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筆者從1995年考入西南師范大學攻讀碩士起，至今已歷二十多年。這期間的學術研究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十年以小說為主，兼及戲曲；后十年以戲曲為主，兼及小說。故本書所收小說研究成果，橫貫了筆者二十來年的學術工作。

在復旦大學讀博時，我的一位四川學姐囑我?guī)退鸭感≌f的論文。我是一個認真的人，遵囑便立即放下別的工作，課余天天去中文系資料室查閱各種學報，見到公案小說的論文便花錢復印出來。資料室年長的女老師看我辛苦，邀請我中午在凳子上休息一會兒，至今仍感溫馨。一兩個月后，學姐來信說，她學法律，不能做公案小說的論文了。我望著地下累積的一大摞復印資料，心疼花去的幾百元錢，便想能不能自己做呢？

我的初步目標是寫出一部公案小說史。筆者生性愚鈍，面對琳瑯滿目的前賢成果，無從取舍，只得重新考實。用筆者的話來說，這個工作就是“清理”。于是按部就班，先從歷代法律文獻中了解法律制度及思想意識，次撿閱唐宋元單篇公案小說、戲曲以及描寫斷案故事的文言小說對生成公案小說的作用。誰料這個工作直到首部公案小說集《百家公案》就打住了。要一一查出近百個公案故事、清官包公形象、公案小說文體、清官文化的淵源，其工作量已是驚人。于是，我的博士論文便以《〈百家公案〉研究》為題，在三年內順利完成。在博士后期間又進一步修改補充，最終成稿。其間恩師的指教，學友的切磋，即今歷歷在目，而論其初衷，還得感謝我的學姐??！

《〈百家公案〉研究》一書，對《百家公案》的作者、版本、成書時間、故事源流、包公形象、清官文化、文體演變等方面作了系統(tǒng)的梳理。廣義而言，這些都屬于“生成與衍化研究”，具體涉及公案小說成書的方方面面。該書在博士論文答辯時被一位老師戲稱是“小題大做的典范”，即今也常聽說被年輕博士作為學術門徑的參考?！栋偌夜浮肥潜拘?，易于“清理”，其研究成果自然容易一目了然。

撰寫《〈百家公案〉研究》一書，使我從兩個方面受益：一是從學術理念上堅持“清理”的必要；二是從學術視野上專注于“生成與衍化研究”。這兩個方面實貫穿了我后來的學術道路。我的學術研究領域漸次寬廣，從公案小說逐步擴展近代偵探小說、人情小說、歷史演義，乃至戲曲和詩文。每撰寫一篇文章，面對琳瑯滿目的前輩成果，筆者不揣愚陋，仍固執(zhí)地堅持以某個作品為中心，探討某種類型或某種類型的代表作的版本系統(tǒng)、故事源流、思想觀念、敘事藝術、文體意識等“生成與衍化”問題，從全面或片面重新加以細致的“清理”。就如同公案小說中的清官一樣，我也力求找到讓人信服的“真相”。盡管我所得“真相”，往往也是局部的，也有諸多可疑之處，但其過程與結果多是令人踏實的。

本書便是我片面“清理”某些古代通俗小說類型“生成與衍化”問題的結果。例如，在有關歷史演義的部分，通過人物、故事及語言的對照，本書認為葉逢春本全名《新刊按鑒漢譜三國志傳繪像足本大全》中的“漢譜”指《后漢書》。又，“演義”源自儒家經傳，本作動詞，特指一種釋經的言說方式，具有對原典進行經義推衍、文字增廣和內容發(fā)揮等三大特征，后來凝定成一種文體形式?！皞鳌迸c“演義”一樣，也是一種闡釋方式，但它同時也可以表示一種文體形式。因此，明清歷史小說之題名，“演義”與“傳”“志傳”同義，其間并無根本區(qū)別。學術界有種意見認為，《三國演義》與《三國志傳》的題名是有本質區(qū)別的。筆者則認為，《三國演義》一書的題名，無論是“演義”還是“志傳”，其含義都是一樣的。至于“演義”系統(tǒng)與“志傳”系統(tǒng)確實存在區(qū)別，最顯著的便是“花關索傳”的有無，但那是受版本傳承影響所致，不由題名決定。

在有關公案小說的部分，筆者對“公案小說”的概念做了重新辨析，傾向于認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公案小說”是古典小說中由題材分類而有別于歷史小說、英雄傳奇、神魔小說、世情小說而出現(xiàn)的一個題材類型。它具體包括宋代的“說公案”小說及其演變而來的明代的擬話本公案小說、明公案小說集和清代的章回體長篇公案小說。至于說文言筆記中的公案散篇或者章回體長篇小說中的公案片段，只能說寫了公案題材，不能算是嚴格的公案小說。這樣的認識，不僅有助于厘清公案小說的概念，也有利于公案小說史的進一步梳理。

在有關偵探小說的部分，本書梳理了晚清新小說大家吳趼人主導的“恢復舊道德”，與周桂笙主導的“輸入新文明”，這兩種不同的近代文學轉型策略，如何在偵探小說領域正面交鋒。因為轉化舊學與接受新知的分歧，不僅導致兩人在理論上對中外公案與偵探小說褒貶互異，還促使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具體實踐了“新道德”與“舊文明”文學發(fā)展觀。吳趼人在1906年推出《中國偵探案》，周桂笙于次年在《月月小說》第七號發(fā)表了《上海偵探案》，各自開啟了清末偵探小說的民族化與西化道路。這不僅是公案與偵探小說發(fā)展的重要一頁，也是中國小說向近現(xiàn)代轉型的精彩一幕。

當然，這些認識是否完全成立，尚有待于學術界的檢驗。本書擬借出版之機以求正于方家。

書名題作“明清小說的生成與衍化”，實在太大。這雖使我汗顏，卻又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因為其中內容，確也涉及明清章回體通俗小說在版本、故事、敘事、文體、觀念、現(xiàn)代性等很多方面的生成流變，不大不足以囊括全篇。再者，我們若將本書中各個專題研究串而讀之，便會發(fā)現(xiàn)其中不乏系統(tǒng)性與完整性。這也是本書題名為“明清小說的生成與衍化”的理由。

但本書究竟難免“大而不當”之弊。主要的缺陷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不能顧全大局。在明清通俗小說的主要類型中，本書只涉及歷史演義、人情小說、公案與偵探小說三類，對于英雄傳奇、神魔小說、俠義小說尚未暇顧及。其次是局部也不能偏全。已出版的《〈百家公案〉研究》算得上是系統(tǒng)研究，本書中即便對于歷史演義、人情小說、偵探小說，也未曾在生成與衍化問題上進行系統(tǒng)性的梳理。本書只能看作專題研究，有的篇章偏重于版本與故事流變，有的篇章偏重于文學觀念與體式變遷，有的篇章偏重于古今演變。

當然，專題研究也有其優(yōu)點，就是針對性強，有話則長，無話則略，易于展示真實的考索與辨別。但這不是說，本書就已大功告成。本書只算得是個階段性成果，待出版之后，作者還將繼續(xù)拓展“清理”工作，使相關研究得成全璧。

參考書目一項，由于書中有的文章發(fā)表較早，沒有參考到其后出版的相關研究論著。本書在改編時，大體保留原狀，也沒有重新列入其他參考書。

本書的出版受到上海市高原學科項目資金支持。特別感謝上海大學同事陳曉蘭教授、復旦大學出版社杜怡順編輯的辛苦努力。

楊緒容

201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