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同中“藏”著胡同——慈慧胡同

慈慧胡同與米糧庫胡同，分列在地安門內大街的路東和路西，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通常，周邊的百姓都將慈慧胡同稱為慈慧殿。別看多了一個“殿”而少了“胡同”兩個字，卻準確地概括了該胡同的歷史淵源。據《北京地名典》記載：“……處于明清兩朝的皇城之內，清稱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稱護國龍泉慈慧禪林)而得名。民國后沿稱。1949年稱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稱慈慧胡同?！?/p>

慈慧胡同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胡同中“藏”著胡同——進胡同向北轉就是北月牙胡同，向南至盡頭則為南月牙胡同，向東直行方為寬敞的慈慧胡同。

1937年，在米糧庫胡同居住了14年的陳宗蕃，將自己精心設計建造的“淑園”賤賣后，便遷居至慈慧胡同。之前，早已居住在米糧庫胡同的胡適與同人共同創(chuàng)辦的《獨立評論》也選定慈慧胡同為社址。此外，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潛，與有著“中國拜倫”之稱的北大法文系主任梁宗岱，也同在慈慧胡同3號內居住。

1.“讀詩會”群星燦爛

從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間，朱光潛一直住在慈慧胡同3號。這里本是清代皇族的院落，除柏樹以外，最多的是棗樹，還有稀奇的楸樹十余棵。無論何時，只要走進胡同，便立刻遠離了城市的喧囂，有時還略顯冷寂。

朱光潛入住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讀詩會”，每月舉辦一兩次。到了約定的日子，3號院里便熱鬧非凡，風生水起。梁宗岱在法國留學時便“糾纏”著朱光潛，這位喜好斗嘴爭辯的老友，如今又找到老朋友做鄰居，也平添了幾分熱鬧。重要的是，這個院子很大，客廳也寬敞，使得更多的友人和誦詩的愛好者聚集在一起。每到“讀詩會”活動的日子，北平城里包括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蕭乾等二三十位文化人紛紛趕來參加。

在“讀詩會”上，朱自清是最起勁的一個。他的興趣本來就是語文，因此在練習朗誦時，不僅聲情并茂，而且細心揣摩每個字的用法，或一句話的講法；而梁宗岱仍舊不甘寂寞，他和朱光潛圍繞著剛性美和柔性美的辯論尤為激烈；何其芳也不閑著，在一旁羞怯地把他的新作《夢后》拿來朗誦，以示大家評說。蕭乾為在座精彩的朗誦和議論深深地迷住了，他感到朱光潛家的客廳好似“一座金礦，到處都是閃光的礦石”。

在當時的京派新文化文人聚會中，林徽因“太太的客廳”是一個文化聚會，《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聚餐會是約稿會，而朱光潛慈慧胡同3號的讀詩會，則是一個更為純粹的文學沙龍。在京派的形成和京派文學趣味的傳播上，“讀詩會”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沈從文回憶說：“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詩人和幾個好事者，產生了一個讀詩會。這個集會在北平后門朱光潛先生家中按時舉行，參加的人實在不少，其組織者朱光潛功不可沒。”從此，他與朱光潛成為情趣相投的摯友。

朱光潛因“讀詩會”結交了許多朋友，特別是與沈從文的友誼更是因此香醇濃郁，歷久彌新。1946年，北大從西南大后方遷回北京。在景山東街中老胡同32號教師宿舍，朱光潛與沈從文又成為鄰居，兩人交往甚密。每當妻子不在家時，沈從文就到朱光潛家蹭飯。之后，結伴去逛琉璃廠、鼓樓、地安門、隆福寺等處的古董店、舊書店。沈從文愛古董，沉迷于小瓶小罐；朱光潛則鐘情于線裝舊書。那時，朱光潛的女兒朱世樂因病在家，細心的沈從文每次來都為她帶個小禮物，為臥床在家的孩子帶來歡欣。

1933年起，朱光潛在慈慧胡同3號居住了四年

在完成《詩論》初稿之后，朱光潛便于1933年7月從法國馬賽乘船返回中國。憑借《詩論》，朱光潛贏得了胡適的青睞。胡適聘請朱光潛為北大教授，并且支持他成為《文學雜志》的主編。他們所組成的京派文學團體，與上海的海派作家分庭抗禮，成為20世紀30年代頗有影響力的文學派別。

