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油漆作胡同的“輝煌”

據(jù)《北京地名典》記載：“油漆作胡同，清光緒時稱油漆作。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言此處是明代內(nèi)官監(jiān)的油漆作坊。”因油漆易燃，有危險，為安全計，故置皇城最北端，這也是皇城內(nèi)離皇宮最遠的胡同之一。

湯大友撰文說，自明亡后，清政府對紫禁城進行修繕和維新，并將前朝內(nèi)官監(jiān)之房屋土地，盡皆分撥給這些從全國招募而來的“高級油漆工匠”們居住。從此，油漆作胡同成為北京最喧囂鼎沸的傳統(tǒng)涂料集中地。最精巧的工匠，最精湛的工藝，最絕密的顏料配方等都在這條胡同里閃耀著璀璨的光芒。今日故宮的雕梁畫棟、精美彩繪，歷經(jīng)幾百年的歲月洗禮，依然能夠得到數(shù)以萬計中外游客的贊賞，和這條看似平凡的胡同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

油漆作胡同位于米糧庫胡同之北，前后并列。當年，居住在米糧庫胡同的陳宗蕃，在建造“淑園”時留有旁門，正對著米糧庫胡同北邊的油漆作胡同，出旁門對面就是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家的大門。

1.“小”胡同似迷宮

當年油漆作胡同曾匯集了全國最出色的油漆工匠，對紫禁城宮殿進行全面修繕。當時研制出的大漆、桐油、各色顏料、泥子、血料等油漆涂料成為全國最著名的產(chǎn)品，達到了該行業(yè)的頂峰。遺憾的是，如今這些涂料配方多已失傳或被淘汰。

清朝后期，國力日漸衰退，外敵入侵，中國受盡凌辱，處在內(nèi)憂外患之中。大的營建工程近乎停業(yè)。蟄伏在油漆作胡同的手藝人，先后搬離。清末，油漆作已經(jīng)名不副實，逐漸演變?yōu)槠胀ò傩盏木幼^(qū)，并一直延續(xù)至今。

今日油漆作胡同東口，該院為當年莊士敦府邸

值得欣慰的是，油漆作胡同還在，且沒有經(jīng)歷大的拆除和改建。這條胡同有別于北京胡同的特點，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胡同的布局和走向，跌宕起伏，忽寬忽窄，忽左忽右，非棋盤式格局。有文字記載，該胡同是胳膊肘形布局，其實僅僅說對了一半。

我們可以實地體驗一下。從油漆作胡同東口進，往西直行百米，遇一小岔路口，如繼續(xù)直行，胡同變窄，且不通。轉(zhuǎn)彎向北直行，幾十米過后，豁然開朗，眼前又呈現(xiàn)出東西走向的寬胡同，并有坐北朝南、坐南朝北以及坐東朝西的院落若干；更為神奇的是，胡同之寬敞，可并列三輛大卡車，這在京城胡同中甚為少見。真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站在寬胡同原地，可往東，還可往北。向北行，胡同瞬間變得“瘦小”，皆有住戶，只是走到北頭后依舊不通，北京人稱之為死胡同。反身往西五十米途中，有兩所宅院，氣勢非凡，疑似當年“包工頭”所置。

走至胡同西盡頭折向北，再往西，胡同忽然變得異常狹窄，寬不足一米，僅可容單人行走。仿佛被擠在高墻之中，行進途中感覺憋著口氣，待終于“逃離虎口”后，隨即與西樓巷和恭儉胡同“三方”會合。

北京胡同的美妙和魅力就在于此，不親身體驗，享受折半。

2.莊士敦，教授的不僅是外國話

油漆作胡同1號莊士敦故居，如今已經(jīng)在大興土木進行改建。3600多平方米的遺址上僅留下三間破舊不堪的危房和中庭一株瀕死的大楊樹，四處殘垣斷壁，令人唏噓感慨；唯有門房藻井天花上若隱若現(xiàn)的油漆紋飾告訴人們，近一個世紀以前，這里曾經(jīng)住過一位不平凡的外國學者，一位對中國文化深深仰慕的英國老人。他撰寫的《紫禁城的黃昏》一書，全面、系統(tǒng)、客觀地介紹了當時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中國，為世界了解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口，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直到今天，依然有其現(xiàn)實的借鑒意義。

當年，為了讓洋師傅莊士敦離皇宮內(nèi)的溥儀近些，“內(nèi)務(wù)府”在故宮周邊為洋師傅選房子，最終看中了油漆作胡同1號院。莊士敦非常喜歡這套大四合院，親自動手把它布置得充滿北京傳統(tǒng)文化色彩。

宅院北部是花園，南部是住宅區(qū)，為三進的大四合院。院中有水池花圃，正房、廂房三十余間。宅院里少的是人，只住有莊士敦、管家、廚師三個人；屋里多的是書，五間正房每間靠墻處都擺放著從地面到屋頂?shù)拇髸?，排滿了各類書籍，多達數(shù)千卷。

