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塵埃里的珠玉

胡菊人

一

唐德剛先生有次以筆名在《明報月刊》寫了好幾篇政論文章，筆調(diào)幽默佻，評點銳如匕鋒，卻又氣象磅礴，理路森然，原來竟都是在旅途客棧中寫的，我聽了不禁為之傾倒。此串文章刊出之際，苦了我這個編者，各方文士，紛紛打聽，一再向我逼審：此仁兄何方神圣？必是大有來頭人馬，文筆妙、見解精，讀來笑中有淚、淚中帶笑，難道會從大石頭爆出來？好多次幾乎沖口而出，但為作者保守秘密是編輯的起碼修養(yǎng)，人家逼我愈急，我嘴巴閉得愈緊。還不自覺流露了得意神色，做編輯的拉到好稿，比中彩票還高興，終于沒有人猜得出來，好幾年了。

后來有個識貨的行家，到了紐約，與德剛先生敘舊，便當面逗他、哄他，要他承認。德剛先生笑而不語。對方終于斬釘截鐵地說：“必是你寫的。難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頭來打賭！”此人便是周策縱先生。

這個小故事證明兩點。德剛先生不動筆則已，一動筆往往引動視聽，天下妙文，萬人爭誦。其次，他的文筆風(fēng)格獨特，別人學(xué)不來，海內(nèi)外能文之士雖多，絕少寫得出這樣出色當行的文章。熟知他文筆的老友策縱先生，一讀就似曾相識。文風(fēng)天下有一無雙，正像越王勾踐的寶劍，千年百代之后，一旦出土，還是他的，無人可仿，無人可冒。

唐文之引動視聽，還有一顯例。他的《梅蘭芳傳稿》首次于1952年《天風(fēng)月刊》上亮相，即已名動四方，《明報月刊》于1966年6月予以轉(zhuǎn)載，亦成為最受歡迎的鴻文，后來又在臺灣《藝海雜志》轉(zhuǎn)載，亦同樣叫座，現(xiàn)在收入本書，當然也是永遠為人爭誦的。文章如名劇，屢屢上演，屢屢為人喝彩，當真像梅蘭芳演《貴妃醉酒》一樣了。

《梅蘭芳傳稿》比誰都寫得好，因為是運用文學(xué)筆法，像太史公為古人立傳，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有人評為過分夸大，然而文學(xué)筆法本來就應(yīng)該夸張。太史公寫荊軻，臨訣一場，感人至深。說他先以變徴之聲“沉郁憂傷”的調(diào)子唱了一段，把大家感動得眼淚鼻涕一齊出來。又跨前幾步，驀然將調(diào)子提高三度，變?yōu)橛鹇暎ㄇ修D(zhuǎn)調(diào)），這慷慨激昂的羽音，使大家眼睛都張突了出來，頭發(fā)直豎，將帽冠沖起。這頭發(fā)的描寫顯然是夸大，盡管“怒發(fā)沖冠”已是用濫的成語，但我們哪里見過憤怒時頭發(fā)直立的。太史公的用意一表荊軻之勇毅決烈，一表眾人對秦始皇的勢不兩立，正像唐文寫梅蘭芳的手，說是風(fēng)靡了全美國，美國少女無論是在地道車上、課堂上、工廠里、舞場上，一窩蜂都在模仿“梅郎”舞臺上的“手姿”。梅蘭芳的色藝精絕、美國人的傾心、梅君的影響力，不都表盡道盡了嗎？

若問文學(xué)筆法“可愛的夸張”，寫傳記該不該用？太史公兩千多年前已做了回答。然而太史公雖善于用夸張筆法，對時地人的背景、籍貫、年月、事件等等，卻都力求翔實。唐文之梅蘭芳亦復(fù)如此。但在紀實探源之余，若無文學(xué)筆法的藝術(shù)加工，梅蘭芳亦不過是出土的金縷玉衣，不如讀他的墓碑志、翻查他的族譜啦！