1937年的舊歷新年，朱光潛大早起就走出家門，過馬路進米糧庫胡同到胡適家拜年。當時，胡適剛看過曹禺的兩部話劇《雷雨》和《日出》。于是，兩人就這兩部戲劇展開討論，暢談各自的觀點。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fā)，胡適前往美國尋求美援，后來又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朱光潛則先后到四川大學文學院、武漢大學執(zhí)教。抗戰(zhàn)期間，他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結果，這為他帶來不少麻煩。

抗戰(zhàn)勝利之后，胡適任北大校長，朱光潛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在國共內戰(zhàn)時期，他們兩人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不謀而合。此時的胡適，創(chuàng)辦了獨立時論社，朱光潛也是獨立時論社的社員。

1948年底，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zhàn)中節(jié)節(jié)敗退，國民黨政府開始籠絡平津知識分子。在“搶救”名單上，胡適名列首位，朱光潛則名列第三。胡適在其兒子胡思杜堅決不走的情形下，還是選擇了離開，而朱光潛則留在了大陸。

朱光潛之所以選擇留下，很大一部分原因與他女兒的身體有關。朱光潛的女兒朱世樂回憶說：“當時，我患骨結核，每天被固定在石膏模型里，病得十分厲害。那時候對于那種病也沒有特別好的方法，只是用鏈霉素來治療，那時候鏈霉素都是進口的，很難買到，也很貴，一支鏈霉素相當于一袋白面的價錢。別人說，也就是在我們這樣的家庭里，我才能夠存活下來，一般人家，得了這種病都醫(yī)治不起，作為教授，父親當時的工資是很高的。醫(yī)生認為，我的身體狀況不適合移動。就這樣，父親和母親想了半天，覺得我的身體不行，受不了旅途的顛簸?！?/p>

可以想見當時朱光潛的矛盾心情，面對蔣介石派來接教授離開北平的飛機，他權衡利弊之后，為了自己的女兒選擇留下。

留下來的朱光潛，因為跟胡適的關系以及國民黨員的身份等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得不與胡適劃清界限。為了適應新形勢，表示“洗心革面”，這一時期的朱光潛，多次寫文章批判胡適。

朱光潛與女兒朱世樂

而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讀了朱光潛的批判文章后，笑著說：“朱光潛先生的文章寫得很好！在那種環(huán)境里，他怎能不寫？我非常同情他?！?/p>

留美學者周策縱寫道：“1981年，我見到朱先生，我們除了談到他以前的學生陳世驤教授和一些文藝理論外，我就把胡先生說的話告訴他，問他的感想。他望了望陪我去的那位年輕人，然后低下頭來，用十分富于感情的音調說：‘你知道嗎，我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大學教書，我如果不到北大來，還不知終生會怎么樣了。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盡力介紹來的?！f到這里就嗆住了，沉默了許久，說不出話來。”

在“文革”中，朱光潛吃盡了苦頭，有人問他你后悔嗎？他回答說：“不后悔。對于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你應該負責的，那就沒有什么后悔的?！蹦莻€時期的朱光潛，自己編了一套太極拳，每天在固定的時間里獨自打“太極”。

2.胡同深處讀“馬列”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zhí)椎认群蠹尤?，成員大多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干。之后，李大釗、張申府成為北京中共創(chuàng)始人成員，張申府則成為周恩來入黨介紹人。

當時在北大讀書的李韶清回憶說：“1923年至1925年，段祺瑞等北洋軍閥，內外交困。在北京城內陰風凄厲之時，卻出現了一個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赭廬’，其主要負責人是杜國庠同志。當年我在北京大學念書，間到‘赭廬’去?！?/p>

杜國庠(1889—1961年)，廣東澄海人。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歷史學家，曾在日本留學，是我國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之一。杜國庠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授，講授“工業(yè)政策”“社會政策”等課程。

當時他與李春濤(當時中國大學的教授)、李滄萍(北京大學講師)在地安門內慈慧胡同南月牙13號租下房子。杜國庠將此屋命名為“赭廬”，并在此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來往于此者有彭湃、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政治系主任周覽(即周鯁生，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武漢大學校長)、胡鍔公(當時為國會議員)等；還有陳公博、陳伯衡等。

