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魯迅的思想狀況和精神探索

1902年4月，魯迅遠渡重洋來到日本，他在扶桑古國度過了7年又4個月的留學生活。在這異國他鄉(xiāng)的漂泊和苦讀生活中，魯迅逐漸成長為中國現(xiàn)代杰出的翻譯家和文學家。1909年8月，魯迅返回中國，在那之后的近10年中，他走進生命和譯介事業(yè)的郁積期。本章通過對魯迅留日精神生活和思想軌跡的鉤沉，完成翻譯家魯迅之“出生”的考察工作。

魯迅于1902年4月7日抵達東京，不久進入弘文學院學習，日語是他學習的主要課程。在魯迅去日本留學之初，他背井離鄉(xiāng)、負笈海外的動力既來自通過學習現(xiàn)代科技以拯救日趨衰退的中國的理想，也來自學成歸國謀生養(yǎng)家的考慮，還來自精神層面上的需求，那就是他對以孔儒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度失望，希冀能在異域找到安身立命的新價值體系。隨著魯迅在日學習的展開和與日本社會接觸的深入，他的眼界逐漸打開，他的思想境界不斷提高。他在保有科學救國思想的同時，民族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想逐漸成為他留日時期的核心思想。中國和世界大局的變革，以及日本軍國主義的刺激，促使他先是探索用醫(yī)學救民救國的道路，后來他棄醫(yī)從文，走向通過譯介外國文藝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來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之路。

1904年4月魯迅在弘文學院畢業(yè)，此時的他已下了學醫(yī)的決心，他后來回憶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yè)回來，救治象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從1904年9月13日起，魯迅正式在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學習。像大多數(shù)醫(yī)科大學一樣，仙臺醫(yī)專一周上六天課，課業(yè)負擔非常重，魯迅曾致信好友蔣抑卮介紹自己的學習情況：“校中功課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時始，午后二時始竣。樹人晏起，正與為讎。所授有物理、化學、解剖、組織、獨乙4種學，皆奔逸至迅，莫暇應接。組織、解剖二科，名詞皆兼用臘丁、獨乙，日必暗記，腦力頓疲。幸教師語言尚能領會，自問茍僥幸卒業(yè)，或不至為殺人之醫(yī)。”魯迅信中所提及的“臘丁”即拉丁語，“獨乙”即德語，可見在仙臺醫(yī)專課堂上，老師們的授課語言除了日語，還有拉丁語和德語，這對于所有醫(yī)科學生都是挑戰(zhàn)，對于來自異國的魯迅則是更嚴峻的挑戰(zhàn)。好在魯迅的語言稟賦比較高，才聽了不到一個月的課程，他就“尚能理會”老師們的授課了。查魯迅在仙臺醫(yī)專學習的課程表，第一學年每周有八節(jié)德語課程，第二學年的半個學年每周有德語課四節(jié)，粗略算下來，魯迅在仙臺醫(yī)專一年半共計上德語課約400小時，這為他后來借助德語譯介外國文學夯實了基礎。

第一學年考試成績公布后，該年級有30人因成績不及格而被留級。作為唯一一名留學生的魯迅，其成績位居全年級142同學中的第68名，這讓一些日本同學相當嫉恨，于是他們寫匿名信誣陷魯迅是因藤野先生事先透題而通過了考試的。這件事讓魯迅頗為受傷，他后來回顧道：“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shù)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后來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1906年1月初，魯迅在課堂上看到了日俄戰(zhàn)爭的幻燈片，他看到了一群極為麻木的中國人充當日軍槍斃中國同胞的看客，在日本同學狂熱的“萬歲”歡呼聲里，魯迅飽嘗了莫大的民族屈辱，他決定棄醫(yī)從文。

1906年3月，魯迅離開仙臺醫(yī)?；氐綎|京。當摯友許壽裳問及從仙臺醫(yī)專退學原因時，魯迅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yī)學所能治療的么？”魯迅前幾年形成的醫(yī)學救國理想就這樣幻滅了，他從此走向了通過文藝翻譯和創(chuàng)作以改變中國國民性的文化之路。

1906年6月，魯迅把學籍掛靠在東京獨逸語學會所屬的德語學校，但并不常去那所學校上課，他在仙臺醫(yī)專所學的德語基礎上自修德語，集中時間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和從事著譯事業(yè)。1907年夏季，魯迅與周作人、許壽裳、袁文藪開始籌辦文藝刊物《新生》，最終因為資金和人力等方面的原因而失敗了，但因此攢下了一批介紹外國文學的文章和譯作。這年秋天，魯迅還與許壽裳等人一塊跟來自俄國的孔特夫人學俄語，幾個月后因?qū)W費太高而終止學習，但他繼續(xù)研讀德文。

