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六十年

我的人生猶如蜿蜒不定的河流，
沒有成型的航道，
沒有既定的目標，
順流隨遇，左奔右突，
在茫茫的人生大地上刻畫出了
自己未曾期許的印記。

我的人生猶如蜿蜒不定的河流，沒有成型的航道，沒有既定的目標，順流隨遇，左奔右突，在茫茫的人生大地上刻畫出了自己未曾期許的印記。

回顧往事，幼時我從未想過與英語結緣，也從未想過若干年后自己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求學、生活、工作，更不敢想象自己進入聯(lián)合國工作，在世界的彼端為推廣中文和中國文化構建橋梁。

我的工作始終都在與語言打交道：從不識英文的童稚少年，到初學英文，到成為英文老師，再到留學美國；畢業(yè)后在美國大學教中文，接著在紐約華美協(xié)進社管理中文項目，再后來進入聯(lián)合國工作，繼續(xù)從事中文教學項目。

我至今的生活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除了第二段歷經(jīng)十七年，其他三段都是整整十五年。每個階段的突兀轉(zhuǎn)折，看似出人意外，實則合情合理，好多個因緣際會最終使我走到了今天。如今回首前塵，仿佛又讓我回到那些艱難卻又溫馨、繁累卻又豐富、辛苦卻又美麗的日子。

童學少年：1954—1969

坐標：南京

1954年12月24日，我在南京出生。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但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寒風蕭瑟，雪花飄飄。我后來在網(wǎng)上查過，南京近百年來最低氣溫出現(xiàn)在1955年1月6日，達零下14度，正是我出生的那個冬天。

因為那年的雪特別大，父母就給我起名為“冬冬”——意為兩個冬天。這個名字一直使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后才改為現(xiàn)在的名字。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也就是圣誕節(jié)前夜。不過在當時那個與外界隔絕、懼談西方的年代里，沒有人會把我的生日與平安夜聯(lián)系起來。有意思的是我出國后，美國人一聽到我的生日馬上就會說：“Christmas Eve！”（平安夜！）而我通常的回答是：“It's a day nobody cares about．”（無人在意的一天。）——因為人們都在期盼第二天的圣誕節(jié)。在我的記憶中，小時候父母從沒有給我過過生日，我也沒有參加過哪個小朋友的生日聚會。在我們小時候，大家好像都沒有“過生日”的習慣。

父母

我出生時，父母住在南京市太平南路的“東白菜園”。聽起來好像是鄉(xiāng)村，其實那兒距民國時期的總統(tǒng)府以及蔣介石、宋美齡宴請國賓的中央飯店僅咫尺之遙。此地歷史上曾是一片白菜園，后成為東西兩條巷子。東白菜園和西白菜園均是一棟棟民國風格的小洋房，我們家就在臨街的一棟小洋房的二樓。

我家在二樓有兩個房間，還有樓梯旁一間與鄰居共用的小廚房，室外還有一個陽臺，也是跟鄰居合用的。在當時的南京，這已是很好的居住條件了。我家能享有這樣的條件，原因是我父母均為國家干部，且級別還不低——父親當時是南京市共青團宣傳部長，母親是我們家所在街道的辦事處主任。

我最初的記憶是從全托幼兒園開始的。幼兒園其實就在我家門口，但那時正值“大躍進”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展開之際，父母全身心地投入，根本沒有時間顧及自家的幾個孩子。

我有兩個妹妹，我們兄妹三人的年齡很接近，都在全托幼兒園住讀。所謂全托就是寄宿制幼兒園，每周只有星期天可以回家。我記得幼時的我在幼兒園思家心切，每天都盯著那扇鎖著的大門，希望媽媽會突然出現(xiàn)。最難熬的便是夜晚了，瞅著凸凸凹凹的天花板，總是難以入睡。記得有幾次，我瞅著幼兒園的“阿姨”沒注意，偷跑回家，就像從監(jiān)獄越獄逃跑一樣。好在那時沒有門衛(wèi)把守，社會上也沒有治安問題。每次偷跑回家，都被媽媽又送了回去。后來大概媽媽也心疼了吧，就決定不再讓我上全托，而改為日托了，這樣每天傍晚我就可以回家了。

“大躍進”過后沒多久，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就接踵而至。全民饑饉，物資匱乏。根據(jù)中央決議實行完全供給制，全國創(chuàng)辦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勞動一起吃飯，人人都吃食堂。可是食堂早上只有稀飯，中午和晚上每人只有一碗米飯，是裝在一個陶瓷碗里的蒸飯，大人小孩都一樣。長大后聽我母親說大人為了讓孩子吃飽，自己常常忍饑挨餓，少吃或者不吃。后來我父親還得了浮腫病，就是因為把飯菜省給孩子吃，長期忍饑挨餓。

那時我已經(jīng)上小學了。我們家附近有個南京市很有名的菜場，叫科巷菜場。記得每天下午都有卡車運菜進來，車一卸貨就有很多人蜂擁而上，搶吃青菜的菜心。我常常跟著小伙伴們一起去吃，主要是為了好玩兒。菜心甜甜的，倒也蠻好吃。

當時城市里的情況還好一些，農(nóng)村就更糟糕了。很多農(nóng)村人在農(nóng)村沒有吃食，便來城里行乞要飯，治安也成了問題。記得有一次，我跟母親去鼓樓的食品大樓買了一包“油球”（用油炸的面團，里面有些糖）。我拿著那個裝有“油球”的紙包，轉(zhuǎn)眼間就有個人從我手里搶走，飛奔而逝，讓我著實驚嚇不已。多年后我跟太太聊起過此事，她說她小時候也有類似的遭遇，被搶過一個饅頭。那個搶饅頭的人一把奪過饅頭，并在饅頭上連吐幾口唾沫，然后邊跑邊啃，嚇得她大哭。因為饑餓，有些人已經(jīng)失去理智而搶奪食物。

父母堂尊

我該說說我的父母了。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家庭。

先說我母親吧。她叫黃賢，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個普通家庭，起初家境還湊合。她的爺爺，也就是我的太姥爺，曾在皇宮做雜事。姥爺有些文化，算是個文人，能算會寫，平時給人寫字做賬，但并非固定的工作，也沒有穩(wěn)定的收入。

母親4歲時，家中有5口人：我的太姥姥、姥姥、姥爺、母親，以及我一個年幼的舅舅。由于那時家中的日子已經(jīng)過不下去了，我太姥姥就決定下關東去討生計，于是帶著全家一起去了長春。因當時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和一幫清朝遺老都在長春，太姥姥覺得那兒興許能聯(lián)系到太姥爺當年在皇宮里的一些關系，給姥爺介紹個工作。但是到了長春才發(fā)現(xiàn)，這些人并不能幫上什么忙。

那時哈爾濱有個公司來長春，聲稱招有文化的人當會計，姥爺報名就跟著他們走了，后來才知道是被騙。那些被招的人都被送去黑龍江鐵力縣的深山老林做勞工，伐木砍樹。姥爺是文人，不擅體力活，加之隨身攜帶的衣服不多，沒多久就活生生地被凍死在林子中。

留在長春的一家人，靠太姥姥在長春頭道溝為一個叫“北平站”的客棧做事養(yǎng)家?！氨逼秸尽钡睦习搴突镉嫸际潜本┤?，太姥姥就在那兒給人洗衣服，做針線活，一天賺幾毛錢。我的姥姥身體不好，但為了維持生計，她去日本人辦的寶山火柴廠做工，早上5點多就得出門。外面冰天雪地，她常常在冰上跌倒，摔得頭破血流。在我母親8歲的時候，我的姥姥就去世了。

