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說

一

中國古典詩發(fā)展至唐代，已經完全成熟。詩歌研究者與文學史家普遍認為唐代是中國古典詩的黃金時代，唐詩代表中國詩的最高成就，魯迅曾說：“一切好詩，到唐已被作完?！敝T如“高峰”、“黃金時代”之類話，在中國文學史上隨處可見。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隋唐五代詩”（當然在這里把隋與五代跟唐放在一起是不恰當?shù)模l也寫道：“隋唐五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其主體唐詩更標志著中國古典詩歌成就的最高峰。”其中尤其是盛唐被后人推崇備至，李白、杜甫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整個唐詩的代表作家，是高峰上的兩顆最為璀璨的明珠，光耀千古，被后人視為難以逾越的高峰。

中國詩走過漫長探索的道路，到唐代才完全成熟，這當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大多數(shù)人把主要原因歸結為唐代（特別是盛唐）經濟空前繁榮。其實，經濟的繁榮與文學（特別是詩歌）的繁榮從來不是同步的，不然曾經強盛繁榮過的漢朝不僅出不了屈原這樣的大詩人，就是像陶淵明、鮑照這樣的詩人也出不了。反而在這之前，六國紛爭時被視為“蠻夷”之地的楚國出了大詩人屈原；在這之后，同樣戰(zhàn)亂頻仍的東晉南北朝出了陶淵明、謝靈運、謝朓、鮑照等比較杰出的詩人。只能說經濟繁榮有助于文學繁榮，但不起決定性作用。唐詩之所以躍上了中國古典詩歌成就的高峰，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唐代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內部三教并存，雖然各個時期有所偏重，但儒、道、釋三教并存的大格局始終存在。社會環(huán)境寬松，思想自由、活躍，人性不受壓制，為詩歌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宋代洪邁在《容齋續(xù)筆》中說：“唐人詩歌，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也不以為罪……今之詩人不敢爾也?！痹姼璨皇苷巫笥遥苌儆性娙艘驅懺姸@罪，詩人可以毫無顧慮地寫詩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基本上不干預文學，這是歷朝歷代所少有的。比較自由、活躍、寬松的政治思想環(huán)境，人性不受壓抑，個性得以自由張揚，這正是詩歌繁榮、發(fā)展的先決條件。

第二，文學特別是詩歌的地位提高。在東漢以前，文學只是經學的附庸，詩賦只能作為政教的工具。到東漢末年，開始出現(xiàn)了“文章”這個概念，文章家入《文苑傳》，經學家入《儒林傳》，文學有了獨立的地位，并與經學并列。到漢末魏初，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把文學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同時，他還提出了“詩賦欲麗”的主張，十分明確地把詩賦與其他文章區(qū)分開來，使詩賦不再擔任政治說教工具的角色，把美的創(chuàng)造定為它的首要任務。曹丕以帝王之尊提的意見，其作用與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此后，晉代陸機在《文賦》中，進一步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以往一直詩賦并提，在這里則又進一步把詩與賦區(qū)分開來，二者擔當了不同的任務，賦予詩以抒情的內涵與辭采華麗的外形，明顯不同于要求明晰清朗狀物的賦。詩抒情、賦狀物，分工明確，至此詩有了獨立的地位。接著在齊梁間，鐘嶸在《詩品·序》里對“欲麗”與“綺靡”進一步發(fā)展，對“緣情”有更高要求，詩里的抒情必須強烈到“感蕩心靈”，強調強烈的抒情是詩美的重要標志。梁代蕭綱、蕭繹弟兄倆接受了陸機的觀點，把“流連哀思”、“情靈搖蕩”視為詩歌的本質屬性，除此之外，更提出了“文章且須放蕩”的觀點，主張情感張揚，個性解放。在唐代，真正做到了這一點，然而又不忘“詩言志”的詩教，把詩既作為表達政治理想的載體，又不被政治緊緊束縛，賦予文學創(chuàng)作以自由表達思想的功能。把文學作為“經國之大業(yè)”與“且須放蕩”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樣，文學（特別是詩）既不失其崇高地位，又不受儒家詩教制約，為中國古典詩登上頂峰提供了保證。唐代又把詩列入進士考試的必試科目，雖然說那些應試詩幾乎沒有可取的，但這樣規(guī)定畢竟引起了全社會的重視，激發(fā)了士子學詩寫詩的熱情，大大推動了詩歌的繁榮和發(fā)展。