“赭廬”內研究馬列主義熱情極高。主人經常與往來者互相交流馬列主義學問至深夜。這些志同道合者編印了幾種宣傳馬列主義新思想的小冊子，廣為散發(fā)(主要編者是杜國庠，經費亦多由他負責)。1924年，他們編印了一本《列寧逝世紀念冊》，封面印有列寧照片，印刷達數萬冊，分送北京各文化機關團體和國內有關方面，“赭廬”因此為人們所注意?！棒鲝]”同人除編印進步書刊外，還通過成員購買進步書刊，分寄親友。杜國庠對青年人很是關懷愛護，經常鼓勵青年人勤奮鉆研科學，為祖國的進步而貢獻力量，深受青年人信賴。

1925年，杜國庠與李春濤先后辭去教授職南歸廣東，杜國庠接任潮州金山中學校長，李春濤則到汕頭《嶺東民國日報》任社長兼中國國民黨汕頭特別黨部委員(1927年汕頭“四一五”血案時被秘密殺害)。其他成員多南返廣東，“赭廬”遂告結束。

慈慧寺是中共北平地下黨的秘密活動地。有文字記載：“在上世紀30年代初，中共北平地下黨還曾以慈慧寺(位于北月牙胡同11號)作為秘密活動的據點。當時地下工作者郭家安、李葆華、蘇嘯中、李星華等先后在寺中居住過，也有不少同志來此接頭、開會。”此地也是地下黨領導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分盟的主要活動場所。1932年2月，在中共北平地下組織領導下，成立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分盟(簡稱北平劇聯)。當時，地下黨和社會上的一些進步青年，就在慈慧寺中因陋就簡排練革命劇目。劇團還廣泛聯系社會演出團體及學生劇團，活動范圍及于天津、太原、綏遠等地，成為北方的話劇重鎮(zhèn)。

當年在慈慧寺進出的年輕人當中，有我國偉大的音樂家和革命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1958年，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傳記影片《聶耳》拍攝時，攝制組特意選擇了慈慧寺做外景，再現了聶耳(趙丹主演)當年的革命活動和慈慧寺的全貌。

20世紀30年代的音樂家聶耳

如今，當年的慈慧胡同3號，已改為9號，堪稱“純正”的大雜院。街門口臺階前，坐著一位老者，樂呵呵地看著過往的行人。老者指著身后的院門說，如今誰還住這個破院子啊，房頂的椽子都爛了，破窗戶四面透風……當筆者提到朱光潛時，老人擺著手，搖晃著腦袋說：不知道，不認識，是老街坊嗎？

3.《獨立評論》的創(chuàng)辦與黎昔非

1932年，胡適與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人共同籌辦《獨立評論》，最初在米糧庫胡同胡適家編輯組稿，待正式創(chuàng)刊后則在慈慧胡同北月牙2號租房辦公，與米糧庫胡同僅一路之隔，工作十分方便。胡適曾經回憶說：“在君(丁文江)提議，仿照《努力周報》的辦法，社員每人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三個月的捐款，然后出版?！?/p>

《獨立評論》是中國現代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刊物，以刊登政治時事評論為主要內容。該刊頭兩年的經費由獨立評論社社員自行集資。胡適說：“如果向政府要錢，那我就無法獨立發(fā)表意見了。”所以，《獨立評論》的發(fā)刊詞這樣申明：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所見，用負責的言論發(fā)表各人思考的結果。1936年底，因著論反對日本策劃“華北政權特殊化”，一度被迫?？?。1937年4月《獨立評論》復刊，同年7月18日終刊。

現在許多人都知道這份刊物是胡適等人主辦的，他們于其中發(fā)表文章也最多。這份刊物維持五年之久，共出版244期，發(fā)行全國各地甚至到南洋，發(fā)行量最高時達到1.3萬份。鮮為人知的是，這份刊物之所以在當時產生巨大影響，離不開一位重要的幕后人物，那就是被譽為《獨立評論》“總管”的廣東籍文化人黎昔非。

1935年，在《獨立評論》創(chuàng)刊三周年時，胡適曾親自寫了一篇《又大一歲了》的祝賀文字，用較多筆墨談到這位幕后英雄。他寫道：“在這賀周歲的日子，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孩子還有一位忠心的看護婦。我們創(chuàng)辦這刊物的時候，就請黎昔非先生專管發(fā)行所的事務……這三年的發(fā)行、校對、雜務，全是黎昔非先生一個人支持。每到星期日發(fā)報最忙的時候，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總有他的許多青年朋友趕來盡義務，幫他卷報、裝封、打包、對住址?！?/p>