太姥姥隨后攜我母親和舅舅去了四平。太姥姥給人家做保姆，我母親在一所免費的天主教小學上學。三四年后祖孫三人又回到長春北平站。

母親在12歲時，經(jīng)姥姥朋友的介紹，也進了寶山火柴廠做工。她小小的年齡，每天從早上5點半工作到晚上5點半，整整12個小時。

1947年年底，東北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前夕，中共地下黨進廠宣傳，母親就加入了黨組織，到長春外圍做婦女工作，做軍鞋、組織擔架隊。1948年10月長春解放，母親擔負婦救會工作，其后跟隨組織去沈陽。11月沈陽解放后，她又繼續(xù)隨組織南下；先到上海，后因語言不通，由組織分配到南京，任南京市總工會女工部科長、黨政工團科長。

1955年南京市建立街道辦事處機制，我母親到五老村辦事處擔任主任，數(shù)年后轉(zhuǎn)任書記，在此職位上一直工作到20世紀80年代末退休。

我家所在的街道叫五老村，我入讀的小學叫五老村小學。

五老村原是一個不起眼的街道，后來因為衛(wèi)生環(huán)境搞得好而名揚全國，成為樣板。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也許記得毛澤東主席的一段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wèi)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據(jù)說這就是為五老村題寫的。

母親

1960年12月21日，周恩來總理陪同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來到五老村參觀，就是我母親和當時辦事處的書記負責接待解說的。

周總理看到原來的臭水坑變成美麗的小花園，對五老村的衛(wèi)生面貌、優(yōu)美環(huán)境表示贊賞?？腿艘恍袇⒂^了五老村幼兒園、五老村小學和街道的食堂，我還為周總理獻花。周總理和西哈努克親王的這次來訪，成為五老村一段引以為榮的歷史，傳為美談。

與我母親相比，我父親小時候沒受過什么苦。他1929年出生在江蘇高郵的一個富裕家庭里。按照1949年后劃分階級成分，他家屬于地主兼資本家。

父親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老二，在家時傭人們都稱他為“二少爺”。我父親從小聰穎過人，弟妹們對他都十分崇敬。父親在高郵讀完小學和初中，隨后上了江蘇名?！獡P州高中，今天說來，就是一所省級重點中學。

1945年父親16歲時從揚州高中畢業(yè)，報考南開大學，被化學系錄取。父親其實對理工科不感興趣，他喜歡的是文科，特別是外國語言與文學。在南開待了一年后他決定放棄理科而改學文科，于是報考了北京大學西語系，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得償所愿。大學問家朱光潛、李賦寧等語言文學大師都是他的老師。

父親

以父親的家庭背景，他本應該潛心讀書，學成后回鄉(xiāng)繼承家業(yè)。但就在這時，情況發(fā)生了本質(zhì)性的變化。他在學校里接觸到進步人士和新思想，被發(fā)展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從而走上了與自己的家庭背景完全相反的道路。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父親就隨饒漱石南下至南京，擔任南京市共青團宣傳部長、團市委團校校長。1956年參加籌辦《南京日報》，之后擔任《南京日報》辦公室主任兼編輯部主任。1963年，《南京日報》因經(jīng)費拮據(jù)停辦，他隨后轉(zhuǎn)去南京市第四中學當校長，直至“文革”爆發(fā)。

青蔥歲月

我六年的小學生活，前三年是自然災害，后三年是“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大人們因為緊張的政治氣氛和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而憂心忡忡，但小孩子們則因年幼而無憂無慮，當然更不知道為父母分擔憂愁。所以，至今我對小學的記憶都是充滿著歡樂、自由和探險的。

1966年，正值我小學臨近畢業(yè)時，史無前例、“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一夜間天翻地覆，好人變成了壞人，尊敬的領導和老師們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街上處處都能看到佩戴著紅袖章的紅衛(wèi)兵，鋪天蓋地滿滿貼的都是大字報。

我的父母白天都不在家，有時甚至晚上也不在家。他們都受到運動沖擊：母親被批、父親被打、紅衛(wèi)兵抄家……

現(xiàn)在想起來，那個時候我們作為孩子理應是很害怕的，可當時似乎也就麻木了。環(huán)顧周圍，每家每戶均遇到類似的困境，我們這些受沖擊的家庭以及被殃及的子女，都不知道父母以后會怎樣，更不知道自己將何去何從。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wèi)兵，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wèi)兵宋彬彬給他戴上了“紅衛(wèi)兵”的袖章。毛問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說“宋彬彬”，毛覺得不好，說“要武嘛！”宋彬彬馬上改名為“宋要武”。此事一見報，一夜間全國數(shù)百萬年輕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帶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志武”“紅武”“衛(wèi)東”“保華”，等等。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何勇”。

經(jīng)過學生不上課、工人不做工、全民鬧“文革”的一段混亂時期后，1967年10月14日，“文革”中又號召“復課鬧革命”，我被分到南京第十五中學讀初中。入校后雖然開課，但沒人有心思學習。我現(xiàn)在還記得，那時老師們在講臺前講課，學生們背對而坐，有的說話，有的做別的事兒，老師也不敢管。

1968年12月，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因此66、67、68三屆在校的初、高中學生，幾乎全部發(fā)往農(nóng)村。我那一屆初中畢業(yè)生本該留城，分配到工廠工作而不必下鄉(xiāng)的，但因為我的父母，我也下鄉(xiāng)了。

那是1969年，南京市發(fā)動干部“下放”到農(nóng)村去。也不知道是我父母主動請求，還是因為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們選擇了下放，我和兩個妹妹也就跟著父母下放了。

父親當時的思想很單純，想法也很幼稚。在他看來，由于他的出身不好，他的父輩曾經(jīng)剝削過窮人，他就應該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接受改造才能脫胎換骨，才能與家庭徹底劃清界線。母親多年后曾流露出歉意，覺得自己下放不該把我也帶下去，乃至連累我吃了七年的冤枉苦。不知怎的，我后來從未向父親提及此事，恐怕是怕讓他老人家傷感吧。

我（前排右）與初中同學，南京，1975年。

當時南京干部的下放去向是兩個地方：江蘇北部淮陰專區(qū)的灌云和宿遷。我們家下放所在地是宿遷。

我還記得我們是坐一輛有頂棚的大卡車離開南京的。當時同行的下放車隊足足有幾十輛卡車。車上的人和送行的人哭成一片，直似生離死別，好不凄慘。不過我們這一車倒是沒人哭，畢竟全家人在一起。

1969年在南京流傳著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歌詞是這樣的：

藍藍的天上，白云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xiāng)。啊，彩虹般的大橋，直上云霄，橫跨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xiāng)。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xiāng)，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zhuǎn)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么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xiāng)。

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神圣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啊，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xiāng)，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

車輪轉(zhuǎn)動時，我想著的就是這首歌。

展翅奮飛：1969—1986

坐標：蘇北

竹籬茅舍

下放農(nóng)村，自然是要下到最底層的。農(nóng)村的建制以縣為單位，下屬若干公社，公社下有若干大隊，大隊下分若干小隊。政府在農(nóng)村的最基層機構是公社，相當于城市里的街道。很多年以后，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人類學，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時才了解到：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政府機構只設置到縣一級，縣政府就是縣衙門，縣長就是縣太爺；而在農(nóng)村，當代中國的政府機構則深入到公社一級，公社在1980年代初改為鄉(xiāng)。

干部下放與知青下放不同。知青下放就完全成了農(nóng)民，平時沒有任何收入，要等到年底，地里的糧食上交給公社以后，根據(jù)一年中勞動所掙的工分才有一些現(xiàn)金分紅。而干部下放后還是國家干部，每個月依舊拿原來的工資。

從南京出發(fā)，經(jīng)過十多個小時的顛簸，卡車終于把我們送到了宿遷。我們家被分到宿遷縣洋北公社導淮大隊的百家莊小隊落戶。

公社名叫“洋北”，是因為地處名揚四方的“洋河酒廠”北邊；大隊叫“導淮”，是因為京杭大運河就從大隊部旁流過。附近還有一個控制水位的船閘，南來北往的船只都要在這兒停泊，岸上就自然形成了一個熙熙攘攘的農(nóng)貿(mào)集市。

