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也是“有趣”的大老鄉(xiāng)

（補在前面的話）

他是一個特別神秘又特別有趣的人。他一生口頭上說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有趣”。而他從事的工作，就是國家最“有趣”、也是最高機密的事：研制核武器。

他實實在在、全程地參與了中國的“兩彈”研制——原子彈、氫彈。在一長串功臣人物中，他的光芒可以用“無人可比”四個字來作定詞，因為他是王淦昌。

我沒有為同一個人寫的作品進行續(xù)篇修訂的習慣。但對王淦昌先生例外，因為20年前我作為第一位作家為他的事跡“立傳”時，除了自己的功力不夠成熟外，更重要的是他作為國家最嚴密保護的“絕密人物”的許多事還不允許被揭秘，所以也就無法真正把王淦昌先生的許多“有趣”的事完整的寫進去，這樣給外界造成很多誤解和習慣。比如一說“兩彈元勛”，人們就會想到鄧稼先；一說中國華人獲諾貝爾獎時，就會贊美李政道、楊振寧……由此這些人物便在公眾印象中特別熟知。確實，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偉大人物和著名科學家。

可讀者知道嗎？鄧稼先見了王淦昌先生可是畢恭畢敬得叫你難以想像，有一張照片是鄧稼先衣冠不整地站在王淦昌先生旁邊那么拘束緊張的神情，看后叫人有些好笑。鄧稼先是王淦昌的學生和助手，每每王淦昌有事叫他時，那鄧稼先從不敢絲毫的怠慢與延緩，這是習慣，也是鄧稼先本人后來被稱為“兩彈元勛”的基石。李政道和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是全球華人中第一個獲此珠榮。李政道獲獎只有35歲，其成就足夠他驕傲一輩子的了！然而，李政道在王淦昌前面同樣是畢恭畢敬，因為李政道也是王淦昌的學生。當年李政道當王淦昌學生時，王淦昌已經(jīng)有兩次機會與諾貝爾獎?chuàng)肀?、并已?jīng)成為世界上掛得上名的少數(shù)幾個中國著名科學家之一。

王淦昌在新中國“兩彈一星”的偉大科學成果中，特別是俗稱“兩彈”的原子彈和氫彈研制中，他是名副其實的功勛和主要貢獻者。

“兩彈”到底對一個國家而言，是怎么的力量？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并不太清楚。那我就說一句這樣的話：新中國成立到現(xiàn)在快七十年了，即使今天我們的經(jīng)濟實力升至全球第二、我們的高速鐵路飛馳在世界最長、最快的道路上，我們的外匯儲蓄世界第一，我們的城市全球最多……我們還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可是所有這些“第一”，如果沒有了原子彈和氫彈，我們依然是隨時被人欺凌的二流、三流國家，滅亡的災難也隨時降臨……這就是“兩彈”有沒有的差異。因此可以這樣說：無論是毛澤東在世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能否不被別人欺負，手中握不握有原子彈是絕對的法碼。

中國之所以在近半個世紀里沒有被西方反華勢力的種種嚇唬和威脅以及周邊的虎狼所廝咬碎骨，就是因為我們也有原子彈，以及還有比原子彈更強大的氫彈。原子彈和氫彈加衛(wèi)星技術的航天工程，我們合稱其為“兩彈一星”。“兩彈一星”代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科技成果，這也是中國巍然挺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不易摧毀的“長城”。十三億中國人之所以特別尊敬“兩彈一星”功臣，其理也在于此。

一提“兩彈一星”功臣，我們自然第一個就會想起錢學森大師。排列在錢學森之后的是誰，或許很多人可能就有些模糊了……鄧稼先？朱光亞？錢三強？還有很多很多叫得上名或者叫不上名的大科學家們？事實上，這眾星璀燦的功臣中，我們必須和最應該首先記住的科學巨人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直以來，“王淦昌”這個人的名字多數(shù)中國人并不熟悉，就是因為在“兩彈”工作開始到成功及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對從事這項工作的專家們的情況是保密的。為首的多數(shù)重要的科研專家，是絕不允許公開身份，唯有錢學森、錢三強等少數(shù)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人是例外。而真正負有核心任務的一線科學家們必須長期隱姓埋名，王淦昌在這些大科學家里，可以說是排在最需要隱姓埋名的第一二號人物，因為在他受命從事領導核武器試驗前，已經(jīng)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科學家了，世界同行中都知道中國有個“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紐約時報多次這樣報導說）。