第三，中國古典詩自身的發(fā)展，到唐代趨向成熟。中國詩歌自先秦萌生以來，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的長期探索，到隋代，一些先決條件幾乎都已具備，從內容到形式、從題材到表現(xiàn)手法、從聲韻到格律，等等，應有盡有，只是有待于完善。唐代詩人善于吸收繼承，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他們在繼承前人的成就上，有兼容包舉的魄力和膽識，但不是生搬硬套，全盤接受，而是推陳出新，有繼承有揚棄，盡去前朝詩質木與纖弱的弊病，而取其精華，將建安風骨與南朝詩的綺麗融為一體，形成了雄健剛勁的風骨、高遠渾成的意境、清水芙蓉的自然美，韻味醇厚，蘊涵深遠，令人一唱三嘆。

第四，經濟繁榮，國力強盛。雖然文學的繁榮與經濟的繁榮不是同步的，但關系是極為密切的。經濟發(fā)展了，人民富裕了，才能使更多的人有條件接受教育，詩人隊伍才得以壯大。魏晉南北朝比起兩漢來，詩人隊伍有顯著的擴大，但當時的詩歌創(chuàng)作者主要局限于宮廷和士族，唐代卻不同，詩歌的作者不僅有帝王將相與高級官員、豪門貴族，還有大量的下級官吏與寒門士子，更有和尚、道士、優(yōu)伶、妓女、役夫、走卒與賣漿者流等也參與了詩歌創(chuàng)作，顯然沒有文化的普及這是達不到的。同時，只有國力強盛，人們才能精神振奮、樂觀高昂、充滿信心，在這樣的精神狀態(tài)下，雄健剛勁的盛唐之音才得以產生。國家空前規(guī)模的統(tǒng)一，南北文化得以交流融匯，在交流中揚長避短，產生了新的文化。還有，當時社會安定，交通發(fā)達，詩人們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條件，大大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只有這樣才能寫出內容充實的詩來。當時的大詩人如李白、杜甫，在年輕時，都有過在國內漫游、造訪名川大山的經歷，其他不少詩人也有同樣的經歷。此外，入幕府與貶謫外放，也同樣增加了跟外界的接觸。詩人只有眼界開闊、思想解放、見多識廣，才能有詩境的開闊、詩思的清新、詩意的充實。

第五，豪門貴族受到打擊，一大批出身低微的士人逐漸抬頭，不少人還身居要職。詩壇不再是宮廷與豪門士族把持的天下，他們失去了在詩壇上的主導地位，大批門第不高、政治地位也并不顯赫的人，如從初唐四杰、吳中四士、陳子昂、孟浩然到李白、杜甫，以及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等，都出身庶族，政治地位不高，但馳騁詩壇，“千首詩輕萬戶侯”，睥睨公卿，名重千古。庶族士人由于出身不高，長期接觸下層社會，洞悉社會矛盾，熟知民眾生活，因此能寫出大量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好詩。

第六，重視對外交流，從異族乃至異國的文化中吸取養(yǎng)分，成為新鮮血液。特別是西域文化，從安西乃至波斯、大宛、大胝、羅馬；還有南亞與東南亞，特別是印度，都有很好的溝通。另外，與日本、朝鮮等也來往頻繁。在不斷地溝通與交流中，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得到了很大的豐富與發(fā)展。

二

我們之所以說唐代是中國詩發(fā)展中的鼎盛期，唐詩是中國古典詩的高峰，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作品與詩人的數(shù)量比先唐的總和還多。清人編纂的《全唐詩》及后人輯錄的《全唐詩逸》、《全唐詩外編》共收錄了近52000首詩，有姓名的作者達2300多人。當然數(shù)量與質量不是一回事，但是沒有數(shù)量，也就談不上質量。

其二，質量高。中國古典詩的頂級人物李白、杜甫都是盛唐詩人，還有白居易、王維等不少享有崇高聲譽的詩人，并有一大批名家，如初唐四杰、吳中四友、陳子昂、張說、張九齡、王昌齡、高適、岑參、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等燦如繁星，照耀著唐代詩壇。唐代產生了大量傳誦千古的名篇，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蜀道難》及一些絕句名篇，杜甫的“三吏”、“三別”、《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及一些律詩名篇，王昌齡、劉禹錫的七絕，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及“新樂府”中的一些詩篇，等等，都膾炙人口，光耀千古。