由于我父母是國家干部，我也尚未達到“知識青年”的年齡（18歲），所以到了農(nóng)村后我還要繼續(xù)上高中。農(nóng)村的高中很少，當時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位于公社駐地的高中（全公社只有一所高中），另一個則是去相鄰洋河公社的洋河中學。這兩個高中離我們家都有十多里路，洋河公社還非宿遷縣所屬，而歸臨近的泗陽縣管轄。

和父母權衡再三，決定去洋河中學入讀。因為那是所名校，師資力量較強，規(guī)模也大一些。聯(lián)系學校他們也愿意接受，所以下鄉(xiāng)沒多久，我就成了洋河中學的學生。

在洋河中學，我一開始時是住校，后來因為學?；锸巢缓酶臑樽咦x，每天騎自行車往返。十幾里的土路往往要騎一個多小時，天氣好的時候還能湊合，一下雨，很多路段就成了粘土泥漿，必須扛著自行車在泥漿中跋涉，苦不堪言。

到1972年，三年的高中生活終于結束，我也滿了18歲。畢業(yè)后的唯一去向就是作為回鄉(xiāng)青年，回到村里務農(nóng)。

對于我們這些自幼在城市長大的孩子來說，做農(nóng)活還是非常艱苦的。夏天要頂著烈日到田里插秧種水稻，我記得當時后背常常被曬得脫皮，回家后睡覺都不能碰席子。冬天雖是農(nóng)閑，可還是要出工修水利。所謂修水利就是挖土、筑堤、打堆，也是很重的體力活，還記得我回家以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倒頭大睡。

冬天下雨下雪的時候倒是不用出工。莊里的農(nóng)民大多是串門聊天、自娛自樂。我那時非常消沉，茫然地看不到任何前途或出路，唯一希望的就是能有個機會脫離繁重的體力勞動。到大隊所在地的商店里當個會計，或者到大隊的機房當個機工，只要是非體力勞動的工作便是理想的出路。

百無聊賴之下，我翻起家中父親從南京帶來的一批英語教材和故事書。我當時對英文是大字不識一個，但書里精美的插圖卻非常吸引人，由此我就萌生了自學英語的念頭。

初識典籍

我父親是北大西語系英語專業(yè)畢業(yè)的，按說我應該有很好的老師，但是他并不主張我學英語，再說當時仇恨西方、仇恨“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氣氛也是不利于學英語的。曾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有個知青在家門上用英語寫了一句什么話，卻被當?shù)剞r(nóng)民以為是反動標語，把他的門卸下來送到公社報案，結果這位知青的遭遇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政治氛圍里，父親不主張我學英語也就情有可原了。

盡管如此，我的興趣還是一發(fā)而不可收。雖然當時在精神上想不到任何前途出路，在物質(zhì)上可以說一無所有，我仍果斷地走上了自學英語之路。沒有老師、沒有器材，錄音帶、錄放機、語音磁帶等，更是連聽都沒聽說過，但我依然義無反顧地學了起來。

我用的是個笨辦法，就是憑借一本英語詞典直接閱讀。閱讀時一個詞、一個詞地查字典。當時覺得最納悶的是：英語怎么隔幾個字就是一個“the”，而字典上給出的定義就是“這”？

我當時給自己定的指標是每天記20個英語單詞，采用的辦法就是大聲朗讀，有時對著荒野大聲喊叫，有時則在田野里喃喃自語。

那時南京下放的人員常常也互相串門，打發(fā)時光。有一天在跟南京老鄉(xiāng)聊天時，得知鄰近某大隊有位從南京下放的中學英語老師，我不禁喜出望外，便擇日去拜訪。

這位老師大概比我大20歲吧，姓楊，名競遠，是“文革”前某大學英語專業(yè)的畢業(yè)生。楊老師飽讀英美經(jīng)典卻毫無用武之地，加上蘇北地區(qū)的落后與貧窮讓他郁悶無聊、度日如年，如今突然有人上門請教，讓他找到知音。每次見面，他都會滔滔不絕地跟我談英美文藝理論、談英美經(jīng)典。我們之間的年齡懸殊差距仿佛根本不存在，倒更像是兩個愛好文學的多年好友，年長者循循善誘，年少者則無比欽佩。

從我家走到他家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我每次都是徒步往返。具體怎么走在我記憶里已模糊不清，但每次到他家談論英美和俄羅斯語言文學的情景，至今回憶起來都是我農(nóng)村記憶里最美好的時光。

當時我使用自家的一套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許國璋主編的教材，跟著他一課一課地學習，他則常常情不自禁地跟我談論英美文學的經(jīng)典作品。他家里有一套美國作家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集，他就一篇一篇地跟我講。我到現(xiàn)在還清楚地記得他給我講讀的世界名著，以及對巨匠的精辟總結：

“O Henry was the master of the short stories in the U．S．”（歐·亨利是美國短篇小說之王。）

“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區(qū)別是：托爾斯泰是一座豐碑，讓人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而屠格涅夫則是潛入你的家，打開你的抽屜，把你的私人信件公布于世?！?/p>

多年后我與妻子莉莉尚在熱戀時聊到世界文學，我引用了這段楊老師的經(jīng)典語錄。莉莉說這個精辟的總結讓熟諳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作品的她為我傾倒，欽佩得五體投地。我給學生上課時也常常引用上面這句話，可見當時這位楊老師給我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楊老師又時常跟我提到蘇格蘭詩人彭斯和英國詩人華茲華斯，這兩位詩人日后也為我所鐘愛。20世紀80年代時我還跟朋友王海龍合譯過華茲華斯的詩作。

我（后排左一）在宿遷農(nóng)村，1975年。

務農(nóng)期間，英語成了我唯一的寄托，而且我對英語有種摯愛的感情，因此焉能學不好這種語言？我?guī)缀醢阉械目臻e時間都花在了英語學習上。

由于詞匯量的迅速提高，我大概在開始學習英語后的第三個月就開始翻譯文學作品。翻譯的目的當然不是出版——在當時宿遷農(nóng)村那樣的窮鄉(xiāng)僻壤里，我們簡直不知道外面還有個世界。我翻譯文學作品的目的之一是打發(fā)自己的空閑時間，另一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英語能力。多年后我成了大學英語老師時才進一步意識到：英語的理解能力很大程度反映在翻譯上。閱讀時似乎理解的東西未必是真正地理解了，但做翻譯時則要完全理解了才能達到正確的翻譯。

我學英語三個月后翻譯的第一本書是《月亮寶石》（Moonstone）。這是英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偵探小說，作者是柯林斯（Wilkie Collins）。因為情節(jié)撲朔迷離，扣人心弦，400多頁的書我沒用多久就翻譯完了。完稿以后我才看到書的封底印有一行字：“南京師院英語系三年級學生泛讀教材”?！粋€扛著鋤頭在田間勞作的高中畢業(yè)生，憑著自學翻譯了大學三年級學生的英語教材，我不禁為自己的大膽嚇了一跳。

譯完《月亮寶石》以后，就一發(fā)不可收了。我馬上又翻譯了第二本書，講述的是一個白人在南非生活的故事，但現(xiàn)在我已想不起書名和內(nèi)容情節(jié)了，隨后便是一本又一本地譯。我的譯作都是給自己看的，好像沒有別的任何讀者。村里的農(nóng)民多半文化不高，此外他們對外國的東西也是警惕且不感興趣的。

逐夢校園

我在自學英語，翻譯著一本本書的時候也曾有過憧憬：若有一日我能進大學學英文該是多美好的事兒?。≡谀莻€年頭，“上大學”幾乎是天方夜譚，便是在夢里也沒做過上大學的夢。

1966年“文革”開始后，全國的大學都關了門，從1972年起，大學重新開始招生。錄取不經(jīng)考試，但必須是“政治表現(xiàn)”好，獲得工人、貧下中農(nóng)或解放軍的推薦，所以入校的大學生又被稱作“工農(nóng)兵學員”。學員中一部分人是被工農(nóng)兵推薦的知青，還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工農(nóng)兵。我消沉的心開始泛起了一絲渺茫的希望。

