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jié) 蒙學

一、私塾里，學會“人之初”

盡管家中生活比較艱辛，但李敬如依然堅持將孩子們送外讀書。在李國鼎的記憶中，依然清晰地記得最初父親將他送去一個私塾讀書，這所被稱為育才小學的學校，盡管名為小學，但實際上卻類似傳統(tǒng)的私塾，由一個老先生教幾個孩子讀《千字文》、《百家姓》。私塾本身還是有傳統(tǒng)的禮貴思想的，當時的學生們多是自己帶著硯臺筆墨去，每日里誦經背詩，描紅拓字，一招一式，都煞有介事。在這里兩三年的光陰里，記憶最深刻的便是老先生鐵面無情的戒尺和嚴苛絕不通融的背書了，稍有差池，不能準確地背出，便會遭到戒尺的斥打，這把足有一公分厚的尺子，真切地打在手掌上，每一下便是一道寬寬的紅印。雖然此時距興新學已有20多年了，但傳統(tǒng)的懲罰式教育依然有它的市場。1901年，清廷頒下興學詔，鼓勵地方興學。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推行。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為興學讓路。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教育發(fā)展離不開經濟基礎。中國近代工商業(yè)非常稚嫩，小農經濟無力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經費，經濟滯后制約了近代小學的發(fā)展。據李國鼎回憶，當時孩子在小學的就讀率大致只有20%。另一方面，很多家長依然會選擇收費較低的傳統(tǒng)私塾。不過李國鼎就讀的私塾與普通私塾又略有不同，名為私塾，卻像是小學與私塾的結合體。當時有人認為轉化私塾可以作為發(fā)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所以一些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加強對私塾的管理，勸導或者逼迫塾師調整辦學方式，李國鼎就讀的私塾便是這樣的。

進私塾就讀一般不必經過入學考試，凡是超過6歲的孩子，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個頭或作一個揖后，即可取得入學的資格。大多數的私塾規(guī)模不大，收學生多則二十余人，少則數人。李國鼎就讀的小私塾也就十來個人，而且私塾對學生的入學年齡、學習內容及教學水平等，均無統(tǒng)一的要求和規(guī)定。就所教授課程而言，據李國鼎回憶，主要有我國古代通行的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教兒經》、《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一步則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等。這樣的教學內容，千百年來似乎變化不大?！度纸洝?、《百家姓》、《千字文》成書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成為明、清兩代最常見的兒童識字用書?！墩撜Z》、《孟子》屬于經典讀物，這時，也變成蒙學教材的一部分。在那時，大的私塾十分重視學詩作對，而小私塾多以識字習字為主，李國鼎所就讀的這個私塾，實際上起到的就是學前班的功能。在私塾中讀書，教學時數一般因人因時而靈活掌握，大致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一般是一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學生日后能識些字、能記賬、能寫對聯(lián)即可。而李國鼎先生上的這個應該算作“長學”，其每年農歷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內容也多。私塾歷來實行個別教學，塾師根據不同人的學習基礎、接受能力安排課業(yè)，體現(xiàn)了因材施教的原則。私塾對學生背書的要求特別高，讀書是私塾學生的主要活動。對于文化的傳遞、人才的培養(yǎng)，私塾在古代曾經做出過貢獻，它適應了古代社會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與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出現(xiàn)了距離，因此，私塾受到社會的質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責私塾不開設算術、歷史、地理、格致，知識覆蓋面過窄；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

二、公立小學，我的“新文化運動”

直到有一日，大約是每年秋季入學的時候，李國鼎在父親的帶領下，和私塾里的先生、同學告別，來到了武昌市第三小學，從此開始了在這所公辦小學求學的生涯。能夠進入公辦小學讀書，在那時是一件頗讓人羨慕的事情，這所學校300人左右的規(guī)模，在當時算是中等的。

當時公立小學的興起，是配合西方系統(tǒng)化教育思潮的出現(xiàn)而流行起來的，從最早時都開國文（后改為國語）課，少有加授算術課程，到后來普遍采用官方教科書，對特定內容特定科目，找特定的學科教師來加以講解，再到后來改良教學設施，比如添置了黑板、粉筆等，一系列的改革讓西式的學科教育普及到孩子的初級教育中，更有利于培養(yǎng)適應現(xiàn)代社會需求的新型人才。1929年李國鼎進入公立小學就讀，由于具備一定的基礎，所以直接進入三年級求學，主要學習自然、語文、工藝、音樂、算術等啟蒙課程。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結構是初小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教材都是北洋政府制定的。教材本身比較簡陋，里面有關中國國學的東西已經不多了，而且強調的都是一些師范類型的教授方式。