莊士敦回家后，多數(shù)時間就坐在一張大桌子旁讀書。他曾說：“我現(xiàn)在有了這些書籍，它們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無聲的談話，我也不必伺候它們?！鼻f士敦終生未娶。

大門洞里有四個紅底黑漆字的“門封”，昭示著莊士敦受到的不凡待遇。在莊士敦成為帝師后，英國政府非常高興，授予他“高級英帝國勛爵士”勛章。當時，清廷內(nèi)不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議論，認為洋鬼子怎么配當皇帝的師傅？最多當個教習，教點知識也就算了，絕不能參與政治，更不能享受帝師的待遇。這種論調(diào)遭到了載濤和載灃的批駁。授課不久，溥儀就傳旨給予莊士敦“紫禁城內(nèi)賞乘二人肩輿”的特權(quán)，賞給“毓慶宮行走”的頭銜和二品頂戴，和其他帝師待遇一樣。

莊士敦曾在亞洲生活二十多年，游歷了中國二十多個省份。他不僅能講一口熟練的中國話，且對中國的經(jīng)、史、子、集及佛教都有研究，尤其愛好唐宋詩詞。所以，在莊士敦油漆作胡同的家中，室內(nèi)的家具均為中式桌椅案榻，條幅字畫，絕對“中國制造”。

1919年4月，莊士敦與溥儀在毓慶宮舉行見面儀式，先進行君見外國使臣禮，由莊士敦行鞠躬禮，“皇帝”起立握手；然后再進行拜師禮，由“皇帝”學生向莊士敦鞠躬。莊士敦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師”頭銜的外國人。進入紫禁城后，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給這座異常堅固的封建堡壘帶來了一絲清新之氣。

在以后的日子里，師生關(guān)系十分融洽，莊士敦不僅教授當時僅有十四歲的小宣統(tǒng)英文，而且用西方的紳士禮節(jié)、生活方式甚至西方的思維方式教育小“皇帝”。這使自幼身居紫禁城的少年，接觸并了解了世界文明的進程，開闊了視野，同時也有了小小的自卑。

溥儀本來就感到自己頭上的大辮子，如同“豬尾巴”般丑陋，盡管從民國二年(1913年)開始，內(nèi)務(wù)部就多次來函，敦促小朝廷剪掉那條代表封建王朝的腦后小辮，但小朝廷內(nèi)務(wù)府無動于衷。而洋師傅莊士敦對“豬尾巴”的譏笑，使溥儀內(nèi)心有了酸澀的滋味，于是他毫不猶豫地把“豬尾巴”鉸下去，并要求宮內(nèi)所有男人必須如此。盡管朝廷上下怨聲載道，但還是“奉旨”鉸掉了數(shù)千條辮子。

在以后的讀書學習中，莊士敦覺察出皇帝學生的眼睛很有可能近視了，需要看醫(yī)生醫(yī)治。端康太妃(瑾妃)堅決反對讓外國醫(yī)生檢查皇帝的眼睛，理由是，皇上的眼睛怎么可能隨便亂動呢！

莊士敦以辭職不干相威脅，結(jié)果皇室妥協(xié)。1921年11月7日，莊士敦請協(xié)和醫(yī)院的著名眼科大夫檢驗了溥儀的眼睛，并為他配了一副眼鏡。

20世紀20年代，莊士敦(后排右一)與溥儀、婉容

溥儀有一次出面宴請中外各界人士時，應(yīng)邀前來的男女貴賓首次在宮內(nèi)同桌共飲，改變了慈禧太后宴請外賓時男女分宴的老規(guī)矩，成為清末之后開一代先河的“新規(guī)矩”。在遇有重要宴請之前，溥儀、婉容二人還站在門口迎接，與來賓逐一握手，表示歡迎。這些“大逆不道的禮儀”，頓時在宮中炸了窩。洋師傅莊士敦也因此招來守舊者的怒目和白眼。

溥儀對洋師傅所灌輸?shù)男滤枷?、新信息和新觀念幾乎全盤接受。為了回饋知遇之恩，除了工資一千塊大洋，還命內(nèi)務(wù)府支付莊士敦在油漆作胡同1號院的租金。只是到后來內(nèi)務(wù)府資金捉襟見肘，連房租都不能按時交，被出租人不斷催促。不得已，內(nèi)務(wù)府準備在不遠處的吉安所給莊士敦買套房子，還沒等事情辦妥，溥儀便被轟出了紫禁城。

1924年，莊士敦回到了英國，但他時刻與溥儀保持著通信往來。莊士敦經(jīng)常以自己的中國名字“志道”而自豪，就連溥儀給他寫信，也稱他為“志道師傅”，這使得莊士敦格外開心。

溥儀的妹妹韞龢陪丈夫在英國留學期間就住在莊士敦家中。她回憶說，莊士敦是個非常可愛的老人，當他和來自中國的客人用中文交談時，經(jīng)常賣弄所謂的老北京話，不僅沒有摻雜洋味，甚至連“兒話音”的“京片子”，也說得像模像樣的。

