鈔本時代的經典研究問題（代序）

劉躍進

周秦漢唐是中國傳統(tǒng)經典產生的最重要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古籍傳播史上具有象征意義的“鈔本時代”。關于這個時期的經典文本研究，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二是文學研究的學科邊界。與此相關聯(lián)，就是如何對待經典的問題。

文學研究所主辦、《文學遺產》承辦的“周秦漢唐經典文本讀書會”召開的時候，恰逢《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六十周年，可以算是我們刊慶的系列活動之一。幾個重點高校研究周秦漢唐文學的青年學者，以“座談會”的形式聚在一起商討學術，確實別開生面。《文學遺產》每年都要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全國性的綜合性的大會也經常召開。專題會議，如論壇，每年也都要舉辦若干次。每個論壇都有專門話題，譬如小說戲曲、唐代文學、佛教文學等，不一而足。但這樣的會好像還是第一次。再看高校，雖說多有自己的座談會、工作坊、讀書會，但像這種跨校際的學術研討方式似乎還不多見。所以，我說別開生面，具有特殊意義。參加讀書會的青年學者，具有一定代表性，大家對學術探索都充滿興趣，都懷有一種敬畏精神，這是走到一起的學術動力。

長期以來，周秦漢唐文學研究，選題很散，缺乏熱點，少有共同的話題。通過“讀書會”的形式，就共同關心的話題展開討論，開一時風氣，不無益處。尤其是各位來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從事的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通過“讀書會”聚在一起，就有了“形散神不散”的意味。學術研究的“形散”，是好事，說明學術研究沒有一定之規(guī)，百花齊放。問題是，“神”在哪里？讀書會的目的，就是通過深入討論，追尋周秦漢唐文學的“神”。

客觀地說，周秦漢唐文學研究，正面臨很多困境。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是很多優(yōu)秀的青年學者在繼承傳統(tǒng)研究方法基礎上，努力借鑒海外漢學研究經驗，希望有所拓展、有所深入、有所成就，尤其是希望在研究中逐漸樹立一種大家共同認可的學術價值觀。畢竟，我們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如果沒有共同的學術追求，學術共同體的意義便不復存在。

最近幾十年，我們的學術共同體有點渙散，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主流的、共同認可的學術價值觀。周秦漢唐文學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種能夠喚醒民族意識、文化自信的學術價值觀，需要倡導一種人文情懷和現(xiàn)實擔當精神。學術是有價值觀的，這個價值觀，首先體現(xiàn)在學術含量上。問題是什么樣的學術含量會叫我們共同認可？現(xiàn)在還是問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馬列主義作為文學研究共同的價值追求；到了八九十年代，倡導宏觀文學史，探尋歷史規(guī)律，這也是一種學術共同體的追求。但是最近二十年，這種追求越來越少，大家只關心自己的研究領域，試圖精耕細作，但是由于脫離社會，脫離現(xiàn)實，這種成果又有多少價值，還真是一個問題。一些人認為，學術研究應當獨立，不應當成為時代的傳聲筒，更不能簡單地為政治服務。這個想法看來很美，但是，學術能離開政治嗎？不論怎么做，不論站在什么樣的角度說話，不論自以為做著多么純正的學問，不論如何標榜自己的學問脫離政治，你的價值觀、你的世界觀總會左右你的學術，想超然于社會現(xiàn)實之外做學問，就像魯迅所說的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一樣不現(xiàn)實。古代的大學問家，沒有一個脫離政治的，哪怕是那些看起來跟政治最沒有關系的學術家，比如鄭玄、孔穎達等，也與政治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F(xiàn)代學術界的一代宗師，像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他們的學術，如果脫離現(xiàn)實，也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成就和影響?？梢哉f，一個學者，要想提高學問境界，就不可能僅僅在文字上、在材料上兜圈子，必須探索學問的真諦，探索歷史的靈魂。

歷史是由人創(chuàng)造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價值觀和世界觀，這背后當然具有政治內容。當然，這里所說的政治不是有意貼標簽，貼標簽的政治沒有價值。真正懂政治的人，其實就是懂得這個社會。我們常說，一個學者要想了解中國社會，就必須了解中國政治。這個政治，當然是廣義的政治。