中國偉大的史書《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是“傳記文學(xué)”的祖先。它們與《漢書》以后的體裁很不相同，它們的表現(xiàn)方式，大都是形象性的，寫具體事實，并且往往現(xiàn)場化、故事化。太史公的列傳很多是短篇小說，《戰(zhàn)國策》的人物都是活的，《左傳》也不例外?！蹲髠鳌返谝黄多嵅硕斡谯场肥鞘孜步Y(jié)構(gòu)相當完整的故事：有背景、有人物、有沖突、有對話、有人情和人性、有結(jié)局，大故事套兩三個小故事，而彼此做有機關(guān)聯(lián)。有一點不可不注意，此篇題旨原講“孝道”，但除了結(jié)尾作者以“局外”身份（類似太史公之“太史公曰”）評了兩句“孝行”之外，整個故事本身沒有一字評議，沒有犯小說作法中各種“作者干擾”最易犯的毛病。這不加任何評議，亦是對史實的客觀寫法，但就文學(xué)藝術(shù)筆法言，這個表現(xiàn)方式，實比以后好些“正統(tǒng)短篇小說”唐傳奇、宋話本以至明清之際的李漁之《十二樓》等等更為完整。

古代史書所記原都非作者親歷，竟寫得像親身目擊一樣（唐德剛先生的梅蘭芳，也是從斷紙殘篇的故紙堆里“目擊”出來的）。用理性的學(xué)術(shù)眼光看，確有點“子虛烏有”之嫌，這大概就是《漢書》后史書改變了體裁、筆法的原因之一。讀史書如讀小說家之言太不像話了。然而后世的大部分正史，雖然體例詳備，結(jié)構(gòu)宏大，絕不能像古史一樣深入民間，它們只為科舉應(yīng)考“惡補”的材料。亦不像古史為人經(jīng)常編為舞臺劇，它們太抽象、太零碎、太無人味了，根本不能編。也很少能收入中學(xué)生中文教本，老師結(jié)巴巴、學(xué)生打瞌睡。此所以唐德剛先生的梅蘭芳傳，運用了太史公《刺客列傳》的體裁，揚棄后世史書本傳的筆法。太史公是攪歷史的，唐德剛也是攪歷史的。大史家之外我們稱太史公為文學(xué)家，唐德剛為史學(xué)知名教授和杰出史傳作者之余，亦可以稱為文學(xué)家。因為除了文筆、體裁，他還發(fā)揮了文學(xué)家必須具備的“想象力”，這種文學(xué)的想象力，在不違背時、地、人、事件之間的關(guān)系，力求忠實之余，為我們提供了逼真的場景、活生生的人物、動人的事件?，F(xiàn)代不少史傳作者，以參考書目、以注釋、以引述之多寡來唬人，以資料之真?zhèn)?、以“可信度”為高下，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我們能完全沒有“文采”嗎？不顧“讀者”嗎？不理別人的交感共鳴嗎？難道“想象之真”不是太史公要達到的另一種“真”嗎？現(xiàn)代史書好些懨懨不能閱，不正是作者自己太受委屈、太遵命于“學(xué)究式的學(xué)術(shù)標準”嗎？

二

周策縱先生序德剛先生的《胡適雜憶》，即有與筆者相同的贊語：“他筆下的胡適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這做法承襲了古今中外傳記文學(xu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第一個最出色的傳記文學(xué)家司馬遷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導(dǎo)了我們?！狈Q許他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盤，直欲驅(qū)使鬼神，他有時也許會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們不可因他這滔滔雄辯的‘美言’，便誤以為‘不信’”。夏志清先生在同書序中干脆說，唐德剛先生“應(yīng)被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周、夏二公的說法十分中肯，亦不限于《胡適雜憶》這部書，事實上德剛先生能寫多種好文體。一個人文字根底好、文學(xué)筆法好、識力厚、才分高，“學(xué)究枷”當然拘限不了他，必得露一手文采風(fēng)流的把戲。