莊士敦懷念中國，他愛北京。

3.“紫禁城的黃昏”

1934年，莊士敦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由倫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之后，轟動了歐洲，接連再版。莊士敦在回憶錄中不僅披露了為人罕知的晚清宮中生活，也客觀地記述了紫禁城270多年的“黃昏時期”——晚清落幕至極復雜的歷史景象。其中，還記述了他與胡適的交往和友情。

莊士敦說，大約是1924年9月初，北京一份晚報——《大晚報》刊登了一段粗鄙惡劣的文章，說：據(jù)稱溥儀的英文師傅動機不良，將他自己的女兒帶到紫禁城介紹給溥儀。溥儀見了她，就久久注視著她，為她的美麗所傾倒。那位英文師傅沉吟了一下之后，出于某種考慮將女兒留下送給了溥儀。

不難想象，莊士敦在讀到這段文字之后的憤怒。他說，字里行間充斥著侮辱和冒犯性的語言，“對皇上和我的名譽都有中傷”，其實，“人們議論紛紛的所謂的‘女兒’根本就不存在”。

正是在這個時候，胡適站出來對北京的報紙出現(xiàn)這樣粗俗卑劣的報道，深表遺憾。并在1924年10月10日給莊士敦的信中譴責了這些下流小報的低俗言論，也隱含責怪了那班政客對莊士敦五花八門的攻擊。對此，莊士敦對胡適是充滿感激的，并將這段不愉快的經(jīng)歷寫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

其實，莊士敦與《新青年》多位同人都很熟，他們都是北京一個國際性“文友會”的會員?！拔挠褧庇芍小⒚?、英、法、荷和蘇聯(lián)等國籍的知識分子組成，定期開會，討論內(nèi)容涉及政治、社會和文化。胡適與莊士敦同為“文友會”會員，二人曾經(jīng)先后擔任過該會會長。1922年，溥儀在給胡適打電話前，莊士敦就對胡適說過，溥儀喜歡現(xiàn)代詩，曾讀胡適的《嘗試集》。胡適聽了就送給莊士敦一部《胡適文存》，也托莊士敦轉(zhuǎn)送溥儀一部，可見溥儀已經(jīng)通過莊士敦的推薦對胡適有了一定了解。

溥儀在讀了胡適的《嘗試集》和《胡適文存》之后，感覺與以往讀的“四書五經(jīng)”不同，讓他有了一種新鮮的閱讀感覺。所以，他很想見識一下這位新派思想領(lǐng)袖的真面容。

4.“洋博士”的神秘電話

在1921年，溥儀對電話的了解當然是聽莊士敦說的，由于慈禧生前不允許在宮內(nèi)用電話，所以溥儀長時間悶悶不樂。之后，他不顧清室遺老們的反對，堅決要求裝電話。于是，北京電話局在故宮養(yǎng)心殿給溥儀裝了部電話，并送來一本電話號碼簿。

在1936年的《北平電話號簿》上，住宅電話已經(jīng)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會名流，如余叔巖(椿樹頭條4號，南局1566)、馬連良(翟家口豆腐巷7號，分局1466)、胡適之(米糧庫胡同4號，東局2511)、陳寅恪(平則門大街姚家胡同3號，西局568)、梁思成(北總布胡同3號，東局1202)等。另外，當時清華大學八十七位教授的個人分機號，都刊登在內(nèi)。

20世紀20年代，胡適在北大任教授

剛開始接觸電話，溥儀玩心大起。溥儀曾回憶：“隨著電話機，電話局送來了一個電話本。我高興極了，翻著電話本，想利用電話玩一玩……我忽然想起莊士敦剛提到的胡適博士，想聽聽這位‘匹克尼克來江邊’(胡適早年一首舊體新詩中的一句)的作者用什么調(diào)兒說話，就叫了他的號碼。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電話。我說，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胡適就問，您是誰呵？怎么我聽不出來？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tǒng)啊！”于是，胡適和年僅十六歲的小皇帝有了一次對話。

溥儀在與胡適的“淘氣”通話中表示：“我還不知道你長什么樣兒，你有空到宮里來，叫朕瞅瞅吧。”胡適放下電話感覺如做夢一樣，唯恐是哪個家伙搞惡作劇，別再鬧出笑話來。于是，胡適想起了老友——溥儀的洋師傅莊士敦，趕緊打個電話落實真假。莊士敦在電話里向胡適證實，確有此事。

1922年5月30日上午11時許，溥儀派人到胡適家接胡適。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到了神武門前下車，先在門外一所護兵督察處小坐，他們通電話給里面，說某人到了……他們電話完了，我們進宮門，經(jīng)春華門，進養(yǎng)心殿。清帝在殿的東廂，外面裝大玻璃，門口掛厚簾子；太監(jiān)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只十七歲(虛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