1975年年初，高校開始招生時，我抱著試試看、未存太大希望的心情，通過了大隊、公社以及縣里申請大學的入學資格選拔。我在宿遷的各項表現(xiàn)還是頗受當?shù)剞r(nóng)民贊許的，甚至被選拔參加了縣里的“宣傳隊”。這個宣傳隊并不是文藝團體，而是作為一個工作組派去其他公社，以協(xié)助、指導和監(jiān)督當?shù)氐拇箨牸靶￡牳刹俊Ｒ苍S就是這個原因，我原不敢想的事情竟然發(fā)生了：我榮幸地得到了當?shù)刎毾轮修r(nóng)的推薦，獲得了申請大學的資格。

當時國內(nèi)有不少院校派遣老師來到宿遷縣城招生。申請人會事先收到一份通知，上面羅列著各學校招生專業(yè)的名單。我那時有兩個選擇：南京是我一直夢想回去的城市，但南京師范學院不在宿遷縣招收英語學生。而我的夙愿則是入讀英語專業(yè)，哪怕學校在天南海北我都會去。當年在宿遷招收英語專業(yè)學生的唯有徐州師范學院。從地點來說，徐州不是我的首選，但在城市跟專業(yè)之間，我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我鐘愛的英語專業(yè)。

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入學雖不用考試，但仍有個簡單的面試——至少對于申請英語專業(yè)的人而言。這個面試要求所有申請人到縣里參加一個集體口試。

那年徐州師范學院外語系派來招生的是余仁安老師。他面對幾十個申請人說：我用英語問你們一些問題，你們誰知道誰就回答，答得對答不對都沒有關系，不打分的。隨后他就開始提問了。他問的大多是日常生活方面的問題，如你家有幾口人，你做什么工作之類的。申請人中的大部分都從來沒學過英語，自然聽不懂。我記得好像大部分問題都由我一人回答了。后來我到徐州師范學院上學時，余老師成了我的老師，幾年后我留校又與他成了同事。他每每提及那次面試就說：“是我一眼就看中你的！”

過了一段時間，高校錄取結果出來了，我如愿被徐州師院外語系錄取。當時我的心情不亞于范進中舉。被大學錄取于我不僅意味著可以學習鐘愛的外語，還意味著我將脫離體力勞動、脫離農(nóng)村了。

在徐州師范學院上大學

就這樣，1975年9月，我?guī)е粋€行李箱從宿遷來到徐州，成為徐師外語系的一員。

我十分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機會，像海綿般吸收著英美語言文學的各種知識，每天花很多時間戴著耳機聽錄音，樂此不疲，我的成績自然是班級里名列前茅的。

1975年的政治環(huán)境雖然比前幾年好了許多，但也得時刻提防給人留下“只專不紅”的印象。當時還流傳著“只讀書的學生不是好學生”這類說法，所以看專業(yè)書通常得悄悄地避人耳目，聽BBC和VOA廣播要擔很大的政治風險，通常也不敢聽。學校還不時舉行“批林批孔”的政治活動，要求我們參加。當時的學制是三年，其中需花不少時間到農(nóng)場學農(nóng)、到工廠學工、到部隊學軍，真正上課的時間大概僅有兩年多。

相遇相知

我在徐州師范學院三年，除了在英語專業(yè)方面有了長足的提高，最大的收獲，就是遇到了我的終生伴侶。她叫沈莉莉，我們在同班同組，她還是我的小組長。

莉莉也有著傳奇般的經(jīng)歷。她父親是江蘇溧陽人，母親是江蘇武進人，這兩地現(xiàn)在都屬于江蘇常州。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分配來徐州工作，莉莉是在徐州出生長大的。

莉莉是位真正的才女，質(zhì)樸而聰慧。她中小學主科成績門門皆佳，不是100分就是99分。以前只聽說過大學生留校，但她高中剛畢業(yè)，學校就把她留下并送去徐州師范學院進修，然后回校教英語。那年她只有17歲，是國內(nèi)為數(shù)不多的最年輕的英語教師之一。因此她比我幸運，沒有下過鄉(xiāng)。

通常所謂“才女”，就是聰慧、機靈，學習成績優(yōu)異，而莉莉的一雙巧手則是一般學霸未能兼?zhèn)涞?。她裁剪縫制的衣物、編織的毛衣、烹調(diào)的食物、栽培的花草，甚至她自己打制的簡易家具，其精妙都是許多姑娘無法與之比肩的。莉莉的才干與技能，在日后讓我和我們的孩子以及我們這個家都受益無窮。

我和莉莉的友情乃至發(fā)展成愛情，是從互相交流學習心得開始的。她家住徐州，在中學教過英語，手頭的學習資料很多，我常常向她借書借資料。我們雙方的家庭有不少共通之處，她比我年齡略小，我倆都是在城市長大，有很多相同的經(jīng)歷，所以我們聊得很投機。有個成語叫“墜入愛河”，聽起來有點兒俗氣，但我們確實是相遇不久就墜入愛河了。

那時候大學里不允許學生談戀愛，因此我和莉莉的相戀冒著很大的風險，若被發(fā)現(xiàn)就會受到處分。當時大學畢業(yè)生由國家統(tǒng)一分配工作，因此對相戀學生最嚴厲的處罰，就是在畢業(yè)時把兩人各自分配到相距很遠的地方。但愛情這件事兒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攔，于是我們謹慎小心地相愛著，在老師和同學們面前從不外露。平時上課下課、晚自習等，都是各做各的事情，即便二人說話也表現(xiàn)得自然大方，所以很多老師和同學直到畢業(yè)才知道我們的戀情，稱我們保密得竟如此之好。

與莉莉在南京玄武湖，1976年。

和莉莉在中山陵

轉(zhuǎn)眼間三年過去，到了1978年的春天，畢業(yè)季即將來臨。

當年大學畢業(yè)生的工作雖不用擔憂，去處卻無法自主，國家分配到哪里你就得去哪里。當時的分配政策是“哪兒來的哪兒去”，也就是說：你入學前來自何處，畢業(yè)時就還回到當?shù)亟逃值却峙删唧w工作。比如我，我從宿遷來，就應該回到宿遷去。但若果真如此，就會給我和莉莉帶來一個難題：我們將不得不勞燕分飛。因為莉莉來自徐州，她將留在徐州，而我卻又要“回鄉(xiāng)”了。我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另一種可能上：那就是我要爭取留校。

那些年，高校往往需要靠留下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任教來補充師資隊伍。如果我能留校，既可更大程度地發(fā)揮我的專業(yè)學識，又能跟莉莉在同一座城市。這是我們最理想的選擇了。

我對自己的成績還是蠻有信心的，但對于是否“優(yōu)秀”并無把握。當時的“優(yōu)秀”往往另有含義，需要其他人認為你“又紅又?！?。在臨畢業(yè)前的幾個月里，各系科有辦法的應屆畢業(yè)生紛紛各顯神通，拉關系走后門，留校當然是首選。我自己沒有特別的人脈關系，只能聽天由命。而莉莉?qū)τ谖业姆峙渌坪醪⒉唤箲]，在她心里哪兒都不重要，所愛的人在哪兒她就到哪兒。事過多年之后，她依然對自己當時的淡定和愛情觀感到自豪和驕傲。

分配決定是在學生離校前一天宣布的，據(jù)說這樣校方能避免某些學生因不滿而鬧事。果真不出所料，分配結果一宣布，就有人哭、有人笑。我大概是最幸運者之一，去向是留校。莉莉則由省教育廳分配在江蘇省重點學校“徐州一中”，我們的后顧之憂不復存在了。