策縱先生說：讀德剛先生的《胡適雜憶》，固然見到了活的適之先生，但也同時在胡適里找得到唐德剛。這正是作者的文采風(fēng)流到處溢瀉出來的結(jié)果。一流的傳記，是不能把作者淹沒的。我編校過美國史傳經(jīng)典之作的《林肯傳：草原時代》（Abraham Lincoln：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歷史給倒轉(zhuǎn)了，林肯復(fù)活過來。同時，寫這部傳記的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詩人，亦隨處覺得他的存在。我記得讀到一段使我停下來森然想了很久。林肯青年時到一個荒山，但見怪石嶙峋，在月色掩映下像是一頭頭怪獸，四周蒼蒼茫茫、海天無垠，林肯頓時感到“天地悠悠”，在洪荒時代，那乳齒象亦正是一樣怔怔地凝望過那些怪石，那同一的山谷、同等的景象，令我們馬上念及：過去何在？將來何在？我何在？就“忠實記錄”的史傳觀點看，那桑德堡怎可以這樣寫？你怎知林肯當下的心境？那種“想象之真”有沒有道理？居然進到林肯的內(nèi)心去，有什么文獻上的根據(jù)？我們其實不必問的。桑德堡要表現(xiàn)的，正是一個大人物、大豪杰必有的心懷，此一心懷，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詩作中，寫赫德遜河的渡頭時問過，年年代代無盡無邊的多少人走過這同樣的渡頭？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青山依舊，夕陽幾度？不正堪今古同聲一嘆？李白登山，不也有自古以來登高者如今剩下幾人的話頭。那陳陶足履吳越之地，有“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為今人發(fā)”的絕句，杜甫游“玉華宮”，眼見蒼鼠、鬼火、敗瓦、壞道，念當年宮人美人，今只余下一頭石馬，他望著那頭石馬，那頭石馬也望著他，這歷史的眼睛，竟使杜甫獨坐黃土上，“浩然淚盈把”大哭起來了。

這種感懷，是詩人共同的感懷，桑德堡自也有此感懷，難道林肯就沒有這種感懷么？桑德堡把自己的感懷，移花接木于林肯身上，是為了表現(xiàn)林肯心胸的廣大，讓他看見了乳齒象——有什么人類曾看過，何況林肯？——是為顯示他的歷史感、時空感。正因如此，我們見到了林肯也見到了桑德堡。我們在“胡適”中固然見到了唐德剛，但在梅蘭芳里也見到了他。他寫梅蘭芳在舞臺上的醉酒，竟亦進入了“貴妃”當下的內(nèi)心，作者逞其絕妙的幻想力，不間接顯出作者的面目嗎？

三

夏志清先生認為唐德剛的《李宗仁回憶錄》不及《胡適雜憶》寫得好，正是由于前者受李宗仁口述所限，無法施展作者的文筆與才華。夏先生因《胡適雜憶》而稱唐氏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筆者在前面則稱唐氏為“文學(xué)家”?，F(xiàn)在我們一說“文學(xué)”，就好像只有詩、小說、劇本、抒情性小品，而不及其他，有些文藝青年恐怕還以為“史傳”之作，不屬于“散文”和文學(xué)范圍，那是受西方近代觀念所影響。我們中國自孔夫子說“文學(xué)，子游、子夏”，至《文心雕龍》，再及于清代之《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書，文學(xué)兩字的范圍，定得很寬。曹丕的《典論·論文》所謂“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當不僅指今之所謂“純文學(xué)”，亦必然將唐德剛的“文章”、他的史傳之作歸入“文學(xué)”天地，如果他認為那是“好文章”的話。

唐先生自謙本集里的都是“塵?！?，是“雜文”、“游戲之作”，我倒愿稱之為報導(dǎo)文學(xué)、散文，甚或小說。就報導(dǎo)文學(xué)言，它們把五十年代中國留學(xué)生的生活面貌，留下了三鱗兩爪，有溫故的意義。就散文言，都是讀后余味回甘的好文章。就小說角度看，會發(fā)現(xiàn)德剛先生是寫人物的好手?！段业呐纤尽愤@個典型美國職業(yè)老處女，目下有些小說家寫人物往往不及他寫得生動。《求婚》若說是短篇小說，一般文學(xué)雜志編輯不會擺到散文欄去。《瘋院來去》也應(yīng)當視為一個短篇，誰才是“瘋子”？我們讀后不禁深深感喟?！堵赌冉衲耆畾q了》，也很令人低回。《學(xué)跳舞》一篇是記敘散文，從中發(fā)現(xiàn)作者是“說故事”的好手，兩個“鄉(xiāng)巴佬”在紐約學(xué)跳舞，文章拖得這么長，如果《海外論壇》不?？?，他還當繼續(xù)寫下去，可是一點不覺得拖沓，讀者還要追讀下去，連連捧腹。《三婦人》寫三個流落異邦的波蘭女子，使天下之去國失鄉(xiāng)者同聲一哭。五十年代中國人，何嘗不然。從《三婦人》、《瘋院來去》、《露娜》這些文章，可以體會到作者深厚的同情心懷。唐文雖有時突梯滑稽、冷言尖語，然在《梅蘭芳》一篇中，亦見到他溫柔敦厚的一面，梅氏早年的“相公”生涯，后來與豪門軍閥之交往，以至于梅蘭芳自己的婚姻，作者筆底留下很大的余地。