我是王淦昌先生是江蘇常熟老鄉(xiāng)，而且出生在同一個叫“支塘”的小鎮(zhèn)。我們這“一文一武”在老家算是很有臉面的“名人”——當然我無法與王淦昌先生相提并論，只是我被算作當代文學家而已。王淦昌先生比我長50歲，算輩份屬于我爺爺輩。如果他活著，今年正好110歲。在老家，我何家與王家相隔二三十分鐘步行距離；在北京，王先生在世的時候住在木樨地“部長樓”里，與我居住的三里河北街也只有兩三站公交車的距離。

實話說，小時候在老家時，我并不知道家鄉(xiāng)還有一個大人物“王淦昌”，因為除了年齡差距外，主要是王淦昌先生少年時代離開家鄉(xiāng)求學出去后，一直在國外和外地工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十七年隱姓埋名秘密生涯的緣故，我們家鄉(xiāng)人對他幾乎無一所知，一直到“兩彈一星”揭秘、宣傳“兩彈一星”越來越多后的今天，家鄉(xiāng)人才慢慢明白原來有位國家大功臣是我們“常熟人”、“支塘人”……

“兩彈一星”的工程太龐大，大偉大，到底誰的功勞大、誰在其中的地位重要，其實根本說不清。就拿“兩彈”的原子彈、氫彈研制來說，當時我們中國調(diào)用的人力、物力及部隊，就有幾十萬人，涉及的單位及條塊部門，則多達幾百個，真可謂舉“國家之力”，甚至連國家都有點是在使“吃奶之力”——當時的我們太窮，太窮得連一臺計算器都沒有，龐大的數(shù)據(jù)計算竟然是靠幾十部、幾百部算盤、進行幾萬萬次的人工運算才完成的，而這樣的事在當今世界的“核俱樂部大國”中，唯有中國是這樣干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我們也不要小看金正恩領導的朝鮮小國為何也能研制出核彈。毛澤東當年稱原子彈是“爭氣彈”，它飽含了一個民族不屈不撓、奮發(fā)圖強的決心與意志。

曾經(jīng)還記得，在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后的幾天里，西方世界的媒體熱鬧翻了，他們都在猜想不可能的事在中國發(fā)生了！而為什么中國也能造出原子彈，就一定是有“中國的奧本海默”！美國是第一個造出原子彈的國家，而且也是第一個使用了原子彈的國家。應當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日本廣島“原子彈轟炸”，具有歷史性的必要——這是徹底致使日本軍國主義滅亡、縮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果日期的根本所在。

一顆原子彈可以導致幾十萬、甚至百萬人瞬間喪失生命。原子彈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氫彈的威力比原子彈強好幾倍，如果它要使用一下，那將喪失的就可能是一個國家全體人的生命了！

“兩彈”之所以可以支撐一個國家聳立于世界的強林之列，意義和實際作用都在其中。錢學森大師之所以在中國人心目中崇高而超偉大，就是因為他是中國“兩彈一星”的主要奠基者、科技方面的“總司令”。

我們知道錢學森的地位，現(xiàn)在就該明白和清楚另一位長期隱姓埋名的巨人了。他就是王淦昌。

雖然與王淦昌是同鄉(xiāng)，又幾度居住在“近鄰”，然而真正與這位神秘的科學大師相見，并不容易。在他從事核心試驗時的幾十年里，我們這些人根本不可能與其接觸，“我們也是幾年才見一兩回”，他的子女告訴我。

1995年這一年，國家頒布一項重要科技獎——“何梁何利獎”，這個獎是香港幾位財團主為了響應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學就是生產(chǎn)力”的號召，專門拿出巨資來獎勵中國當代最重要的科學家。當時這個獎的獎金是一百萬元，超過任何大獎。影響很大。第一次頒獎是在人民大會堂，由江澤民總書記出席，李鵬總理宣讀國務院頒獎令。獲此殊榮的有四名大科學家，他們分別是：錢學森、共汲清、王淦昌、王大珩。錢學森不用介紹，大家都很熟悉。黃汲清是大慶油田的主要發(fā)現(xiàn)者，他在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上的功勞，與“兩彈”中王淦昌的功勞差不多，李四光是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的技術方面的“總司令”的話，黃汲清就是“總長”的角色。名列第三的王淦昌就是因為他在“兩彈”上的杰出貢獻，所以他當之無愧地得了這個大獎。最后一名王大珩，是光學專家，他與王淦昌等四位科學家向鄧小平建議倡導著名的國家“863計劃”而聞名。所以看看這四名大科學家，就知道本文主人公王淦昌的地位了。