說到學科邊界問題，周秦漢唐文學研究尤其凸顯。長期以來，我們古典文學內部各說各話、各自為戰(zhàn)，不利于學術研究的健康發(fā)展。同時，各學科之間也需要打破彼此的成見，互相溝通、互相借鑒、共同發(fā)展。文史哲分家以后，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文學、歷史、哲學，各說各話。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對歷史常有偏見，覺得他們見物不見人；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對文學界也有成見，認為文學研究是見人不見物；從事哲學研究的人認為文學僅僅是對客觀世界甚至是對哲學的間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與社會的本質與真理。當然，文學、歷史學界也有人認為哲學研究沒有學問，因為他們物、人皆不見，只討論形而上的東西。其實，這些都是偏見。歷史可以為文學提供直接素材，文學也可以是歷史與哲學的反映。學術界對于先秦兩漢歷史文化的研究，所用材料大體是相同的，不同的主要是觀察的角度。譬如談到屈原，我們想到的不僅僅是屈原的思想和形象，還有他的時代、他的生存環(huán)境，還有楚地風物等，涉及歷史學、地理學、哲學、人類文化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打破內部藩籬，進行跨學科研究，就很有必要。問題是，這些話題說了很多遍，學術界也多有嘗試，但成功者有限。這就昭示我們：跨界研究確有風險。

風險就在學科的邊界問題上。有的文學研究工作者，從古代文學研究到現(xiàn)當代文學、民間文學，最后還會研究到史學、哲學甚至政治、經濟學，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定的社會轟動效應，但時過境遷，多數(shù)所謂成果如天邊游云一樣散去，還會有多少人記起他們的作品？還有的文學研究工作者，愛用訓詁學上的“一聲之轉”的方法，動不動就一聲之轉，轉來轉去，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這樣一來，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產生關系。學術研究允許合理的想象，根據(jù)一些材料發(fā)揮適當?shù)南胂笫强梢缘?，就像跳遠，腳踏實地，跳出一步，對古人抱以同情的理解。但僅此而已，不能再據(jù)以進行三級跳。學術研究不是學術創(chuàng)作。多學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論上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忽視了學術有邊界、學術有內涵的基本道理，忽視了外延不能無限擴展的問題。這樣的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可能會讓個人研究暫時聲譽大噪，但是其他學科基礎知識的匱乏或基礎學術方法訓練的缺失，會使得此類研究后繼乏力，其成果也很難長久保存下去，浪得虛名于一時，卻付出一生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多學科跨界研究的風險確實比較大。我們提倡文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學研究者去從事歷史學、哲學工作者的研究任務，還要注意學科邊界問題。所以，文史哲不分也是個難題，既要講究文史哲的綜合，又要避免跨界的風險，難度很大。

以往，我們的學科觀念（或者說專業(yè)觀念）意識太強了，強大到融化到我們的血液中，變成了我們的靈魂，使得我們做什么事都有專業(yè)觀念，這也是在本質上制約我們的一個因素。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學科意識，又容易發(fā)生危險。這不僅僅是我們小學科的問題，而是整個學術界的問題，是整個教育界的問題。大家都想打破學科界限和傳統(tǒng)的專業(yè)觀念，但是如何打開，打開到什么樣的程度，還不清楚。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唐宋以后的文學研究還好辦，而先唐文學研究正處在十字路口。對于現(xiàn)狀，大家都不滿足，都想四處擴張，努力拓寬研究領域。與此同時，又缺乏底氣，不知如何伸展，伸展到什么地方。如前所說，稍微不慎，這種擴張就容易鬧出笑話。看來，我們與其糾纏在這種理念或觀念上的探索，不如抓住一些個案，具體進行分析。例如，我們可以將歷代成功的文人解剖若干個案，追問他們成功的秘訣。我所說的成功是真正的成功，不是那種浪得虛名的學術，而是要經得起歷史檢驗。

這就需要回歸傳統(tǒng)、重讀經典、闡釋經典、還原歷史。目前，青年學者們倡導的“周秦漢唐讀書會”，這個概念很好，很有氣勢，因為周秦漢唐是中國人向往的盛世。例如兩周時期，“郁郁乎文哉”，是想都不敢想像的時代。秦朝雖然短命，但是畢竟也是大一統(tǒng)的開始。所以我覺得周秦漢唐更有氣派。甚至還可以叫“周秦漢唐經典讀書會”，或叫經典研究會。當然，經典的含義很寬，今天看到的周秦漢唐的文獻，多數(shù)都已成為經典。這里包括出土文獻，如馬王堆出土的文獻，當然是經典。周秦漢唐保存下來的文獻，當然也都是經典，都應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學術走到今天，人們不愿意再奢談方法問題，而是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經典。只有抓住經典，才能抓住學術的靈魂。