1909年8月，魯迅終止在日本的留學生活。他曾經(jīng)有過去德國留學的想法，但是作為衰敗周家的長子，他得回國擔起養(yǎng)家糊口的重任。他后來回憶說：“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jīng)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

從南京求學到留學日本所接受的現(xiàn)代教育，尤其是日語、德語的受教經(jīng)歷，為翻譯家、文學家魯迅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知識、語學方面的準備。而旅居日本7年多的生活歷練、購書讀書、社會活動，則從物質(zhì)環(huán)境和精神語境方面為翻譯家、文學家魯迅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

據(jù)周作人的回憶，當時留學日本官費生獲得清政府的經(jīng)費分作三等：“進國立大學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圓，專門高校才四百五十，別的學校一律四百圓，一個月領得三十三圓，實在是很拮據(jù)的?！?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然而，魯迅每月領33日元生活真的很拮據(jù)嗎？1901年，當時的留學生領袖、五四時期北洋政府三位“賣國賊”部長之一的章宗祥編纂的《日本游學指南》列出了學費、食宿費、購買書紙筆墨和其他雜費總費用：計每月13～18日元，每年150～200日元。可見，周作人說留學生生活很拮據(jù)有些夸張。事實上，魯迅每月可以從官費中拿出十幾元用來購書，為他的翻譯事業(yè)積攢資料。魯迅對日常物質(zhì)生活要求不算太高，但他在日本的文化生活過得相當豐富多彩。晚年回顧旅日生活時，魯迅總結道：“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多樣化的社會文化活動充盈著魯迅的精神生活，也為他從事翻譯事業(yè)營造了適宜的文化語境。

魯迅留日階段正是清末政治運動活躍期，他像大多數(shù)熱血青年一樣參加各種政治活動，魯迅的文體活動也開展得很有特色，當其他留學生學跳舞把留學生會館的樓板震得咚咚咚亂響、塵土飛揚時，他與摯友許壽裳走進弘文學院的講道館，去學習日本傳統(tǒng)體育項目柔道。1907年春天，魯迅與許壽裳等在東京“本鄉(xiāng)座”劇院看反映現(xiàn)代生活的“新劇”《風流線》，并觀看了春柳社的李叔同等中國留學生表演的話劇《黑奴吁天錄》。在假期里，魯迅與許壽裳等好友一起旅行，多年后他還對這些旅行念念不忘：“最幸福的事實在是莫過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時，春天看看上野的櫻花，冬天曾往松島去看過松樹和雪?！?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

1908年夏天，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錢玄同等共八人拜國學大家章太炎為師，在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周作人的回憶再現(xiàn)了當年章太炎講學的神采和風骨：

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很有趣味。太炎對于闊人要發(fā)脾氣，可是對學生卻極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胡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廟里一尊哈喇菩薩。

章太炎的“排滿”思想促進了青年魯迅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他在文字學上的復古偏好直接影響了魯迅在早期著譯時對文字古奧風格的采用。

魯迅旅居日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是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為了獲得閱讀材料，他不斷走進書店去尋覓、購買外文作品。魯迅與摯友許壽裳常常一道逛東京的書店，“只要囊中有錢，便不惜‘孤注一擲’，每每弄得懷里空空而歸，相對嘆道：‘又落窮了！’”魯迅常常借助德語譯本閱讀歐洲其他國家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因此去東京的外文舊書店淘書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魯迅在長期的閱讀和淘書實踐中掌握了收集、購買德文書的基本步驟：從舊書店買來德文雜志，從中掌握書籍出版信息—從出版信息中找到所需的德文書—通過東京的丸善書店向德國訂購所需的書籍—兩三個月后收到德國寄來的書籍。魯迅正是通過這條購書渠道，積累了他日后翻譯外國文學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學”所需的大量作品。魯迅晚年在回顧中國人自清末以來閱讀外國文學的狀況時寫道：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后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jīng)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啥韲膶W的啟發(fā)，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青年魯迅在日本求學時代閱讀得最多的是充滿反抗、復仇之聲，表現(xiàn)弱小民族苦難生活的作品。英國詩人拜倫積極幫助當時處于弱小受欺地位的希臘獲得獨立，他的作品因此深受魯迅等中國青年的喜愛；此外，密茨凱維支、裴多菲、黎薩爾（厘沙路）等發(fā)出反抗、復仇之聲的詩人也很受當時中國青年讀者關注：“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仇詩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Petofi Sándor；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