在國家頒發(fā)這個科學大獎前幾年，我已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到地方工作，在中央某報社當記者。這是我有機會與這些科學大師面對面采訪與交流的職業(yè)機緣。

我記得那次單獨與錢學森大師采訪的場面：

“建明同志，今天我跟你講講‘零’吧……”錢學森大師上來就笑瞇瞇的對我說。

“零”有啥好講的。不就是什么都沒有嘛！我心里這么想，大概表情也流露出來了。錢學森先生依然笑瞇瞇地轉(zhuǎn)過身，在背后的一塊黑板上用粉筆給畫了一個坐標——這是我中學時數(shù)字課上常見的符號。

“現(xiàn)在你可以看到‘零’的作用?！卞X學森開始給我比劃：“這‘零’居于中間，像人的心臟，也可以稱它為萬物之源、之啟始點……一切事情皆從它開始，不管是數(shù)據(jù)，無窮大的數(shù)據(jù)，還是運動頻率，它都是出發(fā)點與終結點。從它出發(fā)，可以伸延到無限遠的地方；繞它而外延擴，是無限大的宇宙……所以在我們科學世界里，‘零’是寶貝，‘零’是最重要的數(shù)字之一，‘零’是一切事物和生命體的始發(fā)點、原動力。人生也一樣，從零開始，有無限光明；從零開始，失敗了也能再走向成功……”

錢學森先生的這堂課讓我記憶了一輩子。他的“零”思想刻在我心中一輩子，并一直在激勵和鼓舞我如果認識事物、如何認識人生。

寫黃汲清是我的本職。因為當時我在黃汲清所在部門的文學雜志當主編。那個時候，剛從部隊到地方，身上保持著一股強烈的正義感，大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氣概”。

黃汲清與錢學森等人獲得了國家科學大獎后，就有人對我說：為何不去寫寫大慶油田的真正發(fā)現(xiàn)者黃汲清？

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者不是李四光嘛？在這之前，我與所有其他中國人一樣，都知道大慶油田的發(fā)現(xiàn)者是我們書本上就讀到的“李四光”這個人，而并沒有聽說過另一位叫“黃汲清”的人也與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有關。

“那是假像。是左的產(chǎn)物。黃汲清他們才是真正的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者，你去采訪就知道真相了。否則國家為啥要給黃汲清這么重要的科學大獎呀！”人家這樣對我說。

我想想是呀，誰的話都可以懷疑，唯獨國家的獎勵不會獎錯人吧！我這么想，也就越有了采訪黃汲清的念頭。

到黃汲清家后，我才感覺我犯了一個巨大的失誤：大科學家剛剛離世……當然也讓我有很多希望的意外收獲——當時有關黃汲清先生的各種“貢獻”與“成就”幾乎一起匯聚到他家和他的親人那里。那些日子，我天天在黃家和黃先生的親人與同事、學生中間聆聽黃汲清先生的事。我同樣沒有想到的是，那些日子里，我簡直是在閱讀中國“科學全史”，我欣然讀到了與魯迅齊名的丁文江大師的事跡，讀到了在文革中被陷害冤死的大科學家謝家榮（另一位大慶油田的重要發(fā)現(xiàn)者）的悲喜人生，讀到了中國上世紀第一代科學家之間的恩恩怨怨，讀到了知識界的崇高心靈與丑惡并存的“名利場”……當然，我更多讀到了一位雖身材矮小、貌不驚人的“小老頭”、卻心胸如高山一般巍峨的一生為祖國奉獻才智的偉大尊者黃汲清先生的心靈史——他一生埋頭地質(zhì)科學事業(yè)，為中國的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的發(fā)現(xiàn)與開發(fā)、特別是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作出卓越貢獻。然而，由于極左年代的種種復雜因素，他一直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摘帽右派”而被人踩在他人腳底下?！八娜藥汀狈鬯楹?，黃汲清的“老熟人”鄧小平給他等一批知識分子平反，并給予了尊嚴。那一天起，黃汲清一直有一個愿望：要讓世人了解“誰是大慶油田的真正發(fā)現(xiàn)者”?！耙驗榇蠹也涣私庹嫦?，現(xiàn)在孩子們讀到的書本上和新中國科學史書上，盡是說他一個人的功勞，這不公平！我一定要讓世人明白，大慶油田并不是他發(fā)現(xiàn)的，充其量，他僅是有一點領導的功勞而已。”采訪黃汲清的同事時，他們給予了我黃汲清先生的諸多獨特感覺：這樣的學術權威、這樣的舊時代培養(yǎng)出來的知識分子，就其品質(zhì)與性格，絕對不會說假話，而且他根本沒有在官場上轉(zhuǎn)溜過，什么“圓滑”之類的事在他身上也不可能發(fā)生，如此一位對科學與學術從不含糊的人、可以放棄一切的人，其從心窩里掏出的每一句話擲地有聲，絕對令人相信與敬佩。

