟能夷大盜，久已備刀靴。覆袁既慘淡，結(jié)張乃協(xié)和。摩燕鳥集闕，復辟黃發(fā)皤。夔典樂教胄，卿云爛暮霞。良謀未見聽，一敗為蟲沙。勿謂秦無人，豎子奈爾何。吾避戴南冠，公歸老東坡。從茲號寐叟，猶為醒時歌。”（康有為《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1頁。）這些詩句很詳細地描述了沈、康二人在上海秘密策劃復辟的經(jīng)過及其結(jié)局。

[11] 沈曾植之《行政大略》的策略是，恢復滿清官制，電召遺老，以武力解散國會，以秘書掌握實權(quán)。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7年，第449頁。

[12] 劉壽林編《辛亥以后十七年職官年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36頁。

[13]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8頁。

[14] 錢仲聯(lián)《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lián)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9頁。

[15] 陳三立《蒼虬閣詩序》，《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39頁。

[16] 陳夔龍《花近樓詩存》七編卷一，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34—37頁。

[17] 陳夔龍《花近樓詩存》八編卷二，第10—11頁。

[18] 鄭孝胥在1917年8月7日日記中說：“上海有南社者，以論詩不合，社長曰柳棄疾，字亞子，逐其友朱鹓雛。眾皆不平，成舍我以書斥柳。又有王無為《與太素論詩》一書，言柳貶陳、鄭之詩，乃不知詩也?！?月2日，又寫道：“南社社友登報，舉高吹萬者為社長；柳棄疾以逐朱璽、成舍我事被放。”《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年，第1678、1682頁。

[19] 陳夔龍《花近樓詩存》五編卷一，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3頁。

[20] 《沈曾植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年，第1323頁。

[21]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8頁。

[22] 《沈曾植集校注》，中華書局，2001年，第865、866頁。

[23]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