其三，題材廣泛，種類繁多。唐人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有反映，大至國家興衰、朝政得失、民生疾苦，小至生活起居、花鳥魚蟲，無不入詩，題材極為廣泛。在內容上種類繁多，有政治詩、哲理詩、山水詩、田園詩、邊塞詩、隱逸詩、題畫詩、寓言詩、詠史詩、言情詩、餞別送行詩、羈旅思親詩，等等，不一而足；在詩里反映出來的有濟世安民的雄心、立功邊陲的壯志，也有落魄淹蹇的牢騷、壯志難酬的憤懣，還有不計得失的灑脫、安貧樂道的達觀，唐人的各種心態(tài)一一呈現(xiàn)在詩中，一部唐詩勾畫出了唐代的社會眾生相。在體裁上，中國古典詩的各體到此時已具備。正如胡應麟在《詩藪·外編》中說，到唐代“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不備矣”。雖然這些體裁在唐以前已經出現(xiàn)，但其中不少是到唐代才完善的，至于律詩則是到唐代才正式形成的，五言律、七言律與排律完全是唐人的創(chuàng)新，唐以后不見再有新的體裁出現(xiàn)。

其四，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具有鮮明的獨特的風格，個性突出，這是創(chuàng)作成熟的標志。對此，明代高棅在《唐詩品匯·總敘》中，有較為詳細的述說：“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后，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tài)之極而遺風馀韻猶有存者焉?！碑斎桓邨姷母爬ú⒎峭耆_，但對唐代詩壇風格多樣的情況，為我們大致勾畫出了一個輪廓。

在唐以前，雖也有流派存在，但不像唐代那樣眾多而且突出。在唐代詩壇上，主要的大流派就有王維、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派，高適、岑參的邊塞詩派，韓愈、孟郊的險怪派，元稹、白居易的通俗派，等等，不一而足，李白、杜甫二公卓爾不群，一為浪漫主義旗手，一為現(xiàn)實主義師表，萬世景仰。

風格與流派關系密切，流派是由風格相近、主張相同或相似的同時代人結合而成，風格是流派的基礎，不同風格形成了不同流派，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流派。唐代詩壇上風格多樣決定了當時必然流派紛呈。

其五，高度的思想內容與完美的藝術形式相結合。唐代完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化，各種體裁具備，表現(xiàn)什么樣的思想感情，適合用什么樣的形式，唐人對這一點是很講究的。五古常常用于表現(xiàn)較為嚴肅的政治性比較強的題材，例如陳子昂、張九齡的《感遇》，李白的《古風》，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等，都是政治思想性強、藝術性高，二者完美統(tǒng)一的作品，尤其是杜甫，在用韻上也很講究，《詠懷》與《北征》都是用入聲韻，讀起來令人有一種壓抑感與憤激感。當然同是五古，各家風格也不相同，有的追蹤漢魏，頗具風骨，顯得高古遒勁，如陳子昂、高適、王昌齡、李頎等人的作品；有的效法陶潛，貌似清淡，其實韻味醇厚，如張九齡、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七古、七言歌行體容量比較大，適合表現(xiàn)起伏跌宕的感情與曲折離奇的事件，或鋪張排比，或流麗婉轉，或飄逸豪宕，或豪邁激蕩，或奇幻多變，或沉郁頓挫，或遒勁剛健，或奇崛拗峭，或聲情凄婉，表現(xiàn)力極強，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王維的《老將行》、《洛陽女兒行》，高適的《燕歌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蜀道難》、《將進酒》，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哀江頭》、《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元稹的《連昌宮詞》，等等，都是七古與七言歌行體（包括雜言體）中的佼佼者。律詩是唐人的創(chuàng)新。五律雖然在南朝陳代已接近成熟，但實際上到初唐四杰時，仍未盡合律。七律則完全是在唐代創(chuàng)立的，到杜甫筆下才完全成熟。律詩是在南朝永明體講究聲律、重視清新流暢、主張“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的基礎上，吸收駢文注重駢偶，形成聲調和諧、句法關聯(lián)、平仄相對、詞義對仗等程式化要求，從而加以定型，形成五言八句的五律、七言八句的七律以及排律，同時還影響到絕句，形成了律絕。律詩聲調和諧，句法關聯(lián)，圓順流暢，對仗工穩(wěn)，跳躍性大，時空轉換靈活，便于寫景抒情，常常情景融合，渾然一體。唐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優(yōu)秀的律詩，其中尤為著名的五律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張九齡的《望月懷遠》、杜審言的《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王灣的《次北固山下》、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王維的《山居秋暝》、李白的《渡荊門送別》、杜甫的《春望》和《登岳陽樓》、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等，七律有崔顥的《黃鶴樓》、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杜甫的《登高》和《蜀相》、李商隱的《錦瑟》及《無題》等。絕句有古絕與律絕之分，大致上唐人五絕多用古絕，七絕則多用律絕。唐人絕句大都能譜樂歌唱，所以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說：“絕句，唐樂府也?！背跆平^句，音律未諧，韻度尚乏，因此沒有太出色的絕句。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情景渾成，不假雕飾，無工可見，無跡可尋。李白、王昌齡擅長，他們的作品一直被視為絕句中的正宗，其他如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翰、王之渙、崔國輔、崔顥、儲光羲等，也各有至處，離正宗不遠；只有杜甫與眾不同，偏離正宗，大膽革新，另辟蹊徑。中唐絕句，以意為主，情致委婉，效法杜甫，探求創(chuàng)新，精工打造，韻味雋永，李益、劉禹錫獨步，其他如韓翃、韓愈、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韋應物、張籍、張仲素、李賀等也不落人后。晚唐絕句警秀深微，委婉多致，語言秀麗，議論精警，杜牧、李商隱稱勝，其他如張祜、溫庭筠、韋莊、崔櫓、韓偓、許渾、張喬等也多有好詩。