他的史料和留下的大量信件告訴我：決策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的前前后后的背景與中國找石油的點點滴滴過程；還告訴我：中國地質(zhì)科學界每一位大師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同樣他還告訴了我：科學家們個人之間的性格問題和政治傾向，以及對學術的態(tài)度等等，他最重要的告訴了我決定在松遼平原上找油的那張由他和謝家榮（當時的地質(zhì)部總工程師）等人如何描繪出的那張“設計圖”等等細節(jié)，以及當時的“部長”大人在青島休養(yǎng)的證據(jù)。在地質(zhì)部檔案室里，我拿到了兩件最重要的文件：一是黃汲清先生給鄧小平和華國鋒主席寫的“關于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的真相”的長信；以及鄧小平在黃汲清先生的信上和地質(zhì)部上報的報告上所作的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問題了解和澄清一下。小平同志的指示是用紅鉛筆寫的。這兩個歷史性的重要文件，我復印了（后來復印件被地質(zhì)部的兩位文人用卑鄙的手段搶毀掉了，他們是某某某人的崇拜者和受惠者，所以極力反對有人歌頌黃清汲，因為我后來寫了揭露大慶油田發(fā)現(xiàn)真相的作品，此倆人給我造了20余年的謠，直到今日。）黃汲清先生的巨大貢獻沒有被世人所知，驅(qū)使我發(fā)誓一定要把他和他的一批科學家們在大慶油田上的貢獻寫出來，這也就有了1995年下半年我推出的長篇報告文學《科學大師名利場》的作品。此作一出，轟動科技界，文壇著名評論家李炳銀稱其為“一部難得的史學性優(yōu)秀報告文學”，但在地質(zhì)界我可就惹了一身麻煩，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挑撥下，李四光女兒出面與我大打官司。顯然，地質(zhì)部門的“李四光們”，經(jīng)過幾十年的經(jīng)營，一大批徒弟們都在位置上，他們以強大的力量向上反應，于是就有了各種“批示”下來，甚至到了法院。我的作品就這樣被壓在了重重的“石頭”底下……這是后話。

在寫過錢學森、黃汲清后，我就直奔國家科學大獎的第三位大師王淦昌。這是我的老鄉(xiāng)，我家鄉(xiāng)的驕傲人物！必須寫，必須寫好。1997年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并不太著名的作家，但也有些名氣。似乎由于家鄉(xiāng)人“吹噓”的原因，王淦昌大師有所了解我。于是到他家時后，王老十分開心，原因是“我們常熟的‘一文一武’終算見面了??！”——他的原話。

“豈敢豈敢，您是大科學家，我是小小的文人。”在原子彈、氫彈制造者面前，我覺得自己弄幾個文字的實在太渺小。

“哎呀，你可別小看了作家！你們這些人厲害，我就編不出故事！我笨得很。你看，我現(xiàn)在都不會計算機！”王老竟然這樣謙虛。

老實說，當時我的臉非常紅。同時又在想：像他這樣能把原子彈都能造出來的科學巨人，為什么在一個剛剛認識的人面前如此坦誠地亮出自己的“弱點”與短處？這樣的人，不可能不被尊敬！

“來來，給你這個小老鄉(xiāng)看看這些……”就是我窘境和思考的片刻，只見王老先生搖晃著身子，雙手抱著一大疊書卷與資料，從里屋朝我而來。

“這是什么呀？”我問。

“研制原子彈的東西呀！”王老隨口而出。

“啊——”我一聽，竟然大聲叫起來，并連連往后退?！斑@……這可是絕密東西！我、我不能看、不能看……”當了十幾兵，知道什么是“機密”、什么是“絕密”。造原子彈的東西絕對是“絕密”之“絕密”，軍人的職業(yè)習性，令我此刻全身毛骨悚然——那可是國家最核心的機密呵！