1932年出版的《獨立評論》

在《獨立評論》四周年紀念會上，胡適又說：“我們借這個機會謝謝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呂先生。他們終年勤勤懇懇地管理《獨立評論》的發(fā)行、校對、印刷的事務。他們對于這個刊物的愛護和勤勞，常常給我們絕大的精神上的鼓舞?！?/p>

胡適的學生羅爾綱曾經寫道：“我于九一八事變前回廣西，到1934年3月才再來北平。那時《獨立評論》已經出版將兩年了。社址在后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經理為黎昔非，廣東興寧人，中國公學同學，同吳晗和我都是熟人。他從《獨立評論》出版至抗日戰(zhàn)爭?？瘯r止都是他主持排印、發(fā)行工作。”

黎昔非，1902年出生于廣東省興寧市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926年7月，他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學文學系。其后得知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胡適出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同時作家沈從文、馮沅君、陸侃如等也在該校任教。于是，在1929年春，他懷著對文化名人的崇拜，毅然轉學到上海中國公學，并在文史系就讀，直至1930年7月畢業(yè)。

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北大研究院研究生，導師為黃節(jié)先生，以《詩經》為研究方向。在北大讀書期間，黎昔非與同為中國公學畢業(yè)的羅爾綱、吳晗結為好友，并因此成為胡適家中的?？?。

1932年3月，胡適患病住院，吳晗與黎昔非去醫(yī)院探望，胡適提起正和同人計劃出版《獨立評論》雜志，缺一名“經理人”，希望黎昔非能來幫忙。當時黎昔非正在讀研究生，學業(yè)緊張，故沒有答應。此后月余，《獨立評論》即將出版，最早策劃人之一、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仍沒找到“經理人”，吳晗便向蔣廷黻推薦黎昔非，蔣表示同意，要吳晗馬上給胡適寫信敲定黎昔非。

正是這封信，讓胡適下定決心，用師生情來打動黎昔非。無奈之下，黎昔非只能痛別研究生學業(yè)，去給胡適老師“幫忙”。在黎昔非用心經理之下，《獨立評論》只用兩年時間便從最初的每期發(fā)行2000本，增加到1.3萬本。雜志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

1930年大學畢業(yè)的黎昔非

黎昔非之子黎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說，父親黎昔非曾講述過他與吳晗一起等候胡適的事。一次，吳晗與黎昔非在北海公園等候胡適，當遠遠看到胡適走過來的時候，吳晗迫不及待地奔上前去，邊喊“先生！先生！”邊急忙熱情地去握胡適的手。而黎昔非待在原地不動，直到胡適走過來，他才叫了聲“先生”。

黎虎說：“這就是我的父親，他根本就不是一個能說會道的人。他的一輩子是為《獨立評論》付出犧牲，最后卻得不到歷史的承認。原來我沒有很深入地研究《獨立評論》，只是從我母親或者中小學老師口里面聽到一些。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我父親和胡適的關系很緊密，胡適對我父親很賞識，還是我父母結婚的主持人。但我父親幫他搞《獨立評論》，不僅丟了學業(yè)，而且當時在生活上還捉襟見肘?！?/p>

1937年，黎昔非、羅爾綱、吳晗這三位中國公學的校友，因抗戰(zhàn)爆發(fā)結伴南下。吳晗前去云南大學做教授，羅爾綱受邀前往長沙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而當時既無學術名氣，又無研究生文憑的黎昔非只能回老家教中學生。

由于黎昔非在獨立評論社工作辛苦，收入菲薄，逃亡至漢口時，已經囊空如洗。他只得向吳晗借了20元錢，才帶著妻兒一路輾轉顛簸回到故鄉(xiāng)興寧。這一路上，換車等車，他們共走了一個多月。離開北平時，黎昔非將數年來寫成的《詩經學史》《詩地理考》稿及曾經發(fā)表和未發(fā)表的詩、史論文約四五萬言，小說約十萬字郵寄廣州，結果稿件失蹤，這對黎昔非來說更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之后，他先后在興寧一中、興寧二中和龍?zhí)镏袑W任教。同時，在資料奇缺的條件下，仍默默地做著《詩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