學以致用

7月留校，9月就走馬上任。我在沒經(jīng)過任何培訓的情況下就進入課堂，教78級的學生。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77級的學生其實在1978年2月入校，78級的學生則在1978年9月入校。這兩批學生可謂十年動亂積累下來的精英。77、78級兩屆的考生沒有年齡限制。我教的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16歲、最大的學生31歲，而我自己則是23歲。

初登大學講臺的我，在課堂上還是倍感壓力的。學生們的眼神似乎都虎視眈眈地，看老師們是否能教得了他們。我當時采用了一個自認為蠻有效的辦法，很快就讓學生信服，并取得了他們的信任。

國外的英語系一般就是英美文學系，而國內(nèi)的英語系到高年級時一般分成兩個方向：文學和語言學。我的側(cè)重方向是語言學。

很多人覺得英語語法很枯燥，但我恰恰相反，我對英語語法津津樂道。我把學校圖書館里所有國外出版的語法書借來一本本地看。當時我正學英文打字，作為練習，我甚至把其中一本語法書整本都用打字機打出來了。那個時候還沒有復印機，于是我打下來的語法書就成了我的獨家寶貴資料。

為了站穩(wěn)講臺，我每次在下課前留15分鐘左右的時間，讓學生提問各種語法問題，直到他們提不出新的問題為止。我認為只有能夠詳細解答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才能建立起自己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

很快，我的努力有了成效，我的課成為學生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在系里任教的美國外教。因為來中國教英語的美國老師，大多不是從英語或語言學專業(yè)畢業(yè)的。學生們向他們請教語法問題，例如“這兒為什么用冠詞”、“那個詞是什么詞性”、“這個從句叫什么從句”，他們大多回答不上來。而我作為中國人教授英文，比較了解學生的思維習慣和語法困惑，解答他們的語法問題也游刃有余。后來系里也了解到這一情況，就安排外教去上口語或泛讀這類不涉及解釋語法結構的課程了。

當老師的常常會將自己的學、教關系喻為“一桶水”與“一杯水”的關系，“一桶水”就是老師自己的知識，“一杯水”就是要教給學生的知識。老師要想倒出“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而教師的“一桶水”是需要逐步積累的。

我在教學過程中很注意自身英語水平的提高，采用的辦法是大量地聽、大量地看和大量地寫。那個時候國內(nèi)逐漸開放，我們越來越多地能聽到原始英文材料，甚至國外的無線廣播，如VOA和BBC。我雖然不是研究文學的，但在那段時間里閱讀了大量的英國文學作品，特別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

一般認為，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工業(yè)革命的頂峰，也是英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全盛時期，同時是英國小說的一個巔峰時期，孕育出一大批文學巨人，如狄更斯、哈代、勃朗蒂姐妹等。我一本本地閱讀所有能借到的這一時期的小說。其中，狄更斯寫的小說我?guī)缀跞伎戳艘槐椤?/p>

在閱讀時我采用了一個自認為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每看完一個章節(jié)就會做讀書筆記，筆記要用英語書寫。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寫的并不是我的感想，而是總結或縮寫一下所讀的章節(jié)。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幫助自己記憶所閱讀的書籍內(nèi)容，二是鍛煉自己的英語寫作能力。幾十年來我一直把這個方法作為經(jīng)驗介紹給學習外語的學生。

在南京大學參加全國高校英文教師培訓班，1980年。

就是因為那段時間的大量閱讀與積累，久而久之我的寫作風格也逐漸帶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味道。多年后，有美國人看到我出版的博士論文說，我的寫作風格很像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特點就是句子比較長、結構比較復雜、用詞量比較大。但我現(xiàn)在覺得這并不是好事，現(xiàn)代英語還是應以簡潔為宜。

在徐州師范學院教了兩年書以后，我有了一次到南京大學外語系進修的機會，參加教育部在南大舉辦的全國英語教師培訓班。在南京大學給我們上課的老師都是來自英國文委（British Council）的專家們。當時這樣的學習機會很難得，參加學習的大多是全國各主要院校英語專業(yè)的骨干教師，大部分人年齡偏大，我可能是年齡最小的學員之一。在那個培訓班里，我見到了不少國內(nèi)英語界的大咖人物，也為我與他們?nèi)蘸蠼Y下深厚的友誼播下種子。

我跟莉莉于1981年年初結婚，婚禮在南京舉行。其時下放干部都已回城，我的父母也回到南京，官復原職。

說是婚禮，其實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儀式，沒有婚紗照，就是全家人和幾位親戚到飯館里吃了頓飯。但家人在南京齊聚一起的那份溫馨，還是讓我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期待。

記得那頓飯是在四川酒家吃的，我穿了一件深藍色的中山裝，莉莉穿的是她自己做的淺桃紅色棉襖罩衫——現(xiàn)在的年輕人都不知道棉襖是什么，當然更不知棉襖罩衫為何物了。

結婚的時候，我媽媽給了我們1500塊錢，莉莉父母為我們的新家置辦了一臺縫紉機、床上用品和其他日用品，這些在當年算是相當不錯的嫁妝了。莉莉每每提起總是懷著極其感恩之情，感謝父母為我們的付出。

和母親、妻子的合影

當年年底女兒就出生了，我們給她起了個中文名字叫瀟牧，英文名字叫Adele（那是我們兩個在讀《簡愛》時共同喜歡的簡愛的學生的名字）。女兒的出生給我們帶來了無比的歡樂。

大學老師不用坐班，沒有課的時候我不需要去學校。而中學老師則要坐班，無論有沒有課，莉莉每天都得準時到校。所以不坐班的我就擔負起買菜做菜、接送孩子上托兒所的任務。

那時候的住房都是由學校分配，條件比較艱苦。由于我年資不高，僅分到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小間。斗室雖小，但我們一家三口卻也其樂融融。

教師宿舍沒有寬敞的廚房，各家一般都把煤爐放在走廊過道里做飯。一溜邊的都是爐子，大家一邊做飯一邊聊天，各家吃什么菜互相都知道。

別枝驚鵲

我們那個時候被稱作“青年教師”，都非?？释袡C會進修。去外校短期進修的機會倒常有，比如我去南大進修一年便是。另一種機會就是報考研究生，這需要得到學校領導的同意。然而我們外語系的青年老師那幾年從來就沒得到過批準，因為一旦考上了去讀研究生，就意味著不會再回到徐州師范學院了。

徐州這個地方，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都比較一般，沒有很多人愿意來，外語系補充師資不易。外語專業(yè)很大的特點在于外語需要經(jīng)常實踐，當年不少老教師耽于政治運動，“文革”十年中都不碰外語，恢復高考后再重新?lián)炱饋恚嗌俦阌行┝Σ粡男?，而我們這些青年教師倒成了教學骨干。學校師資不容流失，所以報考研究生這條路，對于青年教師來說是走不通的。

1983年的一天，我們幾個青年教師無意中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聯(lián)合國在中國招聘20個同聲翻譯，有興趣者可以報考。

聯(lián)合國我們雖然聽說過，但知之甚少。同聲翻譯具體怎么做我們也不知道，只能從字面理解。年輕的我們突發(fā)奇想，打算鼓起勇氣試一下，一起去報考聯(lián)合國的同聲翻譯。

報考聯(lián)合國的工作當然也要經(jīng)學校領導批準的。盡管我們覺得向校領導提出的結果可能與報考研究生一樣沒門，但還是決定試一下。當時包括我在內(nèi)的四名青年教師，一個是73級、一個74級、一個75級、一個77級，聯(lián)袂去校長辦公室。

時任校長是侯德潤教授，他是一位很受師生尊重又很開明的校長。他聽了我們的想法后，出乎預料地大筆一揮：同意報考！我們一時竟愣住了。回來的路上幾人在猜想，定是侯校長認為我們肯定考不上，所以順手做個好人——反正我們還是走不了的。

獲得了校長的批準，我們四人立刻報名參加考試，隨即開始著手準備。說到準備也很有意思，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同傳是怎么工作的，自然也不知道考試會考什么、該如何準備。聽人說報考聯(lián)合國的工作，應該熟悉國際事務，于是我們就紛紛買來當時比較熱銷的一套書《各國概況》來看。然而幾百個國家，很難一一了解。