這集子中凡刊于《海外論壇》的文章，我在大約二十年前即已拜讀，并且還都校對過，德剛先生恐怕還不知道。當時《海外論壇》在美國集稿、編輯后，即寄交（我工作的機構(gòu)）香港友聯(lián)出版社排版印刷裝訂，再航寄到美國發(fā)行。負責(zé)這項工作的是位小姐，是我初戀之人，義不容辭，請纓效勞，先拜讀了這些好文章。就在我接到這部稿子不久，今年3月3日，有幸在港會見了《海外論壇》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許牧世先生。笑談中還說到當時負“友聯(lián)”債的情形，他又說，當時你們在香港匆匆排校印刷裝訂，跑飛機場把雜志航寄到美國，可是在紐約的郵局，它們可以靜悄悄地寄宿。睡它個三四十天，無人認領(lǐng)，航空費都浪費了。他搖頭說，“辦同人雜志真難！”縱然如此，我仍認為那是有價值的工作。若問五十年代的留美中國知識分子，從歷史的回聲里，聽到那么一陣的呼聲與吶喊，感到有那么一種憂時憂國的情懷，也還就是《海外論壇》那一班人。何況當時他們都還在掙扎求生存的階段，不像現(xiàn)在都已成為大學(xué)者或在別的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

我1962年首次承美國國務(wù)院之邀訪問美國，在紐約就由《海外論壇》的另一位創(chuàng)辦人李和生先生帶我到各處游覽和拜訪。他那忠厚樸實的樣貌，我至今仍然在目。他給我聯(lián)絡(luò)到德剛先生，可是要我自己搭地下鐵道去。我是個大鄉(xiāng)俚，那一線地道車還滿復(fù)雜，有些班車在街口停站，有些不停站，這可把我難倒了，但我終于沒有誤車，按址按時，在掛有胡適之手稿題贈德剛的客廳里，闖進了我這個不速之客。至今十七八年了，我仍以第一次搭紐約地道車不誤而沾沾自豪，我第一次領(lǐng)略到“系統(tǒng)”（system）和“標志”的好處，就憑這些抽象的符號，我在車上仔細地研讀一番，即到達目的地。這是我們中國人最不擅長的。說到system，令我想到臺灣中正國際機場一開幕，據(jù)說最大的毛病之一即為“流轉(zhuǎn)不通”，正是“系統(tǒng)”和“標志”不明確所致云云。但臺灣已進入“現(xiàn)代化”，此方法勢必學(xué)會，亦不得不實行，包括政治上system在內(nèi)。

再一位《海外論壇》的創(chuàng)辦人周策縱先生，在見過德剛先生后兩天就在哈佛見到了。那時的策縱先生不像現(xiàn)在見到人老是笑，1962年我和他談了好久，還承他宴請一起和他家人吃過飯，但在記憶中他從未展顏。當時他的《五四運動史》完成不久，和他談的大都是家國與文化問題。恂恂書生，形象卻是沉郁的，似隱藏著深重的憂患意識，有股懔懔的頏世頡俗之氣。我想就是大家這股氣，成為創(chuàng)辦《海外論壇》的原動力。他們寫文章、做發(fā)行、捐助經(jīng)費，擠出業(yè)余課余時間，要為國家做點事?，F(xiàn)在回頭來看，《海外論壇》除了為五十年代的留學(xué)生留下聲音之外，還不能否認，它是至今為止留學(xué)歐美中國知識分子所辦的水準最高、文字最好的雜志之一。

也因為辦了這個雜志，才逼得德剛先生寫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說這些都是五十年代“塵?！毕碌摹傲魃硥嫼啞?，我們卻毋寧視為那是塵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1979年8月10日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