其六，精湛的語言。唐以前的文人詩，讀者理解起來常常有一定的難度，特別是顏延之等人的詩蕪雜深奧，令人難以卒讀，有些詩雖能讀懂，但令人感到總隔一層，缺乏親切感。那些優(yōu)秀的唐詩則不然，語言作為情感符號，融進了全民族的文化，傳達著全民族的心聲，人人讀起來都能心領神會，如同從自己的肺腑里流出來一般。唐詩的語言，超越歷史，成為中華民族全民族的語言，很多詩無須注釋，受過中國文化熏陶的人都能理解，而且感到十分親切，常讀常新。不要說一些寫日常生活的詩人們容易理解，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難道用得到多少注釋（這里李白詩中的“床”應注明指井上的圍欄，有人說是板凳或馬扎，不妥，當然更不該理解成今天我們用來睡覺的床，因為這首詩中所寫的環(huán)境應該是庭院，不是室內），甚至搞什么“今譯”，豈非多余！就是一些反映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詩，人們也易于理解，如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白居易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等等，即使不了解多少當時的時代背景，讀者也完全能夠理解。甚至那些富有哲理的詩，也無須多做注釋就能讀懂，如張若虛的“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柳宗元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些也是無須注釋，人們一般都能讀懂。唐詩語言的平易、生動、凝練、概括，千古常新，一直為人贊賞。

其七，體現(xiàn)了中國人共通的審美理想。千百年來中國人養(yǎng)成了一種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審美習性，不太喜歡一瀉千里恣意汪洋的鋪張，不喜歡把話說得太直太露，不欣賞溢于言表的直抒情懷，而是更偏重于欣賞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講究神龍藏首與尺幅千里，對詩來說常常尋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追求含蓄、朦朧、沉穩(wěn)之美和恬靜、超脫的詩歌意境。唐詩正好符合中國人傳統(tǒng)的審美習性。唐詩特別是唐人絕句晶瑩明凈，剔透玲瓏，只可意會，難以言傳，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可以感悟到，但不可觸摸，在朦朧中透出了幾分神秘，令人如醉如癡。這就是唐詩的魅力，讓人常讀常新，百讀不厭。

三

在中國詩的發(fā)展過程中，除唐代，再也沒有一個朝代獨立成為一個發(fā)展階段。把隋和五代跟唐放在一起是不恰當?shù)?。因為隋是由南北朝至唐朝的一個過渡期，而五代則是由唐到宋的一個過渡期，跟唐詩都有明顯的差別。

唐詩發(fā)展，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從武德元年（618）至先天元年（712），是起步時期。

第二，從開元元年（713）至大歷五年（770，杜甫去世），是全盛時期。

第三，從大歷六年（771）至貞元中期（800前），是過渡期。

第四，從貞元后期（800，白居易初露頭角）至大中末（858前后，李商隱去世），是再度輝煌時期。

第五，從大中末（858以后）至天祐四年（907）朱溫篡位，唐王朝滅亡，是衰落結束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