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寒衣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在成都上小學。

當年，我不愿意說出這所學校的名字，因為它是華陽縣立駱公祠女子小學。這所學校的高小只收女生，初小則是男女兼收。我上這所小學，是因為我的三個姐姐都在這里讀書，她們帶著我上學，可以減少母親的負擔。開初，我覺得學校很大，玩的地方也多。有一個大池塘，據(jù)說是三國時趙子龍的洗馬池，水上漂滿浮萍，有時還能看見烏龜露出頭來。長大一點，加上親友開玩笑，便覺得自己是男生，上女子小學很不光彩。似乎多數(shù)男同學都有這種想法。學校的三角形校徽，學生必須佩戴。我們男生在學校里不敢不戴，但一出校門就趕快把它摘下來，生怕被人看見。唱校歌的時候，開頭幾句“子龍?zhí)僚?，圣跡流傳”，男女生齊唱，聲音很響亮，但一唱到“莫讓男兒著祖鞭”，男生都不張嘴了，歌聲頓時減弱一半。再大一點，恨不得趕快離開這所女子學校。

沒想到現(xiàn)在我卻時常懷念這所學校。

最使我難忘的，是學校有許多很好的先生，他們經(jīng)常教育學生要愛國。我就是在這個學校里，知道了從鴉片戰(zhàn)爭起，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來欺負我們，強迫我們簽訂了各種不平等的條約，割地賠款。先生告訴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被叫作“東亞病夫”，上海租界的公園門外，竟掛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nèi)”的牌子。聽到這些，我們幼小的心靈莫不感到奇恥大辱。教音樂的王先生教我們唱：

請看安南、印度、朝鮮，

亡國真可憐！

為奴為仆做牛馬，

喪失自由權。

我國同樣受壓迫，

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國奴，

奮起莫遲延！

愛國要有行動。秋天就要到了，學校發(fā)起給前方戰(zhàn)士募集寒衣的活動，全校師生熱烈響應。每天早上課前的朝會，值日生在前面把手一舉，全班同學一下站起來，他叫一聲：“預備，唱！”我們就唱道：

秋風起，秋風涼，

民族戰(zhàn)士上戰(zhàn)場。

我們在后方，

多做幾件棉衣裳，

幫助他們打勝仗，

打勝仗，打勝仗，

收復失地保家鄉(xiāng)！

這首歌叫《做棉衣》，曲調(diào)好聽，歌詞簡單。“秋風起，秋風涼”，我們大聲地唱；“民族戰(zhàn)士上戰(zhàn)場”，不只是我們班，其他班也在唱；“多做幾件棉衣裳”，童聲在學校的上空飄蕩；“打勝仗，打勝仗，收復失地保家鄉(xiāng)！”我在心里發(fā)誓：一定要抗日！一定要雪恥！堅決不做亡國奴！

值日生拿出幾個黃色的大瓦罐，大家開始傳遞。瓦罐是專供存錢用的，我們叫它攢錢罐兒。瓦罐上方有一條小縫，可以把銅圓丟進去。罐子依次傳遞，每一個接到罐子的同學，都要丟進一個或兩個銅圓。我們那時并不知道國民黨腐敗，這些捐款不一定被用來做寒衣，穿在抗日戰(zhàn)士的身上。同學們憑著孩子最誠摯的感情，把自己整個的心都丟進去了。前方的抗日戰(zhàn)士，我們多么盼望你們能穿上棉衣，多打幾個大勝仗呀！

孩子的“經(jīng)濟實力”有限，只能把家里給的零用錢捐出來。成都人當時的習慣是一天吃早晚兩頓飯，中午只吃一些點心。我的身體瘦弱，母親不辭辛苦，每天中午給我送飯到學校。這樣我每天上學時，只能得到一個銅圓（即兩百錢）。當時街上有許多專門招攬孩子“打鏢”的小商販。圓形的鏢盤分四格，每一格寫一個字（例如“抗、戰(zhàn)、必、勝”）。小孩自報打其中某一個字。商販轉(zhuǎn)動鏢盤，小孩立即把鏢打出去。打中了可以得一包水果糖，沒有打中只能得一顆普通的糖。我每天的兩百錢，都“報銷”在這上面了。但自從捐寒衣開始，我決定不再“打鏢”。早上上學路過小攤，昂著頭就走過去，甚至都不朝旁邊看一下。有的商販問：“怎么不打鏢了？”我理直氣壯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時，用手把口袋里的銅圓緊緊握住，生怕被人搶去。

一天早上，同學們唱完“秋風起，秋風涼”，級任先生講話。她說第二天要把捐款送走，希望今天大家多捐一點。同學們熱烈鼓掌擁護。我平常身上只有兩百錢，但那天母親不能給我送午飯，多給了我兩百錢。如果我捐兩百錢，中午可以買點東西吃，但就不能“多做幾件棉衣裳”；要是捐四百錢，中午就得餓肚子。正在思想斗爭的時候，攢錢罐兒傳到我的面前了。我往四周一看，看到同學們充滿期待的眼光，我一下就把兩個銅圓全丟進去了。不用說，中午我沒有錢買東西吃，肚子咕咕叫，還悄悄到校門口去看過幾次——萬一母親又送飯來了呢！盡管餓得很難受，我仍然很高興。

抵制日貨的教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有一年我過生日，四姑媽送了我一個小駱駝。弄不清是用什么石頭做的，深綠色，造型精美，我很喜歡。有人說它是日貨，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怒發(fā)沖冠，舉起駱駝就往地上摔，摔斷了駱駝的兩只腿。以后又有人說它不是日貨，但我毫不后悔。

日本敵機對后方進行了大轟炸，成都人開始跑警報。警報一響，學校就放學，有時一天跑幾次警報。我和姐姐們不上學了，全家跟隨外祖母，暫時疏散到溫江縣文家場，在那兒住了大半年。從此我離開了駱公祠女子小學。

鄉(xiāng)間是寧靜的，沒有敵機空襲。每天做完母親布置的作業(yè)，我就去抓魚、喂鴨子；還經(jīng)常跟著胖舅舅去趕趕集，大著膽子過獨木橋。但是學校給我播下的愛國種子，早已在心底生根發(fā)芽。我時常關心戰(zhàn)爭的情況，天冷了我就會想：前方的戰(zhàn)士穿上我們捐的寒衣沒有？

人們對跑警報逐漸習慣，我們又回到城里。

我進了成都北門外的總府街小學，讀高小一年級。我和四姐每天從“垮城墻”（即城墻缺口）出去上學，得走四五里路?！翱宄菈Α蓖?，有一所西蜀小學的分校，教室是兩三間新蓋的大草房。我們上學、回家都要從這里經(jīng)過，還要在教室旁邊的木橋上，看人“劃甘蔗”。有一天^[1]，日本飛機來轟炸，丟了不少炸彈。解除警報后，我從學?；丶?，發(fā)現(xiàn)西蜀小學分校被炸。當時不許接近現(xiàn)場，第二天一早我們跑去看了。教室完全被燒毀，廢墟中有四五具燒焦的尸體，一個個蜷縮著。過去僅僅聽先生講過敵人的暴行，現(xiàn)在親眼看見了。我毫不害怕，握緊拳頭，充滿仇恨，心里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

初稿寫于1981年

再改于2005年4月

[1]幾十年以后，看見一個資料：大轟炸這一天是1940年10月4日。日本重型轟炸機二十七架，在二十六架驅(qū)逐機掩護下，上午九時從成都北較場一直炸到新東門城墻，投彈百余枚，輪番轟炸掃射，死尸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