“哈哈哈……有趣！有趣。”哪知執(zhí)握“國家大機密”的王老大笑起來，然后只見他輕輕地將手中之物放在桌子上，一邊樂、一邊有些氣喘噓噓地對我說：“我知道看不懂，所以給拿出來讓你見識見識！老鄉(xiāng)嘛，我不能騙你是不是？”他又大笑起來。

原來如此！

我也跟著笑了。這當口，我才發(fā)現(xiàn)：原來我的老鄉(xiāng)、科學巨人也是位非常幽默之人。

“坐坐！我們來講講吧！”王老之所以對我“特別”，是因為我們見面一開始就用“常熟土話”對話。在異地他鄉(xiāng)，能夠用熟練的家鄉(xiāng)話對語，實在是種美妙的“鄉(xiāng)愁”享受。然而“常熟土話”之難懂、難聽、難學程度，實在也令人頭痛，它絕不比“廣東話”遜色哪里去。硬、直、拐彎多，恐怕是其特點，我之所以沒有當成“小說家”和“詩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常熟土話”給害的——它無法讓人理解其意，還有一點是：說常熟話的人改說普通話，基本上不會成功。當然，現(xiàn)在年輕的常熟人，他們的普通話不成問題?？晌抑夏隁q的常熟人，再改普通話，一聽就不是那個味。故作詩寫小說，語境就成為一大問題，所以我押韻和用土話敘事只得罷休，于是很有詩情的我和不太差編故事的我，只好當了個報告文學（自嘲）。不過，這并不影響在上海和蘇州之間的常熟自古人才輩出的輝煌歷史。

古代周朝時，王室兄弟伯泰與仲雍，為了謙讓尊位于弟弟周文王，倆人結伴而行，千里迢迢，來到當時仍一片荒蠻的常熟、無錫一帶，“斷發(fā)文身”，墾田治水，漸得當?shù)匕傩論泶骱蜌w附，兄弟倆后自立“勾吳”，從而使中華民族有了一塊偉大的富饒之地和一個勤勞聰慧的族群。有史記載，伯泰與仲雍兄弟讓賢于弟的美德成為千古佳話。又說，這其中仲雍起的作用更大些，因為是他首先勸哥伯泰讓位于弟弟，兄長二人在朝廷看出父親中意小弟弟接位，所以才有了《史記》和《左傳》中周朝“兄弟讓國避位”的經(jīng)典故事。仲雍原名叫虞仲，在朝中就精于文韜武略，又忠厚勤勞，而深得人心。他勸其可讓國避位、開創(chuàng)吳地風物的功績更令人敬佩，所以在他去世后，葬于常熟城邊的山頭，該山后取名“虞山”，此乃紀念虞仲。常熟城又名虞山鎮(zhèn)，其歷史同午子胥開創(chuàng)的蘇州城差不多久遠。

“吾俚都是言子的后代，‘臭老九’！”當時王淦昌已經(jīng)90歲高齡，但根本看不出絲毫的“老態(tài)龍鐘”之感。我們交談間，時不時的有電話響起。王老生一聽電話聲，“噌”的就能從椅子上站起去接電話。隨后又會去涼臺邊跟“媽媽”說一句話。他的“媽媽”就是他的妻子——“我一直跟孩子們一樣稱呼她……”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吳月琴，比他大3歲，我到王家那年她老人家已經(jīng)93歲，聽力和身體顯老，坐在涼臺的椅子上。

“媽媽，這是常熟小老鄉(xiāng)！年輕的大作家！”王淦昌先生有趣地躬著腰，湊在妻子的耳邊說著。

“好婆——阿曉得何家市呀？我是何家市人！”我用常熟土語，告訴她老家的一個小地名。我看到老人家的眼睛一亮，然后朝我點點頭。

“哈哈，有趣！有趣！她還記得何家市……”王淦昌這時歡得直搖晃起身板，像個天真的孩童。后來我才知道，他特別喜歡說“有趣”二字。或者說，“有趣”是他的口頭禪。

“有趣！我們倆用常熟話講真有趣……”聽人說，上了年歲的人，越活越孩童化，王淦昌似乎也是。他跟我說話時，常常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這讓我心境放松許多。

“過去他們罵我‘臭老九’，我有點生氣。但后來就不生氣了，因為我們是常熟人，本來就是‘老九’言子的后代嘛！你說是不是？只有他們在我們‘老九’前面放了個‘臭’字，這就變得不好啦！有趣！有趣！”他的嘴里又是一串“有趣”。

