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朱湘譯詩研究的反思與啟示

由于朱湘的詩藝追求總是游離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范圍之外，加之他那獨特的文風及其“非常孤傲，自視很高”[1]的性格又與周遭時代氛圍格格不入，因而相對于其他二三十年代同期的詩人兼翻譯家，漢語學界對這位“文藝怪杰”[2]的譯詩活動開展的研究較為薄弱。

過去對朱湘的譯詩研究大致集中在兩個彼此不相銜接的階段，第一階段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第二階段始于80年代后期。對朱湘的譯詩進行非系統(tǒng)性評述最先是在其友人圈內進行的。如早年就盛傳過他有意“誤譯”英國詩人白朗寧的《異域鄉(xiāng)思》一詩，惹起了一場有趣的文藝爭辯。[3]自朱湘的《番石榴集》出版以后，諸評論家及其友人如勝已、常風（原名常鳳瑑）、羅念生等先后在《文學與人生》《大公報》等媒體上撰文評介，其評論大多集中于譯家的翻譯技巧、譯入語的擇取和對原作的忠信等問題，討論僅限于譯文與原文之間對等問題，很少涉及文化批評層面，更不用說在目標語文化體系內部來展開討論。在詩人步屈子后塵（1933年冬）的幾年內，社會上曾時興過撰寫追憶詩人的紀念文章，間或有人附帶提及其譯詩問題，其評述均屬點到為止，甚少有過系統(tǒng)深入的論述，但其中提供的若干有關朱湘譯詩活動的線索，又頗具學理價值。[4]客觀地說，當年學界對朱湘譯詩的關注如能再持續(xù)一段時期，肯定會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發(fā)現。不幸的是，盧溝橋的戰(zhàn)火摧毀了中國新文藝園地的寧靜，國內政局與社會急劇動蕩，加之他那若干詩學主張與主流文藝思潮不甚吻合，于是在有意與無意間，朱湘的名字為人淡忘了近半個世紀。

朱湘在文壇上的再度復活是在他生前摯友羅念生所說的“朱湘年”，即詩人逝世50周年祭的1983年。[5]當時隨著國內學術環(huán)境的改善，一些學術禁區(qū)被打破，以往根本不敢涉足的領域陸續(xù)得到墾殖，一些極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紛紛問世。在這樣的學術大背景下，學界對詩人兼翻譯家朱湘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首先是隨著他學術名譽的恢復和作品重印，以及有關其遺著的評介文字不斷刊載，新版《朱湘譯詩集》也在1986年由人整理出版，自此中國譯論界又刮起一股“研究朱湘風”。除該集編選者通過“序言”和“后記”方式發(fā)表評論外，[6]也有人專門撰文，[7]或在自己的著作中開辟單獨章節(jié)，[8]討論詩人的譯詩主張和翻譯特色等問題，其論述較前一階段相對集中，也更為深入。這一階段的研究者已開始不自覺地把詩人的譯詩活動置于譯入語文化層，將其譯詩作為一種既成的事實來進行處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聯系到詩人的創(chuàng)作主張，將其研究拓展到美學層，并從接受影響等維度來對朱湘的譯詩進行觀照。前些年還有人從譯者的翻譯個性和文化情調來討論朱湘的譯詩問題。[9]然而總體而言，迄今為止對朱湘的研究還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缺乏系統(tǒng)性，散論居多，系統(tǒng)地加以研究的居少；二是缺乏深度，研究者關注的只是詩人的譯詩過程，其發(fā)表的論述仍帶有隨感性，討論得更多的還是內部的語言分析和局部的文本對照問題，也就是仍以在兩種語言間尋找所謂的“對等”（equivalance）為主要目的。而前后兩個階段有關朱湘譯詩研究的成構事實表明：正如孔慧怡所說，研究者還“很少涉及翻譯活動如何在主體文化里面運作的問題，在這樣的研究范疇之內，從事研究的人很難脫離‘原文’觀念的限制，也因此絕少觸及翻譯活動所能產生的龐大（應為‘巨大’——引者注）文化力量，以及翻譯活動和主體文化之間的互動作用”。[10]正是這些不足和缺陷，使得新時代語境下有必要對朱湘的譯詩以新的視點加以審視。人們發(fā)現，在朱湘譯詩研究中最棘手的問題就在于其源語類型之復雜。在翻譯詩歌所采用的原文狀況尚未完全摸清之際，想一味地比照原文已不可能，其研究也很難有更深入的突破。因此，不妨考慮一定程度地跳過原文這一關，把研究的視點聚焦在譯文一端，也就是將譯文置于目標語文化體系內來重新闡析和思考。

[1]何家槐。朱湘之死。申報·自由談. 1933-12-17.

[2]柳無忌。朱湘《文學閑談》序。痖弦編。文學閑談。臺北：洪范書店，1978：4.

[3]參見朱湘《白朗寧的“異域鄉(xiāng)思”與英詩——一封致〈文學旬刊〉編輯的公開信》，《京報副刊》第85號（1925年3月11日）；朱湘《一封致友人饒孟侃的公開信》，《京報副刊》第102號（1925年3月28日）；王宗璠《與王劍三談譯詩的通信》，《晨報副刊·文學旬刊》第62號（1925年2月25日）；王宗璠《讀了“白朗寧的‘異域鄉(xiāng)思’與英詩”后》，《京報副刊》（1925年3月15、16日）；饒孟侃《“春風吹又生”》（上、下），《晨報副鐫》第51、52號（1925年3月8、9日）；饒孟侃《“野火燒不盡”——告“盲目的讀者”的作者》，《京報副刊》第96號（1925年3月22日）；等等。

[4]參見勝已《〈番石榴集〉述評》，《人生與文學》3卷4期（1936年）；常風《番石榴集》，《大公報》第249期（1936年4月）；羅念生《關于〈番石榴集〉》，《人生與文學》2卷4期（1937年4月10日）；等等。

[5]柳無忌。詩人朱湘的復活。讀書. 1988（12）: 60.

[6]洪振國編?！吨煜孀g詩集》后記。朱湘譯詩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35-344.

[7]陳耀球。評介《朱湘譯詩集》。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7（3）.

[8]錢光培。現代詩人朱湘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292-311.

[9]徐莉華，徐曉燕。我國五四時期的另一種翻譯走向——評朱湘的英詩翻譯。中國比較文學. 2002（4）：58-66.

[10]孔慧怡。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