考試的地點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現(xiàn)在叫上海外國語大學），考試分三天進行。我們四人住進了一家離上外不遠的廉價大通鋪旅店——所謂大通鋪就是一個大房間，里面有幾十個床位。

考試的內(nèi)容有筆譯、視譯和同聲傳譯。筆譯不用解釋，視譯就是給你一份文件，讓你看幾分鐘，然后口譯出來。同聲傳譯就是讓考生戴上一副附有麥克的耳機，我至今還記得耳機里播放的是美國總統(tǒng)卡特的講話，我們一邊聽一邊把他的講話口譯成中文。視譯和同聲傳譯都錄在一個磁帶上，所有的磁帶都被送到紐約的聯(lián)合國總部評分。

三天考試結束后，我們又回到徐州師范學院上班。盡管大家都使盡了渾身解數(shù)，但其實未敢抱任何希望的。我們多少有點兒自卑感：徐師是個小學校，我們怎么能跟北外、上外、復旦這等學府的考生比呢？所以回去后大家都略過此事不提，直至數(shù)月后外交部派了兩名大員來到我校。

外交部派人來徐州師范學院，這樣的事兒自然是被嚷得沸沸揚揚的。很快我被召到校長辦公室，跟那兩位外交部人員見面。見面后被告知我們參加考試的四人有兩人通過考試了，我是其中一人，另一人是那位73級的同事。外交部的人員隨即問了我很多問題，最后說他們還需進行政審，并要我們?nèi)プ鲶w檢。

外交部人員待了一兩天后就回北京了，這時我們通過考試的兩人便開始了焦慮的等待。

過了一段時間終于有了結果。若說我上大學和留校是意料中的幸運，那這次結果就是出乎預料地不幸，因為我被告知沒有通過。但具體是什么沒有通過呢？上面沒說，便只能自己分析。

所謂通過，無非通過兩關：一是政審關，一是體檢關。我的體檢沒有問題，因為我能看到體檢報告，所以我沒有通過的就是政審關了。后來也通過關系了解到，正如我所判斷的，的確是政審關沒有通過。

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呢？其實不是我的問題，也不是我父親的問題——他畢竟是共產(chǎn)黨員、國家干部，還是解放時期的地下黨。問題出在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shù)纳砩?。我前面說了，我爺爺是江蘇高郵的地主兼資本家，在解放軍占領高郵前夕任國民黨高郵縣黨部主委，死于解放軍進入高郵時的混戰(zhàn)中。

老爺子雖然在我出生前就離開了人間，但他的“政治背景”一直牽連影響著我們?nèi)?。盡管我的父母親都是共產(chǎn)黨員、領導干部，但我們兄妹填寫政治成分時卻要填“地主”。因為出身不好，我們不能參軍，也不能入黨。

1983年的時候，政治氛圍雖然寬松多了，但“黑五類”的影響還是斷送了我去聯(lián)合國工作的機會。多么好的工作，簡直就是錦繡前程。當時的懊惱和郁悶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不過這也是我最后一次受家庭成分的影響了。

學著之譯

聯(lián)合國沒能去成，心灰意懶了一陣后我也逐漸恢復，一邊教學，一邊奮力著書作文，打算沿著學術的道路走下去，盡快得到晉升。

我大概是1982年左右成為講師的，此時，跟我同年畢業(yè)甚至比我早畢業(yè)的同事大多還是助教。

某次侯德潤院長微服私訪，來到我家，當他看到我們簡陋的居住條件時大吃一驚。此后他在很多場合下用電影《人到中年》的情景描述我的情況。那部由潘虹、達式常主演的電影，說的是一對中年夫婦的奉獻精神與生活境遇。我雖然尚不算中年，但居住條件可能還不如影片中的他們。

不久學校宿舍區(qū)落成一排新的住宅樓，在侯院長的親自關懷下，我分到一套兩居室的住房，有獨立的廚房和獨立的衛(wèi)生間。這對我們一家三口來說不啻是進了天堂，唯一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好像有點兒“特殊化”，因為跟我一起畢業(yè)的同事們大多還住在陋室里。

當時徐師中文系有一位著名的教授——廖序東先生，是國內(nèi)知名的語言學家。他30年代問學于黎錦熙、許壽裳、羅根澤等多位大師，1941年7月從北師大畢業(yè)后即投身教育界，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漢語教學生涯。1979年他與蘭州大學的黃伯榮先生共同主編的一套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現(xiàn)代漢語》，深受全國廣大師生歡迎，發(fā)行近40年，印數(shù)已近千萬冊，至今仍是很多高校中文專業(yè)的教材。

廖老是徐師中文系和漢語言文字學專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先后擔任二十多年的中文系主任。其夫人劉老師也在徐師任教，巧的是她跟我岳母同為常州人，原來就是朋友，后來我借此拜訪過他們兩位。那時廖老已經(jīng)升任徐師副院長，兼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和學位委員會主任等職。廖老雖然擔任校領導職務，依舊平易近人，依舊學者氣度。他和我沒談幾句就把話題轉(zhuǎn)到語言學問題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年代。中國的學術界也異常活躍，開始與西方學術界全方位地接觸，并大量引進西方學術界的著作。廖先生對汲取西方語言學理論的精髓，以資研究中國語言十分重視，經(jīng)常組織他的研究生與我們英文系的青年教師進行交流和探討。我們也從廖先生淵博的學問中獲益甚多。

廖先生在和我的交談中多次提到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語法哲學》一書，他對此書的喜愛溢于言表。葉斯柏森是西方語言學史上介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描寫派之間的一位重要人物。葉氏在《語法哲學》中運用新的方法分析探討了語言學、語法學上的重大問題，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語言理論。廖先生認為《語法哲學》是葉氏論述其語法理論和語法體系的代表作，是一部有劃時代意義的語法著作，對漢語語法的研究和發(fā)展有深刻的影響。

我對葉氏其實也很熟悉。我特別尊崇他1922年寫的《語言的本質(zhì)、發(fā)展和起源》（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and Origin）一書。他領先于時代，在此書中率先討論了六七十年代成為熱門話題的諸多社會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問題，如女性語言的問題和語言物質(zhì)特性的理據(jù)問題。

源于我們對葉氏的共同興趣，廖先生問我是否愿意協(xié)助他組織一個翻譯班子，將《語法哲學》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中國語言工作者從中獲益。我欣然接受了廖老師的邀請。

當時我請了南京師范學院（后改為南京師范大學）的夏寧生老師和本系的司輝老師參加翻譯、本系的韓有毅老師擔任校訂，廖老師又請到他在蘇州的好友張兆星老師和徐州師院中文系的王惟甦老師分別參加翻譯和校訂，于是一場翻譯大戰(zhàn)便揭開了序幕。

經(jīng)過近兩年的齊心合力，并在廖先生的指導和主持下，我們終于完成了翻譯。譯本先由徐州師院印刷，分寄給國內(nèi)各高校的中文系，作為交流資料。多年后國內(nèi)還有不少同行與我說起，他們曾看過我們的那個本子，有的還保存著那本書。

徐州師院的自印本印出后，廖老師隨即與語文出版社聯(lián)系正式出版此書，未幾語文出版社便接受了。《語法哲學》于1988年正式出版，給我們多年的辛勤努力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墩Z法哲學》的譯本出版后不久就已告罄。

譯作出版后，廖先生寄贈兩冊給中國語言學界的泰斗呂叔湘先生。呂先生回信說：

收到您的信和兩本《語法哲學》，謝謝。此書在五十年代曾由語言所請人翻譯，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完稿，現(xiàn)在終于有了中文譯本，實為好事。最近商務印書館正在籌劃續(xù)編《世界名著漢譯叢書》100種，我間接托人表示此書可以入選，不知商務意思如何。