我的理解，經典有兩類：一是傳統(tǒng)文化的經典，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我在很多場合說過這這樣的話：正本清源，就是回歸傳統(tǒng)文化；撥亂反正，就是重讀馬克思主義經典。馬列經典，這里暫且不論。就正本清源而言，首先要從基本觀念說起，反思我們的文學概論。這樣說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確有所感。什么叫文學？什么叫好的文學？什么叫文學的體裁？文學的分類？文學的作用？等等。這些問題似乎說濫了，但仔細想想，依然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學術界一直在呼吁建構中國自己的研究系統(tǒng)，對先唐文學研究來講，這里可能有比較大的發(fā)展空間。先唐文學研究的最大問題，不是材料，而是研究觀念。觀念一變，材料翻新；觀念不變，材料永遠都是舊材料。所以我覺得觀念問題非常重要。經典讀書會，就是以經典為中心、以周秦漢唐為中心，慢慢地延續(xù)下去、堅持下去，就會有生機、有成果。

我希望這個成果有兩類：一是叫大眾知道的普及性成果，一是高精尖的學術成果。這個時代要求我們應該承擔起傳播文明的使命。如果我們這些人能踏踏實實地做一些類似于當年王伯祥、余冠英那樣的文學普及工作，把周秦漢唐的精華繼承下來，就是一個很大貢獻。學術研究，不能離開學者所處的時代，要順應時代的要求、滿足人們對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一種學問，如果社會不需要，如果人民不接受，只是限于個人的自娛自樂，自以為小把戲玩得挺好、挺精致，其實是挺無聊的。我們要用學術的方式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同時也是為自己服務，給自己留下一點學術發(fā)展的空間。

這次學術討論會，可以形成三點共識：

第一個問題，是鈔本與定本的關系。目前，鈔本研究是西方漢學界一個熱點話題。周秦漢唐是鈔本時代，宋代則開辟了刻本時代。因此，讀書會將研究對象的下限界定在唐代，是可行的。有人可能會質疑說，這種做法與以往的文學史劃分不一樣，應該先秦是一段、兩漢魏晉南北朝是一段、唐宋是一段。我們的回答可以說是依據(jù)文獻保存的方式而定。學術界普遍認為，現(xiàn)存最早的刻本是唐代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剛經》。此后刻書便像長江大河一樣，滔滔不絕。因此，咸通九年的刻本可以算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性事件。與此相關聯(lián)的是鈔本和定本的關系問題。表面看，這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實涉及到一個更加根本的話題，那就是如何對待經典的問題。

按照后現(xiàn)代理論講，鈔本時代的經典都存在不斷疊加完成的情況，因此，今天的文本有很多不可靠，很復雜，僅靠現(xiàn)有的文本去理解先秦、理解魏晉，這樣的“文本不可靠”。既然如此，就必須拋開現(xiàn)存的觀念，根據(jù)鈔本還原歷史，重新解構經典。這種觀點，有點類似于二十世紀前期的“古史辨”派的主張，帶有思想史的意味，否定是為了更好地拓展。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定本也是建構在鈔本的基礎上的，兩者有前后繼承關系，而不是斷裂關系。前者是解構經典，后者是守望經典，都有著強烈的學術話語權的背景。我們強調守望經典，更多的是從學術的層面考慮問題，可能有點抱殘守缺的意味，具有悲壯的色彩。

第二個問題，是文學史的寫法問題。民國初年，文學研究明顯分為兩派，一是傳統(tǒng)的章（太炎）、黃（侃）學派，強調學術研究貴在發(fā)明?？陀^地說，章太炎、黃侃對中國文學的理解非常深刻、精到。黃侃研究《文選》就非常出色，常有獨到見解。章太炎的《國故論衡》也討論了很多文學史問題。但不可否認，章、黃學派，帶有明顯的江湖習氣。另外一派則為北大、清華新派學者，強調學術研究貴在發(fā)現(xiàn)，對于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重在探索歷史背后的人的因素。這些問題，也都值得重新思考。學術史的發(fā)展證明，后者引領了潮流。這說明了一個基本道理，學術研究，必須與時俱進。

第三個問題，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明的綜合研究。大家討論的制造史、造物史、行為史，說到底，就是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整體和個體的關系。文學史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學、文獻、批評，就是文學史的文心問題。研究文學史，就是探討古今文心的溝通，探討古代文學作品，其實就是走近古人，深入文心。錢鍾書在《談藝錄》談過一句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所謂心理，就是審美心理，所謂道術，就是學術方法。方法是為探索文心服務的，探索文心，又是為探索人心服務的。一個完美的社會，應當是物質與精神同步發(fā)展，沒有文學發(fā)展的社會，絕對不是完美的社會。

第一次讀書會的主題是“鈔本時代”的經典研讀。將來的讀書會還可以依托《文學遺產》網(wǎng)絡版，組織學術活動，展示學術成果，營造學術氛圍，目的是召集志同道合者，回歸經典，守望傳統(tǒng)。期待第二次研討會的召開，希望能就這些問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