看來日常生活中的科學巨人真是個有趣的人。

我們的老家常熟確實有個古代名人言子先生，他是真正的常熟人，也是孔子在江南的唯一弟子，名子游?！墩撜Z》中的記載：言子勤奮好學，且以文學見長，故深得孔子賞識。言子曾任武城宰，他遵師訓、行禮樂?？鬃舆^武城時，聞得處處弦歌之聲，盛贊學生治道有方。學成南歸的的言子，道啟東南，故被稱為“南方夫子”。唐代開元八年，言子名列十哲第九。后書人稱之為“老九”。在采訪王淦昌先生之前，我有機會到過一趟山東曲阜，的孔府大廟前，真的看到十位先哲石像，用心一一數(shù)認，第九位的正是我們常熟老鄉(xiāng)言子。當我把這件事告訴王老先生時，他竟然拍起手，連聲說：“有很有趣呀！言子真的是‘老九’，我們都是‘老九’?！暇拧猩恫缓寐铮　?/p>

大科學家王淦昌的真實、直爽和有趣，令我的初次采訪大獲收益，留下深刻印象?！皝韥?，我給你寫點字……”告別時，大師拉著我的手，有些舍不得似的這樣說。

太令人興奮了！我趕緊遞上小本本，并在巨人的身后，看著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著——

“希望你將來成為大文豪！”王淦昌先生寫完最后一個字后，笑瞇瞇地將本子遞給我，親切而溫暖，也有幾分期待。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動，我們相差50歲的一對“常熟老鄉(xiāng)”，似乎有些忘年之交的意味。

“我可沒那么大的本事呀！”當時的我真是沒有想當文豪的勇氣與理想。

“能的能的！只要有恒心，鐵棒磨成針?！蓖趵舷壬呅厡ξ艺f話。這是我與王淦昌先生最后的對話。

那一天離開他家后的幾個月里，我一直在等待第二次采訪，并且同時獲得了他的許多相關資料。而就在預約再次采訪時，突然有一天我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一則驚人的消息：一位九旬高齡的科學家在家門前的馬路邊散步時，被一個年輕的騎車人撞倒。那人見老人倒地后竟揚長而去。后來是過路人將他送到了醫(yī)院。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當即打電話給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證實，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

“現(xiàn)在王老先生怎么樣啦？”

“股骨骨折，一條腿不能動彈，醫(yī)生說至少得住院三個月……”

該死的騎車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個好歹，將給國家?guī)矶啻髶p失？假如這一撞發(fā)生在30多年前，那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時候爆炸！據(jù)說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報界披露后，引起國內(nèi)外震驚，他所住的北京醫(yī)院病房里每天有社會各界送來的鮮花，連整個走廊都堆得滿滿的。然而那個撞車人一直未露面，直至今日王淦昌先生已經(jīng)離世快20年了，那人仍逍遙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

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間仍沒有忘卻接受我采訪的事，終因傷勢嚴重被醫(yī)生勸阻。這是我深感極大遺憾的。因為后來沒過多長時間，我國一代核科學大師王淦昌先生就帶著他的未競事業(yè)離我們而去了。

那一天是1998年12月10日。北京的那一天很冷。夜10時還差兩分鐘，一代科學巨星墜落——我的大老鄉(xiāng)，永遠離開了他所熱愛的大地……

為了紀念這位科學巨人與“大老鄉(xiāng)”，我對當年發(fā)表的有關專門介紹王淦昌先生的第一部作品，重新修訂為《驚天動地的“有趣”大院士》。

歲月如此匆匆。王淦昌和其他“兩彈一星”的功臣們越來越多地被人們了解與認識。當年為新中國科技事業(yè)和強國夢想作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們的精神與事跡，很多精彩的人生閃耀點，在今天仍然是那么寶貴和出彩。但，王淦昌可能是唯一一位“有趣”故事最多的大院。故此，我在舊作基礎上，對王淦昌大師的獨特一生之處，進行了補充和完整，并重新定名，交于四川科學出版社出版。

王淦昌一生除了家鄉(xiāng)與北京的生活外，四川綿陽和青海是他最值得記憶的地方，因為那是他從事秘密工作——領導“兩彈”試驗時間最長的兩個地方，那也是他從事核武器研制最艱苦、最難忘之地，尤其他對四川的感情，甚至超過了家鄉(xiāng)常熟，而我也聽他說過“四川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

本部作品代為王淦昌先生向四川與青海核研制之地的致敬——

這座大山早已在我們面前聳立，盡管許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為他實在太高太大。而這座大山支撐的，正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構筑起的象征科學與國力的那個神秘的核世界。這座大山就是被國際人士稱為“中國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