在這樣的時代風云和社會語境下，魯迅形成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想，這兩種思想深深地影響青年魯迅的翻譯實踐。與當時多數(shù)留學生一樣，魯迅的民族主義的形成有三股推力：一是如上所述在異國所受到的種族歧視和侮辱，促使他尋找走向民族自尊自強的道路；二是當時反對“滿清”政權種族不平等統(tǒng)治的思想很興盛，章太炎的“排滿論”對當時青年影響巨大；三是19世紀末甲午海戰(zhàn)和20世紀初庚子事變的失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危機日益加重，嚴復譯著《天演論》闡述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廣為流布，更強化了中國人的危機感。

民族主義思想的主要表現(xiàn)就是愛國主義的抒發(fā)，1903年3月，負笈東京的青年學子魯迅毅然剪掉作為“滿清”政權奴隸象征的辮子，并寫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1903年4月底，中國留學生在東京舉行集會，抗議沙皇俄國企圖吞并我國東北三省的侵略行為，并成立了“拒俄義勇隊”。魯迅在“拒俄運動”驅(qū)動下，在6月編譯、發(fā)表了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借古希臘斯巴達斗士誓死抵抗波斯侵略者的故事，激發(fā)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懷。1903年10月，魯迅發(fā)表《中國地質(zhì)略論》，熱烈地抒寫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吾廣漠美麗最可愛之中國兮！而實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濒斞冈谖闹写舐暭埠簦骸爸袊撸袊酥袊??？扇萃庾逯芯?，不容外族之探撿；可容外族之贊嘆，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在文章的結尾，魯迅提出了他的救國策略——“結合大群起而興業(yè)”，即通過發(fā)展礦業(yè)和工業(yè)造就中國文明社會。

慢慢的，魯迅的實業(yè)救國觀、科學救國觀發(fā)生了變化。1906年初，魯迅在仙臺醫(yī)專的課堂上所見到的“辱華”幻燈片讓他產(chǎn)生了對科學（醫(yī)學）的信仰危機。但幻燈片事件只是魯迅思想巨大轉折的導火索，更重要的是通過同社會現(xiàn)實的接觸和知識上的探索，他獲得了思想認識的全面升華。在日本的旅居生活讓魯迅目睹了資本主義社會日新月異的巨變，同時也讓他感知到日本社會和人性的畸變；大量閱讀來自歐美的文藝和理論書刊，讓魯迅對西方文明尤其是19世紀以來的西方文明有了多方位、多層面的了解。魯迅在1907年發(fā)表的《文化偏至論》中對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運動以來在中國盛行的實業(yè)救國、興兵救國和議會立國等各種思想做了層層深化的批評，他還批評了西方19世紀文化的兩個“偏至”，即物質(zhì)至上主義和眾數(shù)（民主）對獨異個人的壓迫。在保持同時代對話的前提下，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了這樣的中國近代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致，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魯迅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兼顧中外、古今各方面要素，貫通個體和國家的內(nèi)在關聯(lián)，這與魯迅在《文化偏至論》后邊部分提出的核心文化觀念遙相呼應：“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人既發(fā)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6/13/1928117969206.png" />從這時開始，在魯迅的思想體系中，個體精神的自由和個體生命的完善取代了民族的強大和國家的現(xiàn)代化的核心地位，成為他思想版圖中最重要命題；而“立人”也成為魯迅留日后期以及此后一生啟蒙思想的原點。

1. 弘文學院，為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在東京為中國留學生創(chuàng)辦的學校，后來為避清朝乾隆皇帝弘歷的名諱改名宏文學院，到1909年停辦時，在該校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達7100多人。

1.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8頁。

1. 魯迅：《1904年10月8日致蔣抑卮》，《魯迅全集》第11卷，第330頁。

1. 《魯迅在仙臺的記錄》，“第三章在學時代的周樹人”，平凡社版；轉引自魯迅博物館編《魯迅年譜》（增訂本）第1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139、152頁。

1. 魯迅：《藤野先生》，《魯迅全集》第2卷，第317頁。

1. 許壽裳：《懷亡友魯迅》，《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第7頁。

1. 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全集》第7卷，第85頁。

1. 周作人：《下宿的情形》，《知堂回想錄》（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第246頁。

1. 〔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第125頁。

1. 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78頁。

1. 周作人：《魯迅在東京·看戲》，《魯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第315～316頁。

1. 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記》，《魯迅全集》第10卷，第271頁。

1. 周作人：《民報社聽講》，《知堂回想錄》（上），第277～278頁。

1.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第28頁。

1. 參閱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第42頁。

1.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魯迅全集》第4卷，第472～473頁。

1. 魯迅：《雜憶》，《魯迅全集》第1卷，第233～234頁。

1. 魯迅：《自題小像》，《魯迅全集》第7卷，第447頁。

1. 魯迅：《中國地質(zhì)略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5～6頁。

1. 魯迅：《中國地質(zhì)略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19～20頁。

1.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7頁。

1.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