在呂先生的建議、廖先生的推動下，此書后來由商務印書館再次出版，遺憾的是商務版問世時，廖先生已經(jīng)仙逝。我在再版后記里寫道：“萬分遺憾廖先生未能看到《語法哲學》的再版。廖先生為葉氏一書的翻譯、審訂、再版嘔心瀝血，傾注了近三十年的心血，是《語法哲學》中文版的第一功臣。在此書再版之際，我覺得我們紀念廖先生的最好辦法就是把這一譯本獻給他老人家?！?/p>

穿荊度棘

不知不覺日子就到了1985年年底，女兒也已經(jīng)四歲了。

那天我見到一幫青年教師聚在一起說話，便前去湊了個熱鬧，發(fā)現(xiàn)他們在談論申請出國留學。

自70年代末改革開放，漸漸有人申請出國留學，到1985年時，這一勢頭已經(jīng)非常明顯。那年頭出國留學的大多是英語專業(yè)畢業(yè)的，因為申請英美留學，如果語言不過關，連如何填表申請都不知道，那時還根本沒有留學中介這一行當。

到1985年為止，我在徐師已經(jīng)任教7年了，那幫青年教師中有不少還是我教過的學生呢。聽他們談論得很熱烈，我不禁也動了心，回來就與莉莉商量了一下，她雖不奢望成功，但支持我一試。我就開始著手準備材料。

那時候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徐州這個小城市也沒有關于美國學校的資料。于是我特意去了南京一趟，在南京圖書館找到一套《彼得森美國大學指南》（Peterson's Guide to American Universities）叢書，上面詳盡地列出了美國所有學校的情況，特別是哪些學校、哪些專業(yè)提供獎學金。那時大學老師的月工資才40多元人民幣，沒有獎學金是絕無可能去美國讀書的。

我給美國的十幾個學校發(fā)了申請信，郵資差不多就是我一個月的工資。我在南京的新華書店看到一本中國人寫的留學指南，也順便買了一本，當時怎么也沒料到，就是那本書里的一句話，使我的留學夢成為現(xiàn)實。

我在申請過程中遇到好幾個障礙。首先申請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必須有本科文憑。我是工農(nóng)兵學員，讀大學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學位制，自然也就沒有學位。

于是我想到我的“貴人”——侯德潤院長，就去找他，說我從1978年教到1985年，教的學生都有本科文憑，而我當老師的卻沒有。侯院長聽后很爽快地說：“沒問題，我給美國的大學寫信，就說你有本科?！彪S即他真的寫了一信向我申請的學校解釋。美國的大學對于一個國外大學校長的來信是非常重視的，無論那個學校的地位如何。于是我的學位很快就不是問題了。

我前面說過，我在南京買的一本書里有句話幫了我大忙。那是句什么話呢？書中說：“你在申請美國學校時，不僅要給研究生院寫信，最好還要給你中意的教授寫信，因為美國大學里的教授是很有權的?！?/p>

我信從此話，在申請哥倫比亞大學的過程中，向一位名叫Pitkin的語言學教授發(fā)信，并建立了經(jīng)常的通信關系。那時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也沒有電子郵件，所有聯(lián)系都靠打字寫信，往往要間隔上好幾個星期才能收到回信。

我申請時遇到的另一個障礙，是沒有托福成績。原因是當時沒有地方考，更沒聽說過去哪兒考。多年后聽說可以到香港考，但那時香港還沒有回歸，去香港就跟出國一樣難。

于是我就給Pitkin教授寫信告訴他這一情況，并說我是大學英語教師，有7年的教齡，請他根據(jù)我寫的英語文章，評價一下我的英文水平是否能達到哥大（哥倫比亞大學的簡稱）要求。他接信后馬上回信說，你不用考托福了。這里還要說一句，因為Pitkin教授的關心，我連申請費（大概50多美元吧）也沒有付。否則到銀行去換50美元，然后再匯到美國，在當時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次年的四五月份，我申請的美國大學紛紛發(fā)來通知書，遺憾的是皆非錄取消息。其實有沒有被錄取，不用拆信便知?？吹叫攀潜”〉囊环猓椭酪欢]什么好消息。這些信千篇一律，都是說“你的條件很好，但遺憾的是我們不能提供獎學金”。

那個時候如果沒有獎學金，美國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文數(shù)字，僅憑每月幾十元人民幣的微薄薪水，我根本沒有辦法籌到赴美留學的錢。當時幾乎沒聽說過有大陸學生自費去美國讀書的，但是臺灣則有很多自費生，情形很像現(xiàn)在的大陸留學生。

申請的學校除了哥倫比亞大學陸陸續(xù)續(xù)都回信了，都是拒收信?？上攵?，我的心情也是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不抱希望，私下覺得哥大肯定也一樣。

這一天，哥大研究生院的通知書終于到了?？吹叫乓彩潜”〉囊环猓业男木蜎隽舜蟀?。打開一看，果然又是一封拒信。這下我終于死心了，覺得留學這條路徹底斷了。然而富戲劇意味的是，第二天郵差又送來一封哥大的來信，這次是厚厚的一封，很有份量。我在將信將疑中打開信，居然看到一封錄取通知書！

這封信不是哥大研究生院發(fā)的，而是哥大人類學系發(fā)來的，他們正式錄取我為博士研究生，并提供了全額獎學金和生活費。

美國高校與中國高校不同，在中國申博必須有碩士學位，但在美國，本科畢業(yè)生可以直接申請讀博。那我怎么會被人類學系錄取的呢？這里還有段故事呢。

申請美國大學讀研的程序，是先給申請學校的研究生院寫封短信，說對該校的某系科或?qū)I(yè)有興趣，然后研究生院就會把該系科或?qū)I(yè)的介紹材料發(fā)給你，收到后你就可以填寫正式的申請表格并提交所要的材料了。

我就是這樣給哥大研究生院寫信，跟他們說我對哥大的語言學有興趣，他們隨后就寄來語言學系的介紹材料。我是在那份介紹小冊子上看到Pitkin的名字的。我看到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和社會語言學，很對我的路子，所以我就給他寫信表示希望做他的學生。后來我被人類學錄取時才知道，Pitkin教授其實并不是語言學系的教授，他是人類學系的教授。

當時哥大的語言學系師資力量比較弱，只有三個教授，所以他們就把哥大其他系科教語言學的一些教授也列在他們的名下。Pitkin是在人類學系教語言學的，所以他的名字也出現(xiàn)在語言學系的介紹材料中。因為有全額獎學金和生活費，又是學語言學，我當然是欣然接受了。

我把被哥大錄取的消息告訴我們系的一位美國外教，他起初完全不相信，說不會有這么好的事。等我把錄取通知書給他看的時候，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只能說我是多么的幸運了。

哥大是美國歷史上的著名高校，常青藤盟校之一。它在美國的綜合排名雖不是第一第二，但在中國的名氣卻非常大。這是因為中國近代史上諸多知名人士都畢業(yè)于哥大，包括郭秉文、陶行知、胡適、陳公博、宋子文、顧維鈞、徐志摩。能夠成為這些杰出人士的校友我感到無上榮光。

拿到哥大的錄取通知書并不意味著一定能去成哥大，因為國內(nèi)還有很多手續(xù)要辦。

學校說，因為我是講師，按國家規(guī)定不能自費留學，需要辦“自費公派”。“自費公派”的意思是各項費用自理，但是算國家派出的。

當時另有一個枝節(jié)，即1986年春徐州師范學院破格把我申報為副教授——那個時候?qū)W校沒有資格審批副教授的晉升，材料需送到省里由一個職稱委員會評審。之所以說“破格”，是因為許多與我同齡的年輕老師仍為助教，我的老師輩大部分人也還未升為副教授呢。

對于評副教授，我心下實在非常矛盾。我固然希望職稱上有所晉升，但是如果評上了就很可能去不成美國，因為當時省里的評審有個說法或標準：讀博士目的是當副教授，如果已經(jīng)有了副教授職稱，就沒有必要再去讀博士了。