說起來，李國鼎就讀公立小學與當時普及、發(fā)展教育事業(yè)的背景很有關系。1928年國民黨政權甫定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在南京召開，鑒于前一階段政局不寧，教育停頓的現(xiàn)象，與會代表普遍表達了大力整頓和發(fā)展教育事業(yè)，以推進國家建設的愿望，國民黨政府也希望通過教育配合其政治建設，實現(xiàn)以黨治國的目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教育步入了發(fā)展的快車道。在1928—1930年的時候，入學人數急劇膨脹，全國入學學生總數暴增2倍，在兩年內實現(xiàn)了翻番有余。但是，這次教育的高速發(fā)展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社會、政治及教育本身等各種制約因素對教育發(fā)展的影響，更像是新政權建立初期通常出現(xiàn)的急于求成。短期內中小學規(guī)模的盲目擴張產生了相當的消極效果，一定程度上導致教學的混亂。在初小，老師大多是師范院校畢業(yè)的，但有些學校也有中學或小學畢業(yè)的老師教小學生的情況，可見當時整體教育水平的境況不容樂觀。這一時期在中學中還大量涌現(xiàn)學潮，主要原因固然是不滿國民黨違背人民意愿搞一黨專政，但辦學條件低劣，不能適應高速發(fā)展的速度，也是激起學生不滿情緒的重要原因。于是中國國民教育便進入了停滯調整期。正好在這一時期讀書的李國鼎，自然就注定面臨求學的動蕩，用他艱難坎坷的求學歲月見證著這一發(fā)展。

回憶起小學時的光陰，李國鼎對幾位朋友感情很深。其中之一就是李介于，他是班級里的一名插班生，坐在李國鼎的旁邊，是從外地來的，那個時候小學里讀的英語都很簡單，更沒有什么文法，但他卻已經能夠看英文書，外語水平非常好，家境也很好。在小學六年級畢業(yè)的時候，他直接上了更好的私立中學。由于私交甚好，他也曾建議李國鼎直接升比較好的中學，不過由于家里負擔不起，便只好作罷。不過兩個小伙伴的友情卻始終未斷，后來李介于在抗戰(zhàn)的時候因病早逝，難忘兒時情意的李國鼎還特地去重慶他的靈柩憑吊了亡靈。

不過也有一些不甚讓人愉快的記憶。李國鼎回憶道，當時的學校也有童子軍這種概念，并有固定的套裝，想要加入一個團隊也要交一些費用。由于家中貧困，在這種課余活動的資金支持上，父母明顯無法滿足李國鼎的需求，這對于一個還處在懵懂之中的孩子而言，自然會有些負面影響。不過，正是家境上的艱難，反而讓李國鼎立志奮發(fā)有為，在學習上更加努力。

當時學校的周圍壁柱上有一些標語，如“只可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少說多做”等鼓勵孩子們奮發(fā)進取，每個小學都還有朝會，要唱紀念歌，要唱孫中山，然后又唱到大同歌，特別還有在紀念堂里面由校長來講話，樹立大公無私的教育，教導孩子們不出風頭，不做茶壺壺嘴。李國鼎比較喜歡語文、地理、詩詞等，尤其善于寫文章，還曾經得到過老師的獎勵，稱其“為文頗有條理”。李國鼎很小就顯露出多才多藝的天賦，在小學里比較喜歡唱歌，還在漢口的廣播電臺有過播音的經歷，親朋們都很羨慕，家里人很是為此自豪。

三、父親的教誨，讓我明理辨是非

書香門第出身的李敬如自然從不忽視對李國鼎兄弟幾個的教育，在李國鼎很小的時候，為了彌補私塾教育的不足，父親就親自花時間教育李家的幾個兒子，相比起老套的私塾教育，父親的教誨對李國鼎的影響更為深遠。在啟蒙教育階段，李敬如先生十分注重對兒子的教養(yǎng)教育，強調要養(yǎng)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李敬如先生對幼年李國鼎的行為禮節(jié)，像著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等都有嚴格具體的規(guī)定，絲毫不能怠慢，這是李家的傳統(tǒng)，也是中國古代文人家族的傳統(tǒng)。在教學方法上，和私塾的先生一樣，父親也多半采用注入式。讀書時，父親正襟危坐，兄弟幾個依次把書放在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聽父親的圈點口哼，講畢，命兄弟幾個復述。其后又各自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讀。凡父親規(guī)定朗讀之書，必須一律背誦。需要強調的是，李敬如先生很少體罰兒子，這令李國鼎頗感幸福。

上了公立小學以后，父親李敬如依然會利用假期給兒子們上課，每天早上必須讀兩個小時的古文，順便還會給鄰居的孩子補習，也算是給家中賺了些錢。

盡管這樣的教誨看起來依然有些傳統(tǒng)和死板，但是，一邊讀著古人們傳承下來的經典文章、詩句，一邊聽著老父親耐心、深刻的講授，自己似乎就正在暢游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長河，品咂著華夏文明的精髓，對人生、對未來、對自己、對社會，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就在這樣的一字一句中，李國鼎漸漸地成長起來，邁開了自己人生的腳步。