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基博自蹈輕薄

《光華半月刊》（1932年12月）第四期，有一篇《愉（諭）兒鍾書札兩通》已經被“錢學”專家挖掘出來很長時間了，不過我還是想拿來說說。毫無疑問，作為父親的錢基博對兒子錢鍾書是滿意的，但為父自然不能跟著別人一起光豎大拇指，那個時代的人還沒有受過如今的心理學教程，不會以廉價的欣賞和夸獎來對待兒子的，錢基博對兒子的滿意是在心里，嘴上不露，不但不露，還要教訓幾句，有些像《圍城》中方遁翁的做派。

第一通書信開頭便說：“……悉溫源寧師招汝入城，欲介紹往倫敦大學東方語文學院，教中國語文。去不去又是一說；而溫師此番有意玉汝于成，總屬可感！然兒勿太自喜！兒之天分學力，我之所知；將來高名厚實，兒所自有！然何以副父師之教，不負所學，則尚待兒之自力！立身務正大，待人務忠恕，我見時賢聲名愈大，設心愈壞；地位愈高，做人愈錯；未嘗不太息痛恨，以為造物不仁，何乃為虎生翼！甚非所望于吾兒也！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腳跟，善體吾意！不然，以汝之記丑而博筆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險之心，出之為僻堅之行，則汝之學力愈進，社會之危險愈大！”這些是錢基博有感于錢鍾書待人不夠忠恕，喜歡“博筆舌犀利”而生的教訓。

為此，他還拿自己弟兄（他們是雙胞胎，錢基博和錢基厚）兩個做榜樣：“吾兄弟意氣縱橫，熟貫二十一史，議論古今人成敗，如操左右券，下筆千言，不自休；而一生兢兢自持，惟恐或入歧途。以此落落寡合，意有所郁結不得攄，吾遁于文章以為娛嬉。而汝季父則終老其才于鄉(xiāng)里，汝季父智計絕人，而閱其生平，未嘗敢做一損人利己之事，未嘗敢取一非分不義之財?！彼目傮w意思是，一定要立身正大，待人忠恕，寧愿志向不遂，心緒郁結。換句話說：做人要緊，即使因此而犧牲了自己的其他方面。錢基博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兒子傳授這樣的思想呢？是不是做人與遂志根本上就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呢？是不是時賢之不堪，就是因為放棄了做人的準則才成功了自己的名聲呢？這些問題，我想也不是錢基博能解釋得清楚的。

另外，錢基博還認為錢鍾書“才辯縱橫”“才辯可喜”是最危險的，“社會之惡化”正是源于“世所推稱一般之名流偉人”之“惡化”。在這封寫于1931年10月31日的信中，錢基博故意署名啞泉，而不是通常的“父字”之類，也有深意存焉，蓋不愿錢鍾書沉潛不足，才辯滔滔也。這也正是父親為兒子賜字“默存”的原因所在。

以上是第一封信，隨后11月17日，同樣署名啞泉的第二封信更是有感而發(fā)：“疊閱來書及《大公報》《新月雜志》，知與時賢往還，文字大忙！又見汝與張杰書云：‘孔子是鄉(xiāng)紳，陶潛亦折腰?！此泼h，其實輕??！在兒一團高興，在我殊以為戚！”他發(fā)現(xiàn)兒子不但沒聽自己的教訓，倒有變本加厲的嫌疑，在錢鍾書本是自己取得進步，一團高興，要父親一起分享，孰料父親擔心更甚，真是劈頭一瓢冷水。“知與時賢往還，文字大忙！”看似稱贊，其實嘲諷。不僅如此，錢基博進一步對兒子教訓說，我們父子“非修名之不立之難”，而是“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難”！“現(xiàn)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錢基博為什么這么說？蓋在他看來“如以犀利之筆，發(fā)激宕之論，而迎合社會浮動淺薄之心理，傾動一世；今之名流碩彥，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實大”！這一點正是他看不起胡適之暴得大名，認為新人物對社會造孽的理由。作為一個古文家，錢基博對胡適的反感可以說源自陣營的不同，胡適的做派與錢基博的“仁人君子”的理想也相距甚遠。當時，胡適正努力做文章與新月同人在《新月》上大談自己的憲政理想，批判民國的《臨時約法》和質疑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在錢基博看來，其子錢鍾書目前足以憑自己的水平能力在學術圈里顯親揚名，只是如何有始有終，最后能否保持晚節(jié)的問題。這個擔心來得好，后來錢鍾書翻譯毛選，又成為社科院副院長，雖非學術，也是緣于學術，這到底是不是“修名善其后”呢？可惜錢基博見不到這一幕了。