當時學校把我破格申報到省里去，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教學質(zhì)量還不錯，課程挺受學生們的歡迎；另一方面我已經(jīng)出版了好幾本書，發(fā)表近30篇論文。有人說我的老師們?nèi)粼霭孢^類似我的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就可以穩(wěn)穩(wěn)地成為副教授了。

評選副教授的材料報到省教育廳了，隨后由教育廳組織的一個職稱委員會審議。

我先前曾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過一本關于英語教學的書，出版社專門請南京某高校英語系的一位主任寫了個序，我自己并不認識這位教授，后來聽說這位教授就是省英語專業(yè)職稱審議組的組長。按照常理來說這對我是非常有利的，但評審結果在1986年初夏公布時，我并沒有入選。

后來有內(nèi)部人士告訴我，職稱評審組在投票時，我得了零票，就是給我寫序的那位評審組組長也沒投我的票。原因是他受出版社之邀給我寫序時并不知道我的個人情況，等看到資料才知我僅30歲出頭。據(jù)說委員們沒有投我票，不是因為我的教學成績和學術研究不達標，而是為了給資歷老的教師們更多的機會。在評委們看來，比自己的老師先當副教授是一件不合適的事，我當時也很認同他們的想法。

其實沒評上副教授也不是件壞事，這下可以專心辦留學的手續(xù)了。此時已進入暑假，很多事情學校無法決定，需要我跑去南京的省教育廳辦理。教育廳一拖再拖，反反復復地要求美國方面出各種材料，往返拖沓，時間一下子到了9月初，哥大已經(jīng)開學了。

因為時間緊迫，很多事都只能跟哥大人類學系電話聯(lián)系。那時國際長途電話必須到電話總局去打，費用也十分昂貴。我好幾次打電話都是要求接話人付費，好在哥大也知道這里的情況，所以每次都接受付費的要求。

現(xiàn)在想來，留美之路的每一小步都充滿了未知和困難，每一步都是對我的考驗。當時的我就像在黑暗里摸索，在沒有人教導怎么辦的情況下，只有憑自己的想象和理解，憑自己的堅持和不懈，見招拆招，一步步走下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得到過很多師長、朋友，以及許多不知名的人的幫助，這讓我無限感恩。

融入異國：1986—2001

坐標：紐約

所有留學手續(xù)都辦好時已是1986年9月中旬，哥大早已開學。我趕緊訂了9月21日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上海飛往紐約的機票。

出發(fā)那天，莉莉和女兒，還有我父母都到上海給我送行。盡管時隔多年，但那天發(fā)生的情景我卻記憶深刻，許多細節(jié)依然清晰。

記得我們住在上海延安飯店。當時的心情真的非常復雜，一方面對馬上要去美國開始的新生活興奮不已，一方面又忐忑不安，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見到妻子女兒和父親母親。畢竟是去大洋彼岸的陌生國度，也許會有永不相見的可能？

懷著復雜的心情我上了飛機，踏上了異國求學之旅。

異鄉(xiāng)陌途

我當時的腦子里是一片空白，對落地后會發(fā)生什么，自己是否能適應異國他鄉(xiāng)的生活，是否能順利完成學業(yè)沒有任何把握。

暑假時我曾接到住在紐約的兩位美國老護士的來信。原來哥大附近有很多熱心人，特別是基督徒，每年在開學季前就與哥大國際學生辦公室聯(lián)系，看有沒有什么能幫外國學生做的事。國際學生辦公室也樂于請他們關照外國學生，就會將一些國際學生的聯(lián)系方式給他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知道了我和另一位來自北京的學生的名字和聯(lián)系地址。

這兩位老護士是基督徒，一位叫Helen，一位叫Jean，她們住在114街，離哥大只有2條街。她們暑假里給我寫信說如果需要，她們愿意去紐約的肯尼迪國際機場接我。

對我來說，這當然是個絕好的選擇，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在紐約舉目無親，她們肯來接我，幫了我的大忙，家里人也會放心。

飛機在肯尼迪機場降落后，Helen和Jean果然如約在候機廳等我。兩個陌生人向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外國人伸出友誼之手，這樣的事當時在國內(nèi)似乎不可思議。

她們把我的行李放在車廂里，然后我們就向哥大所在的曼哈頓駛?cè)?。一路上她們問了不少我的一些情況，彼此之間也很快熟悉了起來。不到一小時的光景就到了她們家，那時已經(jīng)是晚上8點左右。

到家后她們準備了飯菜請我吃，飯后又聊了一會兒，她們說時間不早了，要送我去旅館。于是我跟她們又上車，來到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一家青年旅館的門口。她們從后備箱里把我的行李拿下來以后說，下面你就自己照顧自己吧，連旅館的門都沒進就驅(qū)車返回了。

我當時有點兒奇怪，她們一直對我熱情友好，怎么把我丟在這兒就揚長而去呢？細想想也許這就是美國人的行事方式吧。

那個青年旅館很像我1983年去上?？悸?lián)合國同聲翻譯時住的旅館，也是幾十個人住在一個大房間，不同的是里面的床從大通鋪變成了上下鋪。房費很便宜，一晚上好像只有8美元，臨時對付一晚，我也沒什么好挑剔的，就胡亂睡一夜吧。

出國前曾有人跟我說，調(diào)整時差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到達的頭晚吃片安眠藥睡個好覺，第二天就有精神了。我聽信此言，從國內(nèi)帶來幾粒安眠藥，當晚便吃了一片。我以前從未服用過安眠藥，頭回吃的效果非常明顯。第二天我醒來一看表，已經(jīng)是上午10點了。我驚嚇不已，因為我事先已跟Pitkin教授約好10點見面的。

我趕快下床洗漱一番，顧不得吃飯就趕去哥大。好在旅館距離哥大不遠，10點半左右我氣喘吁吁地趕到教授的辦公室。我與Pitkin教授已經(jīng)相互通信好幾個月，相見甚歡。

教授詳細地向我介紹了哥大、人類學系和課程要求，不覺就已12點了。他說我請你吃飯吧。推辭不過我就隨他去了哥大附近的一家湖南中餐館。吃完后他說，我給你看看我是如何用一個塑料片付款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信用卡這個神奇的物件。

接下來的當務之急就是尋找住處。跟Pitkin教授飯后分開，我就徑直去了哥大的住房辦公室，希望能申請到一個宿舍。但因為宿舍是提前幾個月開始預訂，而我晚到了近三個星期，宿舍早就被申請完了。

住房辦公室里有個大本子，里面有各種各樣的校外租房廣告，工作人員讓我看看有沒有合適的。雖然在校外租房通常要比學校宿舍貴，但我也沒有其他選擇，只好翻來翻去地看有無合適的房子。

翻著翻著，我看到一則“用工作換住房”的廣告，原來是第五大道上的一戶人家想找一個學生幫他們做點兒事，他們不付報酬，但是可以提供免費住房。

他們需要學生做的事，就是每天下午三點到附近一所叫道爾頓（Dalton）的私立學校接一個6歲的孩子，然后再送到“基督教青年會”（YMCA）辦的課后班去。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要做的事情不多，時間與我上課也不沖突，更重要的是可以節(jié)省不少住宿費。我立刻就給這家人打了個電話，他們讓我當晚就去家中面談。

第五大道是紐約最豪華的街道，我在國內(nèi)讀美國文學時就有所耳聞，所以我想這一定是個比較富裕的家庭。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他們家，電梯直達入戶。男主人是位律師，女主人也做點兒工作。他們有三個孩子，老大已經(jīng)上大學了，老二上中學，都不需接送。需要接送的是老三，6歲的男孩Zachery。

談話中我了解到原來負責接送Zachery的一直是一位哥大的意大利學生，因他即將學成要回意大利，所以律師家急于找人替代。面談后男女主人都覺得我挺合適，就說你明天就搬來吧。我很慶幸，自己如此順利地又渡過了一個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