錢基博對兒子的教訓，確實也影響了錢鍾書。年少胡適很多歲的錢鍾書除了繼承父親的觀點外，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也與胡適迥不相同。錢鍾書一生游走于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比較接近的還是舊派文人，只在三十年代初與新月派頗為接近，與胡適之徐志摩關系密邇罷了。更多時間，他對胡適之也鄙而遠之，反而對吳宓比較接近，雖然他也同樣看不起吳宓，但晚年至少對吳宓于傳統(tǒng)的堅持表示了相當?shù)木匆狻?/p>

那么是否錢基博真如自己說的那樣“立身正大，待人忠恕”，從不以“犀利之筆，發(fā)激宕之論”呢？事實上也不盡然。這里有個掌故，看看循循善誘教訓兒子的錢基博又怎樣自蹈輕薄，受到了別人的“教訓”。

1934年，錢基博在《青鶴》雜志第十四期刊出《后東墅讀書雜記》，說自己讀書“發(fā)微抉奧，觀其會通，究其流別，六通四辟，其運無乎不在”，而論范伯子文集，居然“粗讀一過”，即發(fā)現(xiàn)“議論未能暢茂，敘事亦無神采，獨以瘦硬之筆，作呻吟之語，高天厚地，拘局不舒，胡為者邪，吾欲謚以文囚”，這是相當不堪的評語。錢基博論范伯子詩云：“范氏詩出江西，齊名散原，然散原詩境，晚年變化，辛亥以后，由精能而臻化機，范氏只此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矯平以此，而僅能矯平亦以此?！倍x的態(tài)度又不端正：僅是“粗讀一過”就驟下結論了。其論一出，范伯子的友好和弟子不干了，據徐一瓢說：“吾友馮靜伯見之，以子泉所言，近于昏瞀，抵書辯駁，子泉辭窮，復書一斂橫恣之氣，語調也變?yōu)橹t抑，而謂靜伯近于誤會。且謂范先生風流文采照映人間”云云。于是，靜伯把兩人的通信寄給《青鶴》刊出，一時之間，錢基博對范伯子前后毀譽，判若兩人，使得他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同時曹君覺先生亦致書靜伯，說錢基博：“曰粗讀，曰一過，已與子泉自言發(fā)微抉奧者左，錢君負江南重譽二十年，興會所致，不暇細繹而著為說，蹈近人整理國故之常失，吾輩當以為戒，輕薄之言，施諸鄉(xiāng)里先哲，其自損寬厚……”

范伯子友好和弟子對錢基博的反擊，正好與錢基博對兒子的教訓相同，錢基博不但不是待人忠恕，而且還被人說成“蹈近人整理國故之常失”。所謂整理國故者，正是錢基博看不起的胡適倡導的，現(xiàn)在被人指為與胡適同病，錢基博之難堪真是可想而知。于是，徐一瓢說：“此事辯訟，首尾數(shù)月，報章亦競相轉載，余時主大江北報筆政，乃匯而印為單行本，子泉聞之，亦頗減其銳興，而后東墅所謂讀書雜記，遂亦中止，不復見諸青鶴?！?/p>

查錢基博寫于1932年12月，重印于1936年的增訂《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在陳三立一章中附論范當世詩，則是這樣說的：“工力甚深，下語不肯猶人，峻峭與三立同?！斒酪馑祭纬?，依稀孟郊、陳師道?！眲t雖然沒有很高的評價，卻已經沒有了輕薄之語了。

可見錢氏父子其本質是一樣的，有人說：過度的關注源于不足。則錢基博這樣斤斤于提醒兒子，或者